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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五月中下旬，中央发出5•16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党里，政府里，军队，文化界里有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把国家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跟前。结合一些地方社教工作没完成，将两个运动合并进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札记》等一系列的具有煽动性的文章，教育系统在县里召开了教师培训工作会议，会上，会后掀起了教育界抓黑帮运动，许多校长，教师受到了冲击。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杨校长家的窗户，被大字报捂得严严实实，大白天进屋，暗无天日。张老师过去是三青团员，坐飞机去重庆参加了一次会议，被定为黑帮，反复批斗。搞得许多教师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无心教学。杨校长一筹莫展，因为他被当成学校的走资派，不断接受学生和老师们的批斗。因为给学生读过一首古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被认为是借古讽今，怀念旧社会而无限上纲。认为这么多年来学校一直执行着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一些别有用心的老师煽动下，借题发挥，开始拉帮结派，个人弄一堆学生，摇旗呐喊，要造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上课已经成了一种形式，主要内容为造反，开展革命大串联，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刘致远对班主任老师的劝告置若罔闻，带着学生们将东川山上的古旧建筑清扫一空，砸碎数百年来的几十通碑刻。许多学生热衷于走上大街，宣传毛泽东思想，组成各种小型的演出团体，下乡宣传讲解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文件，散发毛主席语录卡片。教育局宣布学校不放暑假，学生要上课闹革命。八月份，各地的学校普遍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成立各种战斗队，学校的管理基本上瘫痪。有些同学喊叫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全国性的大串联掀起高潮。汽车，火车基本上被红卫兵霸占，各地迅速成立红卫兵接待站，支左部队进入机关单位，学校，工厂，以前的行政机构，权力旁落。毛主席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公开要求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开炮，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炮！学生会组织大批判，涌进县委、县政府大院，摇旗呐喊，揪斗县长，县委书记，给他们挂牌子，无情批判，甚至殴打，押着游街。很快，县委、县政府的权力被部门的一些组织夺走。
在这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中，刘致远观察到了另一个现象。延河大桥底下，住了一些逃荒的灾民和乞讨人员。许是因为他有过这种经历，就特别关注这个群体。他采访了一些人，有人是家乡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吃不上饭，跑出来打工，晚上没地住，和其他人住在桥下能遮风挡雨，也相对安全。还有一些要饭乞讨的人，或者是遭到家乡恶霸欺凌的流浪者，白天各人出去忙碌，找饭吃，晚上便聚在一起过夜。
有天下午傍晚前，有几个穿制服的人来现场，手里拿着铁皮喇叭筒，对桥下的流浪人员喊话：“在场的人，听清楚了，很快搬离这里，聚在这里不安全，万一上游下来了洪水，逃命都来不及。还有，这是革命圣地，不允许在这里扎堆过夜，不听劝阻的，来汽车把你们拉走，遣返原籍！”
刘致远正好在现场，他也对这些人说，要不你们走吧，这个地方住着的确不合适。
人家反驳说：“没地可去，它们经常来赶，喊几句就走了。”
既然这样，刘致远也就没有过多考虑，继续和这些盲流聊天，听人家讲遭遇。半个小时后，一群公安干警将他们包围，连打带搡，大皮鞋在这些无助的人身上肆意踩踏，盲流们哭天喊地，有人开始逃离现场，大人走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叫。有人被拉上卡车，有人回来找孩子，也遭到殴打。说是盲流的存在，抹黑了革命圣地的光辉形象。刘致远目睹了整个过程，他在自己即将被警察抓住前，逃出包围圈。回到学校，刘致远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当晚，他写下了写了一篇名为《桥洞下的悲惨事件》的文章，署名刘致远，在学校印成小报，让红卫兵们广泛散发，引起极大的反响，各个群众组织迅速翻印传播。因为文章有刘致远的署名，他立刻被抓进公安局，准备当政治犯起诉。
同时，这个事件也引起了支左小组的注意，把这份小报往上边呈报。当地的群众组织为民请命，迅速发起解救刘致远的呼吁，包围公安局。公检法部门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群众高喊口号，打倒公检法。支左小组不想把事态扩大，和公安局长谈话，指出群众的问题群众解决，刘致远就是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些人的遭遇，虽然是一面之词，真假难以核实，但即使有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管如何，干警遣返灾民盲流人口，不能动手打人，责令迅速释放被抓人员，按程序与被遣返人员个别交谈遣返，公民在国家的土地上流动是自由的。
在两三天的拘禁当中，刘致远想了很多问题。通过公安干警的审讯他才得知，原来发表文章是要经过审核的。不是谁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
干警进一步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你写文章，是诋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刘致远辩解说：“我在现场，我亲眼看见，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你们清楚，我把这事说出来有错？”
审讯他的干警警告说：“你年纪轻轻的，不懂得政治。现在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你和他们遥相呼应。知道你起的是什么作用吗？说严重点，你这就是反革命行为。”
刘致远冷冷地回怼：“调子再高，也挡不住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流浪人能跑出来也是万般无奈，但凡有一点希望，他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这么冷的天气，住在大桥底下，忍饥挨饿？我也不认为我有错误。要关就关着，我也要过饭，什么罪都受过，不在乎被你们多关几天。”
审讯干警见刘致远态度强硬，也不敢轻易打他，只好给上边汇报，等待如何处理。没多久，群众就把公安局门口堵了，高声呼喊口号，要求释放刘致远。抗议人群中，学生最多，他们戴着红卫兵的袖箍。都是革命小将，发誓，不释放刘致远要绝食。有人喊叫，打倒公检法。打倒迫害人民群众的司法机构！公安局院子不大，这一切都被刘致远听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在整治这些不合理的，欺压老百姓的行为吗？他坚持自己没有错误，主观方面认为是公安局制造文字狱，这样的国家机器必须修理。这些人是不是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下一次再审问的时候，他直接对审问人员说：“我写文章，就是觉得老百姓挺可怜的，替他们呼吁一下。你们用暴力手段对待他们，像对待敌人一样，这是不对的。毛主席说，炮打司令部，我觉得你们这个司令部也应该自己先反省一下，看自己做的对不对，别在我头上找毛病。我的文章，也代表不了别人，我只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支左部队领导看着事情闹大了，引起全市红卫兵的愤怒，而且了解了整个过程以后，讯问包括当时殴打群众的公安警员，得出了刘致远无罪的结论。刘致远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为民请命，敢作敢为，一段时间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进一步推断出，红卫兵造反有理，这些年有公权力的人，对老百姓确实是趾高气扬，无法无天，这个现状应该改变了。也有人觉得，通过这个事件，看清楚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毋庸置疑，毛主席说的非常正确。毛主席给中国的老百姓指出了方向。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才能达到毛主席所说的，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宏伟目标。在广大同学的要求下，延水中学将各个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统一成为延水中学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刘致远任总部司令。8月28日。延水大学成立红卫兵造反总部，把县中造反司令部纳入旗下，简称联总。表明其试图通过造反行动来夺取和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派为红色造反派指挥部，相对保守，主张维护现有秩序，强调革命正统性。简称联指。这两个名称对立的组织，直接反映了当时全国范围内造反与保皇的政治斗争格局。当时的两派划分也很简单。就是双方都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又宣称自己是造反派。实际上从人员构成来看，革命观点截然不同。
刘致远非常繁忙，也很辛苦，竟没有抽几个小时回家看看。还好，父亲找上门来。父亲说：“你这是大忙人，也不回家看看。听人说，公安局把你抓起来了。你犯了什么法？我去公安局找你，进不去，门口堵着人，要求释放你。干革命工作好，我支持你。有时候拿住分寸，不要作过头了。”
致远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没有反对革命，就是写了一篇小文章，替忍饥受冻的人说了几句话。他们把我抓去是因为我戳到了他们的痛处。经过这件事情，我也坚定地认为毛主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必须的，否则，国家真的会改变颜色。你老人家放心，我不会干出格的事。这不，我现在好好的？”
刘致远一边和父亲说话，一边应付来人的请示汇报，办公室里人多，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刘景行说：“你没事就好。你忙你的吧，我就是有点儿担心，来看看你，你没事比什么都好。”
父亲走后，刘致远觉得有点儿对不住父亲母亲，工作再忙，也该回去看看。他后悔没来得及问一下父母亲最近的处境如何？生活如何？后来，他找了一个同学叫来刘育华，对妹子说：“你替我回趟家。看看爸爸妈妈遇到什么问题？刚才他来了，说几句话就走了。”
刘育华说：“你是大忙人，我回去吧。”回到致远家，见韩雨也在家。问：“大妈，你今儿没上班啊？”
韩雨叹口气说：“没班上了，蔬菜货源都快断供了。”
刘景行问：“致远叫你回来的吧？你回来的正好，我着急着呢。你知道吗？你爸上批判台接受批判，被刘西昌打了，现在还在炕上躺着。我想回去看看他，一下也走不开。公司情况不好，交通不畅，蔬菜进不来。每次下乡拉蔬菜要开着车，武装押运，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可能得再回刘家庄。致远知道不知道这些情况？闹革命闹得大家快没饭吃，总不是好事。”
刘育华也不知道这些。父亲为什么被人打？就因为当支部书记就成了走资派？
刘景行简单的说了一下过程，说乡下来人给他说的。刘家庄的队干部都被抓上批判台，批斗中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不过也好，这一次把社教团打走了，估计能平静一段时间。“你们在学校里，经常去县委、县政府开批判会。连何县长都拉上台批判，如今，大小是个领导，都逃不脱被整。”刘景行说。
刘育华回答说：“我不是红卫兵，没加入他们的组织，人家开批判会也不叫我去。乱哄哄的没啥意思，还不如多读几本书呢。”
刘景行说：“没想到啊，你这孩子挺有思想呀。致远天天忙碌，他真相信国家要依靠他，才能不变颜色？未免想的太天真了。我是过来人，国家也罢，单位也罢，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得高高的，不用你了，就会把你像烂鞋一样扔了。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社会离了谁都能发展。愿意当出头鸟，就不要怕人家朝你打枪。你要是觉得在学校留着没意思的话，不如回家咯。”
刘育华说：“大大你说对了，我就是想回家。学校不上课，我又不爱和他们那样东跑西颠的。我回校请假，爸爸被人打，我心里着急。”
刘景行说：“抓紧时间走吧，你回去以后给你爸说，把我家收拾一下，城里情况不好，我也回去。若公司没有了业务，待在这儿也是吃闲饭。”
刘育华回到学校以后，把刘景行说的话反馈给了刘致远。致远看育华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同意她回去。至于说父亲准备回刘家庄，他觉得有点儿大合适。就目前来说，城里边基本安定。除了游行，辩论，争吵，也没有太出格的事情。第二天上午，刘致远帮着刘育华把被褥搬回家里，然后又将刘育华送到汽车站，看着刘育华上车走后，才返回家里。
刘景行问：“走了？”
刘致远说：“我看着她上了车，不会有问题，下车就到家了。育华说你们也想回去？”
刘景行说：“再过一段时间吧，不行就回去，城里怕是住不成了。你王叔叔说，公司情况不好，收不来蔬菜和其他食品，农民自己进城卖菜，各部门闹派性，生产基本停顿了。下一步，守在城里怕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你王叔叔也成了走资派，几乎天天要做检查，挨批判。你们闹革命，闹得人人自危，这有什么好处？你也是个小头目，你给我说说，让我也听听。”
刘致远无法回避父亲的要求，说：“我说不清楚，大多数时候是跟着人家闹。搞这么大个运动，而且闹得这么热激烈，肯定是有问题。谁也不敢保证国家乱不了，毛主席自己都站出来说话了。他领导着全国人民，然后，自己写大字报，说是要炮打司令部。你想一下这个司令部是谁呢？一定不是毛主席。你要回去也好，乡下有事干，有种地，没心思搞运动，环境会好一些。但能不能绝对太平，也说不来。我走不开，你们如果能走得开的话，抓紧时间，上边说了，过几天大桥可能要被封。我们得到情报说对方已经在东关占了桥头，我送育华回来时，的确被人挡住问了几句。估计公交车也很快就停开。我们这边开始商讨，要把对方彻底的赶出城区。能不能做到？现在还不一定。如果做到了，城里是我们一统天下，你们住在城里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赶不走，城里的确会越来越困难。”
刘景行没想到形势这么紧迫严峻，他说家里还没收拾开，缓两天吧。问题是我走了，你王叔叔一家怎么办？万一再大乱了，咱们家有退路。他从小就是孤儿，一家子去哪里呀？我跟他商量，看他能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咱家住房现成，地方宽敞，实在不行，在房前屋后种点蔬菜也能对付。
刘致远说：“有这个可能。我年轻，想问题不周全，就老想着往前冲呢，没考虑留后路。你和王叔叔商量一下吧。如果想走的话，你们一起回去。我估计这个情况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过几个月可能就好一些。我现在也走不了，脱不开身了。”
听了儿子这一番话，刘景行相信，局势会发生大的变化，致远的话里有话，有可能要动刀动枪。刘致远走后，他立即去找王英武说了一下情况。王英武说：“你能走，我走不了。我现在是当权派，人家天天批斗我，说社教没有把问题解决完，我走了人家也会把我抓回来的。你先走，打个前站，实在不行我再投奔你。你考虑的很周到，我没地儿去，等运动缓和了，咱们再回来。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会有的。叫他们斗吧，斗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大概就握手言和了。最近何县长日子更难过，我看见和书记几个副手，敲着马锣，戴高帽子游街，过去的人中豪杰，现在变成阶下囚。你说，干革命，干到了地步，真让人心寒。我过去想和他说几句话，他不敢吭声。我知道他有难处，想去见他吧？人家会说走资派互相联络，我也不敢去。”
刘景行说：“淡事！我去县政府找他，不行叫他跟我一起回刘家庄。”
王英武说：“你太天真了。不管怎么着，你是地主。你现在找他，你不是给他添乱吗？人家再翻腾你的右派分子平反的问题，你敢出头儿？唯一的办法，你赶快走，再迟一段时间，你要走也走不了。我一直想和你说这句话，后来考虑到你儿子在造反派里边当头目，目前没人敢把你当靶子打。行的话，你们两口子过几天就走，反正单位业务也就这样半死不活。你在不在，影响不大。”
王英武的话给刘景行吃了定心丸，第二天，他给儿子打了招呼，说他们回刘家庄去。让致远照看好家。带了两床被褥，钱，粮票必需用品。致远把他俩送上了公交车，两个小时后，返回到擂鼓镇。下车后，他想进公社去看看。公社大门还开着，收发室老汉说，干部们都走了，牛书记也回了老家，剩下王富贵社长，在上街住着，平时也不来上班，基层组织瘫痪了。
刘景行庆幸自己，这一步走得及时，逃离延水县城是个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