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聚焦数字时代新闻真实观的范式跃迁，提出“融合真实观”这一探索性概念。研究阐述了新闻真实观从静态符合向动态实践的转向，在符合论真实观和马克思主义真实观的基础上构建起了融合真实观。融合真实观以媒介技术发展为线索，展现真实与现实的关系演变，并以四重新闻实践展现作为观念图景的融合性真实。融合真实观内含不确定性真实与确定性真实辩证互动的动态共生系统，在不确定性的张力中实现了确定性的平衡，有助于新闻业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秩序与稳定，并为数字时代新闻业重塑真实观念提供了认知基石。

关键词：新闻真实/ 融合真实观/ 人工智能/ 不确定性

作者简介：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高瑶，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4）。

原文出处：《新闻大学》(沪)2025年第12期 第1-13，116页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2023JZDZ032)。

在智能技术的迭代速度已显著超越人类认知与适应阈值的当下，威廉·奥格本的“文化滞后论”(cultural lag)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关键困境：当技术驱动的物质文化(如视听新闻产品)先于观念维度的非物质文化(如新闻真实观)发生变迁时，“失调”(maladjustment)或将引致认知断裂与社会风险(陈昌凤，2022)。置身于乌卡(VUCA)时代——这一由波动性(volatile)、不确定性(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与模糊性(ambiguous)共同形塑的新型社会语境中，新闻业正面临其元问题的范式危机：作为新闻合法性根基的“真实”，正在技术与认知的互动场域中被重构。纵览媒介发展历程，从文字符码的抽象转译到影像语言的直观复刻，从虚拟现实的感官沉浸再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模态复现，每场媒介技术变革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甚至重塑了对新闻真实的理解。

本文无意预测下一技术奇点，亦不囿于新闻产品的个案分析，而是以媒介技术与新闻真实观念的耦合为切入点，聚焦于以下更具本源性的命题：在技术不断嵌入新闻生产的过程中，真实与现实的关系经历了何种演变，真实如何被技术重新赋义，新闻真实观又如何通过认知调适实现范式跃迁？本文试图通过思辨研究揭示，当新闻真实的判定标准从符合转向实践时，一种内含了不确定性真实与确定性真实动态共生的“融合真实观”正在生成，而这或将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业重塑真实观念的认知基石。

一、新闻真实观：从静态符合到动态实践的转向

在新闻学视域内，真实是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既直接又复杂的话题，它既体现为新闻业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规范性共识，也呈现为伴随媒介生态变迁不断重构的阐释性难题。在规范性维度，新闻真实的重要性是中外的共识：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以四个“请看事实”确立报刊叙述事实的本质属性(毛泽东，1983：5)；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警示“客里空”对新闻真实的侵蚀(刘少奇，1981：399)；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更直言“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1：31-32)。在阐释性维度，新闻真实观始终面临着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双重困境，而在新技术环境中，这一困局更加复杂。一方面，数字媒介技术的迭代催生了新闻真实的新型样态，导致传统新闻真实观在本体论层面遭遇一定程度的消解；另一方面，随着多元主体的介入，对真实判断标准的认识权威从专业机构向普罗大众、平台算法乃至非人智能体弥散。

(一)静态三角：符合论真实观

新闻真实的认知体系可拆解为客观真实、主观真实和符号真实的三维分析框架(曾祥敏，2023：23)。客观真实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由事实组成的客观世界。不论是主观真实还是符号真实，都是基于客观真实所建构的产物。主观真实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致性，即主观认知符合客观事实的程度。传统新闻生产中，职业记者通过专业框架筛选事实。数字技术赋权下，形成若干类似“××真实”的衍生阐释语簇与话语概念集合(杨奇光、周楚珺，2021)。符号真实是连接主客观的中介域，指通过符号来还原的真实。从巴特的“神话”(myth)到德波的“景观”(spectacle)，再到鲍德里亚的“超真实”(hyperreal)，符号建构真实的能力不断增强。符号真实追求一种既不违背客体真实，又能指向价值并产生共鸣的新闻符码(蒋晓丽、李玮，2013)，并逐渐从现实反映工具升格为认知影响中介。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符合论长期被视为认识真实的主导哲学范式，常用“对应”(correspondence)、“一致”(congruence)和“表征”(representation)来描述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通过命题表征事实的准确程度来衡量命题真的程度。符合论隐含两层意味：事实是原子化的，现实世界由独立存在的基本事实组成，命题可以与之一一对应；语言结构与世界结构是一致的，故命题可以准确映射现实(李明德、李聿哲，2025)。基于此，新闻真实可以被理解为“新闻(报道)与其(报道)对象(新闻事实真相)的符合性以及符合程度；符合，就是真实，不符合，就是不真实”(杨保军，2020)。客观真实、主观真实与符号真实建立起静态三角架构，以符号实践搭建“事实—命题”的二元认知框架。

然而，在技术迭代的过程中，传统符合论真实观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其静态三角架构已不足以回应动态的新闻真实问题。因此，需要对符合论批判性扬弃，既要继承其遵循事实的思维底线，又要超越其二元认知的简单预设，转向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批判实践。

(二)超越符合：马克思主义真实观

在当代中国新闻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是主导的新闻观念，马克思主义真实观自然就是主导性的新闻真实观(杨保军，2022)。马克思主义真实观强调新闻真实的实践性、批判性与人民性(刘沫潇，2021)。实践性指用实践检验真理、把握真相、反映客观规律，在新闻实践中发现和验证事实真相，通过大量的相对真实逼近绝对的客观真实。批判性意味新闻报道要去除权力关系等外在因素的遮蔽，直抵社会关系本质。人民性体现为将真实认知转向群众路线，以新闻教育和引导人民。

马克思主义真实观是对符合论真实观的继承、批判与超越，是否定之否定，既承认事实与命题的二元存在，又破除其对立关系并超越之。符合论真实观是新闻真实的静态基础框架(杨保军，2022)。然而，符合论真实观本身具有去历史化、去时空化、去语境化等静态的“客观性神话”倾向，例如极致的符合提倡排除形容词的白描。马克思主义真实观必须揭露其价值中立的虚假性，挑战静态真理的预设，从单纯的事实符合与理论认知上升到复杂的本质揭示与社会实践，使新闻报道在承认客观性事实的基础上，做到动态实践，达到去除遮蔽、追求公平正义的效果。

(三)张力平衡：融合真实观

符合论真实观与马克思主义真实观既存在张力，又共同印证新闻真实研究古老而新鲜的价值。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创新性的新闻真实观念：融合真实观。

融合真实观以媒介技术的发展为线索，揭示真实与现实的关系变迁；以融合性真实为呈现形态，体现真实建构的四重进路；以不确定性真实与确定性真实的动态共生为内置系统，在辩证互动中达成相对平衡。二者共同构成理论解释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学术闭环。

二、透镜与图景：融合真实观与融合性真实

作为理论透镜的融合真实观，以媒介技术的历时性演进为内在逻辑，明晰真实与现实关系的四阶段嬗变轨迹，揭示技术中介下真实建构的动态性与多维性。融合性真实作为融合真实观的实践图景，具体表现为新闻真实实践的四重实践。

(一)理解融合真实观：真实与现实的关系演变

媒介社会学视域下的新闻活动，本质上是社会现实向符号系统转化的意义实践。新闻通过选择、表征与叙事，将事实转化为可传播的文本。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镜像映射，而是充满张力的认知建构过程：符号系统既受制于编码规则与文化折扣的约束，又因其叙事虚拟性而与现实保持“交集但不重叠”的间距(罗以澄、胡亚平，2004)。但新闻客观性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对绝对真实的抵达，而是为了追求与事实真相最接近的临界点。

除去理想主义的光环，从媒介演进的现实角度来说，自文字始，经由图片的丰富，再跃至视频的动态展现，直到当下人工智能的自动生成，每一次表达的升维，都是对现实的螺旋式逼近。融合真实观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技术中介如何重构真实认知的时空坐标。纵观媒介演进史，真实与现实的关系历经了四次转型。

1.抽象转译阶段：文字记录现实

从篝火故事到洞窟壁画再到文字，在口语文化向书写文化过渡的历史中，人类逐渐习得通过媒介创造世界的能力(邓建国，2022)。文字具备叙事性后变成文本，进一步提升其呈现现实的能力。这种转译在新闻领域具象化为现实世界与文字符号的对应关系：记者通过描写将所见所闻转换为抽象的文字符号，追求理性、客观、中立地再现事实。

然而，文字的抽象性本质使新闻真实陷入双重困境：其一，再现的有限性。最初，文字报道因其非虚构性而与文学创作区隔开来。但是，白描的叙事无法捕捉现实的复杂性，因此如“深度报道”“特稿”“大特写”等文体在确保时效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逐渐兼顾文学技法，以弥补转译中的信息损耗。其二，真实性的悖论。“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模糊新闻与文学的边界，“文学新闻化”与“新闻文学化”的交织形成了新闻的“故事模式”，既在保障田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的基础上，借用文学化手法，强化作品的表现力与可读性(刘勇，2017)。但这也引发了“创造性的描写”是否在用主观性挑战新闻的客观性原则(罗以澄、胡亚平，2004)之争议。

此困境实质揭示了对文字转译的辩证认知。一方面，文字报道通过符号系统，将事实转为可验证的文本。另一方面，语言的修辞性必然导致事实的叙事重构。文字转译既是事实的忠实记录者，又是意义的隐蔽生产者，需要在客观现实与叙事真实之间寻找平衡，为后续技术阶段的真实建构埋下伏笔。

2.直观复刻阶段：图片定格现实

有人说摄影的魅力在于“捕捉瞬间，定格永恒”，更有“有图有真相”的说法，这些判断默认了图片复刻现实的能力。相机的发展历经了数世纪的变迁，每一次技术革新不仅是对前代技术的超越，也是对现实直观复刻的提质增效，更是对人类视觉文化的重塑。

在新闻生产经历视觉化转型的过程中，技术与人工、主观与客观、艺术性与新闻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过，图片复刻的真实与现实之间仍有距离。在视觉化转型中，新闻摄影成为一种“人工制品”(artefact)，新闻真实从不言自明的“公理”转变为在各种视觉再现层面的操作性概念(洪丹阳，2023)。相机通过取景框的边界设定，将流动的现实凝固为压缩的时空，制造出时空切片式的真实幻象；摄影将多维度的现场体验简化为平面视觉符号，使受众通过单一感官通道重构事实；快门、焦距、构图等设定，使摄影师强化或弱化某些元素，成为隐蔽的事实编辑者。

新闻摄影的操作化转向使得新闻真实面临四重认知断裂：其一是主客观张力，取景的本质是主观介入，却以客观记录之名获得正当性；其二是空间扁平化，三维现实坍缩为二维影像；其三是语境剥离，碎片化叙事切断被摄物与环境的关联；其四是感知缺失，静态影像无法传递听觉等伴随信息。

这些断裂催生了新闻摄影的可操作真实：真实性不再源于摄影机器的复制，而是取决于摄影师对于客观性的承诺与维护，其脆弱性推动可视化技术向视频发展，发展出真实的动态化趋势。

3.形象复现阶段：视频再现现实

视频的兴起代表新闻“视觉化转向”，并逐步走入“感官化转向”。视频以画面、语言、声音等多模态元素模拟出现实的复杂，又以编排剪辑模拟出现实的连贯与逻辑，赋予了受众在认知和情感层面的高度统一。视频复原现实的程度更高了，但不能忽视其中隐藏的真实转向：真实已不再是视频的核心特征或本质属性，而是一种“对于真实的主张”(Renov，1986)。影片的真实性价值转变为观众能否在观影过程中建立起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和共鸣(Vaughan，1999：58)。真实不仅是对现实的简单再现，更是一种心理认同的指向，观众在判断影像真实与否时，往往超越了物质存在的直接性，更多依赖于自身的认知框架、情感共鸣以及文化背景(钟大年，1995)。视频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的再创造与再解释。

在此可以联系到一种饱受争议的表现手法：真实再现，指事件发生时未留下任何影音材料，事后根据创作需要，采取虚构的方式模拟重现当时的情景，将虚构手法应用于非虚构节目中。真实环境、真实事件、真人、真事，一直以来被视为纪录片的生命。自20世纪50年代起，“挑、等、抢”的拍摄手法在我国纪录片创作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有质疑言：将虚构看作是与真实相对立的表现手法这一观点是局限的，试问在实践中运用了虚构的表现手法就是不真实吗？有学者回答：真实只存在于创作者的良心之中，作为表现手法的方式，不论是纪实的或是表现的，长镜头的或是蒙太奇的，现场声的或是解说词的，都只是创作者对现实进行艺术描绘时采用的组织类型与方法(钟大年，1995)。这种演化印证了融合真实观的核心命题：真实既非客观性的静态镜像，亦非主观性的任意建构，而是在技术中介与社会协商中不断重构的认知生态系统。

4.自动构建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现实

人工智能逐渐改变了人类认识现实世界的方式，进而改造人类的思维与价值观。ChatGPT能够文生文，Midjourney能够文生图，Pika和Runway等能够文生视频，Sora能够基于文字、图像和视频提示(prompts)生成较长的视频，还可以进行视图变换，甚至将视频内容向过去或未来进行合理推演。人工智能表现出超强的自主生长性，已经演化为非人的智力主体(杜骏飞，2023)，其现实建构能力也在快速进化。一个古老的哲学悖论问：多少粒沙子才算一堆沙子？量变到质变的临界值到底在哪里？同理，人工智能构建现实的能力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现实还是原来的现实吗？

在摩尔定律之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会越来越快，计算能力将呈指数级增长。第四阶段与前三阶段的显著不同在于，人将构建现实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让渡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基于强大算力，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与用户的互动不断学习并原创数据，形成了强大的现实建构能力。其映射出技术赋权的无限可能，也暴露出人类对于真实的认知危机，更印证了融合真实观中技术与认知的互动关系。

就“融合真实观”与“真实和现实的关系演变”而言，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升华，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历史注脚。二者共同构成媒介技术与新闻真实观互动发展的完整叙事，既解释技术与认识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形塑，更指引未来如何把握技术，为融合性真实赋能。

(二)融合性真实的四重进路：四种新闻真实实践

融合真实观需要打破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对立的传统逻辑，转而认识到：虚拟并非真实的对立面。尤其是在视听新闻普遍盛行的当下，真实往往有赖于虚拟的补充。真实与虚拟的关系正在通过四种新闻真实实践互通互融，共同构建起通往融合性真实的路径。

1.抓拍融合摆拍

建立在现场观察、选择和抓取基础上的创作方式正被精巧的场景和动态设计所渗透。现代摄影之父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指通过抓拍，在瞬间中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物以强有力的视觉构图表达出来。自此，“决定性瞬间”成为了世界现实主义摄影家及新闻记者的金科玉律。照相机就是速写本，摄影是为了给世界“一个意义”(Cartier-Bresson，1999：15-16)。

尽管抓拍看似是最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方式，但真实早已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道添加了意义与美学的影像就注定与真实背道而驰？在此悬而未决的问题下，摆拍作为一种摄影方式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大部分学者诟病摆拍对于新闻真实性的损伤，但摆拍又分为嵌套型(基于新闻事件真实逻辑运作新闻照片拍摄)、再现型(对新闻原始事件进行信息整合和拍摄再现)、修正型(修正新闻照片的某些要素以搭建易于理解的语境，提升传播效果与范围)等多种类别，除了完全没有事实基础的“无中生有”型以外(蔡代征、方非，2024)，我们可以辩证看待以上其他类别。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以审慎态度使用摆拍，严格限制摆拍的使用条件与拍摄情景，那么摆拍影像也能够具备真实性与新闻价值。在实践中，摆拍设计作为一种兼顾影像精致表达又能复现现实的创作手法在纪录片领域大规模使用。而在媒体融合时代，摆拍更成为短视频新闻中与抓拍融为一体的创作常例。抓拍与摆拍能够形成合力，共同构成影像的超现实主义。如巴赞所说，用最为客观的摄影影像来构建无意识的梦和幻想。

2.纪实融合创意

现实的记录与复现正在创意和设计所渗透，彼此交融。在数字化浪潮席卷新闻业的过程中，“X新闻”(X journalism)大量出现(黄文森，2023)，例如创意视觉新闻、短视频新闻、Vlog新闻等。新样态的数字新闻在纪实的基础上添加创意表达，以视觉化、参与化、情感化作为内容生产准则。

创意视觉新闻诉诸视觉手段，以图片、绘画或视频作为呈现方式与叙事核心，具备显著的创造性与艺术气质，创意与审美渗透新闻生产的各流程，又被称作新闻“风格化呈现”(王晓培，2022)。津云新媒体短视频《臊子书记》摄制组在多天实地拍摄采访的基础上，以真实素材为底料，充分运用MG动画与3D建模，将动画与实景衔接，以新颖趣味的方式讲述扶贫故事。创意视觉新闻并非颠覆客观性原则，而是在数字新闻语境下赋予其更多空间，通过对现实的视觉加工，融合客观存在与主观诠释。

在短视频新闻的崛起过程中，Vlog新闻引导数字新闻从“再现式叙事”走向“体验式叙事”，弥合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自2019年以来，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开始使用Vlog新闻扩宽主流话语的叙事模式和传播路径。央视主播康辉的系列Vlog《大国外交最前线》成为时政新闻向短视频场景纵深创新发展的领头样本；《中国日报》记者彭译萱的“小彭Vlog”以轻松活泼的风格讲述着各类的新闻事件。Vlog新闻借助Vlogger的视觉、听觉和感觉来记录与分享，配以花字包装，以感受性的信息提升用户的代入感与沉浸感，打造在场效应。

创意与纪实的结合将传统新闻报道中隐而不显的主观性以更加灵活、可见的方式呈现给公众，这样构建起的“融合真实”并未将主观与客观分裂对立，而是跳出二元思维，通过概念的共存实现和解(王晓培，2022)。

3.虚拟融合现实

物理的现实存在正在被计算机模拟的场景空间所渗透。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VPL公司创始人拉尼尔首次提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一词，特指综合利用计算机图形系统和各种现实及控制等接口设备，在计算机上生成的、可交互的三维环境中提供沉浸感觉的技术(芮必峰、孙爽，2024)。除了延伸感官之外，数字化逐渐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且以虚拟存在的形式展开。2002年，网络虚拟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上线，用户以“居民”数字化身的形象示人，在没有叙事设定的虚拟世界里，创造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经过数年尝试，2015年后虚拟技术真正运用到新闻业当中。例如，《纽约时报》推出的虚拟现实短片《流离失所》(The Displaced)、虚拟现实产品《寻找冥王星的寒冷之心》(Seeking Pluto′s Frigid Heart)、3D作品《迪克西的风暴云天气》(Dixie Fire Storm Clouds Weather)等。

在虚拟现实技术与具身传播蓬勃发展的当下，物理与虚拟空间之间的界限愈加难辨，人的身体、感官在实体与虚拟之间来回切换，由此形塑的“复合空间”正在成为把握真实和虚拟不断互嵌融合的媒介社会现实的关键(蒋晓丽、朱亚希，2019)。2021年爆火的元宇宙(metaverse)正是一种“复合空间”，它源自实在性的想象，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XR)等技术，构建起一种以互联网传播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总体。它也对新闻业产生影响，例如体育报道的3D转播、VR纪录片、VR报道等具备虚拟现实性与实时交互性的沉浸式新闻正在日趋成熟(陈昌凤、黄家圣，2022)。

那么，糅合了虚拟与现实的新闻，究竟是更真实了还是更不真实了？支持者认为虚拟现实技术所打造的3D场景能够尽可能地还原现场细节，让用户身临其境，让新闻更加真实；批评者则认为形象的生动并不会增强真实性，虚拟现实技术的力量是欺骗性的，说到底只是人工干预与算法控制的产物(陈昌凤、黄家圣，2022)。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审慎的眼光看待虚拟与现实的关系。“虚拟现实”是被技术主义遮蔽的后果，“现实虚拟”才更能传递“虚拟中所蕴含的现实性决定了虚拟自身”的观念。唯有回归“现实虚拟”，才能回归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现实”(杜骏飞，2024b)。

4.生成融合现实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通过其多模态技术消融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建构起生成与现实相互交织的新型真实形态。Sora的技术报告称，该研究尝试在大量视频数据上训练视频生成模型，以不同时长和分辨率的图像序列共同训练文本条件扩散模型，并使用Transformer架构处理图像序列的潜在代码。Sora整合了GPT和DALL·E模型，前者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独树一帜，可将简短的提示转化为更详细的描述；后者运用重新标注技术，通过训练高度描述性的标题模型，为视频生成文本标题。因此，Sora能够精准解读文字指令，自动丰富文本提示词的相关语义信息，再生成较长的高清视频。生成视频包含多视角与复杂分镜，能保证人物和场景元素在三维空间中的一致性，还具备长距离连贯性和物体永恒性，甚至能够模拟主体与现实世界互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出了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由此，真实不再是等待被发现的静态客体，而是人类与技术共同打造的动态本体。

总而言之，“抓拍融合摆拍”“创意融合纪实”“虚拟融合现实”和“生成融合现实”这四种新闻真实实践，都可以简化为：人类或非人主体在恰如其分地完成对真实纯粹记录的基础上，主动挖掘更深刻的、多维的真实，共同构建融合性真实。

三、融合真实观中的动态共生系统

鲍曼在剖析现代性困境时指出，现代性的发展史正是人类追求控制、秩序以及确定性的历史，“典型的现代实践(即现代政策、现代智力、现代生活之实体)乃是为根除矛盾性而作的努力，是一种为精确界定——并为压制和消灭不能或不会被精确定义的一切而作的努力”(齐格蒙特·鲍曼，2013：12-13)。然而，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反全球化浪潮等事件后，他在《将熟悉变为陌生》中称，人们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正面临着一种“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部失效”(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2023：138)的处境。

传统确定性范式在技术加速与社会变迁的双重压力下逐渐解构，而新的认知坐标尚未成型。在此背景下，融合真实观提出一种动态共生系统，既包含作为进化动力的不确定性真实，又重塑作为认知锚点的确定性真实。这种共生关系非但不是混乱之源，反而在张力中实现了动态平衡。

图1 不确定性真实、确定性真实与融合真实观的关系示意图

(一)不确定性真实

“不确定性”(uncertainty)概念最早出现于14世纪，作为“确定性”(certainty)的否定形式出现。“确定性”意味着主体对客体发展确定状态的认识与肯定，“不确定性”则代表主体对客体发展状态的不肯定(文军、刘雨航，2022)。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将“不确定性”提升到了学术概念的层面，他一方面指出自然世界中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强调研究立场和研究对象的双重不确定性。而社会世界相较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更体现了主客观世界的交织，不仅存在客观物质世界本身的不确定性，更深受人类主观世界影响。人类曾尝试与之对抗：基于密码学和概率论，香农和维纳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减少”。但是世界正如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的预言，“在所有乱象中指向一个新时代”，不确定性几乎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刘少杰，2020)。

人类接触、运用的媒介，栖身其间的媒介环境，既是不确定的一部分，也为应对不确定提供可能的方案。数字媒介正在将人类引向一个令人兴奋又潜藏风险的未来，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类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深刻联系在一起，伴随而来的是不确定性真实。本文沿用“不确定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uncertainty)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层面对不确定性概念进行再建构(文军、刘雨航，2022)的思路，解析不确定性真实的生成逻辑。

一是从事实符合到算法转译的本体论危机。传统本体论正遭遇两大危机：常识的本体论认为“真实是人可持有之物”，科学的本体论认为“真实即科学验证”，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创造的真实却二者皆不是(杜骏飞，2024a)。该危机的本质在于算法转译重构了新闻真实的生产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以现实世界为学习对象，创造出真实且具有沉浸感的新闻体验。诚然，人工智能尚未完全习得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但以技术发展速度来看，这种挑战也并非不能克服。更根本的危机在于，就算人工智能可以完全正确地模拟物理现象，其生成的真实也不仅仅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由文本到视频的机器算法转译，仍然受制于算法意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的“镜中现实”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拟像，而成为了“现实世界的隐喻”。深度虚拟的数字媒介环境企图制造所谓“去政治化、去地域化、去差异化”的真实体验，本质上却反射着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彭兰，2024)。全球首个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新闻报道的平台NewsGPT取消人工记者，由AI实时扫描分析来自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的信息以提供新闻内容，声称其目标是提供客观、公正且不受广告商或个人观点影响的新闻报道。但所谓的人机对齐(human-AI alignment)，或许只是将算法歧视与算法偏见变得更加泛化且隐蔽。同时，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正在愈发依赖于智能媒介形成的数据及其加工产物，这些内容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改造着现实，现实世界随之拟态化。如果任由不确定性真实发展，那么未来的数字新闻业将会成为一种更高级的符号学说服形式(史安斌、郑恩，2024)。当人工智能所模仿的现实都已经不再纯粹，算法转译成为存在显现的先验条件，绝对真实更将成为不可触及的乌托邦。

二是从眼见为实到仿真迷雾的认识论困境。当深度伪造大行其道，我们被迫直面一个残酷的认知悖论：技术越是精准复现现实，真实的标准反而越模糊。这种困境的本质，是仿真技术对认知系统的三次挑战。第一次是对感官系统的劫持。人对于世界的经验主要基于动态视觉，而这在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面前，却沦为一种认知弱点。当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比现实更轻而易举，更打动人心，人的真实感将会失去锚定(杜骏飞，2024a)。当技术制造的视觉奇观刺激感官，眼见为实的认知准则遭遇质疑，我们越是依赖视觉判断，就越是深陷其中。第二次是对认知权威的迁移。现有人工智能多模态处理能力已经可以同步生成契合事件逻辑的证据链，让人难以证伪。第三次是对认知闭环的侵蚀。人不仅面临着虚拟与现实相互缠绕的世界，更要面临技术反身所带来的陷阱，科学技术、人类主体与社会文化将会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史安斌、郑恩，2024)。麦克卢汉曾预言人对技术“自恋式地使用”，不确定性真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的内心。人类沉溺于技术打造的认知舒适区，将拟像误认为现实本体；认知异化又反向强化技术解释霸权，使不确定性真实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三是从事实核查到真相博弈的方法论失序。人工智能看似为新闻生产带来效率革命，实则将事实核查推入复杂境地。传统核查机制建立在信息可验的基本假设之上，但当人工智能可以生成逻辑自洽的多模态证据链时，核查者不得不面对验证难度的指数级上涨以及难以兼顾时效性与准确性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失序催生了去中心化的真相博弈，真相判定沦为算法、资本与公众情感的角力场。

不确定性真实引发的认知危机，使新闻业陷入了某种混沌境地。不过，不确定性真实也内含建构性潜能，为人类提供了重新认识、把握真实的机遇。如今不能再用旧有眼光打量真实，不能再以“生来如此、本该如此”的逻辑思考真实，而应当在不确定性之中建设性地处理潜在风险，达成不确定性下的秩序，也完成不确定性的逻辑自洽。这样的双重性昭示着，融合真实观对于以往的超越注定是艰难而有意义的，既需直面技术异化的认知代价，更要把握住危机中进发的新闻真实观念革新机遇。

(二)确定性真实

确定性真实并非对传统符合论的简单回归，而是融合真实观在实践维度的调节机制，通过动态平衡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在流动的数字化浪潮中构建认知秩序的相对稳定。

确定性真实的建构始于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融合真实观基于马克思主义真实观生长出的实践性要求，揭示隐藏于技术黑箱中的权力关系，揭露算法歧视与算法偏见对公共议题的隐形操控，从而避免技术对真实的遮蔽，让其成为去蔽的工具。确定性真实的核心在于构建人本导向的真实性框架，以人的主体性统摄技术逻辑。人类既不能主张也不能否认人工智能的伟大，既没有崇拜它的理由，也没有阻止它的能力，但对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对于人性和“常识”的倾向，让我们依然愿意相信“天真的人文”(杜骏飞，2023)。人是技术知识的拥有者，以人为主体的叙事结构在数字新闻生产实践之中应当具备“元叙事”的功能，技术的自主性始终只是为更好地传达人类经验而服务(何天平，2023)。确定性真实的最终落地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不论是媒介技术治理，还是媒介素养培育，其理念都是以观照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的多元关系与和谐秩序，将数字新闻发展为“公共信息关系”(常江、杨惠涵，2023)，重构数字时代的新闻权威，进而修复数字媒体生态。

至此，将确定性真实从技术、人文、制度三个维度框定，以去蔽、重构、制度化作为其实践路径，更能确认其价值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守护人类在世存有的认知根基。

(三)融合真实观的动态共生系统

要理解融合真实观的动态共生系统，首先需要确认不确定性真实、确定性真实与融合真实观三者间的关系。对此可能产生两种错误认识。一种依据技术发展的线性规律，将不确定性真实视为融合真实的初级阶段，将确定性真实视为其高级阶段。此认识忽视了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不免落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还以单向进化的阶段论掩盖融合真实“动态平衡”的本质，削弱其复杂性。另一种依据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将不确定性真实视为融合真实的异化结果，将确定性真实视为其回归之所。此认识忽视了确定性真实的乌托邦性，在技术高度渗透的新闻生态中，完全回归确定性不切实际，异化也并非全然消极，或可推动新闻真实观的革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由不确定性真实与确定性真实共同构建的融合真实观的动态共生系统。在二者的辩证互动中，不确定性真实揭示了技术具有赋权与异化的双重性，而确定性真实则作为动态平衡的参照，将一切波动拉回可控范围。不确定性真实是融合真实观内在张力的体现，确定性真实并非终极目标，而是融合真实观在实践中的调节。在此系统之下，新闻对于真实的追求将以去蔽为手段，以真实为目的，完成人本导向、实践导向的真实建构，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

四、结语

有关新闻真实的迷思从未停止。本文在符合论真实观与马克思主义真实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合真实观，辩证思考真实观升维的方向，但对其探讨并不应该止于此处，其方法论和具体路径还需不断探索。

关于融合真实观内部存在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之张力，仍需二者持续辩证互动以达到动态平衡。因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主导新闻真实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闻能为人们呈现出什么样的现实环境与社会面貌，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变化的感知、认知甚至态度和行为”(杨保军，2022)。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也深刻揭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动态互构的关系，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革新都会引发文化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重构，而文化需求又会反向推动技术逻辑的演进。如果我们无法把握媒介技术而陷入不确定性的漩涡，那我们遭遇的将不仅是新闻真实的危机，更是整个社会价值准则的震颤。

《怀旧的乌托邦》讲述了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面前，人们渴望在碎片化的世界中找到连续性，回到“他们仍依稀记得的过去，他们认为稳定、可信任而有价值的过去”(齐格蒙特·鲍曼，2018：11)。但在书的最后，鲍曼却摒弃了种种回望过去的选择，认为怀旧只是一种麻醉，通往未来的路径只能在前方。当人类置身于不确定性真实的湍流中，需要的并不是对确定性的乡愁式追索，而是炼造出新的认知罗盘。对于新闻真实研究来说，融合真实观锚定确定性的意义，在于为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建立起可靠的参照体系。孰能浊以静之，徐徐自清。对于确定性真实的求索，亦是为人类文明树立起一座清晰可见的精神图腾。在此之下，我们才能在“盖亚”(gaia)的怀抱中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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