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华夏文明的童年，大洪水忽然降临。

天仿佛裂开了口子，地仿佛盛满了水。雨如天河倒泻，水似地渊翻腾——浪立如墙，拍山碎石，平原顷刻化作汪洋，万物在洪涛之中惊惶奔突。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逆着洪水而立的身影。

他一个人，站成了洪水的对岸。

他没有后退。洪水步步逼近，他却迎着浊浪，向前迈了一步。从这一刻起，人类开始学着与洪水对峙。

这个人，叫鲧。

连他的名字，都透着几分古怪：“鲧”，读音如“滚”。

许慎《说文解字》曰：“鲧，鱼也。”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鱼呢？

段玉裁注曰：“未详为何鱼。”

解不出，他当然解不出。此等注家往往偏好望文生义，一味在象形上纠缠；遇到这种特例字，自然难免束手。以吾之见，鲧生前之名或作“鮌”。屈原《离骚》《天问》中所见之字，左旁取“鱼”，当为语音符号；右旁“玄”，或象征玄圭——相传尧任命鲧治水时所授的符信。

至于后世通行的“鲧”字，则似为身后配享之名：左旁仍为“鱼”，右旁作“系”，或与他另一称呼“昆吾”有关。

不过音韵之学一旦铺开，势必枝蔓横生，这里不拟深谈。日前见一位信奉《说文》的专家，举出鲧的所谓金文形体，解释为“一条被人执竿高高钓起的鱼”。如此妙解，实在令人拍案。若登上讲坛，大约也会博得满堂喝彩吧。

鲧是夏人记忆中最早的祖先之一。

《世本》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于是又把鲧系入黄帝世系之中。此说过于玄远，未必可证，其实也未必需要求证。

鲧之所以走上历史前台，并非因为血统，而是因为直面灾难。

请看《尚书·尧典》的一段追述：“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

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尧帝不得不召集会议，商议对策。抗洪如御敌，必须选出一位前线统帅。

“诸位说，谁可当此重任？”

尧帝的目光在各部首领之间扫过。灾难逼迫他们做出抉择。

出乎意料，众人几乎一致举荐：鲧。

人未出场，声名先至。可见此人绝非等闲，而且颇得众望。

唯独尧帝迟疑。他皱眉道：“鲧性情桀骜，只怕难以驾驭。”

这是为政者常有的顾虑——担心的并非部下无能，而是锋芒太盛，不好统御。

然而除了鲧，似乎再无合适人选。众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言。终于有人打破沉默：

“就让鲧试一试吧。是骡是马，总要牵出来看看。”

于是，尧帝点头，任命鲧为治水总管。

洪水之患，不只是一场自然灾难，更是一场文明的试炼。

——大戏自此开场。

二

鲧无疑是一位英雄。

“英雄”这样的词，当初似乎正是为他这类人物准备的。

先说洪水。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天灾？

现代学者追溯发现，远古时期关于“大洪水”的记忆几乎遍布世界。许多民族的古老传说中，都保留着“浊浪滔天，人为鱼鳖”的梦魇。

《圣经·创世记》中记载：上帝见人类罪恶深重，于是降下洪水，几欲毁灭世界。但他又怜悯义人诺亚，命其建造方舟，携家人与各类生物逃生。

这是西方世界的洪水叙事。

而在东方华夏，最早记录这场灾难的，据说是刻铸在夏代九鼎上的图像与铭记。九鼎早已失传，《山海图》亦不复可见，但它们的影子，似乎保存在后来成书的《山海经》中。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中“帝”，可理解为天帝，亦可视作自然之力；“息壤”，是一种可以不断生长的神奇土壤；“堙”，则是堵塞。

同样面对灭顶之灾，西方传说中的诺亚选择逃生；而在中国神话中，鲧却选择了抗争。一个逃离洪水，一个驯服洪水。从此，两种文明走向不同的道路。

三

若以理性的眼光重读这段神话：

“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许只是说：鲧利用自然资源，率众筑堤，以土石堵水。

假如夏鼎上真的绘有相关图像，那么我们大约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成群的人挖土挑泥，堆起高大的堤坝。画面并不写实，而是象征性的——只有站在夏人的视角，才读得懂其中的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鲧麾下究竟有多少人？

一千？显然不止。

一万？恐怕也未必够。

有学者推算，夏初人口约二百万。即便只动员百分之一参与治水，也有两万人之众。

鲧治水的方法，史书多称为“堙”。《吕氏春秋》记载：“夏鲧作城。”《世本》亦言：“鲧作城。”这里的“城”，并非防御敌人的城墙，而更像是拦水的大坝。

据《山海经》推测，鲧可能沿某一片大水域（或称“西海”）的东岸修筑堤坝，使洪水不致东侵。这样，下游一带便能获得暂时的安全。

屈原《天问》说：“咸播秬黍，莆雚是营。”

可见在治水之余，鲧还组织百姓耕种。这或许正是他事业的高峰期。

然而，技术毕竟有限。

《尚书》说：“九载，绩用弗成。”

九年之间，土坝不断被风雨侵蚀、洪水冲击，险象环生。更重要的是：堤坝虽然保护了下游，却可能抬高上游水位，引发新的灾情。于是各部族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鲧原本可以调整方案，但他性格刚直。《离骚》说他：“婞直以亡身。”

他继续加固大坝，把一切押在这道堤上。

终于有一天，大坝决口。

《山海经》以神话式的语言描写那场灾变：狂风骤起，洪水暴涨，人群如鱼般被卷入巨浪。

鲧身为统帅，自然冲在最前。也许他被救起，却再度冲入洪流。正如神话所说：“颛顼死即复苏。”那不过是古人对于惊险场面的想象。

然而，灾难终究酿成。堤毁坝决，死伤惨重。

总要有人承担责任。

那个被献祭的人，叫鲧。

四

鲧被以“渎职罪”判处“刑天”。《说文》释：“天，颠也，至高无上。”引申为人的头顶。甲骨文、金文中的“天”字，形若大头之人，因此所谓“刑天”，即斩首之刑。笔者在金文中见过一个相关符号：行刑者手执石斧，自上而下，一斧劈落人头，其状悚然。

鲧之赴刑，《海经》竟动用了长达十二节的篇幅加以记述——毋宁说，是一种转译。囿于作者的古文水平，其中错译、误译比比皆是。譬如鲧的名字，一会儿写成“形天”，一会儿又写作“反缚盗贼”“窫窳”，甚至“夏耕之尸”“王子夜之尸”等等。若不识破《海经》作者与夏代文字之间的这种隔阂，读者势必陷入文字的迷宫，终至不辨南北。

明乎此，再来审读《海经》的记述。《海内西经》云：“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先释其字：梏，手械也；桎，足械也；疏属，山名，想来亦是《海经》作者的“硬译”。稍作调整，其大意是：鲧被押至疏属山下，以其发反缚双手，又加木桎于右足，系于山中大树。

此情此景，不免令人想起普罗米修斯。那位希腊神话中的叛逆大神，为使人间摆脱终古如斯的黑暗，不惜盗取天火。事泄之后，他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巅的峭壁。鲧与普罗米修斯，在神话叙述的深处竟有惊人的相似：一个窃取天帝的息壤，一个窃取天国的火种，动机皆在“以人为本”，所受的惩罚，也同样惨烈。

再往下看。《海内北经》云：“有人曰大行伯，把戈……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仍先解字：大行伯，当为执刑之人；“贰负”，历来注家多作人名或神名，笔者则疑为动作之词，以“贰负”二字切“伐”。今人读之颇觉牵强，但在战国人口舌之间，也许尚合音韵。

《海内经》又云：“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祝融，古帝名，亦为火神；羽郊，即羽山之郊。或因祝融兼具火神之名，《海经》作者便想当然地让他来诛杀象征水族的鲧。羽山所在，诸说纷纭。《史记》有“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之说，姑从之，大致圈定于今山东一带。

鲧受刑，乃轰动遐迩的大事。四面八方的民众赶来羽郊，为之送行。《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大荒西经》又在此“六巫”之外添“四巫”，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何以忽然出现如此多的巫师？难道鲧的刑场竟成了巫师的大会？非也。问题仍在夏鼎上的徽号文字——那原是表示在场各氏族人物的符号，《海经》的作者无法解码，遂误释为这巫、那巫。

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何其有幸，后来为人间英雄赫克利斯所救，重获自由之身。谁谓“天网恢恢”？岂不闻还有“人间正道”！羽山之郊的鲧，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是出师未捷，身先就戮。想那临刑的一刻，仰天长啸，声裂苍穹——那回音，至今仍在历史的扉页之间隐隐震颤。

历史往往如此：倒下的是人，站立的是问题。

五

鲧死之后，一缕精魂却未散去。

《国语·晋语八》称：“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

《拾遗记·夏禹》称：“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振须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

《山海经·海内经》又称：“鲧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诸如此类的异说奇闻，若追其源头，大抵皆出于夏鼎；若求其原图原文，则多半属误读。然而，它们寄寓着也隐含着万民对鲧的一往深情。那些民间的想象，仿佛弦外之音，一再奏出先驱者的悲壮旋律。以此观之，也不失为古史的一页手抄本——鲧之别传，亦可谓外传。

更令人血沸心凛的是，《海内经》尚有一句：“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

这已远远越出神话叙事的范围，几乎是一种赤裸裸的宣言与挑战。鲧虽死，却死不瞑目；身虽殛，却精神不灭。正如古人所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他的精魂，仿佛在禹身上重新站立。

于是，一个新的名字，正在历史深处醒来。

禹之兴

六

当然，那只是神话的说法。

鲧既已伏诛，洪水却并未退去，依旧吞噬着百丈红尘。重新推举一位治水统帅，遂成部落联盟迫在眉睫的大事。比照九年前那次公选，此番气氛必定十分压抑。众口不再一词，人们彼此试探，反复掂量，空气紧张得几乎要迸出火星。那一刻，历史是一张拉满的弓，只待一箭。

这并非幻觉，而是心病——鲧的阴魂仿佛仍在议事大厅上空盘旋，森森然欲攫人。在历史的大厅里，死者有时比生者更沉重。

好在九年抗洪，虽然没有取得大捷，终归还是锻炼出了一批人才。这些人中的佼佼者，自然成了候选。结果嘛，读者已经知道：选出的是——禹。

写到这里，笔者忽生一念：倘若让今人参与投票，局面将会怎样？不言而喻，选谁都有可能，唯独不会选禹。这道理还用摆吗？因为他是鲧的儿子——“罪犯家属”。

有些时代只问血统，有些时代只问表现。鲧就是鲧，禹就是禹；他是他，你是你。禹的胜出，乃是“重在表现”。

禹在当选之前是怎样表现的？这一题目若作深究，足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比起那些所谓“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乃因婚外情作祟”的时髦论调，高下雅俗，何止天壤之别。遗憾的是，笔者翻破文献，查烂史料，竟未索得片言只语。历史有时拒绝琐碎的记录，尽管后来的人物会显出不凡。

笔者只能推测：禹一落生便碰上大洪水，是生于忧患的孩子。及至鲧受命治水，他已长大。那些年，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他，必是父亲倚为股肱的得力助手。上古之世，没有学校，没有机关，也无所谓公司、工厂。治水工程，便是最大的课堂，也是最严酷的历练。大人物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被大问题逼出来的。

禹跟随父亲，学会了如何尽心尽职，公而忘私；而全人类的父亲——自然，更教会了他如何登高望远，纵览全局。他既站在父辈的肩上，也站在经验与智慧的山巅。人类的一切进步，本质上都是接力。

所谓出类拔萃，并非指身量高大（《正义》说禹身长九尺二寸），而是指他在天地之间所占据的位势。

英雄未必伟岸，但必定挺立。

细忖，在这个前提之下，对禹的任命，未尝不含有对世故人心的一种温柔安抚。若说治水失败，鲧固然难辞其咎，但是——芸芸众生，尤其是鲧背后源远流长、人多势雄的轩辕氏族，肯定要追究这个“但是”——天塌下来，总不能叫他一个人顶。决策者是干什么吃的？九年过去，他们又有哪些作为、哪些贡献？

正如战国时期屈原所说：“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如果你认为鲧不是材料，当初为什么要把他推上马？既然一致作出推荐，又为什么不对他实行有效的监督？

屈原又说：“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在屈原看来，鲧功大于过，他之死，完全是因为性情耿直，得罪了弄权的小人。屈原生得比我们早，知道的内幕也许比我们多，他的话未必无所本。

因此，从轩辕氏族中再选出一位禹，而且恰是鲧之子，也未尝不可视作华夏历史上一种最早的“统战”。

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线，而是合流。

七

禹是一个大题目。随便找一个角度，就足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

譬如说，他的出生地，或者发迹地。

或问：禹大名鼎鼎，家喻户晓，他的生地或兴地应该属于常识，怎么还能写成一篇大文章呢？

这都是时间那老顽童设置的障碍。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十多年前倒是写过一篇散文，而非论文。文章说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夏日晚间，我随大人在屋外乘凉，听乡村知识分子祖父讲述大禹治水：如何与共工作战，如何得鱼献河图，如何凿龙门、辟伊阙……

听到后来，我一边为老人摇扇驱蚊，一边忍不住问：“大禹的家住在哪块呀？”

小小心眼里，希望这样的英雄就是我的同乡，最好还做过间壁邻居。谁知这无忌的童言，竟难住了饱学的祖父。月光下，老人捻着花白的五绺长须，沉吟许久，才撂下一句无奈的话：“闹不清。”

世事嬗递。五十年后，当年的稚童也已荣升为祖父。二〇〇八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的某日，笔者在电视新闻中愕然得悉：祖父当年闹不清的“神禹故里”，原来就在北川与汶川。

这可是意外的收获。

我赶忙动手查阅资料。果然，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证实说：“禹兴于西羌。”扬雄《蜀王本纪》进一步考辨为：“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谯周《蜀本纪》又推进一步：“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

司马迁笔下的“西羌”，大致与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相对应；扬雄、谯周文中的“汶山郡广柔县”，相当于今北川、汶川、茂县、都江堰市的全部或局部；“石纽”云云，世传在今北川与汶川之间。

看来，五十年前的一问，如今终于有了着落：大禹与西羌有缘。

然而，不得不说的然而——查得多了又知道，“禹兴于西羌”，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此外还有河南说、山东说、安徽说、浙江说。即使以西羌论，撇开北川与汶川，坊间尚有茂县说、理县说、都江堰说、什邡说。这些地方都为此次震区。

一幅华夏地图上，“禹里”“禹墟”“禹村”“禹城”星罗棋布，遍地开花。

我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怎么又会是这样？真的，你让我信哪一种？倘若写成散文，又如何结尾？

幸亏写的是散文。既是感性的文体，就让感性去张扬。于是结尾处，我故意宕开一笔：这么多地方都在争夺禹的户籍，足证他不愧是华夏大地的公民，同时，更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公仆。

八

禹怀揣着他的治水方案，大踏步走来。

衣冠仗剑，气宇轩昂——这是他在夏鼎上的招牌形象。

倘若追问：这位上古工程总师，究竟是怎样擘画治水这篇大文章的？史书所言不多，线索零散。

我的朋友刘传新（亦为我二十年前重温先秦典籍时的老师）曾有一说：夏鼎之一沉于微山湖，之八埋入秦始皇陵。始皇帝当然不会与今人通电话，此说难以求证。于是我们只得另觅线索。

线索，便在《山海经》中。

《海经》中，大禹名下标着三处“积石之山”。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禹在这里堆起了三座石山？当然不是。依我看，这更像夏鼎留下的一种工程记号——三处重要治水工地。

第一处“积石之山”，标在西海附近。

何谓西海？

有人说是四川盆地，有人说是青海湖，也有人指向博斯腾湖，甚至有人远引到西亚的地中海。

笔者反复推求，却更愿意把目光落回黄河下游。古之巨野泽，后世梁山泊，今日遗存为东平湖——这一片广阔水域，很可能正是当年的“西海”。

如此，一切便豁然贯通。

设想禹走马上任，烧的第一把火，便在这里。

鲧当年在东岸筑坝，企图以壅塞制洪。水无出路，人便无生路，于是酿成大祸。

禹却摸透了水的脾气。

他不再与水硬抗，而是另起炉灶，在北岸作业——分洪入川，引川致海。

水得其路，人得其生。

《山海经·西山经》恰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万物无不有焉。”

此处“积石之山”，当是天然冈峦；其下“石门”，才是禹开凿的泄洪通道。门外不远即黄河，黄河尽头即东海。

至于“万物无不有焉”，未必指鸟兽草木。依我看，倒像是在说：来自四方的施工人群汇聚于此——不同部落，不同族群。

禹临危受命，调度天下之力。

这一点，已远非鲧当年所能比拟。

禹的第二处“积石之山”，标在幽都之侧。

幽都，又名华山、华不注，在今济南北郊。

世人熟知陕西华阴的西岳华山，却少有人注意到：在海岱之间，上古亦有华山。章太炎曾考证，“中华”“华夏”之名，或许便与此有关。

《山海经·北山经》记载：“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

所谓“大蛇”，多半是误读。

夏鼎上禹的示意符“厶”，后人不识，便附会成蛇。其实，那不过是禹坐镇工地的标记。

禹率众在两“幽都之山”（今药山与华山）之间筑起一道堤坝——后世称为“禹堵”。

此举一举两得：既截断大清河南窜之势，又保证古济水顺流入海。

黄淮水系，由此渐次归整。

第三处“积石之山”，标在博父国之隅。

其地大致在今桓台县索镇东北，马踏湖之南。

马踏湖，正是古济水入海之口。至今湖中水生物种类异于他湖，似仍保留着远古通海的遗痕。

禹在这里做什么？

筑堰。

巨石为材，层层垒起，规模之巨，几乎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比。

其目的，是迫使黑水收起南甩的大尾巴，安静而顺从地东流。

这样的工程，即使在公元二十一世纪，也足以令人咋舌；而禹，却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动工。

参与者，想必人人都要累脱几层皮。

《海经》又说此地有毛民国，“为人身生毛”。

换一个角度看，这或许只是夏鼎上刻着的一位工人形象：赤身或半裸，体毛浓密，肌肉虬结。一个远古施工壮汉。

顺便说到洪水本身。

有学者推测，尧舜禹之世，黄淮平原曾经历持续百年的特大洪水。

笔者以为，时间恐怕更长——也许两三百年。

当时海平面上升，海水内侵，今日的胶东半岛一度与大陆分离，孤悬为岛。岛民语言渐异，譬如呼“人”为“银”，于是中原人称之为“夷”。

鲧受命治水，大约正值洪水上升期。洪波滚滚而来，源源不绝，再高的堤坝，也难以阻挡。

时也，运也。

鲧之败，未必尽在人谋。

至于禹的成功，固然在于方法：疏导，而不壅塞。

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当禹开始治水时，洪势或已渐入平稳。天时、人谋，两者相遇。于是，大禹之功，遂成华夏文明开篇的第一项伟大工程。

九

夏鼎呈现的是共时性的画面，若欲细察禹的作为，还须借助历时性的文献史料。

《夏书》记载：“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庄子·天下》亦载墨子之言：“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吕氏春秋·行论》又说：“禹……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

《列子·杨朱》亦评：“禹纂业事雠，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

类似记载，典籍中比比皆是。它们未必句句可信，却也未必全属虚构。

若将这些古文译为白话，大致可以想见：作为治水总管，禹摩顶放踵，亲执畚箕铁铲，昼夜奔走在抗洪第一线。手脚磨出厚厚的老茧，小腿上的汗毛也被磨尽，筋骨劳损，步履艰难；长年风餐露宿，皮肤粗黑，人瘦得脱了形。远远望去，像一根长竹竿。

治水途中，他几次经过自家门前，也不肯停步歇息。

有一次，恰逢他的儿子出生。随行的人劝他无论如何进去看一眼，顺便给孩子取个名字——在当时，这是极郑重的大事。

禹仍摇头，说：“忙啊，顾不上。”

于是，一个形象便巍然立在我们面前。

禹的伟大，不在高耸，而在挺拔；不在孤峭，而在浑厚；不在华饰，而在筋骨。既古典，又现代。

若要雕塑这样的人物，恐怕必须借助鬼斧神工。

我曾在各地禹庙、禹陵、禹宫见过不少塑像。那多半是凡夫俗子的手笔，与禹的精神魂魄，相去何止千里。

比起雕塑，倒是文字更能传神。

《论语·泰伯》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意思是说：禹不讲究饮食，不讲究衣服，不讲究宫室，却把全部心力用在沟洫水利上。

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一个舍小家顾大家的领导，一个既有科学眼光，又有实干精神的领导。

对这样的人物，你还能挑剔什么呢？

《左传》更有一句痛快话：“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意思是说：若没有禹，我们这些人，早已在洪水里化作鱼虾。

一个人的功业到了这一步，世间实在难再找到可以比拟的例子。

十

水，自有它的性情。

它流动，汇聚，奔突，回旋；它有欢歌，也有怒涛。水的归宿，是大海。

禹的一生，正是与水相伴的一生。

他在洪水的轰鸣中成长，在与洪水的对话中成熟，又因治洪有方，赢得万邦拥戴。及至舜辞世，与其说是禅让成就了禹，不如说是洪水把他推上了帝位。

禹确是一位划时代的帝王。

在位期间，他做过许多大事：分州施治，因地纳贡，统一历法，统一度量，兴修水利，建造宫室……

然而贯穿始终的，仍是治水。

这是国之大事，也是他一生的执念。

有生之年，片刻不敢懈怠。

近读一篇随笔，说鲧治水九年，禹治水十三年，两者相加，洪水期不过二十二年。

这样的算法，未免把历史问题算成了算术题。

须知治洪成功，并不等于洪水消失。两者之间，不能画上等号。

禹还从治水之中悟出从政的道理。

百姓的情绪，就像水。水一旦汇聚，便会成为“堰塞湖”——只能疏导，不能强堵。

于是，他创设了一种制度，名曰“五音听治”。

大厅里悬挂五种乐器，各代表一种诉求。百姓有所冤抑，便依事情轻重敲响相应乐器。禹听到声音，立即从内室出来，亲自过问。

纵览禹的一生，治水之外，还有一件空前的大事：铸鼎。

文献对此多有记载，前文亦已提及，此处不再详论。

只强调一点：说夏代铸鼎，是对的；说夏禹铸鼎，则未必准确。

依笔者考证，九鼎应是舜所创意，禹所立项，最终在启的主持下完成。

而九鼎也并非普通礼器。鼎身除刻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还铭刻着极为珍贵的文字——地地道道的夏文。

九鼎记述了虞夏之际的治水史、建国史、文化史。

它几乎就是华夏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

从水里流淌出来的禹迹、禹绩，穿越千古，竟一直流进我的键盘。

此刻文章将近收束。我用电脑搜索今人的抗洪战歌，一搜竟有一大把。如：“天当被褥雾当帐，沙作盾牌锹作枪。阻住洪峰翻大坝，舍生取义筑铜墙。”又如：“不顾泥滑暴雨狂，红星闪闪固堤忙。冲锋舟里娃娃坐，险滩背出老大娘。”

方知华夏之大，几乎年年仍有洪水。江河暴涨，暴雨骤至，堤坝之上，总有人迎水而立。时代不同了，衣甲不同了，工具也不同了，但那一步踏向洪流的姿态，却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

洪水，是自然的突变，也是历史的常态。

一部华夏历史，多难与兴邦并生，破坏与建设同在。

昔有鲧，逆水而立。

继有禹，踏浪而行。

鲧倒下了。

禹站起来。

洪水仍在天地之间奔流。

大地上，却响起了新的脚步——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