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们十人因一套“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而同列一榜。并肩，却未必同路。时光一旦松手，个人的性情、胆识、取舍与运数便悄然生效——终究，各走千山。
2026年，我循着榜上名字，在互联网上一一寻去。
张飙走过的路，像一笔狂草。他小我两岁，生于河北乡村，青年入川，学的是电讯工程，却将触角伸向文科。厂房的轰鸣，是他最早的底墨；团省委、记者站，是行笔的转折。丛书出版时，他已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科技日报》总编辑。他立于时代潮头，六获中国新闻奖，篇篇见力，掷地有声。
而真正的狂草，在夜深灯下。小篆为骨，行草为魂，唐楷之筋，二王之血，米芾之风，李北海的山岳气象，皆被张飙融汇吞吐。这是童子功，也是彻入骨髓的挚爱。因这一长技，他尔后出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中国艺术报社社长。新闻退避，诗词、书法并举，他始终保持着行草的姿态——不拘、不媚、不滞。
洪天国的路，让我想到油画。他是我的研究生师兄，因写作结缘，有过数次接触。他生于闽南，就读南开，曾在东北农村执教——这是画面的背景色，宁静，欢快，暗含忧郁。中景渐亮：研究生毕业，进入《人民日报》，成为记者部一员骁将。长篇特写《不该发生的悲剧》《浪淘沙》轰动一时，《现代新闻写作技巧》至今仍是新闻学子的枕边书。
就在丛书出版的那年岁尾，洪兄移民加拿大：餐馆的昏灯、语言的断裂、身份的失落，皆为厚涂的暗灰。在反复覆盖中，他找到了新的色阶——保险业的理性蓝、信任的暖金、时间的深红。三十年层层“晕涂”，终成稳定而通透的肌理。2024年，他在重庆出版社推出《改变人生》。这是他在异域奋斗的自画像：远观，是传奇；近看，尽是一次次顿挫与跃迁留下的粗放笔触。
十人中，金涛最为年长。他来自徽州黟县，本名春麟，笔名柴桑，毕业于北大地理地质系，目光惯于测量与远眺；后供职于《光明日报》，学会将世界讲述给众人。科学在他笔下，从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会呼吸、能行走的生命故事。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报道，还是“傻子瓜子”这样的时代样本，他都写得透彻而笃定，犹如在复杂地层中清晰辨认出主脉。
真正令“金涛”之名熠熠生辉的，是想象力与科学的交织。《月光岛》《大海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等作品，皆广为流传。而他最初引起我的关注，是1984年他随行参与中国首次南极科考，撰写了《暴风雪的夏天——南极考察记》。后来他再赴南极，写出了《向南！向南！——中国人在南极》。
段心强同样是我研究生时期的师兄，先后任职于《人民日报》农村部与记者部，堪称获奖“专业户”——其报告文学如《第五颗星》《大潮中的“特殊材料”》等获大奖。
在此不一一赘述，仅谈谈我的直观感受：他是伫立于新闻第一线的行者。这里的“第一线”，不只是地理前沿，更是一种化为本能的职业姿态——每逢事件突发，他总会出现在人潮最汹涌的现场，奔赴问题最尖锐的前沿，那也是风险暗涌、考验丛生之地。他的新闻，从不来自案头资料的抽丝剥茧，而是在尘土飞扬的途中、骤雨打湿的肩头、当事人灼灼凝视的目光里，一寸寸打捞真相，一点点萃取实证。他深知新闻争分夺秒，却更笃信事实至上——面对舆论喧哗，他沉心核查，于细节处辨真伪；遭遇利益诱惑，他持守分寸，以风骨拒偏颇。他的诸多报道，初读或许平实，却如深谷幽兰，经得起时光反复审视，在流年深处显露出真实的力量。
李树喜是我北大同届校友，就读历史系。早年我在湖南《新湘评论》工作期间，便时常读到他的佳作。他先后任职于《人民教育》与《光明日报》，无论新闻报道、调查手记还是报告文学，皆注重事实的分量与逻辑的清晰。他的著作《沉甸甸的人生》《流浪汉之歌》，仅窥书名，便可掂出新闻人特有的悲悯与厚重。
新闻并未耗尽他全部的表达。随着岁月沉淀，他的语言逐渐向内回转，化作节制而悠长的吟咏。在新闻与诗词之间，他完成了一次静默的转身：现实的锋芒，被锤炼为诗性的定力；现场的喧响，沉淀为格律的余韵。如今回望李树喜，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位从时代现场抽身、又将时代重新安放进诗行的雅士——笔墨匀净，气象澄明，自有一种敦穆而坚韧的质感。
沙青，是我在《经济日报》的同事郝北上的挚友。在我记忆中，他如同一柄猝然出鞘的剑——底色粗粝，来自北京的街巷与兵营，却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一旦进入新闻界，便展露出少见的锐利：不迂回、不闪躲、不温吞，直指问题核心。他的报告文学充满冲撞之力。《北京失去平衡》几乎是贴着城市的动脉写就——水、土地、空气，被他逐一按在纸面上审视。那并非抒怀式的忧思，而是携带着数据、现场与灼烫的诘问，第一次让“生态危机”以文学的姿态闯入公众视野。
他写作时，身体在前，笔在后。采访、奔走、对抗、承压，宛若一名战壕中的记者。从《皇皇都城》到《依稀大地湾》，格局宏阔、笔调严峻，字里行间弥漫着文明自省的焦灼。评论界称他“首先听见了大自然的沉重呼吸”，事实上，他也是更早听见时代内部裂响的人。20世纪90年代后，他骤然转身，只留下那些作品，在书架上、在记忆里持续发出低鸣与震动。
宁夏中卫土地上走出来的麦天枢，其文笔带着西北大地赋予的、近乎宗教般的深沉与阔大。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将双足深扎于现实的泥土，以恢宏磅礴的笔力，写下《土地与土皇帝》《天荒》《爱河横流》等一系列作品。他不满足于现象记录，而是站在制度与文明的高处，剖析中国农村的深层结构，笔端既有土地的粗犷气息，亦具史家的宏阔视野。
不知是选择，还是命运的引导，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身影从喧嚣的新闻现场沉潜，转向对中国传统与历史文明的深研。这一次转身，是向更纵深的文明腹地跋涉。其思考凝结为《中国农民——关于九亿人的现场笔记》《天国猜想：认识中国的一条新路径》等著作，并进而策划出《大国崛起》《汉字五千年》等重大纪录片。
在众人之中，张建伟以最年轻的笔触，淬炼出最为沉郁顿挫的文风。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起步，最终在《中国青年报》的广阔天地里，将“记者”二字锻造成一把解剖现实的利刃。20世纪80年代，当“第五代留学生”在异国的学术光环与国内的疑虑目光间无所适从，是他潜入时代现场，以一篇《第五代》为之正名。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一文，聚焦MBA人才困境，惊动中枢，最终打破了人才自由流动的困局。张建伟是作者之一。
此后，他再度转身，写出了《温故戊戌年》《世纪晚钟》《老中国之死》等“晚清历史报告”。他的文字不断在叩问：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旧秩序，其崩塌的必然性究竟潜藏于何种精微的裂痕之中？而一个在血污与阵痛中诞生的新中国，其最初的啼哭与踉跄，又凝结着多少被后世简化或遗忘的复杂博弈？
刘大平，是丛书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的《我的第一乐章》把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奉献了一场自我与世界的交响。听说她后来去了一家出版社。
一榜并肩，各走千山。
年纪渐长，难免怀旧。回望之时，方知真正的“榜”，从来不在某个固定的名单里。它忽略先后，无视高下，只看你走向何处。并肩，是一瞬；千山，是一生。
本文刊于2026年8月15日解放日报06版朝花周刊/朝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