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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韩雨说的一样，王英武陷入左右为难的状态。副食公司也进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段。因为是经济部门，四清教育格外严格。尽管刘景行把办蔬菜基地的预付款核销了，账务最终还是被查出来。社教团老魏拿着账本去找他，让刘景行说明情况。刘景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给老魏讲了。说穿了就是被人家坑了，土豆没有，种子钱也没收回来。刘景行认为，要领导赔钱，一是不合理，二是也没钱。做生意，有赔有赚，生意赔了就要领导赔，赚了也没给领导多一分钱。世界上没有这么做事的。
老魏说：“这属于账外开支，严格说起来，你们最少要给群众有个说法。不能钱赔了，糊里糊涂就完了。800元这么大的一笔钱，说没就没，不符合财务管理制度。”
刘景行问：“那你看怎么处理？我以为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翻出来。实在不行就从我工资扣，每月扣一点，一次性扣完，我还得去借钱，家里人就得喝西北风！”
老魏把这个事情拿到了大会上，征求群众意见。依然有两种意见。支持王英武的人说，单位做生意，谁也不能保赚不赔，做生意赔钱很正常，应该核销。内部知情人士说，王经理没有做过详细的考察研究，没有让人做评估。自作主张造成了损失，个人应该承担部分赔偿，否则，对国家不负责任。上边强调反对瞎指挥，他这个行为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瞎指挥，不懂生产，充当内行。钱是小事，如果全公司的各个部门都这么做，我们公司用不了几天就得垮台。所以，造成的损失不仅是钱上的问题，而是在人们脑子里形成了一种领导总是正确，总是有理的观念，必须得到纠正。
王英武只好上台去，再次给大家解释，承认错误。也有人把责任往刘景行身上推，说刘景行审核不严格，当时就应该把这事情拿出来给大家讲。虽然老刘工作很认真，但是在领导面前显得有点儿软弱。刘景行承认听了领导的意见，才核销账务的。而当时在讨论建立蔬菜基地的时候，他也参与了意见，认为支农也是我们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建几个比较有把握的基地，对我们公司发展有好处。结果那年天气情况太差，加上农民小农意识，见利忘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还有人说，你别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农民兄弟也不容易。他们也是受到当地公社领导的蛊惑才干的这事情。所以，责任还应该有公社领导。建议把牛书记叫到城里来批判，给咱们群众讲清楚，让他们最少承担一半的损失。
会场上七嘴八舌，人人的理，一时无法统一。老魏说：“这种情况不多见，大家都把意见提了，接下来我们社教组把大家的意见整理一下，交给总团，让他们分析后制定个方案。如果需要王英武同志赔偿的话，那王英武同志必须执行。让牛计划书记赔偿，这个事情说不过去，不合理。让一个政务机构给咱们赔钱，恐怕咱们没有这个权力。”
王英武说：“我同意老魏的建议。实在不行，这笔钱在我工资里慢慢扣吧。事情是我做出来的，我承担全部后果。至于刘景行，当时是我让他核销的，责任不在他。我有瞎指挥的做法，以后在工作中改进。”
事情到现在，算是告一段落，也给王英武心理上造成的冲击非常之大。他没想到，一辈子革命，最终革到了自己的头上。后来又想了，自己的父母，为革命捐躯了。他一个孤儿，从小在政府和党的呵护下长大成人，也不容易，他得一辈子感谢政府。对他来说，钱也重要，一家人要生活。但是和政府对他的关怀比较起来，他愿意付出这笔代价，吸取教训。警示今后工作，不能再毛毛躁躁，力争做到尽善尽美。
老魏对王英武的表态非常满意。他说：“这才是一个革命者，老干部的本色。我们时时刻刻要想着自己的奋斗目标，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王英武的错误是他主观决定造成的，他没有贪污，没有多吃多占，现在把手洗干净了，依然是我们的好干部，好领导。大家再看看你们各部门领导，能不能做到和王英武同志一样？有问题的及早自己承担，该赔偿的就赔偿，该退赔的就退赔。过了这个节点性质就变了。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
王英武长长吐口气，在老魏这里过关了，但是最后结果还没有宣布，总算有人理解他了。他感叹，常说是依靠群众做好工作，现在看来这个话有失偏颇，群众这一关是最难过的。当群众能够左右运动局势的时候，领导狗屁不如！晚上，他去找刘景行聊天。刘景行取了瓶酒，让韩雨简单拌了一点凉菜，两人一边喝，一边聊白天的事。
刘景行有些后悔：“一步错，步步错，真不该回刘家庄，也不该去见牛书记。我也是心软，惹下这么一河滩事。当时，我和牛书记说了，事情可能不顺利，分析了各种原因。但是牛书记正在兴头上，他想给大家干事情，没想到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刘景凡曾经告诉过他，千万不敢和农民打交道，真被他说中了。”
王英武说：“不怪你，也不怪牛书记，我当时也想干。对工作太积极，太热情，惹出来的祸。往后干事前，一定要多掂量掂量。今天老魏很客气了，不管怎么样，就算把咱们解脱了。该赔钱我赔，省得以后给人落下口实。谁知道下一步运动会怎样进行？这回不解决，再让人家提出来，结果会更惨。你说呢？”
刘景行说：“我当然希望这次把事情结了结。800块钱的事儿，咱俩你出一半，我出一半。几十年的老伙计，互相帮衬点，有一句话说同舟共济，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记住这四个字儿。我看目前的态势不很妙，国家这么搞下去，可能怕有更大的危机。一个社教团，把政府踢开另立中央，这和张国焘有一拼，反正我想不通。自然灾害结束了，但人祸会随时到来。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反正我有这个预感。”
王英武说：“危言耸听，你可不敢再胡说。吃一次亏还不长记性，还想再被弄回农村？我不是神仙，不会掐，不能算。我就想，不管怎么样，这么大城市的人要生活，估计没有哪个人能离开咱们这个机构。嗯，只要这个机构还能运作，估计问题不会太大吧？”
刘景行喝了杯酒，说：“也是，我是在瞎操心。”
刘景行对时事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这一年，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前十条，被后来的后十条替代了，随后统一被二十三条取代。社教干部们在台上讲的满口白沫，群众在台子下听的一头雾水，理不出前后的差距在哪里。一会说四清运动主要是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国家改变颜色。一会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的核心就是放手让群众参与进来，对不法的基层干部要严厉打击，挖掉坏根子。整治地富反坏右。毛主席主张先搞豺狼，再搞狐狸，整官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至此，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各级领导干部。拔出萝卜带出泥，基层组织人人自危，当权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甚至连延水县的县长何光荣也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尤其是那个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批判的做法，让他不能苟同。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晚上接受批判，面对着机关里面来的各个部门的领导以及群众，先是自己检讨，然后让别人评议。常年工作，他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挟嫌报复，什么话都能拿出来，随口就来，人身攻击，造谣污蔑，大有搞不倒也要搞臭的架势。无限扩大，无限上纲，甚至把前几年对擂鼓镇刘家庄召开现场会的事情也翻了出来。说他树立的假典型，把刘家庄违规给社员划分土地，说成是新的管理模式，是为此后要实行的分田单干做舆论准备。实际上，刘家庄和别的村一样贫穷，老百姓照样吃糠咽菜。对公社书记牛计划的工作态度粗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纵运动时犯下的各种错误。所有的坏事，一股脑儿的全压在他头上。所有的浮夸风，胡吹冒料，放卫星都是在他的指使下，鼓励下才干的。全县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民生活甚至比解放初期还要差，还要穷。一个领导人，工作作风不好，影响了全县人的幸福生活，现在应该彻底清算了。何县长面对着如此多人的指责，追问，十分不理解，他也没有觉得自己犯了十恶不赦的罪啊！长期的折磨，他的精神处于严重崩溃状态。他给县委王书记说自己支撑不住了。王书记皱眉头，同样也从未遇到如此窘境。和何县长比较，情况要好些，管的主要是党务，现在，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也要时不时的接受批判。还有些基层人员，找何县长，说上边要求将平调时拿走的东西归还回来，可是，到现在他们的牛，驴，他们的架子车，水车不肯归还，县里一定要处理这事情。何县长解释说。牛，驴有些老了，死了，怎么给你归还。架子车，水车，也是有使用寿命的，过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追讨，具体问题也不能找我，县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什么都管。县里执行的是省里，中央政策，实在不行你到省里去找省长。有些问题不是我推脱，我解决不了。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地富反坏趁着机会挑唆一些人，制造麻烦，破坏正常生产秩序。
刘家庄的刘西昌看到机会来了，也开始反映问题。他先去找牛书记，要一平二调调出去的物资。牛书记说：“当年你当社长，调走什么东西，列个清单。调到哪去？你应该也清楚。你拿过别人什么东西，还回去没有？”
刘西昌说：“我不记得了，当时你要平调的。东西拉到你那儿，你一股脑的都送出去了，送到哪里？我们没有账。”
牛书记说：“你这就是胡搅蛮缠了。是不是背后有人指使你干这事呢？队长，书记都不来找，你着什么急？莫非你能代表社员？每次运动来，你都是挑着头闹事，向政府示威。你以为你是谁，社教干部还在村里住着，有事去找他们。我现在说话不管用，跟我说也是白搭！”
刘西昌口气强硬：“我就代表我，我是贫农，这次运动，依靠的是我们，我们当然要管理村里的大事，你要是不服，我就到上边去反映问题。去县委、县政府大门口闹，让何县长解决。”
看着情况不对。张文书骑了辆自行车，赶到刘家庄，叫刘景凡把刘西昌领走。
刘景凡赶到公社，对刘西昌和他身后的几个社员说：“牛书记哪里错了？让你们这么为难他？你们是来夺权还是让牛书记交权？村里面社教，你们搞事情，还没闹腾够，跑到公社来闹腾，你这是冲击政府机关，小心把你狗日的囚起来！”
看着事情闹大了，社教团的领导也站出来了：“刘西昌你就是一个社员。你虽然是一个贫农，但贫农里也有无赖，二流子，我看你就不是个正常人，这么做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们提出这些问题，都已经处理过了。再闹腾，有反攻倒算之嫌疑。你要再是个地主，一条绳子就把你绑翻了！”刘西昌看社教团团长发了狠，知道闹下去没有结果，带着人走了。
刘西昌并没有死心，在别人眼里刘西昌就是胡闹，脑子有毛病。但是他不这样认识问题，他认为自己的诉求非常正常。凭什么，他干得好好的队长让人给抢走了。抢他位子的刘西胜，满脑子糨糊，是刘景凡的一条没牙齿的狗，自己没有一点主意，连我刘西昌的小指头都不如，刘家庄迟早会衰败在他们手里。走了几步，又返回来狠狠地对牛书记说：“这事情没完。我不是给我自己争取利益。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先搞豺狼，再搞狐狸。牛计划是豺狼，你刘景凡就是狐狸。你们谁也逃不脱！”
回家后，刘西昌想搞不倒牛书记，搞不倒刘景凡，是不是策略不对，想半天，才发现，自己报错了料，找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跟政治关系不大，如果将从下到上的领导串成一条线，这个分量就重了。于是，他开始给县里社教团写举报信，点明这条黑线上既有狐狸，还有豺狼，再加上地主。从下到上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先，他认为何光荣本是擂鼓川人，和刘景行，刘景凡是同学，从地缘政治上讲，他们是一伙的，公社牛书记在他们面前也不敢放肆。尤其是刘景行，从一个右派分子，摇身一变，恢复了公职，这个过程是需要重新追查的。他们利用职权制定的土政策，改变分配制度，给全公社包括刘家庄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让刘家庄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他们合伙蒙骗牛计划，瞎指挥，发土豆种子，造成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等等。目前，这一小撮人，这个小团体，仍然继续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奔跑。发展下去，会形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趁着这次社教机会，一定要把他们摧毁。否则，延水县就会变颜色，修正主义就会实现。不到两个小时，他洋洋洒洒写了五页信纸，第二天迅速送到邮局寄出。
- 县政府收到了刘西昌的的举报信，机要室登记时，发现问题严重，立即转给社教团。社教工作团如获至宝，很快成立专题小组，从下到上进行调查。调查中，刘西昌尤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事件，60年大灾之下，在任世成副社长的提议下，刘家庄队委会做了个决定，扩种了三百多亩土地，收获小杂粮两万斤，这些粮食没有入账，一直被瞒报。次年，大部分分给了社员，没有进入公购粮缴纳指标。是严重坑害国家，坑害社会主义的现行犯罪。调查组找到刘西昌核实。刘西昌承认信是他写的：“我要是不说，大家都蒙在鼓里。”
调查组的人问：“这么严重，其他社员怎不反映呢？”
他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短。我也不想说，但是考虑到国家不改变颜色，我深明大义，考虑三番，爆料给政府。你们要给我保密，我说了，得罪了村里的人，村里人和我过不去。我是为国家着想。”
调查组立马传唤刘景凡：“说说瞒报产量是怎么考虑的？”
刘景凡知道事情败露了，只好实话实说：“有这事。那年旱灾严重，群众生活无以为继。我们把前几年的撂荒地拾起来种了，原估计山地，也收不了多少粮。后来测产组也没有注意到那些庄稼，第二年春播时分给了社员。那一年，我们缴足了公购粮，不存在坑害国家的事情。现在把这事翻出来，刘西昌是有个人目的，想把我们队干部班子搞乱，乘机夺权。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为什么他非要当这个队长？”
刘景凡说：“这个人一根筋，58年前后他是队长，呼风唤雨，配合上边吹牛皮，放大炮，什么都要争个第一，到现在，奖状，红旗还挂在他的窑洞里，你们去看看那都是些什么内容。他掌权的时候多吃多占，贪污了多少，大家都没和他清算，看在他是刘家族人，看在他也是执行了上边的错误做法饶了他。他把大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给我们找麻烦。一门心思想着夺权，想再次掌握刘家庄的经济大权，不达目的心不甘嘛！刘家庄的社教第一阶段过去了，留老朱做后续工作。你们不信我说的，可以和老朱谈。我也想提醒你们一下，别给他人当枪使，否则会犯严重错误的。”
调查组信心满满的来，不能光听刘景凡的辩白，他们调查了一圈，该问的人都问了，怎么也无法将刘西昌说的黑线串联在一起。随后，他们改变调查方向，先从刘景行右派分子摘帽调查起，一直追到了何县长签字那里，也没有发现严重的违纪问题，最后，只好把事情挂起来，看运动的进展再作处理。但是，调查组同时也提出，刘家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开展不深入，需要进行回头看。
老朱非常生气，真的是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一个刘西昌，轻轻松松的就把他们工作了一年多的成果否定了。他去县里，找社教总团负责人讨要说法。团长几句话就把他怼回来：“我没有批评你，你还送上门了？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你说你有成绩，成绩在哪里？一个生产队一年通共打六七万斤粮食。就有两万多斤没有入账，瞒报产量。现在社员把问题都反映出来了，你还觉得委屈。大家都是这么干工作，四清运动还有必要吗？”
老朱反驳说：“没查出来问题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确实做工作不够细致，但是你也不能叫我们进行二次整改。你们这次来的调查组，先入为主，预设了有罪推断，让我把那条黑线找出来。这条黑线是谁提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农村人，农民有这么大的能量？你们能不能就事论事，多分了一点粮食，就说是多吃多占。粮食社员吃了，没造成浪费。他们自己种的地，自己收的粮食，有权自己处理。你现在说，是不是叫全体社员都退赔，要，我执行，亲自去社员家里追讨，再不放心，我领着你们去社员家搜刮。你总得给他们个出路。二次社教，打击面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调查组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团长本来想着抓大事情，结果这一竿子插错地方，被这一点小事绊住了脚。是依靠广大贫下中农，还是依靠刘西昌一个人？这是个政治问题，团长不敢作这个决定。他说：“立场不同，看法也不同，从目前情况来看，刘家庄的领导班子盘根错节，需要好好整改。回头我们研究一下，再给你派几个人，加强一下力量。总之，工作要继续，要往深挖，刘西昌人品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肯说实话。你要晓得，在利益面前，大多数人的心理是扭曲的。他能站出来，我们要肯定他。”
老朱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公社和牛书记碰头：“没办法，上边嫌我们四清不彻底，要回头看。”
牛书记说：“随便，我已经是局外人了。咋做，你们看着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