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监控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新型范式，以全域数据捕获为起点、算法技术为工具、平台垄断为支撑，将人类社会行为与日常经验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原材料，形成隐蔽且全域化的新型剥削形态。从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视角审视，监控资本主义在剥夺性积累逻辑支配下，以行为剩余取代传统剩余价值并成为剥削核心；它通过数字地租与算法控制实现资本增殖，进而导致劳动异化并深化为数字异化。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被数据化消解；自由意志受算法操控，背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厘清监控资本主义运行机理的基础上，真正的纾解路径在于通过数据公有和共享的改革重构权益分配，强化平台领域反垄断监管、推进算法伦理治理规范技术边界，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字治理新范式，为超越监控资本主义、推动人类从数据奴役迈向数字解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监控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 剥削 行为剩余 人的解放
作者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馨雨，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2期
监控资本主义概念由美国社会理论家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系统提出，用以指代一种新型剥削形态。祖博夫指出，监控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这种新的经济秩序声称，人类经验是抽取、预测与销售等潜在商业手法的免费原料。”这一概念标志着资本主义剥削样态在数字时代的重大转型，其核心在于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可资本化的原材料。监控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以数据驱动的资本积累为根基，平台垄断与全景监控机制重构了剥削的覆盖尺度与作用强度，推动资本权力在数字空间实现空前扩张。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监控资本主义延续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增殖核心逻辑，但剥削的具体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产业资本依托对劳动时间的直接榨取实现增殖，而监控资本则通过无偿地占有用户的行为数据完成价值生成与积累。马克思认为，“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监控资本主义使数字技术异化为支配个体的工具，也暴露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数字时代的当代形态。而实现人的解放，正是打破这种全域数字控制、重塑人与技术、人与资本良性关系的核心诉求。基于此，结合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系统剖析监控资本主义新型剥削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纾解路径，既能够深化对数字时代资本运行规律的理论认知，也可为突破资本在数字维度对人的束缚、推进人的解放探索可行路径，为推动数字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新道路。
一、监控资本主义剥削新样态的生成逻辑
监控资本主义的生成依托以数据捕获与分析为基础的新型积累模式，通过系统性地攫取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行为痕迹，再经过算法架构的技术处理形成可量化的行为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可资本化的预测商品，最终通过平台垄断与全景监控实现价值增殖的闭环。监控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将现代人置于全天候的数据生产与全领域的数字监控之中，以技术中立伪饰服务优化，掩盖资本对生命经验的殖民化开采。
（一）监控资本主义剥削新形态生成的时代背景
监控资本主义剥削新形态的生成，根植于数字技术革命与资本逻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深度融合。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数据取代传统生产资料成为核心资源，而网络平台则演变为新型剥削场所。这一转变是资本在面临利润率下降时寻求新积累空间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数字技术的成熟恰好为资本提供了将人类日常行为转化为可开采资源的技术条件，使行为数据的捕获、分析和商品化成为可能。“祖博夫将这一部分超出的数据称之为‘行为剩余’。”当“行为剩余被发现以后，监控资本主义随之诞生。”祖博夫将这种以行为剩余为剥削对象的新形态定义为“监控资本主义”，揭示其通过算法将人类经验转化为预测性商品的内在机制。这种新型剥削形态的生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剥削机制从对劳动时间的直接榨取，转向对行为数据的资本化运作。
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资本积累方式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向数字资本演进的历史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决定了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地位和作用。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与技术的合流形成了数字资本，它使万物皆可互联，生产从物理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数据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核心来源，资本家通过技术优势无偿占有用户数据并将其资本化。然而，这种积累模式具有高度的寄生性，它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而是寄生于用户无偿提供的行为数据来实现自我增殖。祖博夫认为，“监控资本主义具有寄生性与自我指涉的特质。”它像吸血鬼一样吸食人类的各种经验。这种寄生性积累不仅加剧了剥削的隐蔽性，更通过平台垄断和数字地租的形式，实现了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最为典型的是谷歌作为“监控资本主义的先驱、发掘者、经营者、实验者、领导实践者、楷模以及扩散枢纽”，通过对“行为剩余”的资本谋划“在四年内让收益翻了将近三十六倍。”除此之外，谷歌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超过十亿用户，通过将个人数据转化为预测商品，完成了监控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全球扩张。
监控资本主义的巩固，依托于全景监控基础设施的构建与社会权力关系的重塑。从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主义”到数字时代的液态监视，监控机制已从有形的监狱建筑演变为无形的数字架构。智能设备、传感器和算法系统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至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使监控不再是外在于社会的强制手段，而是内嵌于日常实践的隐形控制。这种监控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捕获用户数据，为资本增殖提供原料。马克思强调，“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监控资本主义正是资本本性的极致体现，它通过算法生产将用户数据持续转化为可增殖的预测产品。而技术进步则掩盖了剥削的实质，“数据时代的普通民众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不自知的数据被剥削者。”技术的革新使行为剩余榨取在精准服务的外衣下更为深入。最终，监控资本主义不仅实现了对数据的垄断，更通过塑造社会行为和控制认知，完成了资本权力在数字时代的重构。
（二）监控资本主义剥削新形态的核心内涵
监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型剥削形态，其核心内涵在于将人类经验转化为可资本化的行为数据，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无偿占有实现资本增殖。这一过程延续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剥削本质，但在数字时代演变为更隐蔽的形式。在祖博夫看来，监控资本主义将人类日常经验视为免费原材料，经过算法将其转化为行为剩余价值。与传统工业资本不同，监控资本不再直接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是通过捕获用户的数字行为痕迹，实现对其生活经验的全面开采。这种剥削的实质仍符合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只不过其对象在数字时代从体力劳动转向了认知和情感劳动。最终，用户生成的数据被转化为可交易的预测商品，用户却沦为数字无产阶级，其主体性在数据提取过程中被系统性消解。
从剥削形式上看，监控资本主义呈现出高度寄生性与全景监控式特征。其寄生性体现在这一模式既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也不专注于金融资本重组，而是寄生于用户无偿提供的行为数据来实现自我增殖。马克思曾揭示了资本使“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而在数字时代，用户的行为数据成为新形态的廉价商品。此外，为持续获取稳定的行为剩余来源，各类监控手段已演变为覆盖全域的监视体系。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用于限制人类自由的监控手段，监控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无偿捕获用户数据。这种全景监控模式在提供便利服务的表象下，掩盖了对个人行为数据的资本化过程，进而使剥削关系从生产领域延伸至消费乃至整个社会再生产领域。
监控资本主义剥削新形态的本质是实现剥削内容与形式在数字化时代的辩证统一。行为剩余作为剥削的新对象，与大规模商业监控这一新形式相协同，共同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的终极目标。这种剥削不仅无偿占有了用户的数据产出，更通过算法预测与行为引导，深刻干预人的认知与选择自由。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化时指出，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而在监控资本主义中，用户除了接受数据被提取的命运外，也缺乏真正的自由解放方案。这种新型异化使人类经验被割裂为可被资本占用的碎片，异化劳动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在数字技术的伪装下，监控资本主义重塑了资本权力的运作逻辑，标志着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在数字化浪潮中的一次深刻变迁。
（三）监控资本主义剥削新形态的意识形态幻象
监控资本主义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幻象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幻象将数据监控包装为个性化服务与效率提升的手段，使剥削关系隐匿在自由选择的假象之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拜物教，在数字时代演变为数据拜物教。人们误将自身的社会关系视作数据化物象之间的关系，这种认知掩盖了数据背后真实的剥削关系。如同消费社会将商品符号化为身份象征，监控资本主义将全景监控美化为数字时代的自由体验。当用户为获取便利而让渡数据主权时，实则陷入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舒适的、无摩擦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状态。这种异化机制通过技术中立性宣称，将资本逻辑转化为看似不可避免的时代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监控资本主义借由将专属技术范式塑造为普适性的社会共识，以此完成意识形态的霸权建构与话语主导。
然而，这种幻象无法掩盖其内在的系统性矛盾。监控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积累模式，导致数据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当数据资本通过算法制造虚假需求并操纵消费行为时，它既破坏了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也加剧了阶级关系的断裂。进一步来看，监控技术所强化的“数字全景敞视主义”，并非福柯笔下规训社会的简单延伸，而是演变为一种更隐蔽、更具渗透力的支配形式。在这种新型权力结构下，资本与技术合谋，以数据采集与算法治理为手段，对个体行为进行全天候捕捉与预判，“他们横冲直撞，用表面上看似合法，但事实上却不然的操作手段搜刮一切资源。”这种控制模式通过让用户主动参与自我数据化，实现了权力机制从外部强制向内在认同的转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监控资本家通过将数据剥削描绘成技术进步必然代价的方式，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建构。这种控制模式的成功恰恰暴露了其脆弱性：当个体意识到自身经验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原材料时，合法性危机会必然引发个体强烈的反抗。
监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自我辩护。这种幻象不仅掩盖了剥削实质，更通过塑造数字宿命论阻碍了对替代方案的想象。马克思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要破除这种幻象，不能仅停留在理论揭露，而需要通过变革数据所有制来瓦解其物质基础。技术本身并非奴役的根源，而是其嵌入的资本逻辑决定了异化的方向。只有在数据共享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数字技术才能从资本控制的工具转变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
二、监控资本主义剥削新样态的运行机理
数字技术扩张强化了资本主义在多领域的渗透能力，资本将用户日常行为纳入数据生产、剥削与价值重构体系，使个体异化为数字无产者。监控资本主义为实现全域控制，通过掌控用户线上行为干预现实生活，其剥夺性积累引发主体异化、经济泡沫化及价值虚无化等问题，其运行机理以数据攫取、平台垄断与全景监控为核心，共同构成数字时代的新型剥削样态。
（一）以数据攫取为先导的行为剩余剥夺机制
监控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始于对行为数据的系统性攫取，这一过程将人类日常经验转化为可资本化的原材料。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用户的网络浏览、社交互动、消费轨迹等行为被持续捕获并量化为数据流，成为新型生产资料。正如上文所述，祖博夫将这种被无偿占有的数据称为“行为剩余”，其本质是资本对生命经验的殖民化开采。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具体表现为数据驱动的资本积累，传统劳动过程中的剥削逻辑延伸至行为数据的提取领域。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架构将用户置于永久性的数据生产状态，使休闲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界限彻底消融，从而实现对人类生活全部领域的价值榨取。
行为剩余的攫取依托技术异化与认知操纵的双重机制。一方面，监控资本以免费服务诱导用户无意识生成行为数据，并通过算法将原始行为痕迹数据加工为可交易的预测性商品，这一过程掩盖了剥削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在数字化语境中，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从劳动时间剩余转变为行为数据剩余。另一方面，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和成瘾性设计持续刺激用户产生新数据，形成“剥削－再生产－再剥削”的循环。用户在被塑造为产消者的过程中“逐渐陷入一个无所遁逃的世界，行为被不断趋同、意志被不断重叠”。人的主体性逐渐瓦解，沦为算法调控的数据源。这种隐蔽剥夺使监控资本主义比传统剥削更具渗透性，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在此演变为祖博夫所批判的“行为修正市场”。
这种行为剩余剥夺机制的深层矛盾在于其既依赖社会化合作，又通过私有化占有实现价值攫取。数据作为人类集体智慧的产物，本应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却被资本异化为私人增殖的工具。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监控资本主义却将社会性劳动成果，即行为数据转化为垄断利润的来源，导致财富分配的失衡。更严重的是，数据攫取通过行为预测与干预侵蚀人的自主性，使数字异化成为劳动异化在21世纪的深化形态。这种异化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与马克思憧憬的自由人联合体背道而驰。
（二）以平台垄断为核心的资本增殖内在逻辑
平台垄断构成监控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增殖的核心装置，其本质是数字时代生产关系集中化的结果。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通过控制数据基础设施与算法规则，建立起类似封建采邑的“数字领地”。马克思指出，“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在数字领域，平台通过网络效应与数据垄断获得绝对成本优势，使竞争对手难以生存。这种垄断不仅体现在市场份额上，更表现为对数据生产资料的排他性占有。平台如同数字时代的“圈地运动”主体，将公共数据转化为私有资本。
资本增殖的实现依赖于平台垄断衍生的数字地租机制。平台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向用户、广告商和第三方开发者征收多重租金。这种机制既通过数据捕获无偿占有用户的行为剩余，又通过广告竞价和流量分配获取超额利润。这种租金剥削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地租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垄断价格产生地租，反过来，如果由于土地所有权对在未耕地上进行不付地租的投资造成限制，以致谷物不仅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且还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那么，地租就会产生垄断价格。”数字地租的特殊性在于其全球性与实时性，使平台能够跨时空持续抽取价值流，将传统的地理空间限制转化为数字优势。这种增殖模式使监控资本主义呈现出高度的寄生性，它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而是寄生于社会交往过程实现价值转移。
平台垄断的持续深化，促使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相互融合，催生数字帝国主义新形态。大型平台同国家机器形成结盟，把数据控制权转化为实质治理权，监控资本借助算法霸权重塑社会规则，界定信息可见范围与行为合法边界。这一权力结构在全球层面表现为数字殖民，发达国家平台依靠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数据掠夺与价值提取。由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的世界市场统一性，即“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数字时代演变为平台垄断下的数据霸权格局，由此激化的矛盾正呼唤着新型国际数字治理秩序的建立。
（三）以全景监控为主的权力运作与控制体系
监控资本主义的全景监控权力体系重构了监控时空界限，形成跨越物理限制的新型权力形态。相较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时代资本家对工人的生产监控，全景监控借助智能视频监控、可穿戴设备等手段，将监控范围拓展至日常生活全场景、时间延伸至全天候、对象泛化至全体社会成员，成为资本凝视下的超级监控体系。
监控资本主义通过构建全程覆盖的监控网络，形成了多重围困的闭环控制机制。在准入环节，数字界面强制用户提供个人信息，网页浏览记录被自动捕获，呈现为一种前置式无条件监控；在运行环节，依托大数据分析的自动化监控系统扮演着“大他者”角色，通过处理海量数据实现比人工监控更为精准彻底的审查。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监控体系突破了人类感官的限制，使监控权力实现自动化运作。这样，“即使未曾目睹资本家的监控，自动化监控也足以让人们变得更为畏惧。”
全景监控体系的矛盾性在于其同时孕育着解放与奴役的双重可能。一方面，监控技术本可成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工具，但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却异化为控制手段。马克思曾憧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监控资本主义却通过数据垄断阻碍了这种联合体的实现。另一方面，数据合作社、平台合作社对监控基础设施的集体反抗，正在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新路径。唯有将数据生产资料归社会集体所有，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方能实现数字时代真正的解放。
三、监控资本主义剥削危机的纾解路径
作为资本主义数字时代新形态，监控资本主义虽改变了传统剥削形式与场域，却未突破其内在矛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资料，但生产社会化与数据私有化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从劳动关系视角来看，数字技术带来生产新可能，却因平台垄断、算法控制加剧劳资对立，催生数字异化与隐性强制劳动，阻碍数字时代人的解放进程。为应对这场数字剥削危机，数字治理主体与政策制定方需要依次从数据产权、平台治理、监控规制三个维度设计纾解方案，调整生产关系，优化技术治理，二者协同发力，推动实现数字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推进数据产权与价值返还改革模式
推进数据产权与价值返还改革，是破解监控资本主义剥削危机、实现数字时代人从数据异化中解放的前提。监控资本主义剥削危机的本质，是数据产权模糊与价值分配失衡的制度性结果，而非技术异化的偶然现象。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用户行为数据实现剥夺性积累，使数据创造者沦为“数字佃农”，主体地位被边缘化，最终成为资本增殖的数据附庸。当前数据要素配置的核心矛盾是：掌握算法优势的数据控制者垄断全链路资源并独占价值分配权，而数据源头的个体与公共部门难以主张合法权益，相关治理主体破解这一矛盾需兼顾产权界定与价值分配，构建公平高效的治理框架，推动人从数据剥削中实现经济解放与人格独立。
改革的关键是构建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与价值返还机制的协同体系。在产权层面，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机制。公共数据由专属公共机构托管并依规开放，保障公众平等共享数字红利；个人数据确立人格权益优先、财产权益补充的权属原则，赋予用户收益主张权；企业数据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同时各级监管部门需通过反垄断审查约束垄断行为、防范寡头割据。在价值返还层面，国家和社会应建立基于贡献度的动态分配机制，依托数据交易市场明确数据价值，将部分交易税收纳入公共福利基金，助力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与弱势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推动人的发展权走向实质平等。
改革的落地需要依托技术与制度的深度协同保障。在技术层面，构建数据价值可挖掘、原始隐私数据可保护的安全流通体系，在严守个人数据隐私底线的前提下实现数据要素的合规开发与价值释放。在制度层面，强化数据全链条监管制度：在立法上明确数据采集的知情同意原则，赋予用户数据授权的自主撤回权；设立跨国数据治理机构，搭建区块链支撑的全球数字追溯系统，对数据使用的各个环节实行穿透式监管，对滥用行为实行双罚制。这种技术赋能与制度兜底相结合的体系，可有效防范数据泄漏风险，推动数据要素从剥削工具转变为支撑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数字基石，为推动数字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新道路。
（二）完善分级反垄断全球协同监管机制
监控资本主义平台垄断剥削危机的本质，是资本放大了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内在矛盾，其核心危害在于通过技术霸权压缩人的发展空间，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平台凭借数据控制权形成市场支配地位，扭曲资源配置逻辑，通过算法黑箱、数据闭环侵蚀公平竞争秩序，导致劳动者、消费者、创作者的权益受损，个体的自由意志与发展空间被资本主导的平台生态挤压。对此，有关监管主体需要构建分级分类的反垄断监管体系，区分不同规模平台的影响边界，兼顾创新活力与监管实效，打破平台资本数字垄断，为数字时代人的解放拓展空间。
在国内监管层面，监管部门应坚持存量平台垄断规制与增量市场公平培育双向发力、协同推进，着力破除平台垄断带来的制度性壁垒，为数字时代人的解放扫清制度障碍。一方面，对超大型平台实施结构性干预，推动基础数据服务与增值业务分业经营，建立数字守门人认定标准，明确其数据可携、算法透明等义务，强化平台并购事前审查，打破生态封闭性，保障劳动者、创作者的职业自由与发展自主。另一方面，创新数字公地治理模式，支持用户共建平台合作社，扶持开源社区发展，构建公共数据基础设施，推动数据红利社会共享，让数字空间成为共建共享的公共领域，为所有人的平等发展提供支撑。
分级治理需要延伸至全球维度，各国携手应对数字殖民风险，推动全人类数字时代共同解放。各国应通过多边倡议建立跨国数据流动白名单，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下制定数字竞争多边规则，建立跨国平台联合审计制度，防范发达国家进行数据剥削，保障全球民众平等的数字发展权利。同时，将技术主权纳入规则范本，助力发展中国家争取治理话语权，推广数据监管沙盒，在划定风险边界的前提下鼓励跨境创新，形成包容审慎的全球监管范式，共同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构建“更加普惠繁荣、更加和平安全、更加平等包容”的国际数字治理新秩序，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公平的全球发展环境。
（三）构建法治伦理社会监控制衡体系
构建法治伦理社会监控制衡体系，是破解监控资本主义剥削危机的根本路径，其核心逻辑是回应数据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失衡困境，助力实现数字时代人的彻底解放。这一体系通过法治刚性约束、伦理价值引领与社会多元参与，将技术定位为“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进一步遏制数据权力的无序扩张与工具化滥用，让数字技术回归为人的解放服务的本质。
法治伦理社会监控制衡体系的构建，需要兼顾制度刚性约束与伦理价值引导，为数字时代人的解放提供保障。在法治建设层面，我国以隐私权保护为核心基础，制定专门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基于用户画像的歧视性定价与算法操纵行为，切实保障公民对各项决策的知情权与异议权；同时围绕《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我国严格管控高敏感数据应用系统，通过设定阶梯化法律责任，清晰划定技术应用的公共利益边界，为数字技术健康发展筑牢制度根基。在伦理规范层面，推动技术伦理嵌入式融入数字技术设计全过程，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开展全流程前置评估，推行伦理嵌入设计准则，将以人为本的解放理念深度融入技术内核；监管部门需结合算法问责制，将抽象的伦理合规要求具象化为约束企业行为的经济性规制手段，有效防范数字技术异化为资本支配个体的工具。
社会力量参与是落实法治约束与伦理引导、保障制度落地的关键支撑。我国需要着力社会监督机制，支持国内消费者组织依法发起算法侵权集体诉讼、鼓励主流媒体曝光数据滥用行为，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强化个体在数字解放中的主体自觉。同时，我国要积极发展去中心化网络与开源软件生态，降低市场主体对大型垄断平台的技术依赖，构建多中心协同的数字治理格局。根据《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的基本部署加强公众数字素养培育，提升公众算法风险识别与治理参与能力，让公众参与和技术民主化成为制约数据权力的常态力量。最终，通过法治、伦理与社会监督的协同作用，推动数字监控体系更好地保障公共利益，实现技术向善转型，“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让数字时代真正成为人的解放的新舞台，而非资本剥削的新场域。
结语
数字时代的监控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深度交织的产物，其剥削新样态打破了传统剥削的时空边界与表现形式，以隐蔽化、全域化的方式加剧了人的异化，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数字时代的集中凸显。对监控资本主义剥削新样态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及纾解路径的考察，并非单纯的技术批判或资本批判，而是立足人的解放这一核心目标，探寻数字技术与人、资本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之道。破解监控资本主义的剥削危机，既非否定数字技术的进步价值，也非简单遏制资本扩张，而是要通过制度革新、监管完善与伦理重塑，规范资本行为、界定技术边界、重构权益格局。数字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当代形态，任重而道远。唯有坚守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推动数据权益共享、破除平台垄断、规范算法治理，才能让数字技术摆脱资本的奴役，回归服务人的本质。这既是摆脱当下数字异化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推动人类迈向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重要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