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权力对生命的调控和管理是生命政治学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生命政治学却忽视了资本作为权力机制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隐秘运作。虽然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生命政治”一词，但其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无疑为生命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理论资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包含了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本占有的不平等意味着生命体之间的不平等，它通过吮吸劳动者的生命来彰显自身的意志和地位。当代左翼学者齐泽克坚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立场，并运用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生命政治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即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不平衡，资本权力隐秘地渗透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之中，并构成了其永不停歇的驱力模式。伴随数智时代的高歌猛进，技术进步的背后潜藏着资本权力的深层次运作，它使得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异化问题。以资本权力为切入点，考察数智时代生命的数字异化困境，有助于深化当代资本批判理论，推进并丰富马克思主义有关生命政治学的研究。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1)。

作者简介：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

关键词：资本权力/ 生命政治/ 社会关系/ 驱力模式/ 数智时代

原文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桂林)2025年第5期 第9-17页

法国著名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将生命政治表述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1]216，之后他逐渐转向对生命权力的考察，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权力技术和生命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生命政治学研究，学界侧重于将“生命政治”界定为政治权力对生物性生命的规训，忽视了资本在其中所蕴含的隐秘的权力关系，因而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权力向度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开篇便将生命政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关联起来，并宣称自己要展开一场针对当下政治经济学的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尽管这一抱负并未在福柯后期研究中落地生根，但不可否认，对生命政治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而且能够构成一条合理的线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脉络中，马克思和齐泽克的资本权力批判为我们从生命政治视域洞察资本运行机制、主体生存境遇以及生命权力的隐蔽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将资本权力置于生命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剖析资本权力如何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以一种极为隐蔽的形式渗透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形成了资本的生命权力机制或者说资本的生命政治学。

一、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资本权力及其生命政治学意蕴

尽管马克思从未提出过“生命政治”一词，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详细阐释了资本如何作为一股客观的经济力量来干预和操控劳动者的生命，并通过商品生产和劳动剥削等塑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故而，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学批判的整全性视野中透视马克思的资本权力理论，才能深度彰显马克思资本批判研究的历史大视野。

资本不仅仅指“能生钱的钱”，还表征着一部分人能够占有和操控另一部分人这一权力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讲，资本绝非僵死之物，而是能够实现自我繁殖、自我增殖的财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能够将全部的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世界都吸纳至资本增殖的漩涡之中。但如果仅仅将资本定义为“货币的逻辑，钱的逻辑”[2]380，显然还不能够触及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层次理解。实际上，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紧密相关、相互生成。“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877。或者说，“物”只是资本权力的显性呈现，“关系”则是资本权力的真正表达。此处的“关系”既表现为“资本—劳动”所结成的利益关系，更表现为“资本—劳动”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即资本在其增殖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压迫和奴役人的支配性力量。这是因为，“资本—劳动”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深刻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社会结构之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直接决定了是否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控制权和支配权。故而，物的占有的不平等势必导致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探寻资本权力生成的关键所在，亦是“人”转为“赤裸生命”的基本条件。众所周知，劳动力成为商品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劳动者一无所有，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其二，劳动者可在市场上自由出卖其劳动力。可以说，资本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部赤裸生命的生产史。“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4]198。追溯资本原始积累史，新兴资产阶级不惜一切暴力手段剥夺土地等生产资料，强制性地让大批劳动者变成市场上一无所有且自由行动的原子式个体。就劳动者的生物属性来说，他们是符合生命特征的人，但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劳动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面对着主体性完全丧失的现实困境，他们在私有制运动中兴起，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身处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之中，却在政治共同体中找不到适切的位置，反而处处被合法地压迫、剥削和戕害。在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G—W—G')中，他进一步认识到资本权力的“张扬跋扈”如何体现于劳动力自由买卖这一事实中。在他看来，一般的商品流通无法带来新的价值，唯有出现在流通市场中的特殊商品即劳动力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其所创造的超出自身交换价值的部分就是新的价值，亦即剩余价值。“在G—W—G'这一运动中出现的价值，是从流通中产生，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且自行增值的价值，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就是资本”[5]19。一方面，劳动者的鲜活生命作为资本家无休止地攫取剩余价值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在资本权力的强力逻辑下，生命成为徒有外壳、丧失主体性的赤裸生命，其一切价值与意义就是完成资本增殖的使命。可见，资本权力的生成建立在劳动力商品化这一表象之下，而所谓的市场平等交换丝毫未改变劳动者仍是赤裸生命这一基本事实，因为交换的发生是基于买卖双方在“物”的占有方面的严重不平衡，资本权力对赤裸生命的生产本质上是化了妆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资本权力占有生命的最佳媒介是形成所谓的“机器体系”，即让劳动者的身体服膺于机器与技术的需要，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有效驯化身体的规范机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大量论述了大机器与资本生产之间的深刻关联，集中表现为机器体系如何通过产业工艺学让“活劳动”降格为“死劳动”。就劳动工具的本身功用而言，劳动工具的使用是人类身体器官的极大延伸，它体现了人类劳动对自身生理性界限的突破与超越。正如马克思所言，原本“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6]185。然而，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下，真正获得技能和生命力的不再是劳动者，而是抽象且永生的机器，而劳动者的身体仅仅“转化为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4]393。在对机器的理解上，马克思认为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由诸多智能器官组成的机器体系，其中，劳动者只是这一机器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部件[7]90。马克思之所以采用“机器体系”这一表达，意在强调资本权力之下机器和身体的颠倒关系，身体的敏锐性、灵巧性与生动性完全被以机器体系为媒介的资本权力所遮蔽。在资本家眼中，劳动者和其他任何生产资料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一道服从于整个机械化体系，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为此，资本通过一系列精细化纪律制度展开了对劳动者身体的权力规训。《资本论》中大量关于工厂制度的章节揭示了资本权力如何驯化出有效且服从的身体。不同于福柯所讨论的监狱、医院等，在马克思这里，工厂是生命政治运作的根本场域，为资本规训和盘剥劳动者的身体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在时间安排方面，工厂制度通过不同手段占有和调配劳动时间。在初期，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将劳动时间绝对延长，只提供能够保障劳动者活下去的休息时间；受制于身体的生理界限，资本家后又转为缩短劳动时间、提升劳动强度，强迫劳动者必须严格按照特定时间表和操作规范展开工作，让身体的每个动作、姿势和节奏都必须自始至终地符合机器的运转。另一方面，在空间布局方面，工厂制度将劳动者的身体固定在特定的空间位置进行规范操作，使得原本连续的、流畅的、完整的生命活动被消解为程序化、机械化、单一化的肢体运动。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人只代表联合、汇集在一种特殊劳动中的个别操作。”[8]304在工厂制度和机器体系背景下，资本权力之火“愈烧愈旺”，其旺盛的生命力建立在吮吸他人生命的基础之上，而劳动者日益降格为丧失意识、内容和灵魂的附庸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权力的运行不仅以吮吸劳动者生命为基底，其触角同样延伸到了资本家。“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9]297。追求无限增殖的资本绝不停留于“合理地”剥削劳动者的生命、占有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它也要将资本家“合理地”裹挟到其欲望之流中，企图让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成为其欲望无限增长的“原材料”。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同，货币占有者即资本家享有对他人身体的支配权和统治权，按理来说应该是高高在上、意志独立、昂首阔步的主人姿态，但从资本这一更高阶段的抽象统治来说，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肉身”“人格化”，在资本运动中扮演着其现实代理人的角色。就此来说，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资本的“剧中人”，其生命意志都服从于资本权力的展开。稍有不同的是，劳动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资本家误认为自己处于绝对支配和绝对统治的地位，不仅是劳动者的主人，也是资本的主人。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权力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全体成员的规训和宰制，并坐享全体成员的劳动果实。

综上，马克思对资本所展现出的权力逻辑及其生命政治建构的深度剖析，揭示了“物”或“资本”占有的不平等内蕴着人和人关系的不平等。除此之外，资本还将资产阶级社会变成了“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4]392，其中，唯一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只有资本，所有现实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推动资本增殖机器上面的齿轮快速运转。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0]415

二、作为驱力模式的资本权力及其生命政治学意蕴

对资本权力的批判性研究是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汇点，二者都指认资本权力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核心，资本的扩张和增殖是其根本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主体深陷商品拜物教是其现实效果。但是，具体到资本权力的发生模式和运作机制，二者的阐释框架和研究方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不同于马克思从经济层面揭示资本权力内含的生命政治学意蕴，当代左翼学者齐泽克则主要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层面入手，分析资本权力如何作为生命政治之隐性面日益渗透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之中。

首先，从精神分析学视角看，资本权力是生命政治的深层发生机制。对资本及其权力的批判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任务，更是现代西方左翼学者关心的核心问题。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到齐泽克的生命政治批判，都离不开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要素与政治权力的相互交织。当然，在继承福柯微观的政治权力批判的基础上，齐泽克借助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大大推进了生命政治中所蕴含的权力批判。具体而言，齐泽克所面对的不再是古典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后政治时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及其所隐匿的资本权力批判。齐泽克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已然降格为纯粹的关于治理术的实践。与福柯类似，这一“治理术”仅仅局限于微观政治层面的运作，以及所谓“技术”的细枝末节。从精神分析的视野看，齐泽克显然丝毫不满足于这种“微观”的治理术，他转而求助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推进生命政治的深度批判。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本来就是一币两面，“彼此都指向对方”[11]95，其中，经济领域或者说资本权力是生命权力运作的根本场所。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对生命发挥规训效力的不仅有政治权力，还有福柯等一众学者没有触及到的资本权力，而后者才是齐泽克讨论生命政治的重要切口。基于此，他指出，“我们不得不从政治景观向政治景观的经济基础行进”[11]507。

借助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齐泽克将资本权力置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性的不平衡结构中，并引入了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剩余快感”及其运作逻辑，深入剖析了资本权力的发生机制。剩余快感最初是拉康用以阐释主体欲望结构的关键概念。在拉康的理论体系里，主体因被阉割而处于匮乏状态，无法获取充分且完整的快感。然而，正是这种不完整性，促使主体不断追求对对象的过度享用，持续渴望那些无法真正得到的东西。以可口可乐饮料为例，可口可乐并没有特定的使用价值，不像水是对人口渴的满足，酒是对人的酒精需求的满足，可口可乐是“超出标准满足的纯快感剩余”[12]，而这正是人们对其产生强烈欲望的根源，导致人们对它的需求常常呈现出“贪得无厌”的状态。在此基础上，齐泽克将个体行为中存在的剩余快感逻辑，拓展应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之中。他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围绕“匮乏”“阉割”的“根本性不平衡”构建起来的，换言之，是依据剩余快感逻辑得以维持运转的。

在拉康那里，剩余快感还仅仅局限于对主体及其匮乏的诠释，但齐泽克并不满足于此，借助于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13]463，他由此对其作出了另类解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其前进的巨大障碍。齐泽克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无异议。但如将马克思上述名言诠释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解释，齐泽克并不完全赞成。众所周知，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一旦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其“社会外衣”，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形式框架，那么这一框架就会转变为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然而，齐泽克对此却并不完全认可。他指出，马克思本人所持并非如此这般简单的“进化论”的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真正想要阐明的是，生产关系这一形式反过来驱动着作为其内容的生产力发展。具体而言，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初，便已呈现出“腐朽没落”之态，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就出现了某种不一致甚至尖锐的矛盾，这一“裂痕”早已深深嵌入资本主义的本质之中，并成为资本主义的创伤性内核。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或“裂痕”，却成为推动资本主义持续扩张、不断进行再生产的强大动力。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在其不到一百年时间内却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物质财富的总和。换言之，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这一根本性的“矛盾”或不平衡，所以它才始终幻想着消除这一“矛盾”，努力实现其内在的平衡，进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诚如齐泽克所言，“与以前的统治模式相比，它将自身之剩余提升为社会认同的原则”[14]136。如此，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一“剩余”不再是偶然或特殊的存在，而是已然演变为一种常态，它持续不断地驱动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当然，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厢情愿”。资本主义越是不顾一切地突破自身极限，试图消除二者之间的“对立”，其内在的“矛盾”或“裂痕”就愈来愈大。

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资本权力呈现为某种无限自我循环的“驱力模式”。“死亡驱力”或“驱力”(drive)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由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但拉康后期尤其重视“驱力”这一概念，并将之应用于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之中。驱力与欲望不同，欲望建立在主体匮乏的基础上，因匮乏而导致欲望之无穷，所谓“欲壑难填”就是对欲望的典型表达。而驱力则围绕着某个对象或客体的“缺口”而无休止地循环和旋转。对此齐泽克作出了如下的清晰阐释：“欲望是以构成性的匮乏为根基的，驱力则围绕着洞穴旋转，围绕着存在秩序中的缺口旋转。”[11]105换言之，欲望是主体在放弃追求本就无法企及的完满状态后所作出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抉择，即主体通过将平凡的客体升华为崇高客体，以此填补自身之匮乏，从而营造出一种平衡的假象。与之相反，“驱力简直就是对欲望的反向运动”[11]109，它并非执着于某一特定的局部客体，而是这种固着本身。驱力的目的并非抵达某个具体的终点或特定的目标，而是在一种奇特的弯曲空间中，永不停歇地做循环运动。或者说，无限的循环运动本身就是其目的。由此，驱力把彻底的不平衡引入其中，并打破了事物看似“平衡”或平稳运转的虚假表象。

正是基于对欲望与驱力的区分，齐泽克将驱力及其特性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他指出：“驱力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驱力推动着整个资本主义机器滚滚向前，它是非人格的强制力量，推动着已经扩张的自我繁殖做永不终止的循环运动。”[11]105资本主义正是依赖于“资本”的无限循环和不断的社会化“再生产”这一“驱动力”，它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然而，这一建立在无限“驱力”本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却具有其难以消除的特有的悖论。这一悖论体现为：其生产力越发展，其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就越尖锐，贫富分化就越严重。齐泽克指出：“它越是‘腐烂’，它的内在矛盾就越是趋于恶化，它就越要为了生存进行内部革命。”[15]59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必然陷入精神分析所谓的“死亡驱力”模式及其悖论：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如同“脱缰的野马”难以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人和物势必会被纳入到资本权力的抽象同一性体系之中。

由此衍生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作为“驱力”的资本权力如何与生命政治相关联？也就是说，资本权力的运作机制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齐泽克的回答是，如果将这一问题化简到极致，答案就是“大他者(即剥削我们的系统)征用我们(即剥削系统的对象)的享乐，我们服务并供养‘系统的快感’”[16]。显然，“大他者”成为资本权力及其运作机制的代名词。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驱力的资本权力自身及其运转的“非人”特性，并非某种“人格化”的个体，也不能将其等同于众多资本家的贪婪欲望。一般而言，资本家的欲望具有多重性，表现为差异不同的“分散的欲望”，如囤积财富、扩张生产、社会声誉，等等。与之相比，驱力没有多重性，它是单一的，是一种通向无限的扩大再生产的单调驱动力，是一种无意识的纯粹欲望，这种纯粹欲望可以归结为永不满足的命令。所以不能将作为驱力模式的资本权力主观化、心理化，而应将其理解为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某种机制，也即一种客观的资本结构；与此同时，还需要强调的是，驱力本身并非某种纯客观性的，它还具有某种“拟人性”的特征，也即作为驱力的资本权力及其运作的前提是，它可以利用和操纵主体的欲望逻辑及其不断变化的欲望序列，并在此基础上为自身提供欲望之释放，即资本主义社会琳琅满目的商品。如此，上至资本家个人、公司高管，下至普通工人、消费者，都成为了展示资本权力之驱力性的“代理人”。因此，作为权力的资本及其“驱力”的运作机制表面上似乎是由许多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所维系，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资本权力”的代理而已。他们的贪婪本质上仍从属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对资本家这些主体来说，生产力或者说资本仅仅是满足他们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然而，“一旦资本的流通开始启动，关系就颠倒了过来，手段就变成了目的。……从这一刻开始，真实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只是赚取更多货币，只是流通自身的无穷无尽的重复”[11]103。

齐泽克对资本主义资本权力的驱力机制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非人》一书中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二者都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与作为主体的人类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境遇，人类不过是资本的“牺牲品”而已。利奥塔指出：“人类不是这个过程的驱动者，从来就不是，而是这个过程的结果、承载者、继承者。”[17]34在此，利奥塔认为人们对利润的渴望主要不是源自人类欲念的命令，而是社会系统或者说资本结构的复杂化过程的结果。他借用阿波罗神谕来描述资本的运作机制：“俄狄浦斯出生时阿波罗讲出的神谕就提前规定了这种英雄直至死亡的命运。”[17]97同样，资本就如阿波罗神谕，人类命运就如俄狄浦斯，人类的任务只是在占据霸权地位的资本机制中展现其早已被构建好的身份。

最后，资本权力不仅呈现为疯狂的“驱力模式”来剥削主体，它还伪装成某种“利己主义”的模式迷惑主体，使主体沉醉于资本权力的运作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借助于精神分析的理论，齐泽克将资本权力的这一运作机制与精神分析的力比多之谜相关联。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任何生命的或非生命的个体都是资本主义的“奴隶”；但滑稽的是，资本却能将驱使无数的生命个体“自愿地”“乐此不疲”地投入到资本权力的这一“大他者”的资本主义机器之中，并源源不断地充当资本的“原材料”和“燃料”。一句话，资本权力的运作同时构成了主体的“力比多”隐秘享乐机制。

由此齐泽克指出：“资本的‘生命’是寄生于现实生命的伪生命，是从现实生命中汲取能量的吸血鬼。因此，资本的统治是一个可怕主体的统治，这一主体产生于现实生命，并使其服从于自身的运动：资本的自我定位就像吸血鬼、活死人一样寄生在资本外部的生命之上。”[18]39在此，齐泽克明显受到马克思那个著名的比喻“资本是吸血鬼”的启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19]269。由此可见，在结构性、系统性和自主性的资本机制中，个体的生命不过是一个齿轮、一个附件。然而，其悖论在于：主体并不是只被资本这一“大他者”所剥削而痛苦不堪，相反，主体自身在受到“大他者”剥削的同时也处于某种隐秘的“快感”享受之中，只不过他是以倒错的形式获得快感的。在隐秘的力比多层次，主体的欲望屈从于资本“大他者”的驱力，或者说，主体在资本“大他者”的淫威下拼命地“努力、奋斗”，一心想“赚大钱”，并享受着“赚钱”的快感。然而实际上，主体自身不过是供“大他者”享乐的工具而已。如此，主体就以反向和倒错的形式隐秘地实现了某种稍纵即逝的快感享受。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一倒错快感维系着无限驱力的资本循环运动，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如《黑客帝国》中所描述的情形那样，黑客帝国以剥削主体的快感为生，数百万人在注满水的摇篮里过着幽闭恐惧式的生活，充当黑客帝国的快感工具，但在可悲的幻想层面上，主体仍然视自身为积极的、自我设置的主体。

至此，齐泽克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深入分析了资本权力及其运作机制，并揭示了政治权力的运作根本上是为了遮蔽无时无刻不在疯狂运转的经济符号机器。不仅如此，他还将资本权力的分析与马克思相关联，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层次进一步拓展了社会结构的无意识运作是如何通过资本权力而发生的。总之，齐泽克对资本权力及其驱力机制的分析，以及资本权力对生命的宰制，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批判中相对薄弱的微观的文化和心理维度。

三、数智时代的资本与生命政治的新异化

在当代社会，数智技术迅猛发展并日渐渗透至治理实践领域，而生命政治本身就是关于权力如何作用于生物性生命的治理术理论，因此，数智治理是生命政治学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数智技术虽为生命政治的有效治理和精准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推动了社会的高效运转，但它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其背后强大资本权力的悄然崛起，深度操控着数智技术的应用，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生命异化现象，这些问题正日益引发人们对数智生命未来走向的迷思和担忧。

首先，从个体的生命状态来看，资本权力与数智技术媾和而产生了“无实体的主体”，即“透明人”这一新的生命异化形态。当今，数智技术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个体的一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想、行为、习惯、偏好、情绪等信息都受到大数据的监测、记录和分析。一切个体都被彻底数智化了，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开启了一种新的异化状态，即“人类个体体成为了‘物’，其状态和行为活动在其不知情的状况下不断地被记录和传播：他们的身体活动、财物交易、健康、饮食习惯、买卖内容、阅读情况、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都被收集在了数字网络之中，这些数据网络远比他们自己还要了解他们”[20]11。在《连线大脑中的黑格尔》中，齐泽克同样指出了个体完全被“外化”的事实，当个体冲浪、购物或看电视时，个体看似得到了自由的享受，实际上却参与了一场“不平等的交换”，即“仅仅通过发挥我们的这种自由，我们就产生了由数字大他者占用的‘剩余’”[21]32，个体的活动被悄然登记在数智云平台，“使得我们生活的细节和习惯对数字大他者而言是透明的”[21]32，而云平台则利用个体产生的数据永久地评估个体的行为、追踪个体的情绪状态。在此，齐泽克道出数智化所掩藏的资本权力的剥削本性：资本权力“在被剥削者的享乐的维持下运行”[21]147。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劳动者的强制剥削，个体在冲浪时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自由和享乐，并自愿成为数智—生命政治被治理的对象，而这恰恰为资本无偿占有个体的浏览数据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个体表面的享乐狂欢与资本及其权力的隐匿剥削共同构成了数智时代的二元变奏曲。资本这个“大他者”通过特定的技术运作和处理，根据不同个体需求推送具有针对性的广告，使个体沉浸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使其不知不觉中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主体以自我主动量化的方式共同参与建构了数智—生命政治。

不仅如此，在资本—数智技术治理之下，个体由外向内地彻底沦为了“透明的物”。齐泽克进一步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的威胁分为三个层次：数智控制和操纵；我们DNA的生物遗传变化；有线大脑(我们的思维过程和数字机器之间的直接连接)。”[22]255具体而言，这三个层次的威胁呈现为愈来愈内在化、透明化的趋势，如果说第一个层次即数智控制和操纵只是密切观察个体的外部行为和反应，个体在这一阶段尚可声称其享有内心思想流动的自由，那么随着基因技术的到来，它可以直接破解人类自身基因密码，对人类基因进行再编辑，使得作为“自然存在”的生命体成为了可以“人为”操作的产物。然而，这两个层次对个体的操控都不足以根本性地触及个体的思想世界，唯有第三个层次即有线大脑真正地把主体变成了“透明的物”。正如齐泽克所言：“尽管‘监视资本主义’的崛起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它还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在人脑—机器直接接口的前景中，新形式的统治具有更大的潜力。”[21]34这一新形式的统治就是实现大脑与智能机器的直接连接，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把我的想法指向电视屏幕，选定的节目便开始播放；我的大脑与另一个人的大脑发生连接，无须语言的中介，我的想法便得到了直接的分享。在齐泽克看来，数智技术越是呈现指数级增长，对人的改造能力越强，个体就越是沦为可被操控的“透明”的客体，个体越是“去实体化”或者说失去了“自我的核心”，“失去了坚不可摧的密度”[22]266，而这本应该是个体抵制自我客体化的维度。韩裔德籍学者韩炳哲与齐泽克的理解高度一致，他在《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中指出物联网成就了一个只具有肯定性和同质性的透明社会，而“透明社会像极了一座数字化全景监狱”[23]37。

其次，从群体的生命状态来看，资本利用数智技术加剧社会不平等、扩大两极分化。一个浪漫主义的数智乌托邦想象可能认为，数智技术将会缔造一个“美丽新世界”，其中，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的、自由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然而，齐泽克严肃地揭露了这一数智乌托邦的不可能性。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不会缩小社会群体结构之间的差异，反而会呈现出“一种比阶级分化更为强烈的激进分化”[21]147。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指出，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算法联合制造了人类在身体、大脑和思想方面的差异，而那些搭上进步列车的人将获得创造性和毁灭性的神力，反观那些落后于时代的人将面临灭顶之灾[24]273。确切地说，落后于时代技术发展的那批人“将因此成为低等种姓，被计算机算法和新超人所支配”[24]346。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代数智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两个群体的对立，即“一小撮拥有特权的升级版精英的崛起”和绝大多数人沦为被数智资本主义所抛弃的“被排斥者”[25]98，而前者决定着后者的能见度，决定哪些数据可以参与公共空间的讨论。此外，在世界范围内，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在网络使用能力上也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鸿沟”，仅就根服务器而言，全球总共有13台根服务器，其中就有10台设置在美国，由此可见，互联网控制权的高度集中体现了网络政治神话的破产。

数智技术的主导权实质上掌握在资本一方，即处于垄断地位的资本家一方，他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封锁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比尔·盖茨为例，盖茨的财富不是因为他成功地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生产出了Microsoft软件，也不是因为他更大程度地剥削其雇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因为Microsoft软件几乎垄断了互联网领域，也就是说社会交流和互动的公共空间被私有化了，这就使得普通用户只能“处于农奴的地位，向作为封建主人的公地所有者支付租金”[26]。齐泽克将这一私人或企业垄断整个产业的现象称为“企业新封建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对此，他直言道：“现代性的重大成就，即公共空间，因此正在消失。……我们将得到一个私有的公地，由一个私人的封建领主监督和规范我们的互动。”[26]正是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呼吁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希望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像中国一样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诸多机会和通道，唯有如此，资本横行和“企业新封建主义”的乱象才能得以遏制。

再次，从精神分析视域下的主体观来看，幻象维度的消解致使主体直面“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即自由危机。齐泽克借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与虚拟世界中的主体。概言之，他认为所有的欲望都是在幻象的调节下而生成，或者说幻象框架提供了主体整个意义宇宙的坐标。需要注意的是，幻象不是指虚妄不实的东西，它指的是一个框架、一个场景，以供主体投射其欲望，“幻想并不仅仅以虚幻的方式实现欲望，它的功能更像康德所说的‘先验图示’”[27]7。幻象所涉及的是一种“主体间性”，如弗洛伊德提到其小女儿吃草莓蛋糕这一场景，幻象并不是说她想得到一块蛋糕但并未得到，于是只能幻想自己得到，而是强调小女儿在吃蛋糕时注意到了旁边父母对这一景象的满足感，小女儿如此欲望吃蛋糕，是因为她无意识中想成为他们的欲望对象。简言之，是“大他者”的欲望教会主体如何欲望，而关键点是幻象即“大他者”的欲望“必须保持‘隐匿’状态，必须同它所支撑的表层结构保持距离”[27]23。齐泽克将其对现实主体的分析延展至虚拟社会领域。在他看来，虚拟世界恰恰是将幻象排除出去，将“大他者”这一链接主体与欲望对象之间的中介排除出去，使主体得以将被隐藏被压抑的内容尽情地外在化。在此，幻象不再是对主体欲望的调停，而直接就是现实本身；幻象不再是含蓄的、被隐匿的、扑朔迷离的，而是公开的、暴露的、毫无悬念的。然而，尽管主体看似获得了大量自由选择的机会，但“大量的可获得性将引发一种难以忍受的幽闭恐惧症，大量的选择将被感受为选择的不可能性……赛博空间开放了一个无尽的无限选择的未来、新的综合性器官等等的表象，掩盖了它正好相反的一面：一种闻所未闻的极端囚禁”[27]193。这就是“轻”与“重”的辩证法：过度密集的信息、过度多元的身份、过度充实的选择将会吞没主体或毁灭主体，导致主体如浮萍般漂泊不定、无所依靠，从而在难以忍受的实在界之中丧失“现实感”。因此，过度的自由与不自由是一致的。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我们对数字宇宙的沉浸清楚地表明，虚拟空间中的自由流通如何催生了新的不透明的统治形式”[22]10。

当然，数智资本主义所涉及的远不止是记录和控制主体的所做、所为、所想，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打造“一切皆有可能”之假象来消解主体性，将主体简化为一个可以操纵的抽象数智人，进而驱动主体为资本提供更多的价值。在新出版的《自由：不治之症》中，齐泽克提到文化资本及其所衍生的加密货币是资本积累的新场域。“在‘文化资本主义’中，物品与其象征形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反转：形象并不代表产品，而是产品代表形象。我们购买一种产品，比如有机苹果，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形象”[22]168。也就是说，随着文化生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物质产品越来越多地只是作为主体获得体验的道具。而文化资本主义的尽头在齐泽克看来是“主观体验的唯我论事实”，即“我们为拥有的体验买单，但实际上并没有拥有任何东西”[22]170，其典型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就比特币而言，其价值完全由人们愿意为它支付的价值所决定，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相信它，它就能成为一股实际存在着的力量。这个虚拟货币系统本质上是试图将交换的透明性引入社会象征秩序，而不依靠国家、银行等公共权力机构为其担保。借用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之口，齐泽克认为，加密货币的产生意味着资本主义正在转向无政府主义，而这一极端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资本逻辑。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利用人们的主观体验为其自身扩张打开了新场域，或者说资本“通过这种虚幻来再生产自身”[22]70。

总之，资本权力借助数智技术实现了对主体生命精准而全面的治理与操控。从被监测被观察的“透明人”到脑机接口之下的“透明的物”，主体的外在身体和内在观念等逐渐被消解、被剥夺，最终沦为数智化全景监狱中的惰性抽象物。与此同时，支撑主体意义世界的幻想之窗亦被关闭，幻想维度的消失表征着数智资本主义彻底驯服了主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搭上数字时代的列车或者说占有资本的那一小撮人则以“主人”之姿实施对绝大多数生命的生产和塑造。通过揭示数智资本主导下的生命政治新异化，不难发现，数智资本就是升级版的生命政治，使个体乃至类生命陷入前所未有的异化危机。

四、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数智时代三个视角呈现资本权力的生命政治学意蕴，我们能够清晰地捕捉到资本权力如何一步步嵌入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生活。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本身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权力关系，确切地说，资本权力的本质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劳动者清楚地知晓自身处于被剥削、被奴役、被压迫、被蔑视的地位。尽管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的“代理人”即资本家同样也受资本所支配，但不可否认马克思更多是在“资本—劳动”相对立的对抗关系中来揭示劳动者的生存处境，即抽象资本对劳动者生命的剥削和统治。而在齐泽克这里，他不仅要说明资本权力的强力逻辑，更要从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层面揭示其先验性和必然性，或者说，资本权力所导致的生命异化是主体即使一清二楚却依然无力避免的宿命，因为它已经与资本主义社会命运共存亡，其永不休止的疯狂驱力就是为了遮掩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不平衡。一旦资本权力停止运转，资本主义社会也必将土崩瓦解。因此，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资本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是一种趾高气扬的主人姿态，它可以通过其人格化的代表即资本家赤裸裸地向劳动者挥舞其“拳头”和“棍棒”，那么在精神分析学这里，资本权力已经构成生命政治之暗面潜藏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它隐秘地“施暴”于活生生的生命来实现自身的无限增殖，而主体却难以察觉。在此意义上，资本权力以一种结构性的匿名的暴力形式支撑着资本主义现实的有效运转。而到了数智时代，资本权力更是悄无声息地、由外向内地彻底实现了对主体生命的宰制。数智资本的统治领域已然不囿于对劳动者的身体剥削和物理压榨，而是延展至思想、情感、精神等非物质领域。与此同时，幻想维度的消失必然让主体陷入无所依傍的真空状态。不止如此，数智技术也将带来一个比传统阶级分化更为激进的不平等社会。种种发展趋势表明，数智时代和资本权力的联姻导致现代人从个体到群体、从身体到心理，彻底沦为资本无情增殖的人格化工具。从生命政治视域重新审视资本权力，对于我们深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握资本剥削与主体生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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