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刚:中国如何认识与应对新一轮大国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0 次 更新时间:2023-04-17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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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刚  

从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逐鹿到17世纪的荷兰崛起,再到18世纪的英法争霸和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是一部纵横捭阖的大国博弈史。进入20世纪后,世界又相继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全面冷战。可以说,过去的百余年历史更是以大国博弈为主线。20世纪末,冷战结束,大国博弈一度偃旗息鼓。21世纪头10年,大国关系的基调是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然而,随着美俄围绕乌克兰和中东局势展开激烈角力,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从贸易扩展至科技、地缘、军事、社会人文乃至意识形态等领域,致使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大国博弈再度展开。


中国作为首次踏入大国博弈核心地带、成为大国博弈主要角色的国家,需要关注诸多问题。如何认识中国卷入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必然性,新一轮大国博弈与以往大国博弈有哪些异同点?新一轮大国博弈将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中国该如何确定自身目标,并据此开展怎样的行动?大国之间权力消长、最终兴衰殊途的规律和动因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何前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会受到影响?新一轮大国博弈将带来怎样的国际政治后果,世界将变得更加交融还是更加对立、更加繁荣还是更加凋敝、更加安全还是更加纷乱、更趋平等还是等级越发固化?对于中国战略界而言,更深层的问题是:如果大国之间频起纷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会受到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和平崛起的国家,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大国博弈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的有机统一?


为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看,在过去几百年世界现代化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确定当前时空坐标、探寻未来趋势方向;必须运用时代的显微镜近观,在对当前各类全球性危机的深入分析中辨明症结所在、抓住主要矛盾;必须充分调动自身主观能动性,通过合理运筹大国博弈来磨砺自我,更好地顺应规律、因势利导、统筹内外、团结四方。唯有如此,我国才能真正拥有战略定力、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受力,在纷繁复杂的困难挑战面前保持从容,巧妙地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才能在实施国家战略的同时,引领世界现代化进一步发展演进,切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博弈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种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脱离自我封闭和彼此隔绝状态,进入深度联系、广泛交往、激烈碰撞、共同演进的全新关系模式。世界现代化进程逐步开启,人类社会从此进入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阶段。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持续展开的整体性过程,并将对人类整体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纵观过去几百年的世界现代化历程,除了目不暇接的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不同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可以说,大国博弈是500多年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现象,而且恰恰是这种大国博弈又反过来推动了世界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世界市场的拓展和资本主义突飞猛进带来的巨大商业机会,是催生大国博弈的历史性背景。世界市场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进而推动世界市场不断扩展。新航路的开辟不仅促进了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沿岸等区域性贸易,而且带动了欧洲与美洲、欧洲与亚洲的跨洋贸易,商品交换的范围越发广阔。这种市场机会的骤然增加,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全球扩张,工业革命又加速了铁路、轮船、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出现和普及。这些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深化,其结果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进行的商业战争”。过去几百年间,几大资本主义强国为争夺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而在全球范围内抢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千方百计地为“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寻找出路并展开长期激烈博弈,甚至频繁发动战争。直至目前,大国之间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依然未停。


“中心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垄断或控制,是造成大国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构性原因。在特定时期内居于优势或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以及20世纪后半段以来的美国等,它们或者利用抢先一步的便利,或者借助重要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而拥有更强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更多对其国家强盛至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并由此巩固甚至强化优势地位,将其他大国甩在后面,确立了一种事实上的等级化国际政治结构。这使得它有能力将一揽子规则强加于国际体系,以它认为明智的方式创建一种令其更加得心应手的霸权秩序。但是,“中心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控制通常面临两类反抗:一方面来自那些受其控制剥削并因此贫穷落后的“边缘国家”;另一方面则来自其他大国,因为“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对其他大国的生存发展空间构成挤压。“中心国家”希望维持对己有利的秩序安排,其他大国则迫切需要更加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之间“挤压”与“反挤压”、“维持现状”与“改变现状”的博弈和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


重大国际危机与各国国内危机相互激荡,往往诱发大国博弈骤然升级甚至失控。世界现代化进程内在地蕴含着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世界市场的拓展速度通常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无法消化过剩商品与过剩资本;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克服。自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周期性地爆发,并随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而程度更深、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在国家之间有极强“传染性”。这种危机无论在一国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通常首先从经济部门爆发,随后快速传导到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引发国家治理体系和国际体系系统性失衡,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国家治理困境和国际安全风险。为缓解危机,主要大国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进而引发大国博弈升级。危机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不同,各国应对方式也不同,可能最终改变国家发展态势和实力对比,改变既有秩序结构和现状平衡,这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动因。特别是“中心国家”往往利用优势地位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这常常招致其他国家激烈反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国际体系坍塌、各国内困加剧、大国博弈升级,并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正是由于上述背景和原因,大国博弈始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主线与核心特征,并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国际权力的历史性转移。过去500多年里,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扩张与相互冲突,到荷兰崛起及其对西班牙统治的反抗,到群雄混战的“三十年战争”,再到英、法、德、俄、美等诸大国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反复较量,直至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大国博弈始终未停。大国兴衰起伏乃是常态,国际权力转移也是势之必然。


总体来看,具有全球意义的大规模国际权力转移有三次。第一次是西班牙、葡萄牙衰落与荷兰崛起为“中心国家”。地理大发现后的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在对外殖民扩张中拔得头筹,与东方的香料贸易以及在美洲的银矿开发令它们暴富,但它们没有将财富转化为更先进的生产力,也从未取得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支配权。因此,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心国家”,充其量只是地区霸权,而且它们的地区霸权地位注定难以长久。荷兰因工商业发展而快速崛起,西班牙对荷兰的长期控制终于引发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催生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荷兰依靠重大的金融制度创新、卓越的航海技能以及在国内生产中采用其他一些先进技术而确立优势地位,建立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经济金融霸权,成为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第二次国际权力转移是荷兰衰落与英国的崛起。荷兰的中心地位在17世纪达到顶峰,并一直维持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后来居上,在政治上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经济上通过工业革命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经济、军事诸方面全面赶超荷兰,三次发动对荷战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殖民帝国,并在近百年的英法竞争中击败法国。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充当着世界经济霸权和“中心国家”的角色。第三次国际权力转移则是英国的衰落和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确立。美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均GD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超过英国;在20世纪前半段,美国不仅耐心地观察衰落的英国与其他欧洲列强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且千方百计地从欧洲列强留下的真空中寻找机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式确立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


在此期间,每个“中心国家”的兴衰都构成一个完整的霸权周期。在霸权周期的前半段,“中心国家”依靠实力和信誉建立一套新的国际体系,推动和引领着国际体系运转,并在此过程中巩固和强化自身优势地位;在霸权周期的后半段,“中心国家”的经济先进性、政治合法性和安全威慑力逐步消逝,其他后起大国的重大科技创新造成世界经济增长区域的迁移和增长方式的深刻变化,“中心国家”的霸权根基不断受到后起大国的冲刷挑战,并最终在二者的冲突甚至是战争中失去中心地位。大国博弈和国际权力转移必然带来深远的国际政治影响。这一影响的核心方面是推动生产力不断进步,同时推动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际秩序演进,几百年间的世界形态因之不断进步。国家间竞争是推动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此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竞相追赶,主动或被迫实行变革,封建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催生更多数量的现代国家和更加健全的国家形态。现代经济体系、现代官僚体系、现代政党制度、现代社会组织逐步在各国确立,各国执政者不得不更加注重政府的运行效率与政治合法性。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建立及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更是强化了现代国家形态的多元性。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亦是成就斐然。在各国长期博弈和磨合的过程中,长达数百年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经济全球化越发铺展开来,国家间融合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高。主权独立、各国平等、尊重人权、和平共处等基本理念越发成为共识,在国际事务中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大量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得以建立。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


世界现代化、大国博弈、国际权力转移这三个历史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的生产与交往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成为必然。世界现代化进程催生数量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的现代国家,这些现代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利己主义动机、它们之间的国家利益差异以及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等多种因素,又促成了数百年来从未间断的大国博弈。大国博弈造成现代国家的兴衰起伏和国际权力不断转移,而权力转移造就了更有活力的大国登场,引领了特定时期的国家形态演进和国际秩序演进。


二、大国博弈的历史规律


上述进程的发生绝不是偶然和随意的,而是体现出一贯的历史规律性。大国博弈展现出以下历史规律:


一是全面性,即大国博弈是各个领域深度互动和竞争的过程。大国博弈是各个国家之间以维护国家生存为基础、以追求更多财富为动力、以谋取更高地位为目标的互动过程。这迫使各国极力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大优势。即便大国博弈主要表现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但其背后是一个相当综合和周密的运筹过程。而且,就现代国家运行的基本原理而言,由追求资本增值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由追求扩大权力所推动的政治活动、由维护自身权益所构成的社会活动以及以塑造外部空间为目标的外交活动,四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对历史上的欧美诸大国而言,面对利润诱惑、国内不断增长的社会诉求以及外部的巨大竞争压力,执政者必须对经济与政治事务、安全与发展目标、精英与民众群体、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加以统筹安排,在发展问题上谋求全面发展,在发力过程中做到全面有效。尤其是在过去几百年来频繁出现的战争状态下,各国不得不在经济发展、社会动员、军事准备、对外交涉等各个方面保持高度专注状态。


二是激烈性,即大国博弈是一个残酷的过程。由于涉及巨大利益和国家命运,参与博弈的主要大国通常奉行“利益至上”,在博弈中使用多种手段,并完全根据自身利益而频繁重塑与其他大国的联盟关系。大国博弈的方式十分多样,从协作、合作到结盟,从竞争、斗争到战争,从对立、对抗到对决,各种博弈形态在国际政治中频繁出现。大国博弈常常陷入安全困境,不断突破底线甚至最终走向失控。大国博弈的激烈性还突出体现在其暴力色彩上。这种暴力色彩一方面体现为“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控制——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往往对殖民地的人民实施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奴隶贸易更是对人类基本权利进行最粗暴的践踏;另一方面,这种暴力色彩体现为大国之间的博弈关系。战争作为博弈的最常用手段,往往带来生产活动的巨大破坏和人员大量伤亡,特别是随着武器杀伤力的加强,这种暴力色彩越发凸显。在冷战中,美苏借足以数次毁灭地球的核武器相互威慑对方,更是一度威胁全人类的命运。


三是长期性,即国际权力转移通常会比较曲折和漫长。“中心国家”的霸权地位一旦确立,它便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获得更多财富和权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其国内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刺激更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更多资源改善社会福利以增进政治合法性,并建设装备更加精良的军事力量。这显然有利于“中心国家”长期维持自身优势。例如,现代金融制度的确立使荷兰的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令荷兰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英国凭借强大经济实力而维持的庞大海军,也是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而其他国家不得不受制于相对不利的发展环境,无论是制度形态的改进、重大技术的突破、反抗意识的觉醒还是崛起势头的集聚,都是长期的过程。“中心国家”所创建的国际体系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其在特定时期内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具有一定合理性,只要其他国家能在这一体系中谋得必要的利益,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且不计后果地反对这一体系。即便是“中心国家”走下坡路、其他大国冉冉升起,旧有国际体系的解体和新型国际体系的确立也耗时漫长,不会一蹴而就。所以,荷兰作为“中心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长达百余年,英国的主导地位维持了近两个世纪;美国虽在19世纪末便成为头号经济大国,但确立西方霸主地位是在半个世纪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试图建立另外一套平行体系以对抗美国霸权,但以失败告终。


四是必然性,即“中心国家”的衰落及国际权力转移不可避免。从长期看,那些使“中心国家”兴盛的因素也同时为其衰败埋下种子。“中心国家”虽利用其特殊优势不成比例地占据了更多财富,但通常在分配环节出现问题,财富难免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种社会分化将缓慢但客观地削弱其社会稳定性和政治合法性,造成巨大的内部制衡。而且,由于“中心国家”处在全球产业链最高端,其国内中低端产业常常出现萎缩,而高利润部门却过度膨胀,造成经济结构失衡。这种经济结构失衡往往又带来就业市场紊乱,使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深度纠缠在一起。另外,“中心国家”以高昂代价维持军事力量、谋求对外控制的做法,也通常因为过度扩张、力所不逮而变得不可持续。而处于不利境地的其他大国,则会急迫地模仿借鉴“中心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结果是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引发多极化。“中心国家”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差距慢慢缩小,追赶最为成功的国家将逐步取代旧的“中心国家”,确立由其建立和主导的新型国际体系。


五是变革性,即大国博弈的关键是哪个国家更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作出变革。无论是不同的生产力形态、不同的国家形态还是不同的国际秩序形态,过去几百年间都始终遵循着“先进取代落后”的历史铁律。当时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无情地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业已陷入僵化低效的农业、游牧和封建制度。即便是像葡萄牙、西班牙这样曾经一度领先的国家,也终因其国家政治制度中过强的封建主义特性而失去国际竞争力。相比于欧美列强奉行的以“殖民资本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国际秩序安排,美国引领的“市场资本主义”只要求各国开放商品和投资市场,避免对落后国家实施赤裸裸的殖民控制,因此后者注定比前者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接受度。从一国的历史轨迹看,运行更高效、对民众更负责的政府形态,也必然比那些缓慢迟钝的政府形态具有更强的合法性与持续性。因此,大国博弈的关键不是哪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实力是否最强。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盛衰过程,实力强弱只是一时的,而实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内部动员能力、国家战略的选择、国际协调能力等——均对博弈的结果至关重要。大国博弈的关键是哪个国家更能敏锐地捕捉时代潮流变化,并迅速进行自我调整,以顺应和引领潮流。这些有效做法包括应用更先进的科技成果,开创更先进的生产制度,建立更先进的国家形态,在对新潮流的开创和引领中实现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后发大国若是做到这些,则很可能实现在能力和信誉方面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成为新的“中心国家”。


六是局限性,即过去几百年的现代历史演进中始终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其一是“中心-次中心-边缘”的等级化国际体系依然没变。从荷兰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之间权力转移的结果,均是新的“中心国家”取代旧的“中心国家”,新的“中心国家”依然靠不平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获取不正当权益,这导致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各国之间地位不平等的问题长期存在。“中心国家”奉行霸权政治的结果是“中心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矛盾突出、国际社会危机不断。其二是完备的全球治理体系仍未建立起来。尽管经过长期努力,国际社会已初步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治理客体的超国别性与治理主体的国别性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能源危机等事关人类存续的重大紧迫问题仍缺乏有效的解决手段。其三是多数国家的国家形态和治理能力仍需优化提升。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独立的后发国家,要确保政府的自主能动地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做好统筹协调,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其四是人的异化问题。过去几百年间,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作为个体的人,被裹挟着卷入机器大生产,成为资本增值过程的中间环节,人被当作“手段”而非“目的”,“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未得到应有重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阶层背景下人与人之间,虽在经济上有分工合作,但常常存在严重的文化疏离和政治对立。当然,每一阶段历史演进遗留的局限性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历史演进的契机和动能。


七是统一性,即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是整体性演进过程。在自然界,各类动植物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彼此互为对方生存的条件。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后,几个主要的地域打破彼此隔绝状态,也逐步形成一套周密自洽的世界生态系统。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各个国家之间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激发了大国博弈,在大国博弈中先后实现了三次大规模国际权力转移。权力转移带来国家形态和国际秩序的进步,这种具体进步又促成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进步,从而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现代国家形态以及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三、新一轮大国博弈的焦点问题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国家形态和国际秩序的演进仍存在较大局限性,面临巨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下文简称“四大赤字”)。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多,全球发展和各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公正问题比较严重,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目标不明、思路不新和能力不强等问题,仍对各国构成持续困扰。“四大赤字”与“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大趋势共同作用,与贫富分化和人心不齐的客观现实共同作用,造成全球范围内“南北矛盾”“东西矛盾”“上下矛盾”和“左右矛盾”升级发酵。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之间、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越发明显。尤其是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发起的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世界现代化进程再次进入失衡状态,内在地需要有一个从失衡到再平衡的重建过程。2008年以来,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各国国家层面,危机均沿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安全危机的逻辑快速传导。这种系统性危机业已引发多国政治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国际热点问题更加纠缠难解。由世界经济失速、国际政治失衡、一些国家社会失稳、全球治理和部分国家治理失能、国际主流意识形态失焦而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主要大国发展态势和相互之间实力对比的悄然变化,影响各国改变原有的战略认知和战略部署,加剧了新一轮大国博弈。


首先,新一轮大国博弈将围绕如何重塑国际经济秩序展开。冷战结束后,大批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拓展了世界市场的范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如今,这一红利基本消耗殆尽,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笼罩,西方大国奉行保护主义的冲动抬头,贸易争端频发。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美国同时对主要经济伙伴发起贸易摩擦,要求修订各种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强迫他国更大开放本国市场,打压竞争对手的贸易优势。未来,通过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最大化地占据世界市场,为本国商品和资本寻找市场,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首要内容。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呼之欲出的背景下,大国难免要在高科技领域展开激烈博弈。各国都已深知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兴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抢夺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方面必然倾尽全力。美国特朗普政府动用全政府手段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打压,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强化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百般阻挠中国推进《中国制造2025》。凡此种种均反映出大国高科技竞争的激烈程度。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可持续性,未来几十年里,为资本的全球运作制定怎样的规范,如何确定全球储备货币的权利与义务,如何搞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将出现在哪里,如何利用最新科技改变金融活动形态,国际金融主导权到底花落谁家,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到底是何模样,将成为大国之间最激烈、最胶着的博弈领域。


其次,新一轮大国博弈还将聚焦如何重塑国际政治秩序特别是亚洲的地缘秩序。既然全球联系和交往日益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大势不可阻拦,主权国家的平等和自决意识不可抑制,那么,到底是继续维持以等级化为特征的霸权体系,还是顺应多极化趋势并承认所有国家的政治平等;到底是继续维持排他性的安全同盟,还是构建更加开放、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全球伙伴网络;到底是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对地区热点问题继续实施干涉,还是更多地尊重地区国家的诉求和意愿;到底是在国际事务中奉行以大欺小、武力威慑的原则,还是奉行平等对话、和平解决的原则,就成为未来重塑国际政治秩序过程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也将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博弈将主要在亚洲展开。在亚洲这个包括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各传统板块在内的广袤地区,汇集着中国、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全球主要战略力量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强国。阿富汗、叙利亚、伊朗、朝鲜等国牵动的全球政治秩序变迁的主要热点,也都属于亚洲的地区问题。而且,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亚洲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21世纪的全球战略重心,吸引着各国纷纷对其加大关注和投入。亚洲地缘秩序的变迁将是全球政治秩序演进的缩影。美国为塑造对己有利的亚洲地缘秩序,先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试图巩固和拓展联盟体系,抢夺地区事务话语权,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和地缘围堵,未来中美在亚洲的地缘博弈将更加激烈。


再次,谁能引领时代潮流、确立更先进的国家形态,也将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焦点。后危机时代,美欧诸国出现严重的国家治理难题,经济竞争力、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以及国家的综合安全程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处于社会上端的少数精英与为数众多的底层民众之间的怨恨有增无减,美欧国家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运动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挺进。而且,由于过去几十年来各国采用的治理方略有些趋同,美欧国家的治理难题在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又确保政府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如何优化政治制度并重塑政党形态,针对国内生产与社会活动已经高度一体化的现实,建立以协同为核心特征的政治架构,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执政效率、减少政治消耗?如何调整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真正确立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治国方略?如何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坚持“本国优先”还是互利共赢?所有这些问题均成为各国在推动国家变革中不得不面对的共性问题。若是哪个国家能在新一轮国家形态更新和治理方略变革过程中引领潮流,不仅将推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世界现代化进程,而且自身也将在此过程中获得巨大战略优势。这毫无疑问将刺激主要大国展开全方位的激烈博弈。抹黑和破坏对方的国家变革进程,便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手段之一。例如,特朗普上台后明显加大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抹黑宣传。


最后,确立怎样的文明共处模式,也将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绕不开的崭新议题。人类社会的不同区域在结束彼此隔绝状态后进入深度交往阶段。随着交往程度不断加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政治地位划分和安全关切问题已经出现,不同的文明之间应该如何共处的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这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深层问题,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演进的具体表现。其本质是如何确立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明之间应该如何共处,目前有“文明冲突”和“文明共生”两种基本路径。“文明冲突”与“文明共生”的两种思维路径,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未来围绕文明如何共处这一崭新议题,大国之间很可能展开非常激烈的博弈。


一种是二元对立的路径,认为世界上现有各种不同文明之间有优劣高低之分,相互之间难以兼容共存;所谓更加高级的文明应该对自身价值进行推广、对其他文明进行改造。历史上,西方国家在物质上的强势地位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发挥引领作用,不自觉地产生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幻象以及“文明冲突论”的臆测,并以此为原则处理同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试图以文明冲突掩盖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压迫关系。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大肆在转型国家推行文化扩张和制度改造,将“西方文明优越论”推向新高,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又将“文明冲突论”的思维模式套用于大国关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制定新的对华战略。


另一种是多元统一的路径。它主张每种文明和每个国家都有理由、有权利保留自身的政治特性和民族认同,承袭本国前现代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该保持平等,摒弃对不同文明进行优劣比较的狭隘观念。该路径主张既保留每个文明各自的差异性,更探寻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性,彼此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相互欣赏的关系;主张每种文明都应该学会与时俱进,针对人类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对自身某些观念做出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不断深化和拓展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四、新一轮大国博弈的中国应对


当前,贸易摩擦、地缘纷争和国际规则方面的歧见,以及一些国家内部围绕国家发展方向爆发的激烈争论,标志着新一轮全方位大国博弈成为现实。人类社会再次处于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再次面临新的重大战略选择。新一轮大国博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其基本的发展方向十分明了。那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在以往几百年深度联系、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将走向更深程度的融合与更广范围的合作,并在新一轮激烈碰撞中实现国家形态和国际秩序形态向更高层次发展演进。人类社会对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治理、共同理念、共同尊严的追求,将构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世界形态。从大趋势讲,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启的新一轮大国博弈,无论其过程如何曲折反复,最终的理性结果将是推动人类社会建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演进方向。


相应地,新一轮国际权力转移的内在趋势也将与以往有根本不同。它将不再是从既有“中心国家”转向某个新的“中心国家”并确立新的等级制结构,而是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之间更加均匀地重新分配,并确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伙伴关系网络。新一轮国际权力转移的核心特征是“权力的扩散”。从表面上看,新一轮大国博弈仍将表现为美国霸权衰落和其他国家崛起,以及围绕建构新的世界形态而展开激烈博弈。但美国霸权衰落后,时代将不再允许有新的霸权出现,各国会处于更平等的状态,新崛起国家不能再把成为新霸权作为目标。大国博弈完全可能走向相互尊重、竞合并举并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新型博弈形态。


向新型博弈形态和世界形态演进,是历史规律使然,是人心力量所向,也是新的时代潮流。这种新的时代潮流将决定新一轮大国博弈的性质、特征、过程和最终结果。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已经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中的核心角色。从过去500年经验看,中国参与新一轮复杂长期激烈的大国博弈不可避免。特朗普政府为获取政治资本和遏制中国崛起而采取全政府对华战略以及多领域极限施压,在短期内对中国构成巨大挑战。然而,只要中国能够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知中制定全新的博弈战略,既认真做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又积极投身大家的事、勇于承担时代责任;既搞好合作共赢、做大并分好蛋糕,又敢于对挑战和不公亮剑、通过伟大斗争纠正国际秩序失衡局面;既注重构建经济伙伴网络,又注重夯实政治统一战线,就能以先进力量和时代引领者之姿,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为中国延续更长的发展时间、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中国发展的自主性和主动权;就能在实现中国国家发展目标的同时,引领世界现代化进一步发展演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战略目标协同并进。


这是中国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可以捕捉的新型战略机遇,是中国面对新一轮大国博弈必须选择的新型博弈战略。由是观之,新时代以来中国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的各种内外布局,便有了更深的战略内涵和更远的战略影响。


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全党面貌及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力推结构性变革,并确立一系列有利于优化治国理政的新立法、新机构和新机制。这既为应对正在到来的全面长期大国博弈做好相应的国内准备,更是在全球普遍存在“治理赤字”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开创更加先进的国家形态,为其他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提供榜样的力量。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将同时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发展战略对接、治国经验交流和宏观政策协调,构建新的国际合作网络。这表明中国面对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和全球总需求不足,不是选择独善其身,而是利用自身发展的带动效应努力做大蛋糕,培育新的世界市场,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中国顺时应势之举的客观效果是: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不仅中国自己的发展空间更加宽广,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而且会逐步形成以亚洲为引领、以合作共赢与和平发展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地缘政治新秩序。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并积极倡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方面是在世界陷入系统性危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多的情况下,努力为国际秩序的存续注入确定性,防止局势升级失控;另一方面是正视现行国际秩序的局限性,针对其中的等级化、对抗性和排他性政治经济安排,表明自己“敢于变革”“敢于斗争”的鲜明态度,携手广大后发国家合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演进。


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理性态度,则是中国面对新一轮大国博弈时所持态度的集中体现。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经贸摩擦过程中保持理性克制,肩负着维系大国合作、维护全球稳定的重大责任。中国就美国的霸凌主义行径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霸权,而是为了捍卫本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以来每个国家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和平发展”“永不称霸”承诺,不是为了回应美国质疑而做出的单方面保证,而是中国向世界表明,霸权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关系形态,自身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愿景绝不以中国成为新的霸权为假设前提。


中国提出的“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全球治理观”以及“新文明观”等思想理念,其本质是中华优秀文化理念和发展模式在国际层面的合理延伸,其客观作用是为国际社会提供至关重要却高度匮乏的公共产品,推动21世纪的全球思想启蒙。这些更具进步意义的思想理念,尽管目前尚未成为新的国际主流意识形态,但科学地回答了21世纪“各国之间如何共处”“不同文明如何共处”“如何实现所有国家共同发展”“如何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这些时代之问。这些思想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将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引领人类社会新一轮价值革新与道德进化。


五、结语


新时代的中国站在新一轮大国博弈前沿,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选择,是对中国气质情怀的又一次打磨历练,是为中国发展敞开的又一扇机会之窗,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的必需动能。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民族复兴、大国博弈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目标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我国应有更强的使命自觉和前途自信,以正大光明、舍我其谁的心态和气魄,专心做好自己的事,积极照应身边的事,深入思考全人类的事,延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这是我国面对新一轮大国博弈需要确立的思想意识,也是未来30年民族复兴进程必须始终坚持的行为准则。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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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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