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政治传播是国家间的政治信息流通过程。国际政治传播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理论基因。新现实主义夯实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根基，新自由主义揭示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机制，建构主义构筑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框架，“5W”传播学理论是国际政治传播的筋骨。新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呈现非理性化、地缘政治化、社交媒体化、主体个体化及武器化等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地回应着现实主义仍然强力支撑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观点。现实的国际政治仍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其实质仍然是“实力政治”。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传播，仍然是强者居高临下，强者居于中心。就此而论，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能力仍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国际政治传播；理论基因；现实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当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最牵动全球民众之心的，是国际政治格局及其辐射和搅动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的剧烈动荡。随着传播技术迭代性变革［1］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国际政治传播”这个老话题重新进入学术理论的研究视野。从学术理论的角度观察，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曾经历过“高潮”和“沉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期，研究成果颇为壮观、研究结论颇具国际影响力；后来，随着全球社会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2］国家间的政治斗争淡化，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也随之进入了相对寂静状态。［3］时至今日，独立的国际政治传播基本理论体系并没有完全形成，从概念界定到基础论断，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许多前提性的学术理论认知都没有形成共识。

总体观察近期有限的研究成果，或许是由于传播技术和传播格局的剧烈的变革，学术界更多的是从传播学学科视界，把国际政治传播纳入或附着在一般的国际传播之中进行观察和研究，即从比较单纯的传播学角度对国际政治传播进行理论建构。但事实上，国际政治传播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国际传播理论所能够单独充分诠释和论证的。

此前，我们对国际政治传播进行了基本的理论建构，勾勒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概念演变、传播内容、基本形态等，［4］但还没有触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政治传播演变几十年，并不是凌空矗立，而是有其极为广泛而深入的思想资源、学术营养和理论基因。

具体而言，国际政治传播这个范畴，深度蕴涵着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传播学三大学科的理论精髓。众所周知，贯穿在三大学科研究中的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5］因而，应当说，这三大理论也是支撑国际政治传播演变的基础性理论。当然，国际政治传播毕竟内蕴着传播的基质，因而在归属于政治属性的三大理论支撑的同时，也铸入着传播学的基本要素。限于篇幅，本文不是再来争论三大理论和一般传播学的种种分歧，而是要析出三大理论如何内蕴和支撑着新形态的国际政治传播，亦即，从理论进路视角解析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基因。在此基础上，透视和展望国际政治传播的时代新特征。

二、新现实主义夯实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根基

毫无疑问，新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传播三大领域中最为牢固、持久且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新现实主义把它之前风靡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想主义”从政治幻想的空中楼阁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之中，让人们认同并牢牢记住：人类社会的政治主体是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政治权力、国家实力、国际斗争，永远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主题词、关键词。围绕着以上关键词的国家间的合作、斗争、联合、博弈等所进行的种种行为和活动，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真相。从现实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爱德华·卡尔到汉思·摩根索，再到新现实主义的肯尼斯·沃尔兹，或许，其理论论述可能在“枝节末梢”上有所变革，但理论根基和核心观点并无改变，这就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就是围绕着国家利益的增强权力、维持权力、显示权力的斗争。

“从传播的分类来看，国际传播是一种基于现代政治秩序的传播行为”。［6］显而易见，正是新现实主义夯实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根基，它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实力政治、争权夺利、舆论包装等几个“柱桩”，牢牢地把国际政治传播固定在特定的秩序之中和轨道之上。有观点认为，人类的政治发展过程曾经历过“国家-去国家化-再国家化-超国家化-召回国家”的理论狂飙过程，但事实上，国家从来没有离场过；与此相应，麦克卢汉所说的部落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的传播媒介演进，其核心推动力，也无一不是国家所为。著名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简单地描述过这个历史过程：1835—1932年可看作“国际会议期”，电报、海底电缆、无线电、广播的发展，导致了第一个国际传播联盟即“国际电报联盟”的形成；1933—1969年是“国家的政治化和宣传时期”，英国广播公司、希特勒第三帝国、美国之音、莫斯科电台相继创建；1970年至今是“多元复杂期”，收音机、卫星频道、彩色电视等问世。罗伯特·福特纳精辟地总结道，政治和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传播活动的重要变因。［7］

新现实主义在确立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政治权力等为国际政治传播根基的基础上，不再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传播、宣传、舆论、公关看作是一种政治权力的附属品，而看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汉斯·摩根索指出，“世界各地有关国际事务的公共舆论都是由国家政策机构塑造的”，因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决定我们是什么的，乃是我们在自己同胞的心灵之镜中的形象（即我们的威望）而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尽管镜中的形象可能只不过是本来面目的歪曲反映。”［8］赫兹也说道：“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权力政治’的一半都是由形象塑造构成的……今天，在公开的外交政策行为中，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不带有宣传或公共关系色彩的举动了。”［9］

综合观察当前国际传播整体构架中通行的种种核心理论，比如“信息自由流动理论”“政治经济批判理论”“传播加速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等，无一不流淌着新现实主义的血脉，无一不贯穿着新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大可谓是新现实主义核心观点的延伸和变种。这一客观现象，有力地佐证着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传播奠定根基这一论断。

从学理上总结，新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传播根基的奠定，形成了政治传播特别是国际政治传播理论体系中一条普遍性的原理：政治统摄传播。［10］

三、新自由主义揭示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机制

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总是波动的，当国家间关系趋于友好、合作的状态时，政治的尖锐性和斗争性便自然“柔化”。当20世纪70年国际社会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时，新现实主义多少面临着理论上的尴尬。这个时候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

新自由主义从理想主义政治立场出发，不主张从“恶”的一面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看作是围绕着国家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斗争场，而相反，主张国家间完全可以也应该友好地合作，以把国家带入自由美好的民主、和平、安全、福利的发展道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就此停留在这种政治哲学的“应当”的遐想上，而是在理论上深度探索了要达到这种政治理想目标和境界的实现机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正是传播媒介推波助澜放大了人性之恶，误导了国家和民众。正因如此，也必须通过传播媒介把人性和国家引导到“善良”的道路上来。在人性之善理念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及时充分地吸纳了科学主义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政治的坚硬外壳进行破壁，把人类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还原和扩展成了“大系统组织”，对其“内在运行机制（神经系统）”及“动态发展模式（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展现。这也是迄今为止从学理上对国际政治传播内在运行机制最深刻的揭示。

这种展示，使我们认识到，围绕着国家间的种种传播行为，并不是外在于国家政治系统的要素或现象，而是其内在构成要素和现实实现机理。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多伊奇建构的系统的政治传播（政治沟通）理论，通过他的著名的“瀑布理论”“政府神经理论”等详尽论证并展示了国际政治活动如何是一种信息的流动与反馈的传播活动。至今为止，国际政治传播活动，仍然无法摆脱和超越这种运行机制。

四、建构主义构筑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框架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本体论上都预设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物质性的、前提性的存在，并越来越执着于对这种预设存在的“新-新合成”的科学化理性解剖与经验检验，但也因此，道路越走越狭窄。此时，建构主义应运崛起。建构主义深度秉承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论思想，认为国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即国际体系，都不是预成的，而是建构而成的事实。［11］

在建构主义看来，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社会结构在国际行为体中居于支配地位，具体地历史地建构了国际体系，而其物质结构即实力、地位、利益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着力探索的“本体”）只有在社会的观念结构框架中才有意义。整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都是各种行为体、各种层次结构之间互构的过程和结果。

建构主义深挖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历史地具体地形成中的决定性要素：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这便直接揭示了传播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信仰坚守、规范认同、观念碰撞和认知选择等的交往、互构、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传播。国际政治传播就是沿着建构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全面构筑了自身的框架——围绕着政治，或者说以政治为基点，延伸引发至军事传播、文化传播、科技传播、文明传播等等维度和层面。

到此，可以看到，三大理论在确立传播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的内在地位和本质作用，进而形成形态丰满的国际政治传播这一点上是相近相通、相辅相成的。对于国际政治传播而言，三大理论虽然是历时性先后出现的，但却是共时性同时叠加存在的，它们对于国际政治传播形成的作用不是断代相隔，而是迭代相加。

五、新形态三大理论加固了国际政治传播的地位

随着国际局势越来越进入不确定性状态，用来解释和指引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三大理论遇到了挑战。学术界把“不确定性”诉诸“科学知识”的高度，重新批判和检讨三大理论，以期更加有效地解释和指导现实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12］

在这种研究看来，从科学知识进步的角度看，如果说，以牛顿思想为代表的经典科学观的确定性世界观，主导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本质属性，即“以发现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果律为目的”，那么，新发展的量子科学观的不确定性世界观，则要求三大理论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如国家、国际社会、权力等基石性概念的重塑，“这可能预示着国际关系研究范式革命的真正到来”。［13］

三大理论如何应对挑战、如何重构自己，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在我们看来，似乎并没有这么严重，三大理论中没有“不确定性”的地位吗？显然不是的，比如，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恰恰是“不确定性”，而且，它把“不确定性”不仅置放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形成的前提，而且置放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形成的过程之中。

当然，在此，我们十分肯定，量子科学观要求三大理论重新确立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地位的巨大意义。如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这实际上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挑战和实践召唤。那么，对于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来说，来自三大理论的营养则更加丰厚，支撑更加有力。因为，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传播秩序“耦合”而成的国际政治传播的基础就是：通过政治信息的流动，从国际社会的种种“不确定性”中选择和确立一种“确定性”。［14］这是国际政治传播的根本使命。在此意义上，未来新形态的三大理论，将更加巩固国际政治传播在未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更加彰显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

六、“5W”传播学理论仍然是“国际政治传播”的筋骨

国际政治传播的落脚点毕竟是传播，前述三大理论更多地是从政治学角度给国际政治传播提供理论建构的营养，这些理论更着力于把政治视为宏大宏观的体系和过程，而我们要讲的国际政治传播，毕竟又是一个落脚于传播的中观政治运行过程，这样以来，宏观的政治运行过程需要下沉至中观过程来观察。这就是说，深度解析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基因，还需要找到它的传播学基因。

传播学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最难规范定义的学科，从施拉姆提出传播学概念以来，几十年的发展可谓繁华芜杂。但传播学的发展形成和稳固了两个东西：一是内容为王，二是过程建构。内容为王争议不大，严重的分歧在于，如何认知传播过程。一波又一波的传播学的发展，借助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否定由拉斯韦尔所奠定的“5W”传播理论，即否定传播过程中“主体、中介、对象、效果”这样的性质、身份角色的定性和划分，主张传播过程就是一个“一切不定性的信息的客观流动过程”。在此，我们也无力自以为是地评判这些理论，但是，对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国际政治传播而言，却要坚守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骨骼。

国际政治传播最典型地秉行着“5W”传播过程。第一，内容为王，“政治信息”是国际政治传播的内容之王，舍之，将不成其为国际政治传播；第二，国家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国家所操持的国际政治传播的渠道、手段、工具、对象等，性质明确、界限分明；第三，传播效果的强弱好坏可检可验。目前没有比来自“二战”国际政治传播实践总结的“5W”传播理论能更好地揭示、解释和建构国际政治传播，“5W”传播理论仍然是国际政治传播的筋骨。

七、“国际政治传播”的新时代特征

前述可见，国际政治传播既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又有多元的理论源流，更有复杂的表现形态。尤其在当下，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动荡不安，每天每时，海量的政治信息充斥全球社会，国际政治传播倏然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传播场域。本文在论述其理论基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国际政治传播所彰显的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特征。

（一）国际政治传播非理性化

这是基于总体性对目前国际政治传播新特征的一种判断。从理论上讲，自古以来，政治传播总体上是建基于人类政治理性的。政治理性要求和支配人类在政治传播活动中，要基于客观分析、逻辑推理和科学决策。所谓客观分析，要求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基于客观事实，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例如，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决策者需要运用客观分析来评估国际形势和各国之间的关系，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合作机会，做出明智和有效的外交决策。所谓逻辑推理，要求在国际政治传播中依据理性思维推理和分析各种政策选项的利弊，做出最优选择；所谓科学预测，要求在国际政治传播中运用科学方法准确把握事态发展的规律、趋势和后果。而现在，向整个国际传播领域放眼望去，充斥着主观想象、蓄意捏造、借机发挥、朝令夕改、情感发泄、不计后果等前所未有的令人错愕的现象。具体的例子数不胜数。在这个方面，霸权主义所言说和造就的国际政治传播景观，就是负面影响最大的“典范”。看看现在的美国政客对全世界人民所传播的一切，哪里还有一点政治理性？

（二）国际政治传播地缘政治化

这是基于主题聚焦对目前国际政治传播新特征的一种判断。从理论上讲，如前所述，国际政治传播是国家间的传播关系，因而国家间的任何与政治关联的议题，都是政治传播的内容。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和理想性，长期以来，全球社会公平、基本制度正义、全球秩序稳定等，这些关涉全球任何国家的宏大的普遍性政治议题，是国际政治传播横亘古今的主题。但是，“国家”既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客观物理时空的实体概念，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临近国家间的关系，即地缘政治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传播聚焦的主题，国际政治传播地缘政治化特征愈发鲜明。

地缘政治成为当下国际政治传播聚焦的主题，是有其客观条件和规律的。有学者研究指出，到目前为止，地缘政治的演进经历了五个阶段：强调地理空间控制权的帝国地缘政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扩张为主的纳粹地缘政治，二战后期及冷战期间的国家战略地缘政治，20世纪的经济地缘政治，20世纪末至今的信息地缘政治。本来，所谓地缘政治，讲求的是以地理环境与视角为一端和以政治过程为另一端的两者之间的互动，或者可以换句话说，是基于空间视野的国际政治关系。在过去，地缘政治受各种条件包括政治观念的限制和约束，只是相邻和相关国家间的事，其他各国即国际社会，也只是关心、关注和观望。而现在，信息传播等技术的发展，不断赋予地理空间新的内涵。以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平坦的世界”［15］为主要背景，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空间的发展拉近了空间距离，迅速使原来的“地缘”变成了“球缘”，地缘政治成为全球政治。

最为关键的是，伴随着上述国际政治传播的非理性化过程，霸权国家的政治野心迅速渗透到了原来与己无关的地缘政治冲突之中。“长臂管辖”磨灭了地缘政治的地缘性，地缘政治冲突，在带有特定政治野心或所谓的国家利益的火上泼油中，几乎“烧遍”全世界。许多国家是冲上去中枪，躺着也中枪。大家已经看到，现在的国际政治传播，除了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双以冲突、印巴冲突、泰柬冲突，包括最新的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冲突，以及美国以关税战为武器挑战全世界带来的种种可能性地缘政治冲突，还有什么主题更加引人关注甚至焦虑呢？当地缘政治剧烈地演绎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之中，原有的全球社会公平、基本制度正义、全球秩序稳定这些曾经重大且重要的主题，就越来越抽象而虚无缥缈了。

（三）国际政治传播社交媒体化

这是基于传播视角对目前国际政治传播新特征的一种判断。从学理上讲，人类传播史中的“五次革命”（动物传播-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16］）都带来了国际政治传播形态的跃迁。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传播技术和媒体形态的迅猛发展，越来越使媒体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主战场。过去很长时期，也可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二战时期、冷战时期、冷战之后的帝国霸权时期，国家主导的国家主流媒体是国际政治传播的主战场。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剧烈动荡中，比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西方国家策划的大批国家的颜色革命、搅动世界的俄乌冲突等，各个国家的主流媒体以其宏大的政治视角和突出的国家叙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随着互联网时代迅猛崛起，社交媒体［17］在国际政治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社交媒体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国家政治体制和相应的传媒体制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国际政治传播社交媒体化的总趋势势不可挡。

根据《数字2022：全球概览报告》，2022年初全球互联网用户已攀升至49.5亿；截至2022年1月，全球已有46.2亿社交媒体用户，并且在过去十年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互联网用户的增速。众所周知，现在是社会媒体化、媒体政治化，［18］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加一句：政治社交媒体化。［19］

我们已经和正在看到，在美国，推特治国、推特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特朗普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几乎成为全球社会关注和获取美国政府和总统言行信息的最权威媒体，它的及时性和权威性远远大于美国白宫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同时，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政要都把社交媒体视为重要的国际政治传播渠道；世界各国的民间社交媒体围绕着不断出现的全球热点事件的爱恨情仇、家国恩怨，构成了国际政治传播的交响曲，它以世界舆论的形式，程度不同地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着极大的影响。［20］

（四）国际政治传播主体个体化

这是基于传播主体视角对目前国际政治传播新特征的一种判断。这个判断是对国际政治传播社交媒体化的一种呼应和深化。因为，社交媒体从传播主体的角度看，其特质正是“以个体为主体”。［21］国际政治传播是国家间的传播关系，在过去，能够代表国家的只能是政府、执政党等宏观的政治团体，他们的喉舌或代言人是国家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崛起后，伴随着社会媒介化和媒介政治化的浪潮，社交媒体被政治人物更为迅速、更为具体地政治化，个体政治，也可称之为微观政治，成为人类政治活动中刻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形态。

新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中，国际政治传播主体个体化有几个极为突出的表现。

第一，情感化。我们所说的个体，是理性情感和意志皆具的活生生的个人，当一个个体能够脱离特定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制度的必要约束而具有极大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往往是感情用事，即情感在其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候。放眼望去，当下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几位政治人物所造就的国际政治传播景观正是如此。

第二，颗粒化。人类的政治行为本是一个有机系统，是联系广泛多维牵动的行为。在过去，虽然有些政治表态和阐述话语最后出自个体之口或个体之手，但它却不是单纯个体思维的产物，而是代表着组织的公共话语，有着很强的系统性和联系性。但是现在，很多重要的政治场合，本来应讨论重要议题的集体对话，却成为政治个人秀的舞台，令受众惊讶错愕、大跌眼镜的脱口而出的“临时起意”和“即兴表演”频频上演。这正是现在的国际政治传播随着其主体个体化而呈现的与每一个个体相应的颗粒化倾向。比如，美国副总统赖斯在特朗普会见泽连斯基时，对泽连斯基的训斥；再比如，特朗普在美国阿拉斯加与普京的会晤，根据计划，普京与特朗普应分别从两侧登台合影，实际却是两人一起走上红毯登台合影。更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突然邀请普京总统同乘野兽专车，普京欣然同意。“双普会”的国际政治传播景观，就这样地被“颗粒化”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现在，在传播短视频化时代，重要的政治人物的“颜色”“皱眉”“撇嘴”“抽搐”“冷笑”等表情，被置放于特定政治传播情境之中，都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传播中颗粒化的“明珠”，引发难以预测的政治传播效应。

第三，虚空化。当“个体”脱离特定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约束而过分情感用事呈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由个体主体发布或公布的政治信息（比如某种政治承诺或政治宣示）就可能虚空化。新近的国际政治传播中的这一表现极为突出。比如，自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诸多虚空化的政治信息，诸如“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声称他个人“结束”了六场地缘武力冲突，但却立即遭到当事国的否认，俄乌冲突仍愈演愈烈。大量的事实和案例，印证着现在的国际政治传播中充斥着“浪漫的泡沫”。

（五）国际政治传播武器化

这是基于传播效果视角对目前国际政治传播新特征的一种判断。武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战争的象征和工具，战争则是人类社会中最极端、暴力的冲突形式。因此，被武器化是指将某些工具用于战争中的对抗、操控或破坏，强调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武器化”（weaponize）译为“使得使用某些东西攻击个人或团体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器化”概念逐渐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

国际政治传播中社交媒体武器化，并非单纯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在当下的计算宣传、计算政治、深度伪造、认知攻防战等技术加持下，社交媒体的确能够通过国际舆论向敌对国家施压，帮助各方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起到一般军事武器无法达到的效果。物理上的战场不再是最重要的冲突舞台，物理战场与虚拟战场正直接相互影响，其程度之深使得两者如今已然模糊了界限。［22］出版于2018年的《点赞战争：社交媒体的武器化》（LikeWar：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一书认为，社交媒体正在向着武器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正在改变战争和政治，就像战争和政治正在改变互联网一样。通过社交媒体的武器化，“推特战争”也造成了真实世界的伤亡，病毒式传播的错误信息，不仅改变了战争的结果，还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其结果是，战争、科技和政治已经在手机之上融合为一种新的战斗空间。［23］

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武器化另有一个特点，不再像过去那样纠缠于空洞的口水战和舆论战。似乎通过口水战舆论战之后的“人心所向”和“道德正义”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实际成效和现实利益。这一特点可以总结为：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中的信息传播与实际行动联结得更为紧密。

结语

国际政治传播的新时代特征当然不止于我们所论的这几点。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本文所论的国际政治传播的非理性化、地缘政治化、社交媒体化、主体个体化及武器化的新时代特征，深刻地回应着前文论及的现实主义作为根基仍然强力地支撑着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核心观点。就是说，现实的国际政治仍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其实质仍然是实力政治。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传播，仍然是强者居高临下，强者居于中心。就此而论，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能力仍然任重道远。

注释

［1］“传媒技术每一次的突破，将推动世界从一个时代转换到另一个新的时代”。埃姆·格里芬：《初识传播学》，展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337页。

［2］20世纪上半叶，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后半叶则逐步转向“和平与发展”。冷战结束后，时代主题更加突出地表现为和平与发展。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7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2页。）

［3］参见荆学民：《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构建》，《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3期。

［4］参见荆学民：《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构建》，《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3期。

［5］对于“三大理论”，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表达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但“新现实主义”内在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也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另外，“三大理论”，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比较“正统”，占“主导地位”。相比较而言，三大理论在“国际传播”中多少有些“变种”和“下沉”，衍生出了多种“主义”和“理论”。但究其本质，三大理论还是实际地指导和深刻地影响着“国际传播”的研究。

［6］周庆安：《超越有形疆界：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

［7］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8］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8、110页。

［9］John H.Hertz，“Political Realism Revisited，”●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1981），p.187.

［10］政治统摄传播这一命题的理论论证，参见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1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12］秦亚青教授发表了论文，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证，见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13］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14］参见荆学民、于淑婧：《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秩序及中国调适》，《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

［15］参见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9页。

［16］参见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17］关于“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交媒体的论证，参见荆学民：《微观政治传播论纲》，《现代传播》2021年第7期。

［18］学者杰西帕·斯特伦巴克从四个维度解剖了“政治媒介化”这一概念：一是信息来源，即相比个人切身经验，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关 于政治和社会的信息来源，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相关信息；二是媒介自主性，即媒介在结构和功能上独立于政治机构和政治权力的程度，强调媒介变化对政治传播秩序的重塑；三是媒介内容的呈现，即相较政治逻辑，媒介内容的呈现方式受媒体逻辑支配的程度；四是政治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所在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受政治逻辑或媒体逻辑支配的程度。J. Strömbäck，“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13，no.3（2008），pp.228-246.

［19］参见荆学民：《微观政治传播论纲》，《现代传播》2021年第7期。

［20］荆学民：《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构建》，《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3期。

［21］参见荆学民：《微观政治传播论纲》，《现代传播》2021年第7期。

［22］David Patrikarakos，●War in 140 Characters：How Social Media is Reshaping Conflic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7，pp.245-246.

［23］P.W.Singer and Emerson T.Brooking，●LikeWar：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18，p.237.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