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政治传播”是指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即传播主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息流通过程。国际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包含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国际宣传”是国际政治传播的深层形态，“公共外交”是其媒体形态，“国际政治营销”是其扩展形态。国家控制的主流媒体场域是国际政治传播的主战场，“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交媒体场域是其补充战场，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融合场域是其混合战场，平台媒体是其新兴战场。 国际政治传播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横向强力的政治信息穿透模式，另一种是纵向垂直的政治信息下泄模式。探索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政治的成功经验，将撬动传统国际政治传播的“基石”，纠正传统国际政治传播理论“一边倒”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所熔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构建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需要着力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国际政治传播自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
关键词：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中国政治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
在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主体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国际政治传播”是研究成果颇为壮观、研究结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热门话题。后来，随着全球社会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也随之进入了相对寂静状态。很长一段时期，喧嚣的“国际传播”研究几乎都是刻意“绕着政治走”。现在，激荡的国际政治传播现实犹如飓风一样又呼啸而来，“国际政治传播”再一次成为理论研究的关注点。总体观察近期有限的研究成果，或许是由于传播技术和传播格局的显性变革，学术界多从比较单纯的传播学角度对国际政治传播进行理论建构。但事实上，“国际政治传播”不是一般的“国际传播”理论所能够单独诠释和论证清楚的。“国际政治传播”寓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传播等诸多学科的交融之中。所以，时代急切呼唤新的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构架。本文立足于新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和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尝试对“国际政治传播”进行新的理论构建。
一、“国际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
笼统地看，“国际政治传播”活动自古就存在，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会盟、纵横家游说，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政治演说等，但现在共识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传播”概念，主要还是指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政治行为体”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从学理上讲，“国际政治传播”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传播”等概念具有密切联系。
（一）“国际政治传播”与“国际关系”
在通行的国际关系学中，“国际关系”是指“各种国际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个别重要人物）之间，在某种国家问题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通过某种方式（冲突、合作、放任或逃避等），在实现某些目的和利益（生存、权力、财富、荣誉等）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联系的综合”。尽管这一概念力图对国家间以及区别于国家的各种行为体的关系“无所不包”，但没有囊括国家间的“传播关系”。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误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传播关系”。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史上，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行为主义”的“首席革命家”，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卡尔·多伊奇（Karl Wolfgang Deutsch）所著的《国际关系分析》和《政府的神经》两部著作，就已经明确提出和论证了国际关系中的“传播（沟通）”理论。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这部著作，虽然研究的是国内政治运行中的“传播”问题，但在多伊奇看来，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传播”要素对政治的深度嵚入，同样促成了国际关系的“动态化”“互动化”和“机制化”的新模式。多伊奇超越新现实主义的立场和视野，重新界定和总结了国际关系的运行机制。其中，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从“传播”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类的政治活动，确立了“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内在地位和运行机理。这种贡献，随着现如今信息化时代“社会媒介化”“政治媒介化”和“媒介政治化”的滚滚浪潮，越来越彰显其现实意义。
总之，现实的国际关系，皆要通过传播关系或传播活动来实现。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这种“传播关系”越来越突出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我们认定“国际关系”中深刻地包含着“传播关系”，那么，建基于“国际关系”的“国际政治传播”就会凸显出来。
（二）“国际政治传播”与“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自然包含着国际政治关系，因而，剖析国际关系就自然进入了国际政治研究。研究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学”和研究国际政治的“国际政治学”，一直以来都是难解难分。“在国内外学术界，人们通常把国际政治学等同于国际关系学，它既有国际政治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或集中表现的含义，也确实反映了以往国际关系以政治关系为主的实际情况。”后来，因为“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前移和“政治”的相对后移，“有人把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区分开来”。现在看来，这种学科细化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是，就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二者的本质联系来看，这种划分也仅只具有“形式”意义，因为“国际关系都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是其他关系的折射物，国际关系最终反映为政治关系。因此，政治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具代表性的关系”。所谓国际政治，主要所指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实际运行过程，“主权国家”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主体。从“国际关系”延伸出“国际政治关系”，而国际政治关系的运行必须通过“传播”来实现，那么，逻辑上建基于“国际政治”的“国际政治传播”就会凸显出来。
（三）“国际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
国际关系包含国家间的“传播关系”，“国际传播”才应运而生。但“国际传播”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在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中，这个问题被反复遮蔽，时至今日还语焉不详。其实，较早研究国际传播的日本学者鹤木真曾经为国际传播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之后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生田正辉认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权威学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S. Fortner）也认为，“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政治性，都带有政治色彩……国际传播的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但遗憾的是，“国际传播学”学者并没有按照这一认识基础和逻辑路线构建其理论体系。
在我们看来，“国际传播”是“国家”作为“行为体”所进行的国家间的传播活动。这种新的理解基于两个基础。第一，在理论上，从国家的政治本质出发，把“国际传播”定性为国家作为行动者的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内容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但归根结底都与政治相关；在这个过程中的“大众传播”及所有“传播中介”，仅只具有“渠道”、“手段”、“载体”和“甬道”的工具意义。第二，在实践上，自从有国际传播活动以来，成型的、成功的、规模性的“国际传播”活动，基本可被定性为“国际政治传播”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不能认为“国际传播”完全就是“国际政治传播”，但可以认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形态是“国际政治传播”。
（四）“国际政治传播”的内涵界定
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传播”三大概念来看，“国际政治传播”概念吸纳的要素有三种：第一，三大概念都有“国”即“国家”这个词，而对国家的本质应该从国家的政治天性或本性来把握，即从国家与政治的“原始同一性”的深度来把握；第二，国家是所有国际活动的“主体”，因而所有的国际活动，都显性或隐性地具有其政治目的；第三，“传播”是内嵌于国际活动的本然性的构成要素；第四，从总体上来说，对于“国际政治传播”概念的内涵界定，应该超越“国家－政治－媒体”的三元分裂模式，抽象为三者“同一”的“元概念”。
综上，传播是一种“信息的流动”，“政治传播”就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在这个对一般“政治传播”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它规限于“国际”场域，那么，“国际政治传播”就是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即传播主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
二、国际政治传播的展现形态
国际政治传播并不是“ 冥想” 出来的虚空概念，而是有其现实的实践形态和实践过程。所以，对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还需从理论演绎走向实践观察。
（一）国际宣传:国际政治传播的深层形态
不管学术界对“宣传”有多少种理解和界定，“宣传”是一种有政治目的的传播活动，对于这一点一般没有歧义。政治宣传是典型的、深层的政治传播形态。延伸到“国际宣传”，国际宣传是指国家操持的对外（国际）政治传播，“国际宣传”是国际政治传播的深层形态。把“国际宣传”视为国际政治传播的深层形态，是因为：第一，在实践层面，国际政治传播的现实展开一开始就是国际宣传活动；第二，在理论层面，学术界对于国际政治传播的把握，一开始也使用的是“国际宣传”这个范畴；第三，国际政治传播的“宣传”本性一直以来并没有消失。
从实践层面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政治传播所经历的几大阶段（1918—1945年的世界大战阶段、1945—1990年的冷战时期、1990年至今）的国际局势的激烈动荡和国际传播格局的风云变幻，均包含了大规模、高规格、深层次的“国际宣传”活动。在长达百年的“国际宣传”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从组织建设、机构变迁、财力投入、人才培养、技术升级、理念更新、招牌变换等多方面加强了“国际宣传”能力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国双方出于战争宣传的需要，都积极发展了对外广播。1939－1945年，除了欧洲和亚洲的陆海空大战外，各国都利用国际传播进行心理战，“广播大战”表面上看试图保持一个“非宣传”的姿态，但实质上进行的是比较高明的宣传工作。比如，1951年美国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设立的“心理战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就是典型的反共宣传智库机构。
从理论层面看，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27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拉开了对“国际宣传”深入研究的序幕。他指出，“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宣传同样也是一种主动而有效的武器，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强化沮丧、幻灭和挑拨离间来摧毁敌人的意志力”。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认为，拉斯韦尔“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事实上，后来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关于“广播”的研究，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关于“说服”的研究等，都属于对“国际宣传”的研究。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也聚焦“国际宣传”研究。比如，新现实主义学者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1939年出版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指出，“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可以分为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更有甚者，美国学者R.L.梅里特（Richard L.Merritt）1980年发表《国际传播战略的转变》一文，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际宣传”策略进行了总结归类。在他看来，国际宣传的策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意识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意识＋无意识策略”，冷战期间为“意识＋无意识策略＋构筑成长环境策略”。可以说，至今为止，学术界对“国际宣传”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式微。
令人深思的是，学术界通过对长时段的“国际宣传”实践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是：国际宣传的实质是“国家利益跨越了国际”，是国家间“思想对思想的战争”。“国际宣传”经过长期的国际政治斗争和博弈实践，最终变成了令人厌恶和反感的贬义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国际宣传”是撒谎、欺骗和洗脑。
但是，对于国际宣传“恶的实践”的憎恶并不能否定“国际宣传”学理上的实际意义。从学理上讲，“国际宣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流行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国际传播中“国际宣传”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只要“国家利益”横亘在国际政治传播之中，“国际宣传”就永远存在，“国际宣传”并不会因为人们对它的“厌恶”而消失。事实上，国际政治传播也从来没有脱离国际宣传，反倒是很多国家更加精致地进行国际宣传。
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传播，实际上一直是“没有宣传者的宣传”。美国学者詹姆士·沙纳汉（James Shanahan）认为，“我们看到宣传正在进行着形式上的变化。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宣传正在‘消失’。尽管有很多的个人、群体、机构和政府仍在依赖‘老式的’政治传播——常是一种笨拙的和明显的宣传——但是，至少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人们，政治的演进似乎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传播体制，这个传播体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较不明显，直接操纵舆论观点的试图较不明显。但是，在这个体制中，我们还是正在看到宣传新形式的发展，在这种新形式中，宣传者的行为日益变得不明显。为了论述的方便，我把这种发展称为‘没有宣传者的宣传’”。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E.埃尔德（Robert E.Elder）通过对美国新闻署工作人员的实证性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虽然美国人不相信宣传、反感宣传——尤其是政府的宣传，然而，他们却允许自己的政府（面向国外）建立一台强大的宣传机器。”用这种“没有宣传者的宣传”，“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掉社会主义，从而建立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
在一定的意义上，学界认为国际政治传播“等同于”或者就是国际宣传。比如，美国的传播学者巴顿·韦尔利（Barton Whaley）就认为，“（国际）宣传是心理战、政治战、国际政治传播或公共外交”。这种观点或许有些偏激，但是却反映了国际宣传与国际政治传播的本质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国际宣传视为国际政治传播的深层形态。
（二）公共外交:国际政治传播的媒体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操纵的国际宣传的“恶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们把这种憎恶投射到了理论观念之中，“宣传”被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并逐步被新出现的“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取代。
所谓“公共外交”突出的是如下几点：第一，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外交”而言；第二公共外交的主体突破了“主权国家”范畴；第三，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民众”；第四，公共外交的内容是“信息与思想”；第五，公共外交的渠道或载体是“大众媒体”；第六，公共外交的手段是制造“国际舆论”；第七，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利用“国际舆论”赢得国外民众的“人心”。
随着传播技术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者抓住了“公共外交”的可鉴之处，使其进入国际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公共外交是“国际宣传发展、蜕变、延伸或衍生出来的‘表现形态’”。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公众参与兴起所激发的新的外交样态，专注于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和塑造；它与对外宣传（foreign propaganda）一脉相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受到政治传播理论的启迪，并获得了自身的发展”。
那么，该如何理解在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语境中的“公共外交”？第一，“公共外交”是国际宣传的蜕变，不能把它与国际宣传完全断裂。第二，“公共外交”的“公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外交活动从“政府到公众（民众）”的扩展；实际上，所谓的“公众”来从事国家外交大概率是个“伪命题”。“公共”在这里的实质，是指国家外交活动从“秘密”到“公开”，其要求的是信息的公开透明。第三，“公共外交”要超越饱受诟病的“国际宣传”，必须基于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提出的“信誉政治”，即所传播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可靠的。第四，“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但即便是真实的“信息和思想”，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们要通过媒体转换形态被呈现，这就决定了离开媒体的公共外交是无法存在的。第五，公共外交的目标是试图跨越“国家（政府）”把“信息和思想”送达国外的民众，公共外交的逻辑是“政府在其他国家制造舆论”，进而“通过公众的态度影响公众所在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要实现这种“物理性的时空跨越”，必须通过大众媒介。这样一来，随着互联网时代媒体发展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公共外交就越来越成为“媒体外交”。正如有学者所言：“公共外交也是一场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战争。这场战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冷战结束后，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公共外交不但开始运用包括卫星电视互联网在内的新的传播技术，同时也开始建构适应这些传播技术的新话语。”
综上所述，虽然还不能把“公共外交”和“媒体外交”完全等同起来，但完全可以把公共外交视为国际政治传播的“媒体形态”。
（三）国际政治营销:国际政治传播的扩展形态
公共外交在传播技术和媒体形态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改变了国际宣传的渠道，着力于建立一种对国外一般民众的“思想塑造”运动；它以形成“世界舆论”的方式在自塑良好国家形象的同时，试图让对方以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立场和方式与己交往。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除了了解自己，还需了解对方；除了知道要输送什么，还要分析对方需要什么、喜欢什么。这种市场营销的理念和理论被国际政治活动充分吸纳，便形成了国际政治传播的国际政治营销形态。
从学理上，可以把国际政治营销视为国际政治传播的扩展形态。第一，人类的政治文明在不断地进步，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各国不断要求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平等，硬性的单向的政治宣传至少在形式上已不合时宜，着力于政治地位平等、政治权力对等的国际政治营销必然大行其道。“政治营销”一词是由美国学者斯坦利·凯里（Stanley Kelley）在1956年出版的《专业公关与政治权力》一书中首先提出。在凯里看来，“民主化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蓬勃兴起，促进了一种新型社会权力关系的形成，政治家必须采用劝说和说服的方式，借助营销的理念和工具，才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在西方的政治学语境中，与“政治营销”并行的还有“包装政治”“政治管理”“促销政治”“政治公关”“现代政治传播”等诸多概念。第二，国际政治营销的前提条件是“政治市场化”，政治地位平等、政治权力对等的国际政治场域呼应的就是理论上的“政治市场”。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76年率先提出“政治市场”概念，他的研究表明，“政治运作过程的性质”与“商业市场交换体系”并无二异，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行为来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进一步以市场模式来模拟其运行十分必要。“市场”讲求的是“交换”，交换讲求的是“商品”，国际政治营销中的“商品”就是各国所要传播的“思想和信息”，这样一来，国际政治营销的种种“思想和信息”必须是尽可能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产品”，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推销品”。这也正是国际政治营销比国际宣传和公共外交进步和深刻的地方。第三，正因如此，国际政治营销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营销，国际政治营销“更强调以国家为中心”，“在营销战略上更强调国家大战略和对外战略的影响，在营销渠道上更强调国家和政府统率全局的角色，在营销效果上更突出公众舆论作为整体发挥作用。”第四，相对于国际宣传和公共外交，国际政治营销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两个外围要素更加密切相关，政治学、经济学更加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传播；由之带来的“政治营销与民主关系的二律背反”以及“政治营销与市场关系的二律背反”，使国际政治营销形态非常复杂。
综上所述，国际宣传、公共外交、国际政治营销是国家政治传播的展现形态，但是不可能穷尽国际政治传播的所有形态。可以预见，随着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随着人类社会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世界传播格局的剧烈变动，国际政治传播的形态也会不断创新。
三、国际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
国际政治传播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传播中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几乎都包含在其中。我们可以把国际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简洁地归纳为“政治信息”。政治信息有观念、实体、潜在、流动四大形态，比较复杂。政治传播中流动的主要还是“观念形态”和“潜在形态”的政治信息，大体可划分为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几种形态。当然，这几种形态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互有交织。
（一）意识形态
把意识形态作为国际政治传播的内容受到的最大“质疑”是意识形态能不能进行国际传播、要不要进行国际传播。长时间以来，在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盛行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治化”现象频频出现。但是，现在看来，这在国际政治传播的现实中恐怕是一个“伪命题”。现在的国际政治传播，可以说就是一个不同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博弈。现实中“国际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因素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力量还把意识形态变成国际权力斗争的武器。意识形态，也像所有的思想理念一样，是可以提升国民士气和国家力量的武器，并在实际的行动中降低对手的士气”。喧嚣甚上的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无非就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消灭”另一种意识形态。诚如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所言：“所谓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以及现代性终结的论断本身也可看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没有带来意识形态的最终消亡，反而显示出意识形态争论仍然存在且很激烈；意识形态的演化还在继续，或许这是个永无休止的进程。”
（二）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这些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层意义规范，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国内外学界对政治价值有种种不同的界定，但总体来看，政治价值是一种政治规范，或者说是从规范角度对政治生活的规定，其要旨是在现实政治生活基础上对理想政治生活的追求。政治价值可以分为经验、规范、终极三个层次。
第一，经验层次的政治价值，是人们从现实的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政治生活采取的一种价值评价和取舍的态度，即凡是政治上“有益”的东西，能满足人的感性层面的政治需求，即是有政治价值的。经验层次的政治价值诉诸个体的感性层次需要，因此其普遍有效性被湮没于感性经验之中。第二，规范层次的政治价值，是靠“政治理性”建构的规约性的社会价值系统，它依赖普遍有效性消除了经验层次政治价值的差别性与不可靠性。规范层次政治价值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约束。第三，终极层次的政治价值，既不诉诸政治感性，也不诉诸政治理性，它诉诸超越政治感性和政治理性的政治信仰，它从面向未来理想的政治信仰的“高度和深度”，感召、牵引和规范着人们的政治需要。
政治价值层次的划分，对于政治价值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提供了充足的学理依据。一般来说，经验层次的政治价值具有较强的“国别性”，因而在国际上的“可传播性”要弱些，但规范层次和终极层次的政治价值，则具有很强的可传播性和传播必要性。比如，“民主、自由、平等”等政治术语所体现的规范政治价值，本质上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
人们长期以来对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不加区分，认为政治价值就是意识形态，其实不然。意识形态蕴含着政治价值，但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价值。意识形态虽然也包含着面向未来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但是，其要旨是指导、约束现实政治生活的经验性诉求。政治价值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从传播的角度看，意识形态由于其特定政治经验所裹挟的坚硬的“政治性”，更多的时候充满着“拒斥”和“斗争”；而政治价值，由于其“面向未来”所提供的“理想空间”，虽然在传播中也有一定程度的“歧见”，但总体上相容性更强些。
（三）政治文明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政治文明“有国别无国界”，政治文明的“互鉴共享”是国际政治传播的“至高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政治文化的进步状态，野蛮的、落后的、颓废的政治生活、政治文化不能划入政治文明之列。尽管不同时代政治文明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必须是本时代进步的政治状态。“否则，人们就完全没有必要将政治划分为文明政治和野蛮政治了”。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政治文明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也是经验与规范的统一。特殊性意味着政治文明在特定的经验政治中生成，这种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传播的过程；普遍性意味着其规范价值意蕴在其生成的政治系统以外被接纳和认同，这也是一个传播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在特定的政治系统中，还是在不同的政治系统间，政治文明与政治传播都是共生共荣的。“政治文明的产生很少有重复发明的例子，政治文明的扩散往往是通过政治传播（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的传播）而实现的。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完全雷同的政治模式。”
政治文明有国别但无国界。因此，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既然有“国别”，就不应在政治文明的形态上总是企图“抹杀”这种国别。这一点，就连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 Ｐ．亨廷顿（Samuel Ｐ．Huntington）也认同，他指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者有时企图摒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能作为“国家”而存在，必定有其能够将该国人民凝聚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种区别于他国的政治文明，而是众多文明的大杂烩，那就不能成为具有内聚力的国家，至多只能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但是总是有个别国家出于其特殊的政治目的，把政治文明“意识形态化”。一些国家站在所谓“文明优越”的“道义制高点”上，用意识形态作为思想和理论武器，用“抹黑”“污名”等手段，把其他国别的政治文明视为“异类”加以排斥和打击。他们甚至把政治文明的国别差异提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对其他国家进行否定和打击，有些国家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视为“洪水猛兽”加以排斥，以达到其“独霸世界”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国际政治传播就是要使世界各国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共同铸就人类灿烂绚丽的政治文明体系。
四、国际政治传播的媒体场域以及基本模式
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传播技术和媒体形态的迅猛发展，使“媒体场域”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传播博弈的“战场”。国际政治传播的媒体场域，一路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升级换代”。从纵向上看，人类传播史中的“五次革命”（动物传播—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都带来了国际政治传播形态的“跃迁”。在国家主导的主流媒体、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交媒体、以机构团体控制的平台媒体等的“媒体矩阵”上，都展现着国际政治传播。
第一，国家控制的主流媒体场域是国际政治传播的主战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今，国家主导的国家主流媒体是国际政治传播的主战场这一点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西方国家策划的大范围国家的“颜色革命”、牵动人心的中美贸易战、搅动世界的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事件中，各个国家的主流媒体，以其宏大的政治视角和突出的“国家叙事”，鲜活地呈现了其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离开国家主流媒体场域，国际政治传播根本无法进行。
第二，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交媒体场域是国际政治传播的补充战场。互联网时代传播媒体的最大发展，是“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交媒体的崛起。总的来说，社交媒体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因各国政治体制和相应的传媒体制的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别。比如，在美国，“推特治国”和“推特外交”曾经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更为突出。一段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幻莫测，几乎都表现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个人推特上，美国国家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几乎风光不再。再如，乌克兰危机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rmyr Zelenskyy）充分运用了其个人社交媒体，以“短视频”的巨大冲击力抗衡俄罗斯所有的官方主流媒体，产生了出人预料和不可低估的国际政治传播效果。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社交媒体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很多国家的社交媒体被限定于日常生活的展现与交流。所以，社交媒体场域只是国际政治传播的补充战场。
第三，国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融合场域是国际政治传播的混合战场。国家主流媒体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传播技术发展给自己带来的机遇。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主流媒体都有自己基于社交媒体的“客户端”和“公众号”等，这就形成了国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融合的混合场域。国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鸿沟”的消失，大大拓展了国际政治传播的博弈战场，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渠道。
第四，“平台媒体”是国际政治传播的新兴战场。从传播深度上讲，既不完全属于国家主流媒体，也不完全属于社交媒体的“平台媒体”的崛起，也给国际政治传播的媒体场域带来新的拓展和挑战。在数字化时代，这种“平台媒体”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先进技术，用“计算传播”的方式输送着隐性的政治价值观，形成了超越国界、影响全球的国际政治传播的“计算政治”新领域。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种国际政治传播的发展趋势。
以上就是国际政治传播的主要媒体场域。除了媒体场域，我们还要重视国际政治传播模式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对“信息传播模式”“国际传播模式”等的“设计”都非常复杂。其实，从抽象角度审视，国际政治传播的模式并不复杂，可分为“横向强力的政治信息穿透模式”与“纵向垂直的下泄模式”（见图1和图2）。
从横向视角看，国际政治传播的运行模式并没有超出当年拉斯韦尔的“5W”模式，时代的发展只是大大强化了“通过什么渠道”（媒体）这一环节；从纵向视角看，国际政治传播的运行模式并没有超出当年多伊奇的“瀑布模式”，时代的发展同样也只是强化了基于“现实”（国际关系）环境变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这一环节。
应该说，进入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的基本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中心－边缘”和“居高－临下”的思维，仍然不断地强化着国际政治传播“横向强力的政治信息穿透模式”和“纵向垂直的政治信息下泄模式”。
五、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理论建构的中国意义
探索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理论建构，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的政治经验对于新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撬动传统国际政治传播的“基石”。国际政治传播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石”的传播过程，“国家实力”中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而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是以现实的政治成就来支撑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正是这一奇迹，牢牢地奠定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基于国家实力的国际政治传播，将不再以长期以来居于霸主地位的“西方政治”为“基石”、为“内核”、为“中心”、为“出发点”。
第二，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并不是一种口号宣示，“奇迹”的发生来源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放眼世界，现有国家的政治类型有三种：一是以英美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中心主义”政治；二是以法德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政治；三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政党中心主义”政治。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中心主义”的中国政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长期稳定”的奇迹，现在这种政治制度的地位正处于“国际政治传播”的剧烈博弈之中。虽然事实胜于雄辩，但舆论也可以“抹杀”和“创造”事实。所以，必须把中国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经验深度植入到“国际政治传播”之中。
第三，“基石”的撬动必然带来“框架”的旋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国际政治传播框架，是西方政治传播理论所建构的“中心－边缘”和“居高－临下”的基本框架。“信息自由流动理论（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控制）”“传播加速现代化理论（让落后国家效仿发达国家）”“传播依赖理论（落后国家依赖发达国家）”“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压迫强制输出价值观）”“结构帝国主义理论（不平衡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垂直互动）”等大行其道，牢牢控制着人们对国际政治传播的基本认知。但是霸权国家“居高临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传播“一边倒”的问题必将得到纠正。
第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决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所熔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为构建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的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亟须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国际政治传播的自主话语和知识体系。
第五，从学理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看世界”与“以世界看中国”的统一，立足人类，胸怀天下。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厚重而根本的“政治底蕴”和展示出来的强大“政治底气”，必将对“国际政治传播”发生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要改变的是国际政治传播中的“中心－边缘”和“居高－临下”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态度。就此而言，国际政治传播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斗争和博弈，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还任重而道远。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