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业方面，历史所的“深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缺”，补上了本科时期没有开设的课程；二是“深化”，深化了以前学过的一些知识。
张政烺先生第一年讲版本目录学。胡厚宣不单纯是讲文字，而是结合商代历史来讲。在贵大时，文字学没有老师讲，现在也补上了。文字学的课不仅有胡厚宣先生讲甲骨文和金文，张政烺先生也讲金文。这些先生的课张先生讲得多一点，胡先生就是一两次，然后就是平常接触，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请教。
北师大做《说文解字》的著名老专家陆宗达先生还专门来讲过《说文解字》。杨向老也很重视《说文解字》的基本功。杨向老对我说，你要做学术史，就要好好地读《说文解字》，所以我的《说文解字》书是翻烂了的。陆宗达先生的弟子王宁先生继承了陆先生的学问，后来她还邀请我去北师大讲过乾嘉学派。
虽然我不做文字学的研究，但通过几位先生的课程，知道了文字演进的源流，知道了怎么利用工具书来解决自己不知道的问题。所以，我在历史所的这么多年，除了老先生的教诲之外，自己得益最多的就是工具书，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使用工具书。我现在都还在用《词源》。我的《词源》由于经常用，不小心翻坏了。《说文解字》也翻烂了，《十三经注疏索引》也翻烂了。所以有一次，大概是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馆庆，叫我去讲几句话。我就讲，要感谢商务印书馆，你们的《词源》编得很好，我终身受用，现在我还在用，那是最好的老师。感谢商务印书馆，他们听我这样说后，悄悄把新版的《词源》又送了我一套。湖北大学的朱祖延先生也是做文献学的，也编过这样的书。朱先生我认识，还略有一点交往。我去湖北大学开会时，朱先生还来招待所看过我。朱先生编过《尔雅诂林》。武汉大学宗福邦教授主编的《故训汇纂》我也买了一套，这个书编得很好。宗先生我不熟，只是在香山一起开过会，但没有深交。这两本书，我都有。文字、音韵、训诂，传统谓之“小学”,还有文献，这是做学问的基础，也是门径。
回忆张政烺先生
我初识治学门径在贵大，其中受教最深的是张振珮先生，其他讲基础课的老先生对我也多有教益，使我心中有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体系。当时贵大没有开设历史文献学的课程，只是张振珮先生讲上古史和《历史文选》课时有所涉及，使我对文献学有所了解。真正深入门径，登堂入室还是在来社科院读研究生以后，尤其是跟着张政烺先生和谢国桢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使我最终补上了这门重要课程。这一课补得很好。
我说的“门径”,过去读书人都知道，“目录”是门径。张政烺先生讲《书目答问》,讲《汉书·艺文志》,尤其是专门给我们清史专业讲《四库全书总目》。说到这里，还有一件往事可以谈一下。《四库全书总目》上课记录是我做的，因为听课的人没有几个。这个记录稿曾经当时历史系——那时在研究生院，历史所也是“系”——油印过，但非常可惜的是，现在找不到了。后来张先生过世，他们要出张先生的集子，就把我的记录手稿拿走了，拿走稿子的先生也过世了，后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张政烺先生的课使我知道，要下功夫去读《四库提要》。薪火相传，这么多年来，和我一起念书的年轻同志们都知道，第一堂课我要给他们讲《汉书·艺文志》,然后也像张先生一样讲《书目答问》,然后作为每天必读的功课去读《四库全书总目》。因为那毕竟是我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书。《书目答问》虽然比较简单，但指出了必读书目。张先生讲《四库全书总目》时，还专门指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能叫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只能是要么叫《四库全书总目》,要么叫《四库全书提要》。因为“总目”就包括了“提要”,不能两者并存。张政烺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工作过，看来中华书局是接受了先生的主张，所以中华书局就很规范地叫《四库全书总目》,简称也只能是《四库总目》或者《四库提要》。现在好些人不注意基础训练，所以就容易犯常识性的错误。
张先生的学问很大，有什么问题你问他，他敲敲头，一会就给你讲出来了，哪本书，哪一卷，都给你讲出来了。非常可惜的是，张先生不擅讲课，所以在北大不受欢迎，尤其是本科生听不懂，就认为枯燥无味，殊不知张先生讲的都是他一辈子扎扎实实治学的经验。只有像我们这样经过了大学阶段的系统训练，再来听张先生课的人，才知道先生的课是字字珠玑。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真正是受用终身。张先生既博大，又厚道，而且学问很好，书法也很好。要讲这一辈子我所接触的老前辈，除了郑老之外，张先生应该是最德高望重的了。可惜老人家晚年慢慢地脑萎缩了。我每次去协和医院探望，老先生竟连自己教过的学生也不认识了，实在不忍心回忆这样的场景了。
要是你见到张先生，你绝对会觉得很亲切，虽然他不善言辞，但坐在那里，是一位让你肃然敬重的一位老前辈。张先生有威仪，似乎很难接近，殊不知不是，只要你请教他问题，问一答十。张先生生前没有写过一本书，但他写的论文质量很高，写一篇就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学术界不管东南西北，都很敬重他，没有一个人说张先生学问不好，没有一个人说他人不好。与张先生接触，听他说什么问题，听他一指示，聪明的人深入一摸，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就可以有东西出来了。跟着张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真是长知识。
李学勤先生当年是张先生的学术助手。当年上课时，李先生也经常陪同张先生来上课。李先生长我十岁，也是老师辈。李先生与张先生接触最多，可以说深得张先生教益。李学勤先生是学问大家，我们从李学勤先生的身上也可间接感受到张政烺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但李先生和张先生风格完全不同。李先生可以说是个天才，绝顶聪明。李先生为什么能跟到侯外老的门下呢?就是他的思路很开阔。李先生的思路确实让人很佩服，他想问题想得很宽。李先生是大学问家，学术范围很广，他做古文字研究，与北大的裘锡圭先生，都堪称大家，但风格不一样。同为大家，不同的是，裘先生是众望所归的古文字学大家，李先生则能够把古文字与古史联系起来看问题，进而提出推动学术发展的主张。
张先生学问好，为人也很厚道，从年轻时就如此，所以当他大学毕业后，他的老师傅斯年先生就把他留在了史语所。张先生也算是史语所老资格的老人啊。国民党溃退南迁，史语所迁台的图书是张先生选的，那时虽然他还很年轻，但可见他的学问之大，眼光之深。史语所很感激张先生，说，如果没有张先生的精挑细选，史语所带不去这么多有价值的典籍。我进过史语所的图书馆去看过，一位资深研究员告诉我，他们很感谢张政烺先生。
张先生的学问，所里和学术界无人不佩服，所以我在历史所为大家服务期间，就以张先生为榜样，告诉年轻同事不要急功近利，去做那些“短平快”的事情，而是要扎扎实实把基础打牢，选好题目去进行深入的刻苦钻研。
张政烺先生和谢国桢先生上课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上课都要带一个包袱，就是他们老人旧时代用的，一块大布，蓝色的或者黑色的，把有代表性的线装书包上，带上五六本，自己提着带到课堂上，讲课时随手翻给大家看。那时老先生们上课也没车子接，很辛苦，但老先生们很认真。
回忆谢国桢先生
谢先生是梁启超先生的弟子，一生走南闯北，见的书多，读的书多，见的人也多，阅历丰富，和张先生不太一样。
谢先生是藏书家，各种版本的书很齐全，所讲的也是自己一辈子藏书、访书的经验之谈。谢先生是河南人，还有一些河南口音。张政烺先生是山东人，也有山东口音。他们都很随和。有一年，谢先生要带我们去江南访书，本来我也要去的，但因为家境清苦而未能成行。虽然旅差费是所里出，但是吃饭等开销要自己出，总比在食堂吃贵啊。虽然谢先生说，南方饮食便宜啊，比北京便宜啊，最多五毛钱，我们就可吃饱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去。
谢老做学问的风格和张政烺先生不一样。张先生是很严谨的，讲文献是绝对可信。谢老的特点是见的书多，信手拈来，但是你不要过分较真。谢老是指示方向、门径，谢老说，他在什么书上看过，但是他记不准了，你去找。你根据他的指示再去找书，那就绝对错不了了，就像索引一样。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谢老为人也很随和，就是那天我在所里面讲，我是可以到他家去借书的。谢老藏书很多，很多都是线装书。说到这些书，谢老曾经鼓励我说，你有时间，可以多到琉璃厂去走走。随即先生拿了一本很薄的书给我看，说，就这么一本书，才一块多钱，我在琉璃厂买的。买回来后才发现，里边就有宝贝。什么宝贝呢?里边居然夹得有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张邸报，它可以与《明实录》相互补充，尤其是晚明，因为明朝末年没来得及修《实录》。所以谢老就说，有时间你可以去琉璃厂走走，翻翻书，开卷有益。他老人家晚年快走时，我去看他，他腿都肿了，连北京人穿的老布鞋，都穿不上了。他告诉我说，要注意身体。
说到谢先生，应该说，我很幸运。当年我在历史所拿学位的那个论文，是请谢先生来参加答辩。谢先生是老前辈了，年龄也长，比杨向老还长，辈分也高。老一辈很厚道，不像今天。我讲一个故事，这个事我还从来没给人讲过。我去谢老家，给先生说，杨向老叫我做了一个文章，叫《顾炎武评传》,到时候要麻烦谢老去坐一坐。谢老说，我一定来。因为谢老读的书很多，学问也很博，加上过去做过《顾亭林学谱》——这篇文章深得梁任公先生的赏识。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陕西那个李因笃的《受祺堂集》你读过没有?我回答说，谢老啊，这次需要读的东西太多了，我只是翻了一下李因笃的文集，但诗集还没有好好读。谢老就说，要好好读一下，研究顾亭林和李因笃的关系，也是个值得做的题目啊。
答辩的那一天，谢老来了。我说啊，老一辈的大家厚道，他不是为难我们这些年轻人，而是先给我们一个提示，研究顾炎武要注意解决一些他个人认为要解决的一些难题。结果谢老问的问题就是那天他问我的问题。我就如实地做了回答，谢老说，不仅要读他的文集，也要读他的诗集，研究历史除了一般史料，还可以“以诗证史”啊，你读得越多，就越有发言权。老人家很厚道。
顾颉刚先生的藏书也很多，也有很多书有版本价值。顾先生的有个女儿在贵阳，在聋哑学校，但是我从来没有去问过。
来源：《陈祖武先生口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