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刚主国桢先生(1901～1982),安阳人，是史学界前辈，学识渊博，藏书宏富，虽已过世23年，但有一件小事，使我萦怀不忘。谢老给我的一封索书函，保存至今，视若文物。
我素来景仰谢刚主先生，常到北京建国门外先生寓庐，有时求解难疑，有时借阅图书。谢老精神奕采，思维活跃，十分健谈，相会之时，总是听他侃侃而言，很难有插嘴的机会。“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次我到谢老家去。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最近我很高兴，《社会科学战线》杂志有一位周雷，坐飞机到北京来，在北京饭店请客。‘臭老九’被邀请到北京饭店，我去了。吃饭的时候，向我约稿。十年了，没有人向我约稿。这次，又请吃饭，又约稿，我很高兴。吃完饭回到家里，我把‘蹲牛棚’时写的稿子，翻腾出来，让他拿去。”谢老深沉而又得意地说：“做‘牛鬼蛇神’的时候，派我打扫卫生。我一面搞卫生，一面想学问，想我头天晚上查阅的资料。想出点心得，怕忘记了，就躲个地方，掏出小本，记录下来。回到家里，查核资料，稍加整理，抄录成文。一条一条地摘，一篇一篇地纂，积累成一摞文稿。我抽屉里积攒的文稿，抽出一篇，他们要就拿去发表吧。他们那一趟首都之行，在北京饭店请客，从北京‘牛鬼蛇神’的抽屉里，拿走了不少稿子。”
还有一次，谢老说：“你来之前，刚走一个人。他说他是某某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分配在一所中学教历史课。‘文革’开始，他觉得历史这门课没有用，还受批判，干脆改行，教体育课。他津津乐道，跟我讲自己怎样参加造反派，又怎样练气功、学针灸，还怎样学打拳，就是把历史给丢了。他现在想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要我给他写推荐信。我拒绝了。”说到这件事情，谢老意犹未尽，又说：“我看他不喜爱历史，如果喜爱历史，不管有多少困难，都要坚持学下去。我不但没有给他写推荐信，还批评了他。我跟他没有话说，稍坐片刻，就起身送客。”谢老说：“你跟他不一样，你‘文革’时照样学习，我们谈得来。”还说：“我在‘文革’期间，白天劳改，休息的时候，记读书心得；下班回家，晚上读书，查资料、摘卡片。‘文革’刚一结束，福建人民出版社来人找我要出书。我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书稿，就是在‘蹲牛棚’的时候做出来的。等书印出来，我送你一部。”1980年，《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编出版，中、下编第二年也出版。《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三册书出版之后，我得到了一部。
谢老有个特点，就是一边跟你说话，一边翻书或是找书。其实，我这次到谢老家，主要是借书。当时我正在修改“文革”期间写的《努尔哈赤传》书稿。需要查找王一元的《辽左见闻录》,我跑了几家图书馆都没有借到，就想到谢老家试试看。到了谢老家，我一提书名，谢老说：“有!”说完，他就到书柜里信手我把要的书抽出来。谢老收藏的《辽左见闻录》是抄本，很珍贵。谢老奖掖后学，成为学林佳话。据我所知，有的老先生收藏的书，不愿意让别人看，更不愿意借出。我说：“谢老，我想借回家看，看完还您!”谢老说：“借走可以，你要登记，借期两周。如果没看完，再来续借。”我以为这是一句戏言，便信口答应。谢老随手拿出一个笔记本，我写上：书名，姓名，日期。我办完借书的手续后，装起书就向谢老告辞。
二
时间恰好过了两周，我没按期送还借书。三天后，我突然接到谢老寄来一封信。邮戳的时间是：1979年9月11日。谢老写信落款时间是9月8日。谢老这封索书函，摆在我的书桌上。掐指一算，我借的书，过期三天。这封信，我保存了26年，依然完好。
谢老催我还书的索书函，依照原函样式，全文转录为下：
崇年同志：好久不见。你好。前次带去的书，不知看完了没有?昨天，姚雪垠同志派人来，要我提供有关堂子神及清兵入关的资料，我推延他到下星期再来访问。尊借各书请即速为掷下，以供周转，至希谅察。此致敬礼
谢国桢9.8.
在这里我做一点小的说明：上文中“好久不见”四个字后面，原信缺画句号，我转录时，将其补上。
我接到谢老的索书函后，第二天就到谢老家，把借的书奉还，谢老当即给销了账。
谢老这种严格借、还书习惯，同他曾在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工作有关。图书馆有借书、还书制度，无论何人，不能例外。先生可能受了图书馆借书制度的影响，也可能过去曾经有人借书不还又忘了是谁借去的，以至于没法索回借出的图书。我自己后来书多了，也有同事、学生来借书的。可我不登记，时间一久，便忘记了借书者的姓名，常东寻西找，闹出了笑话。至今我有些借出的书找不回来，如《满族大词典》、《清实录经济资料辑录》等。后来我也学习谢老的办法，预备一个本子，谁借走了书，在上面登记。但不能坚持，时登时忘，有些书借出去，还是去而不返。
三
话转回来，还说谢老。由谢老的索书函，联想到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以及先生的治学精神。
《增订晚明史籍考》是一部史学名著。这部书先生花费了52年的心血。先生《晚明史籍考》一书，滥觞于梁启超先生。谢国桢先生对梁启超先生怀着一种知遇之恩。他跟我说：“我没有学历，是梁任公看了我的文章，请我到大学。我问先生：‘行吗?’任公先生说：‘行!’这样我就进了大学的门。”1927年，刚主先生受梁启超先生的启发，收集晚明史料。他先利用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先生的藏书，尔后用海盐朱希祖、东莞伦明、江安傅增湘、海盐张元济、上虞罗振玉、吴兴嘉业堂、上海涵芬楼、平湖传朴堂等私家藏书，还利用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沈阳故宫图书馆等所藏的图书，从而“得窥江南塞北之遗书，乡邦遗老之传说”。先生广采博闻，爬梳史料，摘录做卡，历时四载，编成《晚明史籍考》,1931年出版。尔后四十余年，广征博采，寻访朋侪，搜求不辍，“凡藏书之地，无不亟往求之”。197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晚明史籍考》。晚明的史籍，汗牛充栋。全祖望尝言：“明季野史，不下千家。”晚明史籍到底有多少?谢老藉着任职北京图书馆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命专理其事，俾成完书，馆中所藏之书，得悉资披览”。加上先生百折不挠的精神，总算摸出个结果。他在《增晚明史籍考·自序》里说：“惟今斯辑，较谢山所言明季野史凡千余家之说，合己见未见之目，亦竟与之相等，固不可谓非幸事矣。”谢老长期痴心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汇编工作。然而，史料搜求，费时费力，事倍功半，难见成效。朱希祖先生曾言：“盖群众心期，往往随一时之风气，而非思千秋之绝业也。”诸多群众的凡俗心期，时而尚空论，时而重金钱。历史学界，需献身者——不随一时之风气，而思千秋之绝业。
从《晚明史籍考》到《增订晚明史籍考》,长达48年，加上其前搜集资料4年，共历时52年。半个世纪，磨一本书。在那个突出“史论”的年代，不赶时髦，不慕名利，甘于寂寞，坐冷板凳，这种治学精神，着实令人敬佩。柳亚子先生在《怀旧集·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中说：“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图索骥，事半功倍了。”这里似应做点补充：《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不仅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而且也是研究清初史料的一把钥匙。
谢国桢先生熟悉南明的史事与史料。前者，先生著有《南明之际党社运动考》和《南明史略》;于后者，先生长于史料学，除前引诸书外，还有《史料学概论》。史料汇纂考辨工作，实为做学问之基础，应务求搜罗广博、务权去取轻重、务必考订精审、务期阐述缜密。
谢老早已离开我们，从他的一纸索书函，透视出他的为人与治学品格。我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学术研究要想做出点真实成绩，必须有献身的精神、品格和毅力，必须戒浮名、戒浮议、戒浮躁。谢国桢先生滴水穿石、一以贯之的治学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