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确的二战史观不仅关乎历史真相的还原，更关系到国家历史认同的建构、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以及全球公平正义的维护。其核心要义包括：坚守战争评判的正义价值取向，还原各参战国在战争中的历史本相，应对当前国际秩序遭受的挑战，构建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坚定防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理论基础层面，正确二战史观植根于抵制歪曲历史原貌的实践之中，广泛吸收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内核，并承载多重理论的学理精华。在构建路径方面，必须以史料整合还原为基础，深化教育传播的社会实践活动；借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赋能，扩大国际间交流协作；拓展统战空间，凝聚起以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的价值认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正确二战史观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历史认知重塑的中国方案，更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凸显中国历史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持续性的精神动能与历史正义支撑。

关键词：正确二战史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核心要义；理论基础；国际秩序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20世纪最为深刻的历史事件之一，不仅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新时代语境中，构建符合事实真理、体现民族立场、具有全球视野的正确二战史观，既是中国学术界捍卫历史正义的责任担当，也是国家文化安全与国际话语权布局的战略需求。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2］2025年5月，习近平主席于访俄前夕在《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指出：“我们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3］

国内学界有关二战史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战后日本二战史观的研究。学者们从多方面入手，分析总结了日本在战后以各种形式否定侵略罪行、逃避历史责任的多重原因和负面影响［4-7］。二是比较日本和德国二战史观的不同。学者们详细对比了德国与日本政府在反思战争罪行方面的具体差异，指出日本应当虚心向德国学习认错态度，只有正视历史责任、反省侵略罪责，才是日本的唯一出路［8-11］。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2025年主办了“纠偏错误‘二战史观’报告发布暨主题研讨会”，会议总结并驳斥了“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这四种战后西方典型错误史观［12］。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维度，系统探讨正确二战史观的核心要义、理论基础与构建路径，力图为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国家话语权的重塑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正确二战史观的核心要义

二战不仅是20世纪最为浩大的全球性战争，也成为塑造当代世界格局和政治理念的历史分水岭。面对全球历史叙事的多元化、复杂化趋势，构建正确二战史观，必须在坚守鲜明的价值判断基础上，还原二战的历史原貌，并在多重历史维度中厘清事实、廓清认识。唯有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方能有效反制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的逆流，推动形成以公正客观为基础的国际记忆共识，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道义颠倒和叙事操控的冲击。

（一）坚守正义价值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13］战争不仅是一场现实的军事行为，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人类价值、道义和责任的不同解读。正义战争理论，源自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强调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战争才可以被视为正当行为。美国学者威廉姆·肖提出正义战争必须满足六个关键标准：合法权威、正当理由、正当目的、最后手段、相称性、合理的成功可能性。只有战争满足以上条件时，才能认定这场战争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合法的，这个国家发起战争才能是被允许的［14］。根据正义战争理论在道德上所规定的必要条件，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框架内，所有盟国，特别是中国，符合正义战争的标准，其目的是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抵抗外来侵略，为全球反法西斯事业作出贡献。反观纳粹德国和日本，其发动战争的本质是进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深刻表明，这场战争的发动意图是侵略和殖民中国乃至全亚洲［15］。

然而，面对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推行“日本受害论”，将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加以掩盖，构建出日本作为二战“受害者”的历史叙述逻辑。日本一些右翼学者如石平太郎、藤冈信胜等人多次在其著作中歪曲日本侵华的事实，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妄称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侵略，而是受到西方国家逼迫而无奈做出的“自卫反应”。这种将侵略行为误导为“自卫战争”的错误历史观，刻意回避了日本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责任，试图从道义层面为日本发动战争找到合理借口，进而逃避战争罪责，为战后重塑政治军事大国地位提供正当理由。但逃避代替不了事实，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暴行应当也必须受到道德的谴责和历史的审判。二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清晰地揭示，只有实现国际公平正义，才能筑牢世界和平的根基［16］。通过二战史的道义审视，明确战争中的责任划分，揭示战争暴行的非人道性，确立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各国才能共同推动全球和平与繁荣，建立更加公正、平衡的国际秩序。

（二）还原历史真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与事实。”［17］还原历史真相的真实、完整与正义，明确各个国家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中国军民的持久战斗，消耗了大量的日本资源和兵力，在全球战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西方历史学者却错误地将二战的胜利归结为欧美国家的共同努力，将中国在战争中的角色极大地缩小和边缘化。他们声称，中国的抗战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中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且是心意不决、贪污腐败的盟友，对最终消灭日本法西斯贡献不大，因而没有必要像看待其他参战大国那样对其进行全面审视”［18］，反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和轰炸机攻势才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一击［19］。但事实上，直到1945年停战，日军尚有约111万的军队驻扎在中国大陆［20］，日军在中国战死人数相当于二战期间日本陆军总死亡人数的39%［21］，日本用于中国战场的经费相当于二战时期全部经费的约35%［22］。这些数字足以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牵制日本兵力、支援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最终在1945年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战胜日本，中国抗战持续了整整十四年之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战场的坚强抵抗，使得日本始终无法完全从中国战场彻底脱身，实现其集中兵力支援欧洲战场和向东南亚进行军事扩张的战略部署。还原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不应仅局限于看到中国抗击日本，更要看到其在全球战略格局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世界要公平看待中国对二战的贡献，必须跳出以欧洲战场为中心的传统史观［23］。在东方主战场，中国以巨大的牺牲不断消耗日本的军事资源，迫使日本不得不分散其兵力，减缓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侵略速度。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表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24］正确二战史观，应当坚定捍卫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承认中国抗日战争对二战和世界所发挥的绝对贡献，唯有以史为鉴，才能“对我们共同拥有的‘二战’记忆和理解怀有更深的敬意”［18］361-362。

（三）回应现实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全球性冲突，它不仅结束了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扩张，更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开启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承认和尊重联合国体系，就意味着承认并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及其结果。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或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惯性，或基于现实地缘政治的考量，刻意弱化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一些学者甚至公然声称“中国只是战争的被动受害者”，更有观点主张中国强调自身历史贡献是“民族主义情绪作祟”或“谋求国际地位的修正主义手段”。这种言论既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也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与东方主战场的主要力量，不仅长期独自抗击日本侵略者，更极大牵制了日本的战略资源，为欧洲战场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因此，“中国从独立抗击日本到与反法西斯国家军事结盟，到元首参加国际协商，再到成为国际组织的创始国，以这些事件衡量，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是确定无疑的”［25］。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历史赋予的国际地位。

当前有的西方政客鼓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试图以自身所制定的“规则”取代联合国宪章的权威，实际上是对既有国际法体系的挑衅。他们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不断操弄“人权话语”，否定中国在安理会中的合法性发声权，实质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结构性攻击。中国强调对二战历史的尊重，并非出于“追逐利益”或“博取同情”的外交策略，而是源于对历史本身的真实尊重。习近平主席强调：“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3］坚守联合国的地位与权威，是对二战历史真相的最好维护，也是中国对历史负责、对世界负责的应有之义。只有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在政治上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秩序，才能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捍卫人类社会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秩序。

（四）构建全球视野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6］。二战不仅是一场全球性战争，更是伴随着全球帝国结构重组和国际秩序重塑的全局性历史事件。全球视角强调历史事件的多维交叉——不仅考察军事行动，更涵盖社会动员、文化认同、经济资源调配、民族认同生成等多重结构。英美传统史学观点往往将二战的不同战场独立论述，将欧洲作为二战的主战场，而对于中国战场很少提及，或是以太平洋战场笼统指代。这种将中国抗战与二战加以区分的叙事模式，“忽视了它们相互交织的客观性，因此不可能准确认知二者”［27］。在西方史学中，中国的抗战往往只被描写为“配合盟军行动”的背景叙述，对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等历史贡献认知不足，掩盖了中国经验与东方抗战话语的结构贡献。

全球视野意味着在研究二战历史时，不仅要关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重大事件，还必须考虑世界各地的战斗和反法西斯力量的贡献。“全球史带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明确意图，试图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内的事件与人群，并在不同国家与区域间形成更加完整和统合的历史叙事。”［28］全球视角不是单纯的叙事平衡，而是从结构理解中建构历史脉络，复原不同区域、不同力量在战争中如何互相嵌入、互相建构，以便更加全面地理解二战复杂性，肯定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通过全球视角全面、立体地审视二战史，能够鲜明体现出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共识培养的参与者。正如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视角与历史多元化能够推动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让世界各国在共同面对挑战时，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

（五）防范历史虚无

历史不仅是过去岁月的记录，更是当下建立社会认同的基础。二战的历史不仅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也深刻影响了各国的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是对历史真相的否定。它常以一种巧妙的“科学化”姿态出现，例如一些错误史观将苏联东线付出的惨重代价称为“战略过度集中”的例证，或者将中国战场不断出现的苦难掩盖为“次要战场”。这种叙事实质上就是掩盖中国持续十四年抗战的战略主动性，淡化东线反击中苏联累积的2 700万军民伤亡。这样的叙事并非学术自省，而是政治利益的延伸，其目的是通过歪曲历史，建立一种只有欧洲战争深刻、亚洲战场次要的历史图景，从而让大众逐渐接受这一“官方版本”，掩盖那些不符合特定叙事框架的事实。“历史虚无主义者主观、随意地捏造和推断历史事实，严重损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29］近年来，以“忽视中国说”“二战六年论”“西方中心论”和“日本受害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甚嚣尘上，在全球尤其在西方国家的教育、媒体甚至政策领域不断扩散，企图从叙事上淡化中国与苏联的二战贡献，以此把历史变为政治工具，为政治意图提供伪装。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守旧的枷锁，而是对文明积累的再尊重。唯有尊重历史，才能否定侵略；唯有面对真相，才能抵御分裂。正确二战史观不是简单地陈述历史，而是在回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政治参与的合理性、维护和平的正义性。有关西方国家在其教育体系中，大量突出“欧洲视角”的二战叙事，强调西方列强在二战中的“英雄”形象，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历程和贡献避而不谈。这类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不仅误导了人们对二战的正确理解，也为一些国家和势力提供了篡改历史的空间，从而为政治利益服务。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讨论，它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尊严以及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任由历史虚无主义来瓦解既定的历史共识，消解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陷入动荡乃至亡国之中。”［30］因此，必须以史为鉴，坚决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披着“学术批判”的外衣，还是“价值多元”的幌子，都是对历史记忆的政治绑架。历史教育必须在人权、自由、真理之外，坚守对过去事实的忠诚。

二、正确二战史观的理论基础

历史观的形成不可能脱离现实土壤和理论生成的脉络而孤立存在。正确二战史观作为国家历史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既源于深刻的历史实践，又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哲学根基和多重理论范式的建构。在当今全球记忆政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错误史观正通过忽略、歪曲甚至反转历史逻辑的方式操纵叙事空间、影响公众认知、挑战既有共识。正确二战史观植根于抵制歪曲历史原貌的实践之中，广泛吸收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内核，并承载着多重理论的学理精华。

（一）历史实践中生成的理论自觉

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历史观，都不是抽象臆造的逻辑产物，而是深嵌于历史实践之中的理性结晶。正确二战史观并非凭空的理论构想，它是由特定历史经验、社会实践与现实政治语境共同孕育而来的历史认知框架。它消解了错误史观的蔓延逻辑，坚守了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与正义性，也明确了史学研究的公共责任与国际道义指向。尤其是随着历史虚无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日益蔓延，一些国家通过刻意遮蔽历史真相、重构战争责任、淡化他国贡献的方式，妄图颠覆对二战形成的基本共识，重新解释“战争”与“正义”的关系，挑战既有国际秩序。正确二战史观的确立，正是在对这些歪曲史观的理论性回应中，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性、规范性与全球历史观基础的系统思想。

二战史观的理论基础不可能脱离战争本身的现实逻辑。从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再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扩大，最终以1945年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告终，这一进程不仅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框架，更深刻影响了国家间力量格局与意识形态体系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是亚洲战场的核心，更是最早全面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抗战时间长达14年，战线纵横万里，付出惨烈牺牲，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也有效配合了欧洲战场的战略推进。然而，近年来欧美主流媒体和政界频频出现淡化中国在二战中历史贡献的言论，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一书中，仅极少篇幅提及中国抗战，反而大量渲染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决战［31］。作为西方主流权威史料的《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卷：战事》，在其篇幅安排中，与欧洲战场的详尽论述相比，中国战场部分仅占少量章节［32］。这些都反映出在当下诸多国际史叙述中，中国的历史地位被刻意边缘化，进而催生出以“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论”“二战六年论”为代表的错误认知结构，而这些错误认知又逐渐嵌入到西方国家外交战略、国家形象建构和国际秩序重塑等宏观议题之中。正是在此背景下，正确二战史观的理论自觉要求我们重新校准历史解释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它必须深刻揭示战争的根源、性质与后果，并将实践逻辑转化为理论阐述，对历史整体进程进行理性还原。

正确二战史观的生成还来源于现实政治中对历史责任的持续争论。尤其是“日本受害论”这一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错误二战史观，这种错误叙事对西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误导性影响。2015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年谈话”中将日本人民塑造为“战争受害者”的形象，刻意淡化其侵略性质和责任承担。2021年，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在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讲话中，仅强调“日本人民在战争中遭受巨大苦难”，完全回避日本侵略他国的加害事实。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的一系列高中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内容进行了大量删减。这些逃避历史责任的言行表明，正确二战史观在理论建构上，不仅要还原战争原貌，还要坚持历史责任的明确化原则，以防加害者转变为受害者角色，防止战后秩序被重新塑造。

（二）唯物辩证法中继承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3］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法，深刻揭示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为正确二战史观的构建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支撑。辩证法强调，世界不是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充满矛盾运动的整体。二战的发生、演变及其深远影响，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世界体系内部深层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运用辩证思维看待二战历史，能够突破单一因果逻辑的局限，揭示战争背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结构性演变逻辑。在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处于内生性的不稳定状态，矛盾的特殊性表明二战不同于以往的局部战争，其全球性、系统性特点源于帝国主义体系内部主要矛盾的全面爆发。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意识形态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危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极端政治表达。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与英美苏中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对抗，正是全球资本主义旧秩序与新兴反殖民、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矛盾激化的直接体现。从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二战的整个历史过程正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体现。法西斯国家在战争初期的扩张优势，并非源于绝对的军事或经济实力，而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强制手段实现了国内矛盾的暂时缓和，并将矛盾转嫁到国际层面。然而，这种对抗性的暂时统一始终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

二战的过程同样体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规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成为资本主义矛盾外部化的主要形式。一战作为第一次帝国主义全面战争，暂时调整了列强之间的利益分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体系的剥削本质。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试图恢复和平，但其实质仍是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不平等秩序。二战作为对一战成果的彻底否定，不仅推翻了法西斯扩张体系，也摧毁了维持旧殖民体系的根基。在这种双重否定中，新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联合国体系、多边安全框架、国际法秩序和民族自决原则，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柱。但历史的否定并非直线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战后的冷战格局带来了新的矛盾运动，美苏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暴露出以联合国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在霸权主义压力下的内在脆弱。但从辩证法视角来看，二战所开启的民族解放、反殖民斗争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世界从旧秩序迈向新秩序的步伐不会停止。

正确二战史观不是静态的史料陈述，而是基于辩证法的历史分析框架。它不仅回应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更通过“潜能和现实的关系来揭示事物的生成问题”［34］。从整体上看，唯物辩证法为理解二战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也为正确二战史观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通过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能够揭示二战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孕育；通过对立统一规律，能够理解战争动态演变的复杂机制；通过否定之否定，能够把握人类社会如何在战争废墟中走向新的国际秩序。这一系列辩证逻辑不仅还原了二战的真实历史脉络，更有效抵制了将二战简化为道德叙事、偶发事件或单一国家视角的历史虚无倾向，为构建以正义价值为导向的正确二战史观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根基。

（三）学理整合中推进的范式建构

作为一种历史观，正确二战史观是对历史事件本质与价值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的科学认知体系，为此需要吸收多种理论思想的精华，成为理论整合的史学认知新范式。它既植根于历史经验的深层逻辑，又通过理论方法的重构实现对现实话语的回应。从认识论高度来看，正确二战史观的确立不仅关涉历史事实“是什么”的描述，更关乎历史解释“为何如此”的阐明。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文化博弈中，正确二战史观要实现由经验层面上升至范式层面的学理确立，必须构建起一种兼具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文明史视角的认知架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7］196二战爆发的根源并非单纯的民族矛盾或地缘冲突，而是20世纪资本主义危机与帝国主义扩张逻辑的集中爆发。在全球资本体系积累矛盾与殖民体系解构危机的双重作用下，战争成为主要强权国家对外转嫁矛盾的“制度性工具”。正确二战史观不应仅停留在战争进程与外交文件的表层叙述，还要深入考察战争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与阶级力量对抗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人民主体性原则。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史学传统强调“伟人史观”与“外交史观”，将战争简化为国家高层博弈与精英集团的互动结果，忽视了广大民众在抵抗压迫、保卫家园中的能动作用。相对而言，中国在阐释二战取得胜利的原因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解释立场，将民众的组织、动员与牺牲纳入战争胜利的因果链条之中，凸显了战争胜利的人民基础。

在正确二战史观的建构过程中，不能忽略战争的文明维度，文明史观的理论路径同样提供了深刻的文化洞察。二战不仅是一场地缘政治冲突，更是价值体系与文明理念之间的剧烈碰撞。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本质上代表了以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异化逻辑，其本质是对文明理性的破坏与对人类价值底线的践踏。而反法西斯阵营内虽有制度差异，但在维护人类尊严、反对专制暴政的文明共识上达成一致。因此，正确二战史观应从文明史角度揭示战争本质，强调战争不仅是国家利益冲突的结果，更是对不同价值体系、社会秩序与历史未来图景的集体博弈。从文明史观角度出发，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国家独立的保卫战，更是东方文明抗击极权主义的精神见证。中国抗战精神成为东方主战场抗击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精神凝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注入了东方的文化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抗战不仅是国家主权保卫战，更加维护着亚洲人民文明命运共同体，“保卫了东方古老中华文明免遭日本法西斯文化的亵渎”［35］。

三、正确二战史观的构建路径

面对历史叙述被扭曲、记忆被淡化甚至被政治化利用的多重现实，正确二战史观的构建必须兼顾史料真实、社会共识、国家战略与全球话语的多维联动。推动正确二战史观构建，要立足历史研究本体，借助教育传播扩散认知场域，通过技术赋能提升内容供给水平，激活国际合作扩展话语边界，拓展空间视角凝聚民族团结，并最终以大历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领史观建设的基本方向与价值逻辑。

（一）夯实史料复原，扎根社会实践

正确历史观应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深入理解与严谨还原基础之上。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貌进行再认识的重要视角，正确二战史观构建的首要任务在于夯实史料基础，系统梳理历史档案，推进史实校正。其一，应从国家层面推动战时档案资料的系统化清理与开放，完善抗战历史资料的数字化整理与编目分类，构建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和可验证性的史料体系。其二，应在国际层面加强对多语种、多来源的战争档案、战后审判记录、外交公报与历史通信等原始材料的搜集与比对，通过多向交叉验证，还原历史现场的多重证据链，确保叙事具备学理支撑与事实逻辑。史料整理与史实还原的工作还可以融入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对于年代久远、分散各地、保存状况堪忧的抗战史料，可以通过高精度扫描、光学识别等现代手段实现抢救和复原。通过建设权威的开放数据库和数字档案馆，各类历史材料得以与公众共享，普通民众、历史爱好者和学界专家都能共同参与到史料证伪、补充和校正之中，保证史实的准确与权威。围绕“复原历史真实”这一核心目标，学术界应持续推动研究范式创新，将社会学、人类学、文献学、科技史学等多学科方法融入历史梳理，借助全球学术成果的比照，积极参与世界历史话语权竞争，不断反驳对中国角色的歪曲和贬低，“这既是对二战牺牲者的最好告慰，也体现了对子孙后代的历史责任”［36］。

正确二战史观的塑造不仅依赖于史料的真实还原和理论范式的建构，还必须嵌入社会实践之中，以涵盖全社会、全人群、全媒介的教育传播系统，为历史认知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情感共识。在教育层面，应系统优化中小学历史教材，突出二战的全球性、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以及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引入最新研究成果，强化战争起因、过程及历史意义的深度阐释，使学生不仅掌握事实，还可以“感悟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37］。教材之外，可依托数字教育平台，实现二战史学习资源多终端、分层级普及，建设权威、开放、互动的在线课程与云课堂体系，有效覆盖城乡差异及群体多样性。主流媒体应将正确二战史观纳入公共记忆工程，持续推出高质量的纪录片、专题片、历史访谈及影像作品。通过整合传统电视、广播平台与主流网站、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渠道，形成立体融合、全域覆盖的传播矩阵。针对各种谣言、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传播现象，构建“权威澄清—主流引导—多级响应”三位一体的应急宣传机制，强化史实数据、人物档案、遗址展示等可验证的证据供给，确保信息空间的历史真实性与话语权主导。同时，鼓励学者、民间研究力量参与公共讨论，以历史细节和学理解说提升舆论引导有效性，形成全社会多元共治的二战史共识生成机制。

（二）强化技术赋能，扩大国际协作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与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正成为正确二战史观权威内容供给和广泛传播的重要引擎。利用三维建模和场景还原，并融入AI讲解、情境问答、直播导览等多样化传播方式，有利于“激发各族群众学习红色文化的兴趣与热情，增强各族群众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推动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文化观”［38］。引入区块链等可信技术，基于原始档案数据上链、流转留痕、智能识别与自动核查，构建起高公信力的历史数据体系，有利于防止网络谣言、篡改、伪造等行为对史观供给造成侵蚀。各类政府机构、学术单位、科技企业和社会团体可发挥协同联动效能，开发多语种智能学习系统、自适应知识服务引擎和在线互动社区，不仅支持公众实时访问权威史料，还鼓励用户参与补充、质疑、讨论与创新，能够使二战史观的内容供给更加多元、开放和可持续。开放API接口，让二战史知识广泛接入国内外教育、科研与国际传播渠道，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共识构建与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全球辐射力。

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加强抗战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2］。推动建立以事实为基础、以和平为目标、以多边合作为机制支撑的全球历史共识，既是时代赋予的战略课题，也是正确二战史观全球传播与深化的必由之路。其一，中国应主动加强与主要二战参战国、受害国以及现今具有话语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高层交流，定期举办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国际和平秩序”为主题的圆桌会谈和高端论坛，推动包括中国抗战贡献、战后秩序重建、亚洲多民族抗战故事、国际人权与和平教育等议题的深度交流，“确保各方对周边其他国家的立场和政策有充分了解，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误解和冲突”［39］。其二，充分发挥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优势，将中国自主编撰、整理、翻译的权威抗战史料列为会议支撑材料，实现历史性证据的国际化传播。其三，加强与世界各国学术机构的多边交流，推动建立跨国研究平台，共享战争史料与研究成果，组建国际学术联盟，联合开展全球视角下的二战多区域、多主体、多维度史实研究。邀请国际知名历史学者、各国二战后裔代表、归侨与侨界研究者参与，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讲座、青年学者论坛等活动。鼓励中国学者撰写高水准英文、俄文、法文等外语专著，积极参与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与出版物的选题设置，提升中国二战史观在全球史学界的能见度与影响力。

（三）拓展统战空间，铸牢共同体理念

推进统战空间拓展，能够有效促进各民族之间历史记忆的共融共享，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牢固的社会心理与历史基础。一是，加强边疆地区等抗战史料的系统搜集、整理与研究，以新疆、西藏、内蒙古、东北、广西、云南等边疆地区为重点，建立跨部门、跨学科协作机制，深入挖掘地方档案、民族文献、口述历史、家族档案、红色遗迹等多元史料，实现对各族人民抗战贡献的真实还原和科学评价。二是，依托高校和区域研究机构，推进多语种史料的互译整理与本土化解读，建立“边疆抗战史研究中心”或“民族团结与抗战记忆协同创新平台”，支持学者团队面向边疆地区、革命老区持续开展田野调查。“要在最大空间范围内凝聚人心，就必须构建起网上网下同心圆，不断拓展延伸统战实践的交往时空”［40］。三是，大力支持边疆媒体的专题策划，推出涵盖多民族、多语种的广播、电视、网络节目，讲好“边疆人民的抗战故事”。边疆地区的国际邻近性和民族多元性，“这种地缘文化优势使得边疆省区能够更方便地与周边国家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41］。四是，边疆地区的高校可以边境口岸城市、民族交界区域为支点，联合举办“抗战与和平”国际研讨会，建立历史文化遗址跨境保护与联合纪念机制，推动抗战记忆在国际社会中的当代认同与共鸣。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全国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换来的民族解放和团结胜利。“这种经由向内凝聚的实践生产并对实践深化延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性在实践维度的重要体现。”［42］推动共同体理念的落地生根，需要通过历史记忆的整合，实现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化和内化。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内容生产中，加强多语种、多渠道的集体记忆传播，大力推介少数民族抗战英雄、抗战精神与民族团结典范的生动事迹，不断强化各民族对抗战史观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使中华民族在全球性历史叙事中更加立体生动，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

四、结语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脉络，深刻理解战争的起源、进程及其深远影响，不是一项纯粹的历史研究任务，更关乎民族记忆的坚守与国际话语权的塑造。通过深入剖析二战的深层矛盾与演变逻辑，可以清晰看到，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社会多重矛盾交汇的必然产物。正确二战史观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对全球历史记忆的垄断，更表现为确立以正义、公正为核心的价值立场，维护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道义形象，为民族记忆正本清源，为全球历史叙事注入真实与公正。

新时代新征程，正确二战史观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当前，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历史记忆的争夺已经成为国家间战略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正确二战史观不仅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也是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防线，要求在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主动实践中建设中华文明［43］。它通过强化历史真相的社会共识，夯实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同时，正确二战史观指向未来，不仅为如何理解世界和平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更为有效应对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构建历史思维路径。正确二战史观，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秉持反对侵略、维护和平、追求正义的价值信念，能够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全球和平、反对强权政治、促进多边合作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道义支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日）［N］．人民日报，2014-09-04（2）．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N］．人民日报，2015-08-01（1）．

［3］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N］．人民日报，2025-05-08（1）．

［4］ 郭梁．日本的二战史观剖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1-6．

［5］ 段西宁．从东史郎诉讼案看日本社会的二战史观［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54-56．

［6］ 曹阳．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日本二战史观［J］．东北亚论坛，2011（5）：123-129．

［7］ 孟晓旭．日本的二战史观与安倍政权的选择［J］．当代世界，2015（7）：34-37．

［8］ 李乐曾．评德国和日本不同的二战史观［J］．德国研究，1997（2）：13-19+64．

［9］ 梅兆荣．德、日对二战侵略历史的态度比较［J］．德国研究，2005（3）：6-10+79．

［10］ 孙立祥．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J］．社会科学战线，2015（7）：84-87．

［11］ 马海伟，朱克寒，赵宝云．德日对待二战的不同态度及原因剖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0）：82-92．

［12］ 王文，鲁东红，韩家修．纠偏西方“二战史观”，重塑中国“二战地位”［J］．理论建设，2025（1）：1-10．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3．

［14］ 威廉姆·H.肖，庄忠正．正义战争理论［J］．国外理论动态，2013（6）：16-22．

［15］ 王岩，程恩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若干真相及评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11）：44-55+108-109．

［16］ 刘军．弘扬正确二战史观［J］．当代世界，2025（5）：76-77．

［17］ 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7月7日）［N］．人民日报，2014-07-08（2）．

［18］ 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M］．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15．

［19］ Bradley F．Smith．The ultra-magic deals and the most secret special relationship，1940-1946［M］．San Francisco：Presidio Press，1993：193．

［20］ 齐世荣文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99．

［21］ Alvin D．Coox，Hilary Conroy. China and Japan： Search For Balance Since World War I［M］．Santa Barbara，California：American Bibliographical Center-Clio Press，ABC-clio，1978：308．

［22］ 阿瑟·N．杨格．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M］．李雯雯，于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447．

［23］ 余曙光，卢旭东．重新认识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兼谈对东亚和平发展的现实启示［J］．探索，2015（3）：74-78．

［24］ 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M］．李嘉，译．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49．

［25］ 陈红民．两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国际地位［J］．苏区研究，2022（3）：5-12．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8．

［27］ 张士伟．冷战后英美二战叙事中有关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演变［J］．抗日战争研究，2025（1）：31-37．

［28］ 吴晓群．全球文明史书写与共同的历史叙事［J］．中国社会科学，2024（7）：184-203+208．

［29］ 赵军魁．历史虚无主义的表征、根源及防范化解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152-158．

［30］ 高炳亮．大历史观视阈中历史虚无主义批判［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6）：111-121+124．

［31］ John Toland．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36-1945［M］．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

［32］ John Ferris，Evan Mawdsle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 1 Fighting the Wa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34］ 鲍金．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及特征新阐释［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5）：19-28．

［35］ 叶书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人类精神文明进步［J］．探索与争鸣，2010（10）：15-16．

［36］ 刘宏伟，孔欣钰．以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的正义［N］．中国青年报，2025-06-15（3）．

［37］ 彭亮．核心素养视阈下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以《伟大的抗日战争》一课为例［J］．历史教学问题，2021（3）：156-160．

［38］ 田钒平，郭庆．红色文化数字智能化传播赋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10-19．

［39］ 蒋永强，张青兰．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实践智慧与现实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170-180．

［40］ 徐敏，汪语桐，刘靖北．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效能提升与图景拓展［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3）：1-12．

［41］ 方盛举，徐志亮．周边外交与边疆治理现代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10．

［42］ 高永久，冯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56-69．

［43］ 吴霞．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21-32+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21—1949）”（24BDJ068）

刘宗灵，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张博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