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波 方世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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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波   方世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1]。在中华民族世代繁衍生息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生态文化就像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闪耀着智慧光芒。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和理论滋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特征,彰显了返本开新、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意蕴。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的科学自然观与“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土,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为根基,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重要特征之一,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和根本,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巨人盘古用自己的身体在宇宙混沌中创造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创始女神女娲以身补天。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无论是对万物起源的想象性解释,还是对生命存在的必要性设想,都反映了先民们渴求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的朴素理想,构成了“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的原始样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天人合一”思想表达了对人与万事万物和谐存在的朴素追求。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天道”,表达了其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孔子家语·大婚解》中,孔子对哀公“君子何贵乎天道也”的回答是: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孔子认为,之所以要尊重天道,是因为它在不停地运动,就如太阳和月亮每天的东升和西落一样,这就是天理;没有阻碍的运动才能长久,这也是天理;什么都没做,万物却能发育成长,这也是天理;成就自己的同时使功勋事业也得以成就,这也是天理。孔子体悟的“天道”本意无外乎自然规律,即事务本初的样子。孟子则把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他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知天”就是正确认识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荀子从“天人相分”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命题,认为能否顺应自然规律是人间治乱祸福的根源。荀子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这就是说,大自然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的,“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要顺应自然规律。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反之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荀子·富国》)。“天人相分”的主张应归于“天人合一”。

道家学说中的“天人合一”是指“天人”合于“道”,“道”是万物的本源和世界统一的基础。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说的“一、二、三”并不是具体事物的数量,而是指“道”创生万物的过程,而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其本来面目为法则,人、地、天在遵循“道”即自然法则的同时,实现了共生共荣。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整体论思想,认为事物的循环往复、成败与否,都是“道”在主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庄子·达生》)。人和自然本质上是相通的,天地万物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庄子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还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就是说,普天之下没有比秋毫的末端更大的东西,泰山反而是最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婴儿寿命更长的了,而传说中年寿最长的彭祖却是短命的。我们与天地万物同在,万物与我们则没有任何差别。在庄子看来,宇宙万物是同一的、平等的,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状态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理论,宋代程颐、程颢提出的“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以及“天、地、人,只一道也”,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同道合一的理念。

习近平敏锐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深谙“天人合一”“物我一体”“道法自然”等传统价值理念的内涵和底蕴,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多维度、系统化地予以阐述和实践。他多次在讲话中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理思想、经典诗句和治家格言,有力彰显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5000多年的文明孕育的极其丰富的生态智慧。他指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4]习近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深刻认识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有合理利用并保护自然资源,才能得到自然界的慷慨回报;反之,则会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他强调,“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5]。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自觉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保护生态、修复自然,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自然观坚持客观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的统一,将唯物论和辩证法紧密结合,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彰显了“天人合一”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当代价值。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6]的绿色发展观与“以时禁发”的循环经济观

2005年8月24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指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7]。习近平认为,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必须善于选择,学会扬弃,懂得机会成本,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将辩证法运用于实践,以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将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紧密联系,坚持“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即坚持生态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实质上是对生产力做了双重界定,即一种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生态环境优化的生产力,另一种则是建立在剥夺生态环境资源基础上的生产力、一种竭泽而渔式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8]。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时禁发”的循环经济观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古代生态道德规范肯定自然的经济价值,同时注重时节、节制用度,强调对待自然资源“以时禁发”“谨封而为禁”,主张根据自然界的时令开发和利用资源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礼记·祭法》)。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荀子·强国》)。这些表述都反映了古人对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给人民带来的经济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同时,古人也深刻认识到自然资源持续存在和对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性以及破坏自然资源将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孟子以齐国的都城临淄郊外的牛山为例,记录了繁茂的森林不断地被破坏直至光秃秃的景象,以此告诫人们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荀子也指出保护山林资源应遵从林木季节演替的规律: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

我国古代保护自然资源并重视其经济价值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对水资源“以时禁发”的管理与利用,“水生万物”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易经》六十四卦很少取真体实物为象,只有井和鼎两卦除外。井卦取井为象,说明对水资源的重视,因为井是获取水资源的重要设施[9]。《管子·水地》将水视为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管子·水地》)。管子认为,水是世间万物的根源,是生命万象的根蒂,万物生机与活力靠的是水的滋养和哺育,如果没有水,万物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因此,古人提出遵从节律合理利用水资源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习近平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紧密结合,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他多次强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绝不是对立的关系。“‘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11]。他认为,只有保护好绿水青山,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最终将使“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落空。习近平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直面我国长期以来的水安全问题,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反复强调水安全对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并将其上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他指出:“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水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短缺的产品,成了制约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重安全问题。一则广告词说‘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就是人的眼泪’,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现象发生。”[12]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经济带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而且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习近平高度关注长江生态保护,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角度聚焦并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13]。习近平站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赢的角度,强调将经济社会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承载的限度内,让传统的“与时禁发”循环经济观对接现实,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生态经济建设确立了新的战略支撑。

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与“利用厚生”的恒产富民观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4]。这一科学理论是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的人文情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集中彰显和生动体现。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针对各地多发频发的雾霾天气,从重大民生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的角度,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感叹道,“‘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当时的尘雾大概不是现在的雾霾,但这种描写与现在雾霾严重时很相像啊”[1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与民生问题紧密结合,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以生态政治与生态民生的视野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生态矛盾和生态危机的严峻性,强调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16]。这一系列表述深刻反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将人民生态权益放在首位的发展思想的本质内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利用厚生”的恒产富民观的合理借鉴。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重视民生的思想,即认为民生问题与国家发展密不可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国君的德行在于抓好政事,而抓好政事的目的在于养活民众。要抓好有关民众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正己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和谐天下。孟子也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百姓是最重要的,而后是土地神和谷神,最后才是国君。根据孟子的观点,只有得到民心的人才能成为天子。古代思想家不仅深刻认识到生态资源保护的重要性,而且把生态环境与国计民生联系起来,表明了保护生态资源对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意义。孟子向梁惠王阐明治国之道时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大地供养万物有其极限,农林渔牧的生产力也有极限,不要压迫人民至生产力的极限,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在赡养活着的人、埋葬死了的人的同时而不感到有遗憾,这就是“王道之始”。孟子将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上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指出保护自然资源的根本目的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为统治者提供坚实的统治基础。

东汉五原太守崔寔提出了通过改变原有生态格局和自然环境以改善民生的思想。西汉时期,土地兼并加剧,人口日益增多,生产资料土地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东汉时期,随着首都的东移,青、徐、兖、冀四州人口更加稠密,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与此同时,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甚至包括陕西中部的三辅地区都出现了人口锐减现象,大片土地荒芜废弃,农业生产萧条。边疆地区更是地广人稀,大量可耕地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17]。鉴于此,崔寔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移民开发的方式把贫困者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以此缓解土地兼并的矛盾,并解决贫困者的生活问题。在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地区,土地已经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劳动力有余而土地不足,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长此以往,还会引发土地被过度开发甚至严重的生态问题,劳动力之间的激烈竞争又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土地有余、劳动力不足的“土旷人稀”地区,移民既可以解决“人稠土狭”地区人们的生活、社会和生态问题,还可以缓解“土旷人稀”地区因开发力量不足而导致的生存环境不佳的问题[18]。虽然以移民开发的方式来解决封建国家土地兼并的矛盾是治标不治本的,但从发展生产力角度来解决生产关系的设想体现了充分发挥物的作用、使民众富裕的“利用厚生”恒产富民观的思想本质。

我国古代重视民生,是建立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基础之上的,存在着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历史局限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扬弃中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多次形象地将生态环境与人民主体性、价值性紧密联系起来比喻,“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19],“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0]。习近平积极回应人民期盼,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发展的首位,将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紧密结合,并将其上升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民生问题,“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21]。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22]。 他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关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23]。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讲政治落实在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办好民生实事上。“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24],维护好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民生情怀,立足于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热切期盼,使保护生态环境和增进民生福祉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25]的严密法治观与“谨封为禁”的缘法而治观

法治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2006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连续发表多篇政治短评,强调浙江省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法治浙江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在省域层面的具体实践和先行探索。“必须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逐步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26]。他指出,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相辅相成,“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走在前列,首先就要在法治建设上走在前列”[27]。他提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28],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从“法治浙江”建设到“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严密法治观科学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谨封为禁”的缘法而治观,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9]。他强调,要将完善制度配套与强化执行力度紧密结合,让制度成为生态保护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30]。古代尧舜禹时期就有相关记载:帝尧命益作虞,使掌山林泽薮之政(《史记·五帝本纪》)。“虞”成为以后各个朝代专门管理山林资源的部门,并产生了负责此项工作的“虞师”。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管理山林川泽等资源的机构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等。《周礼》对山虞的职责做了具体的规定: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春秋之斩木不入禁。由上可知,山虞负责管理山林,为山中的各种物产明确藩界,为守护山林的民众颁布禁令。仲冬时节砍伐山南向阳处的树木,仲夏时节砍伐山北背阴处的树木[31]。凡是用来作车较(车厢两旁板上的横木)和耒耜(农具)的,可砍伐幼小的树木,但必须按时交官;民众只有在合适的季节才可以入山砍伐树木,且要限定天数,以免为时太久导致过度砍伐;凡是为国家工程制作器具而进入山林选择砍伐适用的木材,则不受限制;春秋两季砍伐树木,不能进入禁止入内的山林区域。《周礼》还对林业的分级管理体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大司徒之下设山虞,林衡总管全国林政,又设司险、职方氏、土方氏、栽师、闾师、山师、原师等。明清时期,工部设虞衡清吏司,使其掌管山泽采捕[32],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山川林泽保护机制。

古代各时期,除了设置职能机构管理山林川泽,还制定了严格的保护生态资源的禁令和措施。夏禹时期就有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的法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西周《伐崇令》就军队中的纪律要求明确包含生态学的内容: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如不令者,死无赦。“四个毋”用来表示禁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周代,还有保护森林、防治火灾的政策规定,还配有监督执行的相关官吏。殷商时期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以保护环境的法律: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韩非子·内储说上》)。战国时,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有相关环境法律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史记·商君列传》)。在秦代,《秦律十八种·田律》中明确有不准进山砍伐林木、烧草灰、捉幼兽、掏鸟蛋、杀鱼类、捕鸟兽的记载。汉代,凡破坏园陵、盗窃园陵树木者,处以死刑[33]。唐代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中设有一章,专门就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处罚予以具体、详细、严厉的规定。如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放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再如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赃重者,坐赃论减三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其行道燃火不灭,而致延烧者,各减一等。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大清律例》等,多沿用《唐律》,也有类似的规定。然而,我国古代“谨封为禁”的缘法而治思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整个自然界的长期平衡,因此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表面性特征,自然不能形成系统的法律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认为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公共产品,最容易发生“公地悲剧”。领导干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背后,往往“都有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作为的问题,都有一些地方环保意识不强、履职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的问题,都有环保有关部门执法监督作用发挥不到位、强制力不够的问题”[34]。针对我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重点、难点和突出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制度和法治建设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生态立法,强化生态执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和宪法,以党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赋予其重要地位;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构建起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夯实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基础;通过了‘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法》,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制定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等一系列法规制度,使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3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严密法治观为全党全国人民牢固确立了生态法治理念,为生态法治国家和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赋予“谨封为禁”的缘法而治观新的时代内涵。

五、“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36]的整体系统观与“余气相培”的物能循环观

生态系统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链条,反映了自然界最普遍的存在方式。“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37]。整体系统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特征。习近平坚持用整体系统观和辩证思维方法系统谋划、总体布局,指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彼此联系、不可分割,如果简单、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他要求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定要学会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在认识论上要有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要学会统筹兼顾,在具体工作中要学会‘十指弹琴’”[38]。习近平引用管子劝诫齐桓公的典故,强调了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不能随意侵占和破坏。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认识到了。《管子》说:‘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事实上,我们现在一些人与自然和谐、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逐步建成的”[39]。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对中国古代“余气相培”的物能循环观进行吸收和转化,运用社会有机体理论深刻揭示了自然界的系统关联性,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40],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从教训中总结经验,认识到只有遵循客观规律,因地制宜、趋利避害,才能提高土地利用率,维持土地的再生产能力。早在商周之际,古代人民就发明了使农林牧副渔生产中的废物直接或间接回到土地并参与物质循环的施肥技术,使废物变臭为奇、化恶为美(《知本提纲·农则》)。元代,有人提出农业的肥源不需要利用外能源,而是可以通过农业系统内部的循环来提供: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天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王祯农书》)。明末《补农书·下卷》记载: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布帛菽粟;残羹剩饭,以至米汁酒脚,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生息。这就是说,人、畜的粪与灶肚里的灰、脚踏的泥看似都是无用之物,但是一施到田地里,就能肥了庄稼,庄稼收获后能化为棉布、丝绸、豆蔬、玉米,甚至残羹、剩饭、淘米水、酒脚也都有不同的生息,这一表述体现了朴素的物质循环利用的思想。《知本提纲·农则》明确把这种废物利用、物质循环思想归纳为余气相培: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菜、果,采其五行生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又如鸟兽牲畜之类,及诸骨、蛤灰、毛羽、肤皮、蹄角等物,一切草木所酿,皆属余气相培,滋养禾苗。又如日晒火熏之土,煎炼土之膏油,结为肥浓之气,亦能培禾长旺。“余气”是指食物中未被吸收的残余营养物质,“相培”是说它经化粪而出之后回到田间,能再用来滋培作物供作物生长所需[41]。这就是说,一切动物的粪便、残骸,一切草木的枯枝落叶,都可以成为肥料,进而培肥土壤。这充分表达了古代人民对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朴素认识。

古人不仅重视肥料的循环利用,而且善于自觉创造适合环境的人工生态循环系统,将多种生产相结合,从而提高生产收益和经济效益。如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早在汉代便在广大农区修筑了星罗棋布的陂、塘、水库,形成了田塘配套、盛产稻鱼的系统。众多的塘库不仅可以抗御水潦水旱灾害,调节农田小气候,而且可以生产大量的鱼鳖、荸荠等水生动植物,使江南水乡成为“饭稻羹鱼”的鱼米之乡[42]。到了宋代,这种人工循环的基塘生态系统有了明显发展。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阴而逐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泆水以灌溉,潦即不至于弥漫而害稼(《陈旉农书》)。在基塘上种桑柘木、在桑柘木下养牛,防旱又防涝,桑、牛、堤三者形成互利共生的循环生态系统。明清时期,这种生态共生系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常昭合志稿》卷48记载:凿其最洼者为池,池以百计皆蓄鱼,池之上架以梁为笼舍,蓄鸡豕其中,鱼食其粪而肥。这就是说,将洼地掘为池塘养鱼,池塘上架起窝棚养鸡养猪,鸡粪猪粪落入池中又可养鱼,塘泥又可以作为农作物的肥料。这种将基塘生态系统拓展为既能合理利用水陆资源,又能利用动植物资源的粮、蓄、鱼、果、菜等相结合的生产形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

习近平高度重视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早在梁家河插队期间,习近平就带领村民们修建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村民们照明、做饭、取暖的燃料问题。后来,习近平仍然时刻关注农村居民生产生活资源循环利用的问题。他指出:“畜禽养殖产生的废弃物是农村能源和有机肥料的重要资源。”[43]他要求加快推进对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并强调这项工作“关系农村能源革命,关系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件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大好事”[4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用“命脉”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各要素紧密联系,生动形象地阐述了自然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各种要素相互依存、循环相扣的自然链条。习近平对过去单一治理方式深刻反思总结后指出,“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45]。他从系统治理的角度反复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有机生命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46]。习近平运用系统思维,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机理和基本规律,从系统工程和整体布局的角度寻求生态治理之道。2018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正式挂牌,“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将原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等机构的相关职能拧成一股绳,进一步明确了环境保护职责的划分,将地上与地下、岸上和水里、陆地与海洋、地表与空气、城乡与区域污染治理统筹规划,实现对于生态环境的统一管理,形成立体化、系统化、整体化的生态安全保障与生态文明建设格局”[47]。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以“余气相培”的物能循环观为根基,将生态资源系统纳入现代环境治理框架,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指导。

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8]的永续发展观与“万世其昌”的可持续发展观

永续发展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以建设生态文明的大局观、整体观、长远观的辩证系统思维方法,把建设美丽中国看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把建设美丽世界看作实现联合国关于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千年大计[49]。早在浙江主政期间,习近平就提出了着眼于“实现长远永续发展的治本之策”[50]。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从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整体价值角度提出设计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要求,“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51]。习近平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52]。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5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永续发展观是对中国古代“万世其昌”可持续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古代生态资源的优越性和脆弱性并存。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顺应自然规律,保持生态资源的长期存在,国家才能拥有物质财富,人类才能继续繁衍生息。荀子曰: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荀子·富国》)。荀子认为,只有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社会才能财富丰足。管子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管子认为: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沃,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但管子也指出: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闲货之门也。故曰:识货不遂,金不虽多,谓之贫国也。可见,管子将国家的实力与自然状况联系起来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富有,要看山林湖泽,观察桑麻种植的情况,估计六畜养育的情况。山泽广阔,则草木容易生长;土壤肥沃,则桑麻容易种植;草料充足,则六畜容易繁殖。虽然有广阔的山泽,却不禁止乱砍滥伐;虽然有肥沃的土地,种植桑麻却不合时宜;虽然有充足的草料,饲养六畜却要收税,这必然堵塞财货的大门。物产不充足,即使有众多的金银珠宝,也只能是贫国。

古人不仅着眼于通过生态资源的持续存在和循环利用来保护自然,而且将生态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结合以寻求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还指出:老者衣帛食肉,黎明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五亩大的住宅周围,栽种桑树养蚕,五十岁的人可以穿丝绸衣服;对于鸡狗猪这类家畜,不耽误喂养的时间,七十岁的老人可以享用肉食;有百亩土地的农户,其农时不被强占,八口人的家庭可以不受饥饿;认真办好教育,持之以恒传授孝道,头发花白的老人不会背负顶戴东西艰难行走。老人穿绸吃肉,百姓不忍饥挨饿,这样还不能推行王道,那是自古从来没有的事情。孟子强调通过发展生产并协调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手工业等产业的关系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生活问题,表达了他心目中的“万世其昌”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良好生态关系基础上的以仁政和礼义为基本特征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永续发展观在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中发展、创新,站在世界前途和全人类命运的角度将其拓展到了全球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发表讲话,深刻阐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呼吁全世界共同推进生态环境全球治理。2013年7月18日,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二〇一三年年会的贺信》中,习近平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能源危机、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挑战作出庄严承诺,“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54]。2014年,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时,习近平明确了到2030年中国应对碳排放的目标并表示“将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55]。2015 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阐释了中国在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的努力并号召各国携手努力。2017年1月,习近平以共谋世界大同的全球视野深刻指出,“《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放弃。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必须担负的责任”[56]。习近平深刻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国共同建设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世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2022年12月15日,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再次发出国际社会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号召。这是习近平连续三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大会上向国际社会展现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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