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剑气箫心”的龚自珍在文集中记述过许多书生行迹，表达了浓浓的“书生心事”，是了解近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苦涩心史的宝贵资料。兹摘要述评，公诸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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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乾隆年间，大臣们在皇帝面前提到自己不满意的下属时，常说“他不过是一介书生”。想不到乾隆反而说了句大大提高书生地位的话：“书生有什么错？我也不过是一介书生！”大臣们悚然而服，自然不敢再在皇帝面前明目张胆地将“书生”当贬词使用。龚自珍记下这段早已成为历史的轶闻，依然感慨万端：“呜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训万祀矣。”认为它可以炳耀《六经》，垂教万世，对皇帝的“知己”之恩感激涕零，也深恐后人遗忘了这句“金言”。
但皇帝的话从来不可当真。乾隆一时的“灵感”或“幽默”并没有使书生的腰板挺直。他们真实的社会地位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龚自珍就发现一位被誉为“是书生，非俗吏”的进士最怕人家说他是“书生”，深恐声音笑貌泄露了书生本色。于是劝他：天下万事离不开书生，真书生又特别少，你怕人家诋毁而讳言“书生”可以理解，但像你这样的人，即使生活在千百人诋毁书生的环境中，发誓不当书生，力辩自己不是书生，也绝不可能脱胎换骨，把“俗吏”的言谈举止、行事方式模仿得惟妙惟肖。如果学不像又要笨拙、固执地学，恐怕最终只会落得既不像“俗吏”又不像“书生”、“两无所据”的结果，政事也办不好。因此，我劝你坚守书生之道，不必进退失据，自暴自弃（《送夏进士序》）。
当人们需要发掘历史资料、寻找权威言论来提高书生地位或坚定自己信心时，书生的处境显然已不那么美妙。像龚自珍那样于悲怆之中体悟自身“本色”，认定“生就这块料”，承认只能演这种人物的人演另一种人物总是演不好，死心塌地地扮演命定的社会角色，也许是使生命获得“本真存在”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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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是孤独的。他们不像冶金、制陶、造纸、制皮革、造木器的工匠到处都有行会组织。他们研究历史文化，思考哪些可供当今借鉴。但他们无党无朋，无人帮助无人引导。没有人强迫他们承担使命，甚至也没有人会责备他们放弃使命。尽管他们自以为有比工匠更大的本领，也被某些智者称为“豪杰”，但他们只可能在被人讪笑上下求索，艰难悲凄地踽踽独行（《纵难送曹生》）。喜欢“渊渊夜思，思所以撢简经术，通古今，定民生”（《农宗》）的龚自珍大约早已深深体会了个中滋味。
但龚自珍又发现：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射箭，熊宜僚之表演手抛九颗弹丸而不让它们落地，自古称为“神技”。而有这种“神技”的人并不希望别人“指引”。如果有人在旁边警告庖丁说，你多割一刀我要鞭挞你，少割一刀也要鞭挞你；对伯牙说，你今天只能弹志在高山的曲子，不能弹志在流水的曲子；对羿和熊宜僚说，你们东看就不许西瞧，西瞧就不许东看，他们就无法施展技艺，甚至只能任其束缚，“冥心息虑”，一事无成（《明良论四》）。“渊渊夜思”当然也需要相同条件。
龚自珍似乎已意识到：书生急“不急”之事，操“无用”之业，无行会无引导则“孤”，有行会听训令则“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许这正是社会把它们当“鸡肋”，当自讨苦吃的傻瓜，当莫名其妙的怪物，而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在“悖论”中煎熬的原因。书生之路，无疑是一条既伤孤独又宜孤独的荒寒幽仄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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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敢说。他敢说近代读书人从向皇帝陈述种种主张、开始做官起，廉耻心就很少了；敢说官当得越久，越不知耻；名位越高，巴结的恶习越顽固；越接近皇帝，逢迎的手段越巧妙，并大声疾呼：“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二》）痛斥近代知识分子已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倒还罢了，敢将这种现象与做官从政、接近皇帝联系起来，真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勇气！
他还写过一篇看似记叙文又似寓言的文章，说乾隆时吴中一位名“癯”的书生行无检束，到处骂人，一生留下的尽是“口过”。在乡下见到年轻后生，开口就骂：“像你们这样的年青人，清淳的本质已荡然无存。”见到老年人。又讽刺道：“你们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好。”进了城，又骂城里的父老：“你们不过是些永远也成不了大器、古代用来喂狗的破盆子！”到了大城市，又说这座城市必遭毁坏。人问其故，就说：“一代不如一代，如今的年青人将来想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做父亲都不行了！因为他们胸中无‘无积’太浅薄。”看到大城市充满繁文缛节的管制条例，就摇头晃脑地吟哦《礼记》上的话“土敝故草木不长，水烦故鱼鳖不大。”预言这座城市只能在对人的束缚中走向毁灭。来到京师，评各部门办事人员说：“古代官吏，倔强固执，表里如一；你们都是些外表柔顺、内心固执的家伙。”评清正廉洁的王公大人说：“精神不旺，远不如古代那些常犯错误但极有个性的官员！”真是走一路骂一路，永远只有因得罪人而被“逐”的命运。但他的学生从不怨恨他，反而思慕他、称誉他。龚自珍读他留下的言论，也赞叹道：“百忧之所窟，众香之所宅。”认为它凝聚了深沉的忧患意识，散发着心灵的芬芳（《吴之癯》）。
也许在龚自珍心目中，冒死以谏，率直而评，是书生应有的道义精神和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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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有时也主张不用“批判”，尤其不必言辞激烈地批判。他认为哲人之心最大的特点就是胸纳天下一切不平而能“容”，“道莫高于能容，事莫惨于见容，大倨故色卑，大傲故辞卑，大忍故所责于人卑。”仿佛哲人的骄傲全在于明知不平而能作“宽宏大量、辞色温和”状，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伤生”，才能“惜神”（《壬癸之际胎观第四》）。
他还说，就像参加丧事不送礼就不必问人家办丧事用了多少钱，探望病人无所馈赠不必问他想要什么，遇到失去衣食之谋、流离失所的人而又不能为之设法就不必问他住在哪里一样，见到患难的人而没有解救的办法，就不能责备他为什么招致患难（《尊任》），批判应该受到“能否解决问题”这一前提的限制。
龚自珍想得很深细，大概也曾想做飘渺云端的哲人或手到病除的神医。但他又写了《哀忍之华》一文，深感名“忍”之树长在十重荆棘之中任毒霾笼罩，蛇虺盘踞，久閟其香，飘摇惨怛，苦不堪言！从他自述“不幸不弢于言，言满北南”、“言之不戢，以为口实”来看，（《绩溪胡户部文集序》），他也从没有进入过他自己设计的理想境界。也许，“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送徐铁孙序》），才是他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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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书生”之无耻，龚自珍深恶痛绝。
御史曹锡宝与侍郎吴省兰友善。曹发现和珅劣迹，欲上奏，与吴商议。吴一方面称其“大善”，一方面又劝其缓行。结果，吴向和珅通风报信，待和珅种种都有处置之后，再催曹上奏，使曹罢官。龚自珍作《松江两京官》一文记下了那位卖友“书生”的劣迹。
嘉定有七人为友。龚自珍对“士之相与为友”又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许多人并非以“性情”、“气谊”为友，而只是互相“假借牵引”，一旦某人声名比自己大了，便恨恨不已，至死不休；或者“谑浪诡随，媚肤脆骨，捷如鼯猱，一夫摇唇，百夫褰涶 ”，抱成“剿说雷同”之一团，成为以“恶德”污染社会风气的典型；或者“所业垂成”，还依同伙的“嗜好称说”行事，强不同以为同，完全丧失了个性。这样为友，真不如“潜于幽默而块于处”，耐得住寂寞（《叙嘉定七生》）。
他发现，书生之中，人品很杂。有“嗜利”、“狠刻”但城府不深者；有平日“端端”，“醉后见疏狂”者；也有“借疏狂以行其世故”，假装呆痴天真“以行其老诈”者；逻辑混乱，惯于拾人余涶而没有主心骨者；官运亨通，故意发牢骚与人应酬者；“忌人”之术玩得得心应手者；其中最为阴险的，则假借维护忠厚等道德之名以排斥异己，既伤透对方的心，又使对方无由申辩，永远背上道德败坏的恶名（《与人笺二》）。这正是“书生”比“俗人”更可怕的地方。
更有高级学术骗子。为儒，尚不能“躬行实践，平易质直”，只能以写文章哗众取宠；“聪明旁溢”，又读佛书“以炫博览”，“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但听说佛学精微，与自己浅尝辄止的那点学问不一样，内心又很不踏实；不过表面上还要装成真懂佛学的样子，既作大师状，说“佛未可厚非”，又作施主状，以为佛学因得到我的赏识而增加了份量；还暗地以自己只懂得一点皮毛的佛学解释儒学，隐去其佛学来源，显示自己特别聪明，高于一般质朴的儒者，企图在光大发扬儒学方面占一席地位；隐瞒佛学来源仍觉不过瘾，还要卑鄙虚伪地故作迎合主流文化的姿态，猖狂反佛以图声名。如果有人说你反佛何以读佛书？就援引宋明理学家的老话以自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读佛，正为今日之闢佛。”连自己初读佛书的那一点“初心”也“自诬自谤”得干干净净。碰到真有学问、“魁硕而尊严”的儒者，只得貌似老实地承认自己过去走过弯路，“始大不正”，继而大倡儒佛绝不相近，“儒自儒，佛自佛”，既一笔抹煞或根本不知道儒学之精微处与佛学相通这一事实，客观上诽谤了儒学，又以此更深地掩盖自己曾偷运贩卖佛学的劣迹。结果，一辈子“读儒谤儒，读佛谤佛，两不见收，复载无可容，其军败，其居失，其口咿嚘，其神沮丧，其踝旁皇，如婴儿之号于路，丐夫之僵于野”，只是学界蒙童、道旁僵尸。即使想以文章家自命，那些“东云一鳞焉，西云一爪焉”的东西，传之后世，存在也等于不存在。修辞不立其诚，终生就只能是一个蹩脚演员（《识某大令集尾》）。龚自珍剖其数重心思，揭其真实面目，真如取心肝刽子手，鞭辟入里，大畅人意！千古以“水”心“水”学说东道西，忽左忽右，不懂装懂而又以“偷运贩卖”、“追风逐浪”、为生的“书生”，读了这篇文章，能不汗颜乎？
另外，龚自珍还指出，“好色”也可以使许多“书生”迅速腐败。他在《京师乐籍说》中以杂文形式写道，京师只要多召募一些“官妓”，就可以控制不少“书生”。他们为“色”耗尽了钱财，自顾不暇，就懒得议论国家大事了；在销魂帐里消耗了精力，不读书，就不知道古今时势了；“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雄才伟略、议论图谋，就会消逝得干干净净；日日夜夜只写关于儿女琐事的淫词艳曲、游戏文章，就不会再发涉及国防大事、政事得失的高论了。如此这般，便天下太平。“书生”真也容易“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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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深心以为“书生”的地位、处境象征了一个国家“文”与“情”的盛衰，曾满怀激情地写道：
学士大夫，情与文之所钟也。入人之国，其士大夫多，则朝廷之文必备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则朝廷之情必深矣。豪杰入山泽，责人主之文也，劳人怨士之顦顇，觖人主之情也。故士气申则朝廷益尊，士业世则祖宗益高，士诗书则民听益美。（《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
他还在《与人笺五》中向往过“主人优闲，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长，人心皆定”时代人才辈出、各有个性的景象。
但他深知自己生活在一个无才相、无才史、无才将、无才士、无才民、无才工、无才商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一起人才都被千千万万“不才”束缚、消灭殆尽的“衰世”（《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于是，他作为一个“真书生”能做到的就是“不愿撒谎”。他在历经宦海波涛、被迫辞官南下写的《与吴虹生书二》中曾谈到一件小事，说为了辞官报告迅速得到批准，有官员劝他撒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谎，但他表示：“弟宁可化异物作同知，而断不愿撒此谎也。”也就是宁可化作异物而生死，也决不撒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梦寐中无愧怍”。
也许，生活在龚自珍时代，“书生心事”追溯到最后，就是赢得一个无愧无悔的清梦！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此文原刊载于《方法》1997年第12期，总第7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