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时期，清代学术不仅表现出博大的内涵，而且呈现出演进的阶段性。关于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的定位，前辈学者虽多有论说，然迄无定论。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对钱大昕“九难”、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叙》对阮元“十学”“六功”的概括和评论，不惟体现了个人的认知，也彰显了清中叶学人为学的大气象，这为我们衡评乾嘉学术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若由此而进，细察乾嘉学人之著述，尤其是他们之间的书信、序跋、传记等互动性论说，深入其学问、思想的内里，予以实事求是的把握、统合，应能有新的收获和体认。
关键词：钱大昕；阮元；龚自珍；乾嘉学术；儒者之学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且自先秦以降即传承有绪，形成了既具连续性又富创新性的特点。就大的时段和走向来看，学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但对于清代学术，尽管大家认可其为集大成之时代，然以什么概念像前面那几种一样进行概括，则观点不一，或以为考证学、考据学，或以为汉学、朴学，或以为新义理学、新道学等。这固然体现了学界同人的不断探索，也表明清代学术自身的复杂性。而清代学术自身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其内涵的博大，而且也表现在其演进的阶段性等。王国维先生曾将清代学术分为清初、乾嘉、道咸以降三个阶段，并分别以“大”“精”“新”三字概括其特征。这一认识，为我们观察清代学术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思路。然而，在既往的研究中，对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的衡评，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等看法究竟能否体现乾嘉学人为学的实相，仍然值得深思。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或许，我们在学习、借鉴前贤智慧睿识的同时，还得深入乾嘉时期学术的内里，尤其是看看当时学人是如何认识和定位的，才更能理清其间的关节。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阮元对钱大昕、龚自珍对阮元的评赞为视点，以管窥豹，希望能对乾嘉学术丰富面向的探讨略有裨益。抛砖引玉，敬请大雅教正。
一、“人所难能”之九难：阮元眼中的钱大昕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尝论清代“学者社会”之状况曰：“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由此观之，则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 而诸儒札记之最可观者，则首推清初大儒顾炎武《日知录》，继之者若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臧琳《经义杂记》、王鸣盛《蛾术编》，以至晚清陈澧《东塾读书记》等。此一治学方式，不惟体现了这些学人“困知勉行”的功夫，更彰显了他们为学的视野、深度和丰富内涵。作为这一学术脉络延长线上的中间环节，乾嘉时期的学人尤能彰显此一特征。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就是一个典型。
据钱大昕回忆，祖父王炯先生因对宋大儒张载《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甚是心契，遂取“养新”二字榜于读书堂；在大昕儿时，祖父为其朗诵此诗，并教诲他“温故知新”的意旨。这一熏陶，对钱大昕产生了深远影响。钱大昕之所以于嘉庆四年（1799）七十二岁时将治学札记命名为“养新录”，诚如他自己强调的不敢忘祖训，实则也是他做学问进境不已、日新又新追求的体现。钱庆曾（钱大昕曾孙）《竹汀居士年谱续编》称，尚在弱冠时，钱大昕先生就有意于述作，凡读书有得，则效法顾炎武《日知录》，作为札记，以后撰著各书，乃多取资于此；后又去其中涉于词华者，裒然成集，并于嘉庆四年着手重加编定，题名《十驾斋养新录》。
对于钱大昕编定的这一最后一部著作，时任浙江巡抚、钱大昕的忘年交阮元，很是喜欢，所以此著刚一脱稿，他便携去，并集资开雕。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1日），也就是钱大昕猝然去世的那一天，钱大昕于早饭后更衣剃发，还校对了《十驾斋养新录》刊本数页，然而下午四时就遽尔仙逝了。而就在此时，阮元为该书作了一篇序，并于二十一日寄出，然序还未达，就收到了钱大昕去世的讣告，“遂追而书之轴，以祭告之”。此可见钱大昕、阮元两人之深厚交谊。而在为《十驾斋养新录》所作序中，阮元高屋建瓴地对钱大昕给予的评价，则尤值得注意。
在阮元看来，钱大昕先生治学广博，其所著“皆精确中正之论”，即使“琐言剩义”，亦“非贯通原本者不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钱先生为人为学，从不避难就易，而是务为其难。其表现有九：其一，讲学上书房，归里甚早，人伦师表，履蹈粹然；其二，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其三，潜研经学，于传注疏义无不洞彻原委；其四，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其五，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其六，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其七，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其八，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其九，所作诗古文词，及其早岁，久已主盟坛坫、冠冕馆阁。也就是说，钱大昕于仕宦能淡然处之，于道德性情能持中、实事求是，于经学、史学、小学音韵、天算地理、金石官制、诗古文词诸学皆能深造自得、斐然有成。衡之常人，专究一门未必能有所成就，而钱大昕一人兼此九难，其为学之勤勉、致思之博精、为人之品格、追求之境界，也就可想而知了，无怪乎他能著述丰赡、被誉为一代儒宗了。
阮元对钱大昕的评价，并非就钱大昕论钱大昕，而是放在两个维度上进行观照。一是放在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脉络上。阮元指出，清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经术、史学，或言天学、地理、文字音韵、金石诗文，尽管专精者多有其人，但很少能兼擅者。就此而言，钱大昕能兼其成，显然是翘楚。二是放在元明清学术更迭的大脉络中。在阮元看来，元初学者不能学唐宋儒者的治学之难，而是“惟以空言高论，易立名者为事”，此一风气至明初《五经大全》成书时而达到高峰；明中叶以后，虽然有学者务为其难，但能者尚少；清兴以来，鸿儒硕学接踵而出，远远超过千百年以前，至乾隆中叶，更“习而精之”，“可谓难矣，可谓盛矣”。由此学术风向演变，可见钱大昕之务为九难，正表征了清中叶学术的时代新特征。阮元的此一观察和衡评，虽然未必就成定论，但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认识。尤其是他所秉持的“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的大视野、学术史观，对如何把握清中叶学术之气象，还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有意思的是，阮元对钱大昕衡评、推赞的意趣，也在龚自珍对阮元的评价中得到呈现。
二、十学六功：龚自珍对阮元的评价
正月二十日，是阮元的生日。与一般讲究做寿、摆排场不同，阮元尽管身任封疆大吏、官居高位，但每逢寿诞，总是保持低调，谦不受贺，甚至外出躲避。嘉庆八年（1803）四十岁生辰，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避客前往海塘；嘉庆十八年（1813）五十岁生辰，阮元时任漕运总督，在宝应催漕的行舟上过的生日；道光三年（1823）六十岁生辰，以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的阮元，避客于抚署东园湛清堂下万竹林中，至晚才秉烛而返；道光十三年（1833）七十岁生辰，奉命协办大学士仍留任云贵总督的阮元，是在湖南舟次过的生日；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十岁生辰，阮元于公道桥别业作竹林茶隐。尽管阮元如此㧑谦，但弟子、知交为表达祝寿之心意、敬意，还是以诗、文、联等形式志贺，如焦循、朱为弼、孔冶山、许宗彦、王衍梅、吴荣光、罗士琳、彭春农等。这些志贺之语，不惟表达诸人之于阮元的深情厚谊，更彰显了阮元学行的风貌。其中，龚自珍于阮元六十诞辰之时所撰的《阮尚书年谱第一叙》，尤为值得注意。
道光三年，阮元六十初度，“海内之士，怀觚握椠之伦，介景者锵羊，祝延者漎萃”。时在京城的阮元门人大理寺少卿程同文等人，为给恩师祝寿，与内阁中书龚自珍商量：“汴宋而降，多祝史之寿言；晚唐子弟，订父兄之年谱。二者孰华孰质？孰古孰今？孰可传信？”龚自珍认为年谱合适。程同文从怀袖中拿出一部二十四卷书，说这是阮元师公子常生所作的年谱，并请龚自珍作叙。龚自珍读完年谱，认为诚如程同文所言，阮公任道多、积德厚、履位高、成名众。而为彰显阮元的这些品格，龚自珍更从学问、事功两大方面做了具体概括、揭示。
就学问而言，龚自珍认为阮公兼具十学。其一，训故之学。有鉴于分隶之迭变而本形晦、通假之法繁而本义晦，阮元则识字以经为验、解经以字为程，体现出毓性儒风、励精朴学和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的为学取向与气魄。其二，校勘之学。阮元于一形一声，必参伍而始定；于旧抄旧椠，虽崖略亦必存。其三，目录之学。阮元任职浙江时，曾购得《四库全书》未收古书百数十部，在鲍廷博、何元锡等人的协助下，仿《四库提要》每书撰提要一篇，并将书、提要进呈内府，深得嘉庆帝赏识，赐名《宛委别藏》。其广搜博讨，有功学林匪浅。其四，典章制度之学。阮元于七经五礼、尺车之制等，精研覃思，实事求是。其五，史地学。阮元认为，读史之要，水地实难，“以地势迁者，班志、李图不相袭，以目验获者，桑经、郦注不尽从。是以咽喉控制，闭门可以谈兵，脉络毗联，陆地可使则壤”。其六，金石之学。在阮元看来，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匡史，故于金石十分留意，而成《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金石十事记》等，于经史之学大有助益。其七，九数之学。有感于“自儒生薄夫艺事，泰西之客
就事功而言，龚自珍认为，阮公有六功：其一，功在察吏；其二，功在抚字；其三，功在训迪；其四，功在武事；其五，功在制赋；其六，功在治漕。也就是说，阮元在扬历中外的仕宦过程中，能善于识人，广纳人才，心胸开阔，从善如流；以仁心行仁政，关心民瘼，兼惠商民，泯化此疆彼界；奖掖士子，作育人才，编刻《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嘉惠学林；缉捕海寇，抵御外侵，加强武备，捍卫海疆；执政浙江之时，针对物盈而枵、吏猾而蠹之弊，采取其事当信而勿欺、其期宜缓而勿迫之策，扭转局面，大收成效，为他省所不及；任职漕运总督时，厘剔弊端，定为成式，重视海运，权其常变，一改旧观。凡此六功，既体现了阮元为官的品格、格局以及实心、实效，也彰显了儒者经世致用的大旨趣。龚自珍指出，“道之丰也，命必啬之；德之亨也，遇必窒之”。这一现象，自两汉以降被视为儒宗者，多有体现。如伏生之沉沦，贾谊被放黜，刘向、扬雄遭困厄，郑玄、何休遭党锢，许慎仅为庳官，虞翻羁于远土，以至唐宋时期，韩愈、苏轼等人之遭遇，亦什九同慨。想“求其出秉斧钺，入总图史，朝宁倚焉，师儒宗焉”，罕有其人。而反观阮元，其“宦辙半天下，门生见四世；七科之后辈，尚长齿发，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潜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荜之遗编，扬扢而登国史；斗南人望，一而无两，殿中天语，字而不名”之遭际，不啻霄壤。然而，龚自珍推重阮元的，乃在于“矜遭际之隆，不如稽勋阀之旧也，姼福德之符，不如陈黎民之感也”。而这正是他标列阮元六功的深意所在。以此六功，合上十学，故龚自珍强调：“古之不朽有三，而公实兼之。”
三、个体与群体的互动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对钱大昕、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叙》对阮元的评价、赞誉，固然体现了阮元、龚自珍的个人观察、评判，甚或情感、交谊，但也并非囿于一己之见。以他们二人在政、学两界的阅历、识见和交往，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遍性的看法。如对于钱大昕，卢文弨的“通儒”、赵文哲的“儒宗”、汪中和江藩的“一代儒宗”、袁翼的“一代大儒”、臧庸的“博学通经大儒”、胡培翚的“乾隆中一大儒”、王昶的“经师”、吴骞的“一代经师”、汪中的“海内通人”等评价，足见他在诸学人心目中的形象和位置；就连乾隆帝亦夸奖钱大昕“硕学淹通”。对于阮元，朱珪称誉他“政学美两浙”；陈文述强调，“国朝盛经术，先路导阎（百诗）惠（定宇）。西河与竹垞，浙学未醇粹。胡（朏明）万（充宗）最精核，全（谢山）杭（堇浦）亦闳肆。所嗟百年来，甘作刍狗弃。吾师起淮海（云台中丞），硕学俯一世。石经勘点画，灵宪理经纬。桓桓通德门，曾访高密裔。视学来武林，言始乙卯岁……浙士始向学，只手起衰坠……还朝旋开府，士林悉延企……许郑古经师，后儒赖津逮”；袁钧认为“公学无所不通，而尤深于经。其说经也，斤斤守先民故训，旁引曲证，以畅其说。汉学为俗儒所蔀者，至公廓然明著……公职专文衡，而尤拳拳以敦品植行为先，经师、人师萃于一身……方今重离继照，文治盛古，表帅如公，在浙则一方被其化，在朝则天下咸被其化”；朱为弼贺阮元七十寿辰曰：“盖自出典封圻，已三十有四年矣。综诸治术，咸本经术……夫自古以来，辅世长民，本诸六籍。皋陶作歌，召公陈诰，其致一也。际郅隆之治，树人伦之表，正其义以正学术、正人心，而治道立、治行敷。如吾师，可谓一以贯之矣……门下士受经者遍天下，治行卓卓为巨卿者不胜纪，以经训趋庭、观察近畿、宣力郎署、承欢节院，皆有治才。所谓治经以治人、以治家，咸本乎正义之旨。”类此言论，还有很多。由此可见，钱大昕、阮元作为乾嘉至道光初叶学术的风向标，堪称典型。
当然，钱大昕、阮元并非孤立的两例个案，若放大视野，亦可窥见当时学林的群像。比如，钱大昕不仅个人为学博精，其一门群从（弟大昭，大昭子东垣、绎、侗，子东壁、东塾，族子塘、坫），亦皆治古学，于经史、小学、天算、书法等，多所成就；掌教苏州紫阳书院等期间，更是培育了几千名弟子，皆能精研古学，实事求是，为一时之彦；充任乡试考官、提督广东学政，识拔士子，提携后进，于士风、学风多有激扬；与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卢文弨、孙星衍、段玉裁、顾广圻、阮元等学人的学术交往、疑义相析，更对一时学术演进和特征型塑，意义重大；而观其集中所作阎若璩、胡渭、万斯同、陈祖范、惠士奇、王懋竑和惠栋、江永、戴震等传，以及书序、信札等，不难看出其学术视野、注目点所在以及学人间的共性。钱大昕如此，阮元亦如此。不管内任卿贰，还是外任封疆，阮元在识拔人才、培养士子、纂辑刊刻图书等方面，皆卓有成效。朱为弼曾指出，阮公“阐性道之旨，纠传注之讹，证子史之异，正文章之范，洪雅颂之声，海内之士争先睹为快”。此可见阮元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力。依次思路，我们若对清中叶的学人做细致的分梳、考察，而非仅仅关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进而彼此观照，既察其不同点，又看其共同处，或许更能呈现乾嘉学术的真面相，避免以偏概全。
其实，清中叶的学人对所处时代的学术，已做过不少的观察和评论。如在汪中心目中，汉唐以后其所服膺者，唯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几位。他之所以服膺这几位，是因为：“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而对于时流，汪中则多否而少可，唯于钱大昕、程瑶田、王念孙、孔广森、刘台拱、江藩等数人，时或称道。尽管汪中很傲兀，“然于学术知条理者，未尝不推挹之”。 又如焦循，其所撰《读书三十二赞》（《雕菰集》卷6），对王锡阐《晓庵遗书》、万斯大《学春秋随笔》、惠士奇《春秋说》、顾炎武《音学五书》、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梅文鼎《历算全书》、梅瑴成《赤水遗珍》、毛奇龄《圣门释非录》、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胡渭《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沈彤《周官禄田考》、江永《乡党图考》、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惠栋《易例》《易汉学》《左传补注》、程瑶田《通艺录》、钱塘《溉亭述古录》《史记释疑》、金榜《礼笺》、任大椿《深衣释例》《弁服释例》、邵晋涵《尔雅正义》、武亿《经读考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文注》《诗经小学》、孔广森《诗声类》、周广业《孟子四考》、阮元《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义述闻》、姚文田《说文声系》、汪中《述学》、凌廷堪《燕乐考原》、汪莱《衡斋算学》、李锐《句股细草》、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坦《琴旨》、都四德《黄钟通韵》，一一做了评赞。再如，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不仅梳理、勾勒了清前中期汉学发展的大脉络，而且重点对诸学人的著述成就、学术视野、核心观点、彼此间的交往交集等做了呈现。尽管龚自珍对江藩书名中的“汉学”表示有“十不安”，但他仍强调：“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诸如此类的评说、总结、反思，当时人说当时事，应该说更能反映当时的情状。这对考察其时学人、群体和乾嘉学术之气象，较之后世或关注个体、学派、地域，或关注某一治学领域、某种治学方法，或因时代变迁含有特定诉求等所得出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贴近历史的底里。
值得指出的是，乾嘉学术之气象，还可由当时学人对如何治经以及经的范围等的探讨，一窥究竟。在致是镜的论学书中，戴震不仅提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和“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的著名主张，而且指出凡经之难明而儒者不宜忽置不讲的若干事。他所强调的若干事，即：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若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就会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若不知古音，只依赖协韵，就会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若不知古时宫室、衣服等制度，就会迷于其方，不辨其用；若不知古今地名沿革，《禹贡》的职方处所就搞不清；若不知“少广”“旁要”，对《考工记》之器就不能因文而推其制；若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就不能领会比、兴之意；字学、故训、音声并非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等。也就是说，诵读、理解经典，关涉到诸多方面的知识，若不精通，则会产生偏颇甚至误读。对于何为“经学”，焦循曾做过如下论断：“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依此定义，焦循认为，本朝经学兴盛，在前有顾炎武、万斯大、胡渭、阎若璩；近世以来，吴县有惠栋之学，徽州有江永、戴震之学，精之又精，则程瑶田名于歙县、段玉裁名于金坛、王念孙父子名于高邮、钱大昕叔侄名于嘉定，其他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亦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段玉裁虽以研治《说文》享誉学林，但他认为，“言学但求诸经而足矣”。不过，在他看来，《十三经》还不足以含括经，应该“广之为二十一经”。他所说的“二十一经”，即在《十三经》的基础上，《礼》增加《大戴礼》，《春秋》增加《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六艺’之书数，《尔雅》未足当之也，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以益之”，如此，“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憭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由戴震、焦循、段玉裁所论，可见当时学人治学重心、方法之所在。
晚清学人陈澧曾指出，一朝有一朝之学术，汉有经学，南北朝及唐人有义疏，宋有道学，明有忠义，本朝有经学。以经学来定位本朝学术，陈澧的观察应该说颇有见地。与陈澧的观察不谋而合，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指出，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而经学之成为清学的中坚，乾嘉时期学人的努力和开拓，无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当然，他们对经学的研治，无论内容、方法，还是祈向、效用，都非埋首故纸堆、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所能一言以蔽之。而当时很多学人所倡导的通经明道、由史明道、以文贯道等主张，更可见他们以学经世的价值取向和学问视域。
四、余论
乾隆五十八年（1793），凌廷堪在致友人胡敬仲书札中，有感于当时学人中崇尚汉学之风，尽管肯定此一取向有裨于“古训复申，空言渐绌”，但也表示了对“目前侈谈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风气使然，容有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的担忧。在他看来，宋以前学术屡变，并非“汉学”一语能尽其源流，即使现存的《十三经注疏》，也不都是汉学。基于此一思考，凌廷堪更进而对古今学术源流变迁及其表征，做了宏观论析。他认为，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当其将变时，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学术既变之后，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千百人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弊端尚未显露；但千百人靡然而从之，天下看不到学术之异，弊端就产生了。此时，也必有一二人矫正其弊，毅然坚持。等到变化时间长了之后，“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相安既久，就会又有人想起而变之。这就是“千古学术之大较”。而与此文意趣相类，凌廷堪在《辨学》一文中，又强调：“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故肆力于未盛之前，则为矫枉之术；攘臂于既兴之后，遂为末流之失……为所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则谓之抱遗守阙；为所为于众人共为之时，则谓之雷同剿说。”依此学术流变表征，在剖析了汉兴以来的几次学术嬗变之后，凌廷堪对本朝学术也做了反思。他认为，尽管毛奇龄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然矫枉过正，颇多武断，与古制未能尽合。此后，惠栋、戴震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不过，“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如诵《诗经》未竟就以毛、郑为宗，甚或挟许慎一编而置九经不习等，亦产生了不少弊病。凌廷堪对学术源流的这一大视野认识，应该说为我们深入体会乾嘉学术之气象，提供了一种有益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对乾嘉学术、学风的讨论，当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方东树、夏炯等，就对一些学术现象提出批评，甚至激烈抨击。方东树对近世汉学家的严厉指斥，集中体现于所著《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两书中。其不满于为汉学考证诸人者，主要在于他们“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汉学诸公之失，非失之博，失之专，矜其博而不求是，而又诬朱子为废训诂名物耳”。当然，对于那种“偏废博学，为陋儒开之端，便于束书不观，空疏不学，而高谈性命”的庸浅之论，方东树亦觉得“可憎可厌，真有如汉学者所呵斥诋贱也”。在他看来，像司马迁强调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所以尽精微也，义理、文章之学以之”，而班固强调的“笃信好古，实事求是”，“所以博文也，汉魏六朝经师、义疏、名物、训诂之学以之”，然“二者不可偏废，乃为学之全”。
与方东树做同调之鸣的夏炯，更在结集的《夏仲子集》中，作《乾隆以后诸君学术论》《读四库全书提要》《书惠定宇九经古义后》《书戴氏遗书后》《书潜研堂文集后》《再书潜研堂文集后》《书抱经堂丛书后》《书江艮庭尚书集注音疏后》《书高邮王氏各书后》《书仪征阮氏各种后》《书礼经释例后》《书经韵楼丛书后》等文，对乾嘉学人的治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如他指出，“乾隆年间讲汉学者，嘉定钱氏人最盛”，尽管钱大昕“兼有诸家之长，最称博洽”，当时像纪昀、朱筠、洪亮吉、孙星衍、戴震、邵晋涵、阮元等，都奉为“汉学一大宗”，然其“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自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等论学主张，“皆不通之论”，且“阴与宋儒为怼”。总之，他认为，钱大昕之学，“全不足贵”，因为“《廿二史考异》只算为抄写镌刻家耽忧；《养新录》东涂西抹，令人生厌；《文集》裒然数十卷，无一语为世道人心、学术风俗起见”。由此，他牵连论及阮元之盛称钱大昕之学，“历数九难”，属于“互相标榜”。在他看来，“难莫难于精究理道，体验身心，推而达之家国天下”，“舍此之外，更有何难”？而对于阮元，夏炯虽然肯定其著书博、刻书勤，但更为其感到惋惜。之所以为阮元感到惋惜，原因在于，“当乾隆、嘉庆间竞尚考证之时，海内所称讲学之士，不外厘文数典、摘句寻章，举濂洛关闽以来大儒之书，束置高阁，鄙弃而不屑观，而以其一文一义之得，互相标榜，自诩博洽。士不复知读书为行己而设，官不复知读书为爱民而设，学术之坏，靡有底止”，阮元不惟没能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挽颓风，务崇正学，尊程朱为准的，以义理为依归”，反而“官愈显而学愈小，望益重而识益卑”。故而夏炯感叹道：“以登高能呼之人，不能整顿学术，且使一时风气投其所好如此也。”
方东树、夏炯的批评和指责，应该说确有一定道理，其维护、彰显程朱理学也颇具一番苦心。然以己之为学取向去品衡其他学人，则不免偏颇，且其言辞之激切，亦不免情绪化。若以方东树自己所强调的义理、文章和博文不可偏废而应求其“全”而论，惠栋、戴震、钱大昕、阮元诸学人所致力的学问，自应有其价值。学术的发展，不仅有其一贯性，而且也随时势、学风的变化呈现出时代性。因此，抑扬之间，既应论长短，又需持其平。不过，方东树、夏炯等之所论、所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并非是单向度、单色调的，而是多面向、多光谱的。尽管其时治经史小学、程朱理学、辞章之学等之间存有一定分别，但就学问大端来看，他们对儒者之学的共识、对圣贤之道的追寻、以学经世的取径，还是有明显共性的。在《息争》一文中，晚清学人黄彭年曾强调：“今之言学者曰考据，曰训诂，曰义理。义理者，道也。考据，此道也。训诂，此道也。无考据、训诂，则义理何以出？考据、训诂而不衷于义理，则学何以成……故曰：学以言乎道也，期于实践而已。”此一认识，承继了自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以来对义理、考据、辞章之间关系的体认。如果抛开门户之见、派系之争的纠葛，我们亦可藉此视角反观清中叶学人的为学之途、治学方法、学术成就，以及与政治、社会诸多面向的关联，或许会有新的收获和启发。
综观而言，阮元、龚自珍的两篇序文，虽然看似是个人的情感表达和学术认知，实亦包含了自乾隆至道光初叶学术群像的彰显。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之所以成为清代学术的又一高峰，并非偶然。其间，既有不少翘楚人物的示范引领，又有众多学人的共推互促。他们所取得的丰硕成就，不唯表现在经史小学的专精之作中，而且体现于文集、日记等载体中的学人间的书信、序跋、传记等文字里。因此，欲把握、衡量、定位清中叶学术的发展状况，尽可能放大观察视野、统合资源，应不失为一条途径。而随着众多文献的整理出版，数据库、大数据、数字人文、人工智能的深入拓展和广泛应用，此一途径应该更能发挥其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