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关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问题。特别是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明确提出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如何考核政绩”。他在各个工作阶段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都从不同侧面深刻回应了这些问题的核心要义。这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同志； 正确政绩观； 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
杨德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郭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参考文献从略。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坚守党的初心使命、根本宗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十五五”开局之际，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这次集中教育的重要任务。而深入了解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是一条重要的路径。
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形成的政绩观，植根于革命家庭所培育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在正定、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方工作期间逐步形成、趋于成熟并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2004年2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上的发言中，明确提出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如何考核政绩”[1]。这几个问题，构成了其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本文以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的工作历程为“经”，以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着重解决的这几个问题为“纬”，系统梳理和分析他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与实践，以期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历史启示。
一、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大的政绩
“政绩为谁而树”，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绩观中的根本性问题，直接反映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权力观。正确政绩观以党的根本宗旨为依归，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大的政绩。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始终秉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理念——“人来到世上，就是要为人类办好事”[2]。
初到梁家河时，习近平同志便深切体会到父亲习仲勋同志常讲的“团结”的道理。尤其是在遭遇挫折、感到迷茫时，他得到长辈“依靠群众”的教诲，沉下心来，与群众打成一片，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渡过了“劳动关”，也一步步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组织的肯定。到梁家河不到3年，他便加入共青团；5年后，光荣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今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做一些为百姓办好事的工作。”[3]从打水坠坝扩大粮田面积，到普及沼气，成立铁业社，筹办代销店，开办缝纫社、磨坊、菜园，打水井，办扫盲班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带领群众很快改变了梁家河的面貌。不但如此，他还以自己的政绩观影响和教育了其他干部，如大队干部石春阳始终记住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为群众办事一定要坚持“一碗水端平”[4]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在正定工作期间，“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一直是习近平同志的工作目标。他总是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5]在实际工作中，他顶住压力减征购，改变“高产穷县”状况，发起改造“连茅圈”、建设文明公路、治理城乡居住环境、修缮中小学校舍等活动，甚至具体到解决村民个体卖菜卖奶难的问题等。可以说，只要与群众生活相关的事情，无论巨细，一经发现，他立即组织力量设法解决，并将其形成规矩规范。作为县委主要领导干部，习近平同志对一些党员干部受错误政绩观引导而滋生的不良领导作风、工作作风进行了系统性纠正。比如，主持制定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在全县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开展街头民意调查和“效率月”活动，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并激发其战斗力，纠正影响党群干群关系、违反廉洁自律要求的吃喝不正之风。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这是共产党的‘官’与旧社会的官的本质区别。”[6]“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做人民公仆，为民办实事。”[7]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时，习近平同志多次表示“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8]。尽管有很多坎坷，每天都会经历不同挑战，但他表示，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组织上不让干了，他“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9]。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无论是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思路，还是倡扬“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抑或创新“扶贫先扶志”的方法和“四下基层”的机制，“习书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宁德人民早日摆脱贫困”[10]。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11]的行动口号，要求所有领导干部“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12]。他以身作则，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着力推动解决了福州市长期存在的交通、内涝、污染、电力不足等一系列民生难题。在福建担任代省长时，习近平同志坚定表示，“我一定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不管你当什么官，我们的政府永远都是人民的政府”[13]。担任省长后，他对一些政府机关和干部忘记“人民”的表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强调“对那些忘记人民，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把他们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14]。任职期间，习近平同志一方面立足长远、放眼大局，大抓山海协作、对口扶贫、治理“餐桌污染”，推进“生态福建”“数字福建”建设；另一方面十分重视解决当前民生问题，如闽江污染、“菜篮子”、“肉案子”、“米袋子”工程等。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自己的升迁。”[15]“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16]“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同时，一个干部的能耐有多大，最终人民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组织上也明白。”[17]心无百姓莫为官。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重在办事、成于务实。任职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18]的行动口号，而且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办好每件事关民生的急事难事。如在浙江省防台救灾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原则，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再如他深入上访现象突出的浦江县，下访接待群众，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凝练“浦江经验”，推动形成化解基层矛盾的工作机制等。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自身树立了较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正确政绩观（尤其注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对广大干部产生了积极影响。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正值该市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和群众信访高发的关键时期。面对动拆迁、历史遗留问题、企业转制、农村土地及集体资产分配等一系列直接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各级干部是为了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而配备的。干部就应该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解决矛盾、解决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19]。为解决民生问题，习近平同志带头接访，要求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既要“挂帅”又要“亲征”，并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和目标考核两项制度。他还强调，各级干部只有对群众有感情，才能千方百计创新各种方法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20]。
综上所述，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不但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树政绩的立场，而且强调从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出发树政绩，“基层百姓有几个真正关心GDP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不能每年有增收，是不是在社保方面有改善，跟他们息息相关的利益问题是否得到解决”[21]。他不但自己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而且启发、引导、教育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二、创造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树什么样的政绩”，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绩观中的本体问题，由政绩观的性质决定。它首先表现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一定任期内所做出的实绩。正确的政绩应具有综合而非单一、系统而非零散、整体而非局部、有机而非割裂的特征；应该经得起广大群众而非少数人、实践而非纸面、历史而非暂时的检验。
在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根据几年的农村生活体验和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做出了几件造福乡亲、利在长远的大事。一是打水井。为解决社员饮水难、饮水不卫生的问题，他在寒冬中率先下井挖泥，带领社员建成一口深井。这口水井至今仍是全村自来水的水源。二是打水坠坝。为解决群众口粮不足的问题，他在数九寒冬不分日夜带领社员打水坠坝，扩大耕地面积，使梁家河的粮食总产量1974年比1971年增长了64%以上①。三是办沼气。为解决群众做饭燃料不足的问题并防止水土流失影响农业生产，他借路费远赴四川学习取经，在梁家河兴办沼气。成功后，扩大到延川县47个大队。四是兴办各种便民事业。比如，将延川县奖励他的三轮摩托车换成了磨粮食的钢磨、手扶拖拉机，方便了群众生活，提高了劳动效率。
在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跑遍全县社队，在领导解决群众生活矛盾和问题的同时，办成了多件对正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一是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为摆脱“高产穷县”的窘境，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发挥正定毗邻省会城市石家庄的区位优势，推动农工商一体化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二是推行“大包干”。1983年，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正定在河北率先全面推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三是制定“人才九条”政策。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关于进一步引进人才的九条规定》，打破身份、地域限制，面向全国广揽贤才，推动县域经济和科研发展。四是保护历史文物。习近平同志重视历史传承，抢救古寺、古树、古城墙，并探索出旅游发展新模式。1985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强调经济、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些重要举措至今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担任厦门市副市长期间，习近平同志领导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明确了厦门在全国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提出了建设象屿保税区、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等前瞻性构想，至今仍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有借鉴作用。在推动厦门港“放水养鱼”改革、提出厦门建设“自由港型经济特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主持筼筜湖治理、支持厦航初创等方面都作出了“甘为后人种树”的贡献。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面对“老、少、边、贫、岛、穷”的实际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和建立“四下基层”制度，解决信访问题，为群众办实事；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坚持“滴水穿石”精神，以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工作重心，领导人民摆脱贫困；明确闽东经济“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发展方向，即“山海经”。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简称“3820”战略工程，即福州市3年、8年、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明确福州市的努力目标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据此，福州市实现了从工业基础薄弱、交通闭塞到经济快速崛起的转变。担任福建省委主要领导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生态福建”建设，亲自主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提出“数字福建”建设，在基础设施、经济、政府、社会和数据要素市场等领域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七下晋江深入调研，总结提炼了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涵的“晋江经验”，推动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些重大举措有力推动了福建省的长远发展。
在浙江省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该省处于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的客观情势，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即“八八战略”，擘画了浙江省的发展大局。领导和实施“811”计划，整治全省八大水系和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的环境污染，建设生态省。以“五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和“六个确保”（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为目标，建设“平安浙江”。通过法治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建设“法治浙江”。依托浙江人遍布全球的商贸网络和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习近平同志推动浙江经济向外拓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浙江人经济”的格局，并强调“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22]，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细节化、系统性、持续性的城市管理理念，推动上海形成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智慧交通、网格化管理等现代化治理模式；提出把上海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积极推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提出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将上海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中统一谋划，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提出要按照建设“生态岛”的思路，建设崇明岛。他还在原来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基础上，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23]，推进了上海文化高地的建设。
上述所列举的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的政绩，都是立足长远、着眼未来的战略举措，而且是被这些基层和地方多年来的实践成效证明是正确的大策大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认为，一些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并将经济发展简单等同于“GDP决定一切”。一些地方出现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政绩观，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势必给这些地方的发展带来包袱、隐患，并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这样的发展观、政绩观都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24]。“真正的政绩应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绩，是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树政绩的要求和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同样也是政绩。”[25]
三、坚持求真务实、胸怀大局、实干担当树立政绩
“靠什么树政绩”，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绩观中的方法问题，由政绩观的性质和本体决定。少数干部在政绩观上重私念（如个人升迁）而非公心（为民造福），同时部分领导和部门在考察政绩时也存在标准偏差。因此，在干部政绩认同方面一度出现了“五重五轻”现象，即“重始轻终”“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26]。这使少数干部在创造政绩方面采取了基于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形式主义方式。而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则是靠求真务实、胸怀大局、实干担当，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业绩。
一是通过调查研究全面掌握实情，进而确定政策策略。“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27]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骑着一辆“二八”式自行车在来回奔波中跑遍了全县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摸清了县情，拉近了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的距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根据自身体验，他后来倡导并推行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即“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28]。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包括“英雄三岛”（大嶝岛、小嶝岛、角屿），以及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29]。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上任伊始，立即深入基层，用一个多月时间走遍闽东9个县，还走访了相邻的浙南3县，通过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形成《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等重要调研成果。1990年4月，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为了熟悉福州的情况，刚一上任，他就考察闽江沿岸的马尾、连江、长乐，谋划城市发展。1991年10月，习近平同志组织对福建省有名的贫困县平潭县开展工作调研。调研组深入13个乡镇67个村、36个县直部门和渔区，召开56场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分析现状，共商发展大计[30]。199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永泰、闽清、罗源现场办公、接访、调研时，专程前往这三个县十几个“老少边贫”乡村，到老游击队员、畲族同胞、贫困户家中做客，促膝谈心[31]。担任福建省代省长的第二天，习近平同志就深入台资企业调研，鼓励台商来闽投资兴业。他冒着酷暑高温深入棚屋区，体验群众恶劣的居住环境，推进回迁安置房建设。在浙江省工作期间，甫一上任，习近平同志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市、县（市、区）和省直部门调研，调研的时间超过整体工作时间的50%。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他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有时甚至在16个小时以上[32]。他边走边看边听边思考，勾画出浙江省长期发展蓝图的“八八战略”。2004年3月，他曾到嘉兴蹲点专项调研4天，走访了38个调研点，到了6个县（市、区），召开了3次座谈会，指导嘉兴制定了推进城乡“六个一体化”的规划和举措[33]。他还总结出调研工作“深、实、细、准、效”五字诀[34]。习近平同志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首次公开活动，便是瞻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次日便到浦东开展新区调研，强调上海改革开放的窗口不会关闭，步伐不会放缓。3天后又到杨浦区调研民生情况。两周后又到静安区调研基层党建工作。习近平同志把每周四定为调研日，密集时一周安排好几次调研。任职7个月零4天，不仅全市所有区县都调研了一遍，而且主要领域行业都调研了一次，一些重点领域调研过多个单位[35]。对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的调研特征，有人总结道，他“不仅重视调研、躬行调研，而且讲究科学调研、高效调研”[36]。习近平坚持先调研后决策；把调研重点放在困难地区；最喜欢直接接触群众；善于通过调研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经常进行随机调研；善于借力调研[37]。
二是坚持系统思维与战略眼光，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绩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的政绩。这个“福”对“一方”而言，不但要“功在当代”，而且要“利在千秋”。在梁家河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习近平同志响应延安地委、行署的号召，决定发动群众在梁家河沟口打一座水坠坝，扩大耕地面积。这座水坠坝的建成大大缓解了梁家河大队群众口粮紧张的问题，即便是现在，这块坝地仍是梁家河最平整的土地。在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党中央提出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20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1982年正定县工副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30%，离党中央的要求相距甚远。在摆脱了“高产县”包袱后，习近平同志狠抓全县干部的思想解放和作风转变，推进“半城郊型”经济建设。1984年该县工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等9项指标比1980年翻了一番，粮食总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10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38]。1984年2月，邓小平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39]。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由此前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这一重任，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有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事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40]这一战略谋划大多内容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同并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当中，促进了厦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长足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目标。1985年底，福建省委提出了贫困地区“三年解决温饱”的工作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已有成绩基础上，把“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大的气魄和胸怀规划全局，提出“大农业”“大工业”理念，提倡“经济大合唱”，为宁德从贫困区发展为现代海湾城市奠定了基础。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的近6年间，我国正处于经济上完成治理整顿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新阶段。习近平同志着眼未来、超前谋划，主持编制了“3820”战略工程并务实推进。其间，福州的综合实力、城乡面貌、发展成果以及人民得到的实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福建省委、省政府担任主要领导期间，他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精准把握福建省情，开展了很多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工作，为福建省在新世纪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六大以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贯彻落实党新的发展观念和路线方针政策，秉持大综合、大整合的理念，多方面、多维度的考虑，大布局、大空间的视野，大跨度、大时间的史观[41]，对浙江省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为浙江省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同志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对上海市的工作提出了“不因人废言”“不以人划线”“不要背思想包袱”的“三不”[42]观点，和“要把市委集体作出的正确决策跟个人的错误区别开来，要把个人的严重违纪行为和执行错误决定的行为区别开来，要把工作中的态度和个人的观点区别开来”[43]的三个“区别开来”政策，使上海不少干部不但放下了思想包袱，还大大解放了思想。对上海未来的发展，他从大格局做了谋划，提出了“四个放在”的原则，即将上海的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长三角区域发展总体部署中进行布局[44]。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取得的巨大政绩，集中体现为坚持“四个结合”的特点，即坚持“抓好发展与关注民生的结合，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结合，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结合”[45]。这既是对政绩观中存在的“五重五轻”现象的纠偏，也是他对自己从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三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绩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而不是虚张声势“吹”出来的。这里的“干”一方面是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在履职过程中恪守本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另一方面是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率先垂范，从小处着手。1973年春，习近平同志被派往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他亲自动手翻修了赵家河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所。在梁家河大队打水井时，习近平同志在数九寒天率先下到井里，两腿泡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井挖好之前他从没穿过干净衣服。在正定任职时，习近平同志几乎每天都从早上7点半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接待上访干部群众，班子开会，现场办公，听取职能部门和办公室汇报工作。之后，开始批阅文件、回复来信，继而开始阅读，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厦门任职期间，他总是骑着自购的自行车，深入街道社区、企业工厂、集镇乡村，走进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决策一旦作出就一定落实到位。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九到寿宁，三进下党，指导扶贫工作的事迹一直流传至今，尤其是第一次前往特困乡下党“异常艰苦、异常难忘”[46]。在福州工作期间，为解决关系民生的许多大事难事，习近平同志不畏艰难，“花了很多心血、想了很多办法，每一件都有交代”[47]。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断深入连家船民家庭了解实情，主持和推进“连家船民上岸定居”项目，要求达到连家船民“搬上来、住下来、富起来”的目标，“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48]。“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49]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为深入了解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贫困村下姜村的情况，从县城出发，颠簸行驶了60多公里的“搓板路”，又乘坐半小时轮渡，再绕过100多个盘山弯道才抵达村里，最终帮助这个贫困村实现了从“穷山沟”到“最佳旅游乡村”的蝶变。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经常利用周末走访老旧小区，关注厨房改造和“拎马桶”等长期困扰居民的民生问题，强调“最难的是解决马桶问题”[50]。他指出，“这样的小事、实事，看上去不那么隆重，不像一个大楼建起来那么精彩，但它是惠及群众的，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51]。他认为，这些小事、实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52]。党的干部要“以‘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态度，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53]，这样才能“赢得万人心”[54]。
四、以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评价政绩
政绩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品德、能力的体现，是对他们进行陟罚臧否的重要依据。考核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绩是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政绩观中的认同问题，导向性鲜明，对干部的工作态度具有直接影响。在如何考核干部的政绩问题上，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于1986年1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提出“考察干部要历史地全面地了解德、能、勤、绩”[55]。“考察工作实绩，要从干部的不同岗位、不同工作的实际出发，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尺度去衡量。注意发现和起用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效地开创工作局面，扎扎实实为人民办事的干部，不能任用好说空话、不干实事、爱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人。考察干部要实行责任制。负责考察的工作人员要坚持原则，不带框框，不受干扰。考察结束，要写出符合实际的考察材料，署名上报。”[56]在199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考察党政领导干部人选，必须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要求，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注重考察工作实绩”[57]。1998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其中，在“领导干部考核内容”的“工作实绩”部分明确指出：考核要看干部在完成任期目标、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具体所提出的工作思路、采取的措施、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所取得的绩效等[58]。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针对一些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贪图虚名、不务实效的作风及其严重危害性，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明确提出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基本要求——“正确看待政绩、科学衡量政绩”[59]。
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早就注意到如何考核干部政绩的问题。在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他就提出衡量干部是否为群众办实事的标准应该是，是否坚持了“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否抓住了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是否具有科学思考、科学论证和大局观念[60]。在担任福建省主要领导期间，他坚决反对脱离实际搞“政绩工程”、加重群众负担的恶劣现象，“乡镇不得以强制或奖励手段要求村一级借贷上交‘两税’及附加，不准负债搞‘政绩工程’，对脱离实际营造所谓‘政绩’而造成损失的，要严肃追究责任”[61]。“绝不能搞表面文章和花架子糊弄群众，更不能为了个人的‘政绩’和投某个上级领导所好，而搞一些劳民伤财的‘花瓶’工程。”[62]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习近平同志对干部政绩考核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系统。2002年12月，他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党组织对干部政绩考核要“明察秋毫，让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不求功名、不事张扬的人能够被发现、被承认”[63]。2004年2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上的发言中，针对如何考核政绩这一问题指出：“要抓紧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考核标准和奖惩制度，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64]同月，他发表文章指出，要“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来考评干部的政绩，坚持抓好发展与关注民生的结合、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结合、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结合，科学设定考核政绩的内容和程序，完善考评体系和方法”[65]。2004年9月，在浙江省委党校2004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整个指标体系的设置上，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其他指标；三是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数字，又不能唯数字，更不能搞“数字游戏”；四是考核指标既要有确定性，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又要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五是在考核方法上，实行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集中考核与经常性考核相结合，特别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党组织的考核与群众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66]。
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和推动下，2005—2006年浙江省对干部政绩考核工作进行试点和优化，最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考核制度。2006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出台了《浙江省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确定了26项评价指标。其中，15项定量指标的考核由被考核对象上一级的统计、财政、国土、环保、卫生、劳动保障等部门提供数据，统计部门负责进行汇总分析；10项定性指标通过民意调查进行考核；还有1项指标为经济责任审计情况。“绿色”GDP、社会保障等类新指标列入考核内容；首次将地方政府负债率列入考核指标，这在全国也属首创；群众评价首次进入考评体系，如群众根据对家庭收入、衣食住行、就业、治安等方面的直观感受给领导干部“打分”，然后由相关部门进行汇总分析评价[67]。同年9月，又制定出台了《浙江省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改进和完善了考核评价内容。在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民意调查、实绩分析等环节，均设置了反映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评价要点”。如在实绩分析中，设置了“万元GDP能耗及降低率”、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项目[68]。这两项考核干部政绩的制度设计在全国范围内属率先之举，直接推动了全国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制度化建设①，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了引导和规范作用，保障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并有力引领了党的作风建设沿着正确方向深入推进。
小 结
综上所述，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期间，紧紧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如何考核政绩”这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扎实的实践探索和系统的制度创新。在“政绩为谁而树”上，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大政绩，从梁家河到上海，他一以贯之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树什么样的政绩”上，他注重立足长远、着眼全局，创造了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反对“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在“靠什么树政绩”上，他坚持求真务实、胸怀大局、实干担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系统战略谋划和脚踏实地奋斗，形成了科学的工作方法；在“如何考核政绩”上，他率先推动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考核标准和奖惩制度，在浙江等地推出具有开创性的考核办法，为全国提供了重要借鉴。其间，习近平同志躬身践行、率先垂范，成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杰出楷模。这一生动实践深刻影响了所在地方干部队伍建设与党风政风，为全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