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对近代西方人拍摄的新疆影像内容及其价值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近代以来，欧美日等国官员、学者、传教士在我国新疆地区进行了多种名义的探险考察活动，同时利用手中的照相机、摄影机记录保存了大量关于近代新疆的历史影像资料。这些新疆影像资料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直观而又形象地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交通、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对研究近现代新疆历史、中国边疆民族志影像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举办以近代新疆历史与社会变迁为主题的影像展览，做好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标题注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文化安全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新疆/ 影像资料/ 西人/ 近代

作者简介：赵卫宾(1983—)，法学博士，新疆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清代新疆历史与文献研究（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原文出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乌鲁木齐)2025年第11期 第28-38页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前期，伴随着西方列强在中亚的殖民扩张与角逐，欧美日等国的外交官、军人、学者、传教士、记者等纷纷来到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情报搜集、探险考察、考古发掘、传教布道等活动。在活动之余，他们利用手中的照相机、摄影机，记录了大量关于近代新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生活等状况的历史影像。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的重要价值，陆续整理出版。①但相对于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的数量而言，仅是冰山一角。此外，学界对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的专题研究，亦较为薄弱。目前仅有李潇雨从视觉文化角度对马达汉所摄新疆影像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以及朱靖江和王海飞从影视人类学角度对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志影像史进行了简要梳理与研究。②缘此，笔者拟结合所掌握的影像资料，对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揭示其蕴含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近代俄国人拍摄的新疆影像概述

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我国新疆地区的渗透与蚕食，派遣大量外交官、军人、学者等进入新疆，进行地理测绘、考古发掘、情报搜集等活动。在搜罗古文献、盗掘文物之余，他们亦注意考察和记录新疆民族志影像资料。

1874-1875年，沙俄为调查中国贸易前景以及中国西北社会状况，派遣以俄军中校索思诺福斯齐(Юлиан Адамович Сосновский)为首的考察队深入中国，经蒙古、北京、天津前往上海，沿长江逆流而上至湖北，又转道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返回俄国。随队摄影师博宴尔斯齐(Адольф Ильармович Боярский)拍摄了沿途约200张照片，编为《俄罗斯中国科学贸易考察团》(Русская учено-торгов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по Китаю)影集。③其中包括新疆哈密驻军官兵与居民肖像(提督张曜及亲兵侍从、清真寺阿訇与维吾尔妇女)、战乱损毁的哈密清真寺、哈密回王墓与平民墓地、哈密街头的锔锅匠、巴里坤城内街道及城北关帝庙内的裴岑碑、巴里坤至古城(今奇台县城)的台站设施、战乱被毁的古城等影像，④为直观了解战乱初定的新疆东部地区社会景象提供了重要影像资料。

此后不久，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于1877年在鄂木斯克市成立，随之对中亚及中国西北内陆地区展开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科学考察”，其中包括对新疆地区的民族志调查与摄影。如创会会员别夫佐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вцов)即于此前一年借给古城清军运粮之机，率队考察了新疆准噶尔盆地，并对沿途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做了民族志调查。⑤西伯利亚分会会员尼古拉·克雷科夫(Николай Авскентьевич Креков)，于1877-1878年考察了七河地区和伊犁河谷，并拍摄了《七河州和固勒札地区的景观与族类》(Виды и тип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 Кульджинского района)影集。其中有伊犁地区满人、汉人、塔兰奇人(伊犁维吾尔族的旧称)、锡伯人、土尔扈特蒙古人、厄鲁特蒙古人、柯尔克孜人等不同阶层和年龄的男性、女性肖像，固勒札(今伊宁市)汉人街、塔兰奇巴扎商业街景象及其他建筑景观(绥定城总兵衙署大门和西辕门牌楼、中式住宅院门和房屋以及宁远城塔兰奇清真寺宣礼塔、门楼、礼拜大殿)，塔兰奇马车、货车与汉人马车等交通工具，以及街头巷尾的理发师、戏曲演员、塔兰奇乐队和小商小贩(售卖柴草、酱骨头、香油、煤、肉、糕点小吃、清水等)。⑥与此同时，俄国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于1876-1878年深入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探险考察活动，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塔里木河下游及罗布泊地区居民的民族志资料；1883-1885年，普氏第四次率队进入中国考察，并详细记录了有关新疆罗布泊、若羌、且末、于田等地居民的民族志资料，探险队成员罗波洛夫斯基(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ич Роборовский)拍摄了大量沿途影像资料，其中包括罗布泊、若羌、且末、于田等地居民民族志肖像、村落环境、房屋构造、娱乐活动等。⑦继普氏之后，别夫佐夫又于1889-1891年间，率队由中亚进入我国新疆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等地，进行地理考察，并撰写了新疆南疆地区较为详细的民族志报告，同时拍摄了沿途莎车、和田、于田、托克逊等地的自然环境、房屋建筑与居民肖像等影像资料。⑧

1881年，沙俄驻喀什领事馆设立后，首任领事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与领事馆秘书柳特什(Яков Яковлевич Лютш)拍摄了大量喀什及周边地区的民族志影像资料。尤其是柳特什的《新疆各民族》(Народы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影集，以影像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了19世纪末喀什老城及周边地理、交通、建筑、政治、经济、民族、宗教、节庆仪式等状况。其中包括喀什吐曼河木桥及洪水景象，宗教建筑(英吉沙尔克孜勒乡清真寺、萨图克布格拉汗之女比比玛利亚姆麻扎与清真寺、阿帕克霍加麻扎、耿班祠)，节庆仪式(喀什的冬至、春节巡游与割礼仪式)，当地居民肖像(维吾尔人、回民、汉人、坎巨提人⑨、安集延人⑩、巴达克山人(11))，喀什老城街景与商铺商贩(茶馆、馕房、五金、瓷器、铜器、陶器、布料、马具、衣帽、厨具等)，喀什道台衙门及地方官员(道台李宗斌及其继任者黄光达、提台黄万鹏、道库大使、通商局官员等)，彼得罗夫斯基与喀什地方官员在领事馆院内与随员们的合影，克什米尔居民中国事务特别助理马继业(George Halliday Macartney)肖像及其与荣赫鹏(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等其他英国官员的合影等。(12)此外，奥勒登(Ф.ОрдЭн)拍摄的《外里海至中国的景观与族类》(Виды и тиры Закаспийскаго края до Китая)以及科兹洛夫斯基(В.Ф.Козловский)拍摄的《中亚民族类型》(Типы народностей Средней Aзии)等影集，则包含有19世纪末新疆喀什、伊犁等地的满人、汉人、回民、塔兰奇人、柯尔克孜人、索伦人(新疆达斡尔族的旧称)、锡伯人、察哈尔蒙古人、土尔扈特蒙古人、厄鲁特蒙古人等老年、中年、青年及少年男性和女性肖像，以及固勒札陕西大寺、塔兰奇清真寺和汉人庙宇前的戏台等景观。(13)

1906-1908年，俄国间谍马达汉(Carl Gustaf Mannerheim)进入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搜集情报，同时拍摄了大量民族志影像。1990年，芬兰学者彼得·赛德伯格(Peter Sandberg)选取其中的87幅照片，编成《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C.G.Mannerheimin Valokuvia Aasian-Matkalta 1906-1908)一书，(14)首次展示了马达汉西域考察影像文献，但未揭示全貌。马达汉拍摄的新疆影像，包括满人、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回民、锡伯人、柯尔克孜人等居民和当地官员肖像，喀什、英吉沙尔、莎车、和阗、巴楚、乌什、阿克苏、伊犁、迪化、古城、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城市建筑(城门、城墙、衙署、鼓楼、牌坊、院落)、街道景象，官府活动(迎宾、练兵、巡游)，经济生活(农田耕作、游牧生活、集市贸易、客栈、手工作坊、新式工厂)，交通运输(道路、马车、渡船、木桥、隘口、木札特达坂)，疾病与社会救济(甲状腺病人、教会医院、养济院)，宗教场所与仪式活动(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帕克霍加墓、喀什耿恭祠、莎车方神庙和关帝庙、乌什七姐妹麻扎、昭苏圣佑庙、惠远城万寿宫、绥定城金顺祠和关帝庙、迪化红山庙宇群与武庙及城隍行像仪式、吉木萨尔关帝庙、吐鲁番阿帕克霍加清真寺、巴里坤镇海庙和石人子庙等)，生命周期仪式与墓葬(喀什新城提标中营参将葬礼、喀什老城战殁者丛葬墓、托克逊战殁者丛葬墓)。(15)

1909-1910年，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Сe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带领的考察队进入新疆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随队摄影师杜金(Самуил Мартынович Дудин)在考古摄影之余，还拍摄了沿途各地众多具有民族志意义的影像资料。如塔城绥靖城的城门与城墙，绥来县(今玛纳斯县)居民驴拉磨、干打垒场景和县城东门(靖远楼)、城内街道、城隍庙大门等景观，迪化小地窝堡饭馆、红山、西大桥、西大桥三官庙、新南门以及城内街道和茶棚、西瓜摊、铜器店、玉器店、铸铁作坊、鞋匠、铁匠等商铺商贩，吐鲁番汉城城门、街道与城郊麻扎以及当地居民肖像和手工轧棉场景，吐峪沟麻扎村的麻扎、葡萄园、葡萄晾房、村内巷道与居民肖像，喀喇沙尔(今焉耆县)汉城城门、街道与回城街景。(16)俄国语言学家马洛夫(Сергей Ефимович Малов)先后于1909-1911年和1913-1915年率队进入新疆和甘肃开展语言学调查研究，同时亦拍摄了大量的民族志影像资料。其中包括哈密、吐鲁番、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罗布泊、米兰等地居民肖像，以及建筑类型、手工业生产(毛毡、草绳、苇筐、磨坊)和宗教信仰(麻扎、清真寺和萨满巫师)等内容。(17)

近代俄国人在我国新疆地区的探险考察与民族志调查及其影像，呈现出俄罗斯民族学研究的早期时代特征。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民族学研究受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影响较大，主要是在地理学的范畴内，以народ(人民、阶层)为核心的民族概念学术话语体系内开展科学研究，并以官方形式的科学考察为主，贯穿民族志、人类学与考古学“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去研究特定部落或民族的特点。(18)进入新疆考察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别夫佐夫、克雷科夫、马达汉、奥登堡等人，不仅具有官方背景，而且关于新疆的民族志调查与摄影亦是各自考察报告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沙俄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侵略和渗透的情报信息。同时，近代俄国人关于新疆的民族志调查与摄影，还反映出西方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的深刻影响。如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罗布泊地区开展民族志调查时，曾感叹：“罗布泊人一直用惊讶的目光不解地、出神地凝视着我，他们越是这样看着我，我对这些朋友们也就越产生一种浓厚的兴趣。在那遥远荒凉的沙漠边缘，在那鲜为人知的神秘湖畔，在那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中，我们置身于贫穷蒙昧的土著居民之间，每看到他们我就想起原始时代的人类生活”[1]。此外，马达汉对新疆、甘肃等地居民进行人类学和民族志调查时，则表示遵循了约翰·加森(John George Garson)和查尔斯·里德(Charles Hercules Read)合著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以及后者所著《民族志》(Ethnography)两部书中的指导原则。(19)《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系古典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参与编撰的一部田野调查手册，用于指导海外旅行者撰写民族志报告，为人类学者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信息。该书第一版于1874年由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出版，此后又委托医学博士加森和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负责人里德对该书做了增补和修订，于1892年再版，即马达汉所使用者。手册内容包括人类学的核心主题和一系列可用于观察、描述的问题列表，主要关注特定人群(部落、族群、民族)的人种学特征、社会组织和物质文化，其中包括摄影技术的运用与人类学影像的采集。(20)因而，近代俄国人拍摄的新疆影像具有突出的民族志意义和价值也便不难理解了。

二、近代英国人拍摄的新疆影像概述

19世纪中叶，占据南亚印度的英国，为了与沙俄在中亚展开竞争，多次派遣外交官、军人和学者进入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情报搜集、探险考察和考古发掘活动，代表性人物有福赛斯(Thomas Douglas Forsyth)、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马继业、亨利·迪西(Henry Hugh Peter Deasy)、珀西·塞克斯(Percy Moleworth Sykes)、贝利(Frederick Bailey)、斯克莱因(Clarmont Percival Skrine)、石立甫(George Sherriff)等。

1873-1874年，英印政府为建立与沙俄在中亚博弈的“缓冲区”，派遣以福赛斯为首的使团进入新疆，联络和扶持侵占新疆的阿古柏政权。福赛斯等人进行外交密谋的同时，使团成员民族志学者贝柳(Henry Walter Bellew)和摄影师查普曼(Edward Francis Chapman)、特洛特(Henry Trotter)，对阿古柏侵占时期的新疆南疆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民族志调查和摄影。其中包括阿古柏政权的官员、军官与士兵肖像，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扎与礼拜的人群，南疆莎车等地的维吾尔人、汉人、多兰人(21)和安集延人肖像，以及莎车街头的商贩(卖馕、面粉、煤油、绳子、肥皂、糖块、鼻烟、马具等)，手工匠人(木匠、铜匠、弹花匠、鞋匠、铁匠、缫丝工、纺纱工)和占卜师、德尔维什(职业乞丐)、鼓乐手、甲状腺病人等。(22)1898年，英国地理学家大卫·汗伯里(David Theophilus Hanbury)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赞助下，进入新疆开展探险考察活动。期间，汗伯里拍摄了新疆塔什库尔干、喀什、巴楚等地居民肖像，城市景观(喀什老城远眺、巴楚城墙与城门、蒲犁厅石头城)，道路交通(帕米尔高原的山路与山隘、巴楚附近的叶尔羌河渡口与渡船)，清真寺与麻扎(阿帕克霍加墓)，经济生活(喀什老城牛羊巴扎、柯尔克孜人游牧生活)，娱乐活动(塔吉克人的斗羊)等。(23)

英国学者斯坦因受英印政府派遣，先后四次进入新疆和甘肃敦煌盗掘文物与古文献。在考古发掘之余，斯坦因拍摄和记录了大量新疆民族志影像资料。如1900-1901年第一次探险期间拍摄的喀什、和阗、莎车、克里雅(今于田县)等地居民肖像、地方官员肖像与衙署景观，城门、城墙与城内街景，喀什、和阗等地的清真寺、麻扎与巴扎，以及喀什老城耿恭祠与新城刘锦棠祠等；(24)1906-1908年第二次探险期间拍摄的乌什、阿克苏、喀什等地的城门与城墙，哈密、吐鲁番、乌什与和阗居民肖像，和阗、阿克苏地方官员肖像，以及巴里坤城北关帝庙；(25)1930-1931年，第四次进入新疆考古发掘期间拍摄的瑞典行道会喀什传教站附近的水渠，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内景，古尔邦节身着节日盛装的维吾尔孩童，秦尼巴格院内(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所在地)的戏剧表演与观众，疏勒县知事潘祖焕及其衙署，英吉沙尔的城墙与街市，和阗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麻扎(26)及其中的管理者与修行者影像。(27)

1910年，《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旅行考察，拍摄了1300余幅沿途各地照片影像。(28)其中包括新疆地区具有民族志意义的影像。如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喀什等地居民肖像，城市景观和生产生活场景(哈密犁地的农民、喀什老城郊外的稻田)，清真寺与麻扎(星星峡盖斯墓、哈密回王墓、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帕克霍加墓)，庙宇建筑(星星峡关帝庙、星星峡西关帝庙、博格达东岳庙、迪化红山庙宇群和西大桥三官庙及万寿宫、西湖娘娘庙、绥定金顺祠、昭苏圣佑庙)与墓地(哈密二堡墓地、三堡白骨塔、喀什老城战殁者丛葬墓)，道路交通(台站、路标、马车、驼队、渡船)，商铺商贩以及清末新疆新政成果(新疆咨议局、伊犁新军)等。(29)

1915年，英军中校珀西·塞克斯与姐姐艾拉·塞克斯(Ella Constance Sykes)进入新疆及俄属中亚地区，进行穿越中亚的旅行。事后二人合撰《穿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一书，记述此次旅行。(30)同时，珀西·塞克斯拍摄了沿途各地的民族志影像。其中包括喀什、莎车、和阗、叶城、蒲犁等地居民与官员肖像，喀什老城的城墙、吐曼河、耿班祠等景观以及萨满巫师和治病麻扎，莎车当地的伯克与乐队及叶尔羌河渡船，和阗附近的鸽子塘麻扎以及城内的水塘和驻军欢迎仪式，柯尔克孜人的游牧生活(毡房、猎鹰、叼羊、舞蹈)。(31)1918年，为了解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英印政府派遣以军官贝利为首的使团前往喀什、塔什干等地搜集情报。(32)贝利等人在搜集情报的同时，拍摄了大量关于喀什的影像资料。其中包括喀什居民肖像，老城城门、城墙及城内街景，吐曼河及水渠和水塘，艾提尕尔清真寺与寺前巴扎、阿帕克霍加墓，交通运输工具(马车、驮水的毛驴)，城郊的牛羊巴扎，以及街头巷尾的按摩师、理发师、钉马掌者、捕鱼者、吸食鸦片者、乐师、舞者、乞丐等。(33)

1922-1924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斯克莱因在任职期间，拍摄了大量南疆地区的影像资料。在他撰写的《中国中亚》(Chinese Central Asia)一书中，使用部分照片作为插图。其中有喀什老城全景与吐曼河及耿恭祠景观，艾提尕尔清真寺与寺前巴扎，古尔邦节身着盛装的维吾尔孩童，莎车清真寺学校，叶城县衙前的戴枷人犯与街头说书艺人，柯尔克孜人与多兰人妇女肖像，巴楚县嬉戏的多兰儿童，和阗城楼与城墙，阿克苏老城的乞丐、瓜农墓地等。(34)此外，斯克莱因所摄影像资料还被其他有关民国喀什见闻的著作用作插图。十月革命后潜逃至喀什的俄国学者纳扎罗夫(Pavel Stepanovich Nazaroff)，著有一部记述喀什、克什米尔等地见闻的俄文手稿。在该手稿的英译本中，译者即将斯克莱因所拍摄的喀什影像资料，作为插图使用。其中有喀什老城远景、巴扎上的山羊杂技表演、英国领事馆外景、维吾尔乐师表演、身着节日服装的维吾尔妇女、汉人官员与贵妇、战殁者丛葬墓、路边的茶水摊、大伯克的宅院，柯尔克孜人的游牧生活，莎车城墙与城门等。(35)

1927年，英印政府军官石立甫受命担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副领事，后于1930年10月接任总领事，至次年9月辞职回国。爱好植物和探险的石立甫在驻留喀什期间，广泛游历了新疆南疆地区。(36)同时，石立甫拍摄了大量关于喀什及周边地区的民族志纪录片，分为3段柯达彩色胶片电影短片和12段16毫米黑白胶片反转冲洗电影短片，共计时长2小时54分钟。内容包括喀什当地居民及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牧民的民族志影像，官府活动(接待、宴请、回访、禁烟、军事训练)，手工业生产方式(纺织、轧棉花、弹棉花、水磨坊)，农业生产方式(施肥、犁地、耕种、收获)，游牧生活(毡房、洗涤晾晒羊毛、制作毛毡、挤奶)，交通运输(马匹驮运、驼队、毛驴、渡船、帕米尔山路、木札特达坂等)，巴扎商业街，娱乐生活(木卡姆演奏、舞蹈、摔跤、滑冰、叼羊、山羊杂技、社火与戏剧表演)以及节庆仪式(古尔邦节、春节、鄂英之母葬礼)等。(37)

综上，拍摄近代新疆影像的英国人，少有专业的民族志学者，而以业余性的官员居多，且多以考古和旅行摄影为主，并集中于新疆南疆地区。但这些业余性的英国外交官、军人、记者等，不乏人类学眼光，留下数量可观的新疆民族志影像资料，特别是石立甫拍摄的喀什影像纪录片，弥足珍贵。

三、近代西方其他国家官员、学者及传教士等拍摄的新疆影像概述

1893年，瑞典基督教行道会为在中亚开展传教活动，决定在新疆喀什建立传教点。次年，由拉尔斯·豪格伯格(Lars Erik Högberg)率领的首批传教士抵达喀什老城，并建立了传教站。此后，瑞典行道会的传教活动逐渐扩展至喀什周边地区。1894年建立了莎车传教点，1908年建立了喀什新城(疏勒)传教点，1912年又建立了英吉沙传教点。至1938年，由于新疆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瑞典行道会传教士结束在喀什的传教活动，返回国内。(38)在46年的时间里，瑞典行道会传教士拉尔斯·豪格伯格、荣通贵(John Törnquist)等，在传教布道之余，利用照相机、摄影机拍摄了大量新疆喀什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像资料。其中包括具有民族志意义的影像资料，如喀什地区居民肖像与生产生活方式(农业、渔业、纺织业、造纸业、巴扎商业街)，喀什、莎车等地的城墙、城门与衙署、住宅，街头巷尾的馕房、饭馆、磨刀匠、剃头匠、铁匠、木匠、泥瓦匠、乐师、占卜师、按摩师、乞丐、送葬队伍、赌场，节庆仪式(春节、古尔邦节、诺鲁孜节、圣诞节、迎春礼仪式、万寿宫举哀仪式、葬礼)，戏剧演出(戏院、戏台、演员)，道路交通与运输，清真寺和麻扎，庙宇建筑(明约洛小庙、观音阁、龙王庙、财神庙、刘锦棠祠、耿恭祠、方神庙)，墓葬(喀什老城战殁者丛葬墓等)。(39)此外，行道会传教士荣通贵还拍摄了多段具有民族志意义的20世纪30年代喀什纪录片，内容包括喀什的巴扎商业街(店铺、摊位、匠人、街头说书艺人和乞丐)，英国驻喀什领事馆院内的戏剧表演(《华容道》《宝象国》)，喀什交通运输方式(马车、驼队、毛驴)，疏勒县衙内景，艾提尕尔清真寺的晨礼，柯尔克孜人的游牧生活以及教会学校的毕业典礼和圣诞节足球比赛等。(40)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先后五次进入新疆开展探险考察活动，期间收集和记录了大量关于新疆的民族志影像资料。如1894-1895年间，首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的斯文·赫定，在喀什驻留期间，拍摄了喀什老城南门、北门、城墙及城内的巴扎、街道、店铺及工匠等影像。(41)1927-1935年间，斯文·赫定作为外方代表团长与中国学者徐炳昶、袁复礼等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对我国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展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综合科考。科考团外方成员李伯冷(Paul Lieberenz)、米伦威(Fritz Mühlenweg)、贝格曼(Folke Bergma)等拍摄了大量沿途影像资料，其中部分照片在斯文·赫定撰写的三卷本考察行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作为插图使用。如1927-1928年间的新疆哈密、吐鲁番及省城迪化的城市建筑(城门、城墙、屋宇)及城内街景(商铺、摊贩、闹市、普通居民)，以及1928-1933年间的博格达山柯尔克孜牧民春季转场、塔城哈萨克人村落、土尔扈特蒙古人的毡房喇嘛庙和维吾尔人的博戏场景等。(42)作为随团摄影师，李伯冷还拍摄制作了《1928年斯文·赫定穿越中国戈壁之旅》(Sven Hedin's 1928 Expedition through the Gobi Desert of China)纪录片，记录考察团一行于1927年至1928年间自内蒙古包头至新疆省城迪化的行程活动与沿途见闻，其中有新疆哈密、吐鲁番、迪化等地的珍贵影像。如翻越喀尔里克雪山(位于今哈密市伊吾县盐池镇南部)，哈密城门与城内街景及居民，哈密至吐鲁番道路交通状况，吐鲁番城内街景与居民、沿街乞讨的德尔维什，达坂城道路状况，迪化南城全景与城内街道、杨增新的招待宴会等影像。(43)1933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建设绥远至新疆的汽车运输公路，成立了以斯文·赫定为队长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对我国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交通状况进行了历时三年(1933-1935)的考察。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作为外方成员参与了此次考察，并拍摄了大量沿途照片资料。其中包括新疆哈密、吐鲁番、托克逊、喀喇沙尔、库尔勒、布古尔(今轮台县)等地的道路交通，城镇景观与居民生活，以及开都河、孔雀河等河流的船只运输状况。(44)与此同时，瑞典著名学者贡纳尔·雅琳(Gunnar Jarring)为撰写学位论文，于1929-1930年间来到新疆南疆地区搜集察合台语文资料，期间拍摄了众多喀什、和阗的影像资料。如喀什、和阗及周边城镇的城市建筑和手工业生产，街头巷尾的匠人与小商小贩，麻扎和墓地以及戏院内的演出场景等。(45)

1906-1909年，法国学者伯希(Paul Pelliot)和率领中亚探险队进入新疆和甘肃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在考古之余，伯希和还注意考察和记录新疆民族志资料。(46)随队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在考古摄影之余，拍摄了大量新疆地区的民族志影像。其中包括喀什、图木舒克、巴楚、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吐鲁番、哈密等地官员与居民肖像、城市建筑、官府活动、道路交通、清真寺和麻扎，以及庙宇(星星峡关帝庙)、节庆与仪式(诺鲁孜节、迎春礼、葬礼、新军操演)，巴扎商业街与商贩和匠人杂役等。(47)1931-1932年，法国雪铁龙公司组织汽车考察队穿越亚洲，取道传统的丝绸之路，自贝鲁特出发，经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进入中国新疆，又经甘肃、宁夏、内蒙古抵达北京，期间拍摄了大量沿途影像资料。其中包括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等地的城市建筑、居民肖像、街道与市场、道路交通等。(48)

1902-1914年，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等率队在新疆吐鲁番、焉耆等地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时，拍摄了大量当地影像资料。其中包括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喀喇沙尔、库车、喀什等地官员与居民肖像、城市建筑、街道景象、交通运输工具、清真寺与麻扎、庙宇(喀喇沙尔龙王庙、乌鲁木齐左公祠、文昌宫与南关财神楼)和墓地等内容。(49)此外，德国地理学家戈特弗里德·默茨巴赫(Gottfried Merzbacher)先后于1902-1903年和1907-1908年，两度进入新疆考察天山冰川。在探险之余，默茨巴赫还拍摄了大量关于喀什、阿克苏、库车、拜城、乌什、伊犁、乌鲁木齐等地的民族志影像资料。其中包括各地官员与居民肖像，城市建筑(城门、城墙、衙署、住宅、牌楼、戏台)与街道景观(商铺、摊位、巴扎、匠人杂役)，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固勒札陕西大寺)，麻扎和庙宇(喀什耿恭祠、察布查尔靖远寺、昭苏圣佑庙、歪思汗麻扎、绥定县福寿山道观、绥来县城隍庙、博格达山东岳庙、乌鲁木齐鲁班庙乾元宫老君庙和文昌宫以及南关财神楼)。(50)1927-1928年，德国地理学家艾米尔·特林克勒(Emil Trinkler)带队进入新疆南疆地区进行考察活动，并拍摄了沿途的民族志影像。其中包括喀什、莎车、和阗等地居民与官员肖像，喀什新城(疏勒)城门、城墙、衙署、住宅、街道景象，道路交通与运输工具(马车、骆驼)，清真寺与麻扎及庙宇(疏勒观音阁)等。(51)探险队成员德·特拉(Helmut De Terra)随队考察期间，亦拍摄了大量民族志影像。其中包括叶城、喀什、莎车、皮山等地官员与居民肖像，城市建筑(城门、城墙、衙署)，街道与巴扎景观，农民生产劳动场景(犁地、挖渠)，道路交通运输状况(马车、驼队、渡船)，庙宇与戏台(叶城方神庙、皮山戏台)，街头巷尾的摊贩与工匠艺人(弹花匠、盲人乐手、社火表演队)。(52)

1902-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在斯坦因等人影响下，先后三次组织探险队进入新疆盗掘文物和壁画，探险队成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等人在考古发掘之余，先后拍摄了大量关于新疆喀什、莎车、和阗、阿克苏、库车、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影像资料。(53)此外，日俄战争获胜后的日本，为进一步与英俄两国展开竞争，将目光移向中国西部，派遣日军少佐日野强率队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地区，刺探搜集情报。日野强一行于1906年9月抵达北京，经河南、陕西、甘肃等地，于次年1月进入新疆，经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至伊犁，又从伊犁翻越天山抵达喀喇沙尔，游历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等地后，于当年10月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英属印度。在此期间，日野强不仅注意搜集和记录新疆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信息，还拍摄了大量沿途影像资料，其中包括维吾尔人、柯尔克孜人(布鲁特千户一家)、哈萨克人(那喇特草原上的哈萨克牧民)、蒙古人(乌苏土尔扈特郡王一家及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土尔扈特汗营帐)、汉人(阿克苏地方官员)、满人(伊犁将军府花园内的副都统广福与随从及伊犁养正学堂内的师生)等居民肖像，以及商业街市、生活用具、宗教场所(麻扎、敖包)等。(54)

1905-1918年，美国植物学家弗兰克·迈耶(Frank Nicholas Meyer)受美国农业部派遣，先后四次进入中国考察并采集植物样本。1909-1911年，弗兰克·迈耶进入新疆喀什、阿克苏、伊犁、塔城等地探险考察，拍摄了大量植物及沿途各地影像。其中有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前的巴扎与客栈里的人群，阿克苏城及城外的墓地，木札特山口台站与木札特达坂，塔城城门城墙与居民用作燃料的粪块等。(55)1926-1927年间，美国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偕同新婚妻子开启了一场新疆探险之旅，沿途注意考察和记录新疆各地的民族志信息，并拍摄了大量关于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塔城、玛纳斯、伊犁、阿克苏、喀什、莎车等地的影像资料，其中关于伊犁、塔城等地的哈萨克人、回民、蒙古人、汉人，以及叶城附近的柯尔克孜人的生活影像记录，具有典型的民族志意义。(56)

20世纪20-30年代，荷兰外交官、地理学家菲利普·维瑟(Philips Christiaan Visser)与其夫人珍妮·维瑟-胡佛特(Jenny Visser-Hooft)先后四次率队深入喀喇昆仑山进行探险考察，在登山探险之余，拍摄了大量反映新疆南疆社会状况的历史影像。如1929-1930年，维瑟夫妇第三次率队来到喀喇昆仑山进行冰川考察，沿途拍摄了大量关于叶城、莎车、喀什、皮山、和阗等地的民族志影像。其中包括当地居民与官员肖像、城市建筑、道路交通、街道景象、清真寺和麻扎，以及街头巷尾的商铺商贩(馕房、肉铺、饭馆、陶器店、小吃摊、卖煤油者)与工匠艺人(弹花匠、乐师、社火演员)。(57)

四、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直观而具体的影像文献，是史学研究和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从时间跨度来看，涵盖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即晚清至民国时期；就地域范围而言，覆盖了东至哈密、西至伊犁、南至喀什和田、北至塔城的新疆全域；从内容上来看，包含了近代新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交通、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因此，这些影像资料，对近现代新疆历史研究和新疆民族志影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为近现代新疆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图像史料以丰富、直观、形象、立体的独有特性，为史学研究特别是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文字史料所不具备的史料价值。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言：“即使到了档案非常丰富的19世纪，图像捕捉到的物质文化的各个侧面仍然是其他方法很难还原的”[2]119，尤其在技术史研究领域，图像史料以其丰富性“能迅速而清楚地从细节方面交代复杂的过程”[2]109。如新疆各地城市原有的城门、城墙、衙署、鼓楼、牌坊等建筑，大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不见。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城市影像，则弥补了这一遗憾。同时，近代外国探险家所摄新疆各地街头巷尾的商铺商贩、工匠杂役与艺人影像，则为近代新疆经济与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微观景象。另外，近代外国探险家所摄新疆宗教建筑及活动，为研究近代新疆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图像史料。而这些宗教建筑与活动，或已不复存在，或已非原貌。如乌鲁木齐城隍行像仪式、阿帕克霍加墓悬挂的众多汉文匾额、宁远城塔兰奇清真寺(今伊宁市解放南路清真寺)的中式风格建筑、喀什老城的耿恭祠、喀什新城(疏勒)的刘锦棠祠与观音阁、绥定县(今霍城县)金顺祠、乌鲁木齐左公祠以及多地存在的万寿宫、关帝庙、龙王庙、方神庙、城隍庙等。

其次，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为研究和梳理中国边疆特别是新疆民族志影像史提供了重要文本。尽管作为人类学重要分支学科的影视人类学在上世纪70年代才正式形成，但自照相机与摄影机被发明后，即已成为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工作中重要的研究工具和手段，用以记录和呈现不同人类种群及其文化。随着摄影技术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分析中的普遍运用，逐渐形成了以影像为主要素材的民族志文本，即影像民族志。美国影视人类学家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曾指出，摄影的民族志用途在于：“1.为人们的部落、身份、亲属关系及社会关系提供图例；2.作为政治、族群和部落边界的典型景象；3.记录工艺与仪式；4.识别历史事件中的人们”[3]。近代以各种名义进入新疆的外国官员、军人、学者、传教士等，大多具有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知识背景，甚至不乏专门进行新疆民族调查与研究者，如俄国人尼古拉·克雷科夫拍摄的《七河州和固勒札地区的景观与族类》、柳特什拍摄的《新疆各民族》以及科兹洛夫斯基拍摄的《中亚民族类型》等影集，这些影像多以新疆各民族的人种学体质特征、物质文化、仪式庆典等为主要内容，反映了西方人类学摄影的早期特征。因而，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对研究和梳理新疆民族志影像史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和文本价值。但在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中，学界将目光主要集中于云贵川等西南省区，较少关注和讨论西北地区，而“这些记录下众多极具时代价值的文化场景与历史事件的影像，并未得以细致的梳理与学术表述”[4]。对于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而言，更是缺乏关注。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包含了各地官员和居民民族志肖像，物质文化(饮食、服饰、住宅、交通、生产生活工具)，精神文化(宗教信仰、仪式与节庆、音乐舞蹈、日常娱乐)，生命周期仪式(割礼、婚礼、葬礼、墓地)以及社会生活(政治、贸易、军事)等经典民族志内容，特别是瑞典传教士荣通贵与英国外交官石立甫拍摄的喀什影像纪录片，以及李伯冷拍摄制作的《1928年斯文赫定穿越中国戈壁之旅》，为我们研究和梳理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新疆民族志影像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最后，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对当代新疆文博场馆的主题展览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较为全面具体地反映了近代新疆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为新疆文博场馆举办主题展览提供了丰富的影像素材。同时，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为研究和认识近代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提供了形象而又生动的图像资料。如左宗棠督率湘军收复新疆后，为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牺牲或遇难的各族将士和民众，在新疆修建了众多的昭忠祠、忠义祠、功臣专祠和丛葬墓，反映了晚清新疆各族军民为共御外侮而团结奋战的英勇壮举，但这些祠宇建筑和墓葬多已消失不见。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则为我们保留了这些祠宇、墓葬的珍贵资料，如哈密三堡白骨塔、托克逊战殁者丛葬墓、喀什老城战殁者丛葬墓等。马达汉在其考察日记中曾记称，由三座巨冢组成的喀什老城战殁者丛葬墓“埋葬着在最后一战(即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之战——引者注)中倒下的汉人和维吾尔人”[5]。除巨冢、白骨塔外，在马达汉、莫理循、荣通贵等人关于战殁者丛葬墓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墓地还存在着不同葬俗和形制的汉人和维吾尔人墓葬。清军收复新疆后，特别是在新疆建省后，新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每逢春节、庙会等节庆活动，新疆各族民众同庆共乐，尤其是在南疆地区，不仅有大量维吾尔人观看欣赏，还有为数不少的维吾尔人参与其中，如戏剧演出、社火表演等，这种现象在近代西方人所摄关于新疆的节庆仪式影像和文字记录中多有呈现，反映出新疆各族居民在节庆文化方面深度交融的景象。由掷骰子、打马吊牌、推牌九等为主要形式的博戏，是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较为流行的民间娱乐活动，而在荣通贵、马达汉、莫理循、李伯冷等人所摄新疆影像中，亦可看到南至喀什和阗、北至伊犁塔城等地，或汉人或维吾尔人或共同参与博戏的场景，反映了新疆各族居民在日常娱乐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此外，在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中，还可看到晚清民国时期新疆各族居民在建筑风格、服饰风尚等方面深度交融的现象，如宁远城塔兰奇清真寺中轴对称式建筑布局及飞檐翘角的建筑风格、喀什阿帕克霍加墓门额悬挂的众多汉文匾额、和阗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麻扎入口处悬挂的汉式旌旗和英吉沙尔克孜勒乡清真寺墙壁上的汉式旌旗绘画等，以及在新疆蒙古人、维吾尔人等民族的精英阶层男性中，长袍马褂是较为普遍的穿着(如吐鲁番郡王叶明和卓以及喀什、莎车、和阗等地的伯克和学堂里的维吾尔学童)；女性亦以旗装为时尚。

总之，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近代西方人所摄新疆影像资料，对近现代新疆历史研究、新疆民族志影像史研究以及当代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研究薄弱的新疆民族志影像史和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亟待深入挖掘和研究。

注释：

①参见马达汉(C.G.Mannerheim)《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王家骥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莫理循(G.E.Morrison)《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窦坤、海伦编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娜仁高娃、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瑞典德国藏清末民初新疆的影像文献》，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王新春、曾庆盈、魏浩康《斯德哥尔摩藏斯文·赫定档案图集》，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24年。

②参见李潇雨《国家视野之间的“新疆旧影”》，《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4期，第145-160页；朱靖江《边疆的重现——早期中国西北影像文献研究(1870-1949)》，《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06-114页；王海飞《西北民族志影像史略——兼述影视人类学在西北的发展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15-125页。

③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官网《Russian Scientific-Commercial Expedition to China,1874-1875》，网址：https://gffgg6506fdf2d4b0471bsc0nfkwvnfvbf6w6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tem/2021669044/.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1日。

④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俄罗斯中国科学贸易考察团影集”照片编号：5、6、14、37、42、43、61、71-76、87。

⑤参见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别夫佐夫《别夫佐夫探险记》，佟玉泉、佟松柏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4-5页。

⑥参见鄂木斯克州地方志博物馆藏影像档案编号：ИК № 5907/1-39。

⑦参见普尔热瓦尔斯基《走向罗布泊》，黄建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138、159-161、168、173、184、186、196-211、262-265、283-289页。

⑧参见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别夫佐夫《别夫佐夫探险记》，佟玉泉、佟松柏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30、41、69、79-117、131-132、239-240、246-247页。

⑨坎巨提，即乾竺特，位于帕米尔高原西南部，为清朝中亚藩属部之一，后被英印殖民政府吞并。

⑩安集延人，系新疆乌孜别克族在清代的旧称。

(11)巴达克山，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部，为清朝中亚藩属部之一，居民分布于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和塔吉克斯坦东部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

(12)参见俄罗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藏影像档案编号：MAЭ № 511/67-68、MAЭ № 512/1-111。

(13)参见俄罗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藏影像档案编号：MAЭ № 255/46-108、MAЭ И 2205/44-85。

(14)参见马达汉(C.G.Mannerheim)《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王家骥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5)参见芬兰文化遗产局民族志藏品图片编号：VKK269:125-780。

(16)参见俄罗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藏影像档案编号：MAЭ № 2114/38-39、65-75、77-107、120-128、227-234、254-258、278-283、401-404、411-413。

(17)参见俄罗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藏影像档案编号：MAЭ № 2895/22-376。

(18)参见孟根仓《俄罗斯民族概念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研究》，《世界民族》，2020年第4期，第57-58页。

(19)参见马达汉《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阿拉腾奥其尔、王家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21、167页。

(20)参见John George Garson,Charles Hercules Read.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A guide to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others,london:The AnthropologicalInstitute,1892:vii-x.

(21)多兰人，又称刀郎人，系清代至民国初期对活动于巴楚至阿克苏之间塔里木河、叶尔羌河沿岸的维吾尔人的称呼，散布于今莎车、巴楚、麦盖提、阿瓦提等县境内。

(22)参见Thomas Douglas Forsyth.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Calcutta:The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1875:List of Negatives(No.1-102).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影像档案编号：Photo 315/1(1-110)。

(23)参见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人类学档案馆藏影像档案编号：NAA INV.04527500-04527700、04528300、04528500、04529400、04529700、04529900-04532700、04533000、04533800-04534700、04535200-04535600。

(24)参见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与信息中心馆藏影像档案编号：CatStein_LHAS_3_6_007R-3_6_035R、CatStein_LHAS_5_1_059R-5_1068R、CatStein_LHASS_7_1069R-7_2_122R。

(25)参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影像档案编号：Photo 392/28(76、79、608、662-665、679、840)。

(26)贾法尔·萨迪格，系阿里的玄孙，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第六代伊玛目。一生从未到过新疆地区，但被讹传战殁于和阗，并伪托其名建造了大麻扎(位于今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

(27)参见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与信息中心馆藏影像档案编号：Photo-15/006R、Photo-15/162R-165R、Photo-42-1/095R-106R、Photo-42-1/110R、Photo-42-1/138R、Photo-42-1/190R-198R。

(28)参见莫理循(G.E.Morrison)《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窦坤、海伦编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9)参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藏莫理循相册编号：PXA 202/vol.2/76-200、PXA 205/231-455、PXA 206/171-230。

(30)参见Ella Sykes,Percy Sykes.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0:v-ix.

(31)参见杜克大学图书馆藏数字影像档案编号：RL.11685。

(32)参见许建英《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对苏俄的情报活动——以1917-1922年为中心》，《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第21-28页。

(33)参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影像档案编号：Neg 1083/44(125-256)。

(34)参见C.P.Skrine.Chinese Central Asia.London:Methuen,1926,pp.54、64、72、80、124、184、204、236.

(35)参见P.S.Nazaroff.Moved On! From Kashgar To Kashmir,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5,pp.l、16、20、24、32、40、72、144、152.

(36)参见麦伯雷《乔治·舍里夫传》，王冀青译，《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第104-105页；《英国驻喀什领事为请准斯坦因赴沙漠考古事致省政府的电》(1930年10月15日)，参见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37)参见英国电影学会国家档案馆藏电影藏品编号：(Sherriff Film Collection)Series Work-791215，分段影像编号：BFI identifier 7694-7695、7697-7706、367208-367210。

(38)参见贡纳尔·雅琳《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0-201、212-213页。

(39)参见贡纳尔·雅琳《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220页；瑞典民族学博物馆馆藏图片编号：0036.0001-0018、0616.001-0013、0937.0001-0600、0964.a0233-2803、0964.b0001-1343。

(40)参见隆德大学图书馆藏本特·E·安德森档案编号：2:0214:Bengt E.Anderssons arkiv,17。

(41)参见瑞典民族学博物馆馆藏图片编号：1024.1.a/0014-0018、1024.1.b/0070-0085、1024.1.b/0115-0121。

(42)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1927-1935.part I,Stockholm:Elanders Boktryckeri Akyiebolag Göteborg,1943:plate39-52; part II,plate 1-9.

(43)参见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藏瑞典传教团专题(Swedish Mission Project)在线数字资源，网址：https://gffgg5a0750a4061847f6sc0nfkwvnfvbf6w6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etails/swedish-mission-project.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0日。

(44)参见瑞典民族学博物馆馆藏图片编号：1034.0026-1299、1034.A128-178、1034.B971-1012。

(45)参见隆德大学图书馆藏贡纳尔·雅琳档案编号：Gunnar Jarrings arkiv,Vol.566。

(46)参见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耿昇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36页。

(47)参见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中亚探险队影集，图片编号：AP7333-7443、7590-7603、7623、7660-7697、7783、7786、7788-7807、7814-7823、8280-8304、8320-8352、8374-8441,AP12571(1-28)。

(48)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地理学会部藏档案编号：SG WD-354。

(49)参见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照片档案编号：Ident.Nr.:B955-956、1015-1049、1071-1076、1103-1113、1226-1235、1293、1321-1333、1355-1588、1595、1600、1632、1651、1696-1698、1720、1740-1746、1760、1790-1793、1810-1813、1827-1830、1895、3040-3055。

(50)参见德意志图片库藏默茨巴赫天山探险(TianShan-Expeditionen Merzbacher1902-1908)数字影像，图片编号：df-a-0034600-753、df-a-0034817-822、df-a-0034828-830、df-a-0034939-940、df-a-0035003-009、df-a-0035020-026、df-a-0035048-056、df-a-0035075、df-a-0035084-085、df-a-0035150-152、df-a-0035186-187、df-a-0035198-199、df-a-0035209-212、df-a-0035244-246、df-a-0035264、df-a-0035271-272、df-a-0035344-5347、df-a-0035351-5360、df-a-0035491-497、df-a-0035503-504、df-a-0035515-532、df-a-0035542-549、df-a-0035566-569、df-a-0035608-612、df-a-0035616-622、df-a-0035627-629、df-a-0035645、df-a-0035650-651、df-a-0035664-673、df-a-0035701-709、df-a-0035743-747、df-a-0035750-755、df-a-0035774-791、dfa-0035804-805、df-a-0035819-820、df-a-0035827-830、df-a-0035901-904、df-a-0035934-935、df-a-0035973-983。网址：https://gffgg14b1b6f871274d28sc0nfkwvnfvbf6w6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allery/freitext/Tian+Shan-Expeditionen.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2日。

(51)参见德意志图片库藏特林克勒中亚探险(Trinkler,Emil:Zentralasien-Expedition 1927/1928)数字影像，图片编号：df-a-0051645、df-a-0051654-655、df-a-0051667-668、df-a-0051671-672、df-a-0051697、df-a-0051735、df-a-0051781-785、df-a-0051796-802、df-a-0051833、df-a-0051854-859。网址：https://gffgg14b1b6f871274d28sc0nfkwvnfvbf6w6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allery/freitext/Trinkler+Emil.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2日。

(52)参见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藏数字影像档案编号：de000160-000213、de000254-000276。

(53)参见大谷光瑞等《丝路探险记》，章莹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45、62、68、72、140、205、207、227、303页。

(54)参见日野强《伊犁纪行》，东京：博文馆印刷所，1909年，上卷，第224、232、280页；下卷，第108、116页。

(55)参见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影像档案编号：photograph 5679、5680、5690-5697、5699、5705-5710、5731-5732。

(56)参见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馆藏数字影像编号：2010.5.34990—2010.5.36460。

(57)参见荷兰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Collectie 558 Ph.C.Visser:Fotoalbum Visser:Derde Karakorumexpeditie,1929-19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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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CHEUNG S C H.Change of Ainu images in Japan A reflexive study of pre-war and post-war photo-images of Ainu[J].Visual Anthropology,1996:4.

[4]朱靖江.边疆的重现——早期中国西北影像文献研究(1870-1949)[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06.

[5]MANNERHEIM C G.Across Asia: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M].Oosterhout N.B.:Anthropological Publications,196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