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实践中，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将之写入党章，提出了党要用执政的力量组织人民、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为民造福，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政策，推动了包括整风运动在内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系统地发展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学说，培育形成了“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延安时期形成的政绩观，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 政绩观 为人民服务
【作者简介】杨俊，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民族中领导如此伟大的社会革命，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党的干部。党的干部要发挥党的事业骨干和人民公仆的重要作用，就要创造政绩。“什么叫政绩？顾名思义，就是为政之绩，即为政的成绩、功绩、实绩。”而党的干部要创造政绩，就“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出真正的政绩即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党的一切奋斗，从根本上说，是继往开来的历史接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事业放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观察、思考，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历史实践以及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作出的相关重大论断和重要论述举要如下：一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二是“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三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边区政府”，“毛泽东同志为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四是“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五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六是“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七是“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八是“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根源上说都是思想上的问题。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性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由是观之，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实践，开展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和增强党性等实践活动，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延安作风”，以及重视思想教育、党性锻炼和整顿作风等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内含对“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等政绩观根本问题的整体思考和系统回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遵循，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回答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基本问题
政绩观是从政者对政绩的根本看法和总体态度，首要问题是行政者手中的权力是谁赋予的、权力为谁而用等根本性政治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观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为政实践中的集中体现，“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庄严宣告：“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论断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事业和工作统一于“为人民”的根本价值之下，构成了党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践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理念，自觉地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执政理念，努力使“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从而初步形成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做“人民代理人”等共产党人的基本执政理念。
（一）为人民执政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在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强调自己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强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也不追求特殊的利益。在延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党的这一性质宗旨决定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实现和维护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键就在于掌握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体，“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换言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在延安，毛泽东经常用“领导工具”这个生动比喻来说明党、人民和政权的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从实践中选择出来的“领导工具”，具体地说，就是在没有执政的情况下，领导人民为争取政权而斗争，在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则为人民执政；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信仰信念、初心使命决定了其“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由此，毛泽东提出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共产党政策的根本依据，他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正是由于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绩观，坚持权为民所用，党才得到了边区百姓的真情拥护。
（二）靠人民执政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使命。第一，正如刘少奇所说的，“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第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对当时最为迫切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只有依靠人民战争，才能完成。“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第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认识的源泉，只有在实行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经验和智慧后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是科学的和正确的。第四，群众蕴含着无穷力量，“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第五，就政府工作而言，正如毛泽东强调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关于人民监督，1940年6月，谢觉哉有一个生动的说明：“有广大人民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工作人员，人可以幸逃法网，但不能逃出人民的视线。坏事就不易发生。”
（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权利的主体，与此同时，“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融入自己的神圣使命中。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实践如下。一是提出新民主主义时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方略，即建立“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二是设计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型民主政权的基本内容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三是实践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构想，致力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努力做全国政治民主化的榜样。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民主选举，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例如，根据地的党组织考虑到有些选民不识字，为保证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便采用“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当时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参政权、财产权、自由权都非常重视，各地颁布的相关施政纲领和条例都对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正如1945年6月董必武在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的一次演讲中阐明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四）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里，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代理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特别是不能沾染无视民间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延安，毛泽东鲜明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当时，对这个道理，边区政府的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并不全是清楚的，有少数人还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以“官老爷”自居，甚至出现了以权谋私现象。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为此，抗日根据地政权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行为的法规和制度。
经过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高度概括，成为衡量和判断中国共产党人职业行为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被共产党人作为工作的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广泛使用。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后来回忆说，她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大量谈话中，“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要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它们的含义似乎比口号要深远得多，似乎是表达了一种最根本的爱和最终的信念”。
三、利用执政的力量为民造福
政绩观反映的是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是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创造政绩、追求事业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要求边区政府必须利用执政的力量改善民生、为民造福，实现群众的利益。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和善于从人民群众的议论和呼声中发现问题、了解问题，从根据地人民的现实生计出发制定出最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路线与政策，将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进人民福祉与争取、动员群众相结合，把劳动力最有效地组织起来，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充分体现了党的人民底色与为民情怀，构建起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一切实践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推进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对革命根据地群众，“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就要求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政府相应地制定和实施各项实际政策。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在边区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边区民主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始终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的日常行动上。在战事频仍和财政紧张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组织人民开展了一系列为人民谋实实在在利益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开垦荒地、推广植棉、兴修农田水利、发放农业贷款、建立消费合作社、发展以盐运为中心的农村运输业、实施社会救助、建设以人民性为主体的大众文化、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花大气力解决边区人民“交通道路”的问题等。
（二）想方设法减轻人民负担
在延安时期，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有的干部提出通过向人民“要救国公粮”等增税办法来应对，有的干部则只是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为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平衡军队物资需求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需要负担一定的赋税，“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维护人民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毛泽东要求县区党政工作人员“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 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对“给”和“要”关系的如此定位，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想方设法减轻人民负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发放农贷、支援牲畜、代制农具等措施，帮 助群众发展生产；等等。各根据地还派出小股部队，打击匪患，保障军民生产。在农忙时节，各部队更是大力支援农民抢收抢种。
（三）组织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改善供给
如何把蕴藏在亿万民众之中的“力”发挥出来呢？“组织起来”和大生产运动是毛泽东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两大基本举措。一是毛泽东号召把群众力量最有效地组织起来，艰苦奋斗，埋头苦干。这就是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的：“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组织起来”很好地诠释了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革命理念。二是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使广大党政机关、军民、领导干部都投入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中去，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辈出。大生产运动有效减轻了人民负担，使民力得到了休养，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更加信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四）党的干部必须充分发挥在组织生产中的模范作用
正是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向党员干部呼吁：“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组织起来”的前提是要有组织者。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大生产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毛泽东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强调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都率先垂范，研究生产、参加生产，通过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进一步处理好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摒弃组织生产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生产和发展都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保障群众的各项权利，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坚持将人民群众作为经济建设的核心力量，在群众性生产运动中激发人民群众的奋斗热情。由此，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和群众打成一片，培育了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构建起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种根植于人民的执政理念与工作方法，深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
四、以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政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通过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来谋取、发展和实现。在延安时期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将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关系革命全局的战略高度，结合革命实践的客观形势与具体所需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方针，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开展经济建设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强调要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一）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人民性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鲜明地提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办经济”的重要性，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如何“办经济”呢？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立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原则。对此，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建设与争取群众和人民福祉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人民群众的议论和呼声中发现问题、了解问题，这些思想与举措，为后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重要认识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提出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
在延安时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与经济封锁下，“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起来”等重大原则，充分调动各阶级、各群体的积极因素，举要如下。一是“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必须保证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胜利完成，与此同时还必须十分注意经济建设工作，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供给和尽可能地改善军民生活。二是革命根据地的军政机关必须贯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但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并不能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解决财政困难不能单纯地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只有通过切实有效地发展经济和发展生产才能解决。三是要发展经济，平衡边区经济出入口，既要努力发展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也要尽力发展私营经济。四是大力增加农业生产，同时也要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工业建设,为了物资交流还要开展根据地内外的贸易商业活动。五是在封锁与包围之下，革命根据地必须以自身力量为根本立足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这一战略的集中体现。但是，自力更生并非封闭保守，而是在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的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六是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由于人力物力的分散性与战争环境的残酷性，在总的目标和方针上必须集中统一，但在具体的经营和生产上，则允许各地根据自身面临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这些原则是基于党对边区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认识而提出的，有利于解放和激发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边区渡过了经济困难。
（三）依靠政策的正确性
在延安，通过总结党的历史，毛泽东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符合边区经济发展实际和发展规律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例如，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实行没收汉奸财产政策，鼓励私人投资，保护并适当发展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合作社，正确处理公私、军民的关系；部队既要抗击敌人，保障“群众的生产”，又要在战斗和训练间隙提供“劳力”，“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等等。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动员了根据地内部的资源和劳动力，调动了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共产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丰富和发展具体的配套政策。
在延安时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与经济封锁下，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根本指引，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掌握真实情况，作出科学判断，实现了人民性与实事求是具体的、历史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以人民性为主线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体系，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历史镜鉴。
五、以坚定的党性为党和人民创造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的先进性的自觉意识，是对党的性质宗旨、信仰信念、纲领目标、组织原则、行为作风等本质属性的真正认同与自觉遵循。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我们党是全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我们党是处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已由小党成为大党；我们党的历史教训；统一战线中某些严重的事件。这许多情形使得我们党不得不在全党面前，把党性问题单独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基本论述，并使之同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学说，其原则性内容如下。
其一，指明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作为党的出发点。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对此，刘少奇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
其二，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以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党和人民利益服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牺牲精神，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为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的。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有一个深刻的总结：“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都是为着领导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
其三，把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看作党性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环境中领导伟大而艰巨的革命事业，这就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准。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其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就在“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增加了“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要求，从而形成了更为完整的“四个服从”。
其四，把主观主义看作党性不纯的表现，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与之相反，“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只有通过对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做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形成正确认识，因此必须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此，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服主观主义、加强党性和端正作风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在延安时期，关于党性的理论和实践大发展，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干事创业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其内在根据如下。一是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是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上创造业绩。二是理想信念是党性修养的重要方面，只有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找到自己从政履职的行为准星。三是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共产党人“建功立业”要立足现实、尊重规律、反对主观主义。四是对党忠诚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五是作风问题在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必须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解决实际问题，办实实在在的事，以实干出政绩。
六、以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我们党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要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规范运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必须切实做到党和国家事业拓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覆盖到哪里。”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原则和宝贵经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及工农在政府中的优势与领导地位，不能依靠任何法律或强力去实现，而只能依靠真理，依靠政策的正确性，党员模范的工作，及人民对于它的拥护等来实现”。党的先进性要靠党的建设来保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建党原则。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且称这一工作为“伟大的工程”，系统提出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要求，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要求。在延安时期，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要实践如下。
（一）制定正确的干部路线和科学的政绩衡量标准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深刻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用好干部，关键在于如何识别干部、考察干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为此，党制定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着重强调“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等组织原则，为党的干部创造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工作业绩提供了组织保障。一是“德才兼备”。“德”就是政治坚定、党性强，“才”就是“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二者应当“兼备”。二是“五湖四海”。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在干部选拔中打破地域、部门、行业、身份等界限。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制作《边区干部考绩书》，形成以实绩为依据、以群众拥护为标准的干部考核导向。
（二）强化干部教育，解决干部“本领恐慌”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主义的结合”，通过思想理论教育增强党员的理想信念、组织纪律观念，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道德修养水准、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成为党的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来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了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阶级教育、策略教育和党性教育。1942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加强党的干部教育对加强组织纪律性、自觉改造错误思想倾向、统一思想认识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更加统一、更加巩固。
（三）创造性地采取了整风这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整风”这种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形式。毛泽东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上下结合对整风文件的学习，深刻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党内集中教育的优良传统，就是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全党工作大局，针对一个时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特定主题的集中性教育，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全党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
（四）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而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强调，“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创造性地提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指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风建设，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促进正确政绩观的贯彻。
七、结语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举要如下。一是确立了党替人民争取政权、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权力观，要求党员干部将站稳人民立场作为政绩观的根本价值取向，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二是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执政的根本目的，始终心系民生、情系百姓，用执政的力量组织人民、改善民生、为民造福，尽可能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三是党只有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策，把边区治理好，保证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政策下，创造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丰功伟绩。四是将党性问题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党性学说，通过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五是提出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加强管党治党，培育形成了“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
从根本上说，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尺度，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是党的性质对其政绩价值取向的根本规定。党的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定了评价政绩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党的历史使命决定政绩评价的历史尺度。中国共产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决定了政绩评价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经得起历史的长远检验，必须兼顾当期绩效与长远效益。人民群众的拥护是政绩评判的重要标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他们的广泛认同。中国的广大民众正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行动和力量中，特别是从国共两个政党的对比中，确认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便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这为推进党的事业赢得了广泛而可靠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强大而不竭的动力源泉。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7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专栏文章，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