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六朝文艺批评中的“遒”，不能一概解释为“劲健”。“遒”概念在文艺批评中的流行，是受到当时士族品评人物的影响。士族以“遒”品评人物，乃其本义“急迫”的引申，但这种引申因为门阀士族的好尚趣味，其重点不在生命力强度的刚健雄劲，而在其精神向度的高蹈远扬。这种用法进入到文学批评，“遒”在“劲健”义之外，又有“卓拔”义，后者应用尤为广泛，因其最能代表魏晋名士风度，故又引申出“美好”之义。三义可单独使用，有时不能兼容，但因其都根于“急迫”之本义，表征艺术家生命力在作品中的流动贯通，故又经常纠缠结合在一起使用。除此之外，由“遒”本有的“终”义又引申出一种特别的用法，即表示作家风格之大成，不与前三义相混。六朝以后名士风流渐次沦歇，“遒”之四义在隋唐虽然还有沿用，但最终只有“劲健”义保留下来，如以此一义反观六朝文艺批评，则扞格难通处自不在少。理清六朝时期“遒”的这四种含义，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文艺批评中“遒”的真实理论内涵、其实际批评的具体作家作品风格、与“遒”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风骨等，作出更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关键词： 遒；劲健；卓拔；美好；大成
一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论王粲赋，称：“仲宣靡密，发端必遒。”范文澜注：“发端，唐写本作发篇，是。严可均《全后汉文》辑粲赋有《大暑》《游海》《浮淮》《闲邪》《出妇》《思友》《寡妇》《初征》《登楼》《羽猎》《酒》《神女》《槐树》等赋，虽颇残缺，然篇率遒短，故彦和云然。”斯波六郎驳之曰：“‘发端’或是‘发篇’，都是作品发端之意，所谓‘发端(篇)必遒’，应解为作品之发端应遒劲之意，非谓‘篇率遒短’之意。”诚如斯波氏说，“发端”或“发篇”均不能指全篇言，且粲赋既多残缺，又安能必其“篇率遒短”?故后来注家罕有从范说者，而多同斯波氏说解为遒劲、遒健、刚劲有力。范注何以作出如此迂曲之解释?或许是因为，如果遵从大多数注家的意见，则不免与王粲作品予我们的印象完全相悖了。
王粲的辞赋，并不以刚健强劲见长，毋宁说这正是他的弱项，这是时人及后代的公评。曹丕谓：“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李善注云：“《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气弱谓之体弱也。”王运熙、杨明谓：“体弱即禀气弱少之意，指文章风格不够生气蓬勃，强健有力。‘不足起其文’，言文采斐然，而生气、劲健则不足。”以其辞赋代表作《登楼赋》为例，明杨慎评云：“此篇首云‘登兹楼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销忧’，结复云‘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欲销忧而忧反炽，语短意深，固自凄恻。”清人周平园评云：“前因登楼，而极目四望，而动其忧时感事，去国怀乡，一片愁思。首尾凡三易韵，段落自明。行文低徊俯仰，尤为言尽而意不尽。”今人瞿蜕园评点此赋：“开端表示为了消忧而登楼，结尾表示为登楼反而更引起愁闷。前后照应，一丝不乱，文气从容，不露筋骨。曹丕评论他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这里所说的所善，也正是指他的从容柔曼的长处而言的。”综合前人的意见，王粲此赋的特点，一是结构谨严，而不显刻意，这大概就是刘勰所说的“靡密”；二是情真辞婉，低徊俯仰，语短意深，从容柔曼。这与刚健强劲，恰恰相反了。
王粲诗的风格与辞赋相近，也可为佐证。钟嵘评粲诗云：“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发愀怆之词”言其情感真挚，“文秀”言其文采斐然，是其优点，“质羸”则言其气骨羸弱，是其缺点。王粲的优缺点在同刘祯的比较中表现最为明显，如胡应麟谓：“公干才偏气过词；仲宣才弱肉胜骨。”刘熙载云：“公干气胜，仲宣情胜。”刘祯偏刚，王粲近柔。王僧孺称“仲宣病于弱”，即将气骨靡弱视为其整体风格的缺点。这样一位作家，说他的赋每篇开头都刚健有力，恐无是理。斯波六郎或亦有见于此，故曲为之说，“‘发端必遒’是批评作者之可能性”，“应解为作品之发端应遒劲之意”。但刘勰的这一评价很明显是实然之描述，而非应然之期许，斯波之说难以成立。因此范文澜“遒短”之说固是曲说，流行的“遒劲”的解释亦扞格难通。其实不止此处，在后面的讨论中会看到，六朝时将“遒”理解为劲健的偏阳刚风格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成立的。我们必须寻求更合理的解释。
二
《说文·辵部》：“逎，迫也。从辵，酉声。逎或从酋。”这是“遒”的本义。后因“急迫”的本义引申为“刚健强劲”，这一引申，就发生于六朝时期。《文心雕龙·风骨》篇：“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即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遒”字，这也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用法。但六朝时人对“遒”字并非只有这一种用法，在“急迫”本义的引申上，他们更早、更多地不是用来形容生命力强度的刚健强劲，而是强调其向度的高蹈远引。一个直观的证据，就是当时“遒”很少与“劲”“健”组合成词，更习见的是“遒上”“遒迈”“遒举”“遒拔”“遒逸”“遒越”等目。雄浑劲健是遒，飘逸超诣亦是遒，不必壮言慷慨，乃称遒也。这种用法的形成，与当时门阀士族的爱尚有关。
六朝士人喜用“遒”品评人物。《世说新语·赏誉》：“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龚斌注云：“此句难解，诸家无注。兹试解之：在林泽中者，谓隐居山林中也。遒上，指精神劲健旺盛。”“旺盛”犹可，“劲健”则似稍有未安。王羲之意谓，即便是在山林隐逸之中，谢万也称得上是“遒上”。但如以“劲健”释“遒”，则隐逸之士本不以“劲健”见长，此句犹谓：“即使是在穷汉里面，他也算得上是有钱人了。”逻辑难通。只有“林泽”与“遒上”有必然的亲缘联系时，王羲之的这个评价才算是“赏誉”。
“遒”“上”连文，义实相近。玄学名士特别看重“上”，庾亮目庾敱：“神气融散，差如得上。”王澄赞其子王微“风气日上”，司马道子目王恭“亭亭直上”，世目谢尚“自然令上”。谢安称郗超“故自上”，刘孝标注：“言超拔也。”王导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余嘉锡谓：“言见谢尚之风度，令人意气超拔。”故知“上”者，自然高迈，超拔于俗也。这正是“林泽”与“遒上”的内在联系。
“遒”的这种精神高蹈、拔出流俗的意义，在下面这条材料里看得更清楚。《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高坐别传》：“和尚天姿高朗，风韵遒迈。丞相王公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 “风韵遒迈”，《出三藏记集》作“风骨迈举”，《高僧传》作“风神超迈”，可知此处遒与举、迈、超意义相近，乃是精神高蹈之义，《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后续有“直尔对之，便卓出于物”之语，即形容其精神超拔出俗之风韵。王导“以为吾之徒也”，“遒”作为高僧、名士同气相求的精神津梁，尤可见出其中绝无刚健强劲之义。盖玄学名士看重生命力之充溢发扬，但此种发扬贵在自然神俊，高迈超然，而不在力量的强大给予他人的压迫感。《世说新语·谗险》：“王平子(王澄)形甚散朗，内实劲侠。”“散朗” 则有“林下风气”，“劲侠”则非名士所尚，二者恰成对立。《晋书·杨佺期传》称佺期“沉勇果劲”，在将家虽是佳评，然将家本为名士所轻，故佺期门地虽高，不为时人所重。谢万以如意指诸将谓“诸君皆是劲卒”，其意态可见。英雄之士如祖逖、刘琨、王敦、桓温等，以名士而兼豪杰，当时名士虽许其可人，然终非同调。如王敦，“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虽亦迥出流俗，然其“豪上”“雄爽”，究不同于高僧、名士之“遒迈”“遒上”，故王敦与名士(谢尚)相较，终不免“田舍、贵人”之诮。又如桓温，虽亦是清谈中人，王述、谢奕轻诋为“兵”，刘惔戏呼为“老贼”，精神意态，究有差池。故晋人“遒上”“遒迈”之评，重点不在生命力量的刚健强劲，而是精神气度的高拔卓出。当然，力不足者不足以高举，但力足者亦可不高举，或任重致远，或矫厉独行。人物品评中“遒”的这种意涵，是魏晋名士风度在语汇的一种凝结。
魏晋清谈人物风气虽渊源自东汉末的太学清议，但其精神意态却已大异。党人抗愤婞直之风至魏晋已罕可复睹，不再强调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精神气概，由刚大正直转向迈世高蹈，这一转变可举一个直观的例证。《世说新语·赏誉》：“世目李元礼(李膺)：‘谡谡如劲松下风。’”《言语》：“刘尹(刘惔)云：‘人想王荆产(王微)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皆以“松下风”品评人物，然李膺、王微二人风格相去悬绝。叶梦得释云：“微自非元礼之比，然萧瑟幽远，飘拂虚谷之间，自是王微风度。而力排云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礼，谁可比拟! 山居常患无胜士往来，每行松间，时作此想，便觉二人相去不远。”叶氏“二人相去不远”的结论显属牵强，但他对李、王二人“松下风”的不同却解释得很清楚。劲松下之疾风，凌厉摧折，以喻李膺风格峻整，名节矫然，如叶氏所云“力排云雨，撼摩半空”；王微“萧瑟幽远，飘拂虚谷之间”，自是出尘之慨。《世说新语》还有一处以“松下风”喻人。《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萧萧肃肃，爽朗清举，高而徐引，都是形容精神气度的清疏高跱，而非力量的劲健矫厉，一“徐”字尤可见出二者之差异。可见虽都是以“松下风”品评人物，其中包孕的时代精神却已截然不同。东汉末以下士人皆高自标持，但魏晋以后逐渐丧失了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精神内核，则其高自标持，末流不过以门第骄人而已，其精神力量已不免萎弱。既无刚大正直之气作为根柢，晋人之“遒上”“遒迈”偏重于力量之向度而非强度，固有老庄玄学作为理论基础，然亦有其不得不然。
魏晋人的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南北朝甚至隋唐。《梁书·王规传》载萧统《与湘东王绎令》曰：“威明(王规)昨宵奄复殂化，甚可痛伤。其风韵遒正，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文辩纵横，才学优赡，跌宕之情弥远，濠梁之气特多，斯实俊民也。”“遒正”，《南史》作“遒上”，当从《南史》。“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即是“上”义，“濠梁之气特多”，尤足证此一评价沿自玄学名士传统。流风所及，北朝亦受其影响。《魏书·元澄传》：“萧赜使庾荜来朝，荜见(元)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遒雅秀逸，以文见美，此“遒”显无干于劲健，而正是魏晋名士之风。
“遒”也可以用作负面评价。《北史·崔传》载：“(崔) 有文学，伟风貌，寡言辞，端嶷如神，以简贵自处。齐神武(高欢)言：‘崔应作令仆，恨其精神太遒。’”精神太遒而不能作令仆，如以“劲健”释遒，则颇不可解。详审文义，“精神太遒”，当是指崔“端嶷如神，以简贵自处”而言。本传又言崔“以籍地自矜”，高自标置，不为众人所附，故不得为令仆。前引谢万以如意指诸将谓“诸君皆是劲卒”，《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遗书谢万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迈往不屑”即是“精神太遒”，难“俯同群辟”，故不能为令仆。可见“遒”从正面讲是拔俗，从负面讲则是傲物，“遒”的这一负面意义，更能看出“遒”所具有的“高蹈”之义。
晋人所赋予“遒”的这种意义，甚至使得“遒”有了脱离了具体批评语境而内置于自身的“高卓”之义。陈姚最《续画品录·序》：“或弱龄而价重，或壮齿而声遒。”��这个“遒”，翻译成“急迫”“劲健”，都有未安，王伯敏译为：“有的到了壮年才有很高的声誉。”也只有在魏晋名士人伦鉴识的语境里，“遒”所具有的“高”的含义才易于被理解和接受。
三
以上阐明了魏晋名士在人物品评中所赋予“遒”的“卓拔”的含义，这一含义也随之进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因与玄学名士的血缘关系，“遒”首先应用于与玄学相关的著作。《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云：“(郭)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清”“遒”对举，俱是玄学名士趣味，郭象注大畅玄风，其“旨”之“遒”，显然也无关于刚健强劲。刘孝标注又引《竹林七贤论》论向秀注，正是“遒旨”的最好说明：“(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使人超然振拔，即所谓“遒”。《世说新语·赏誉》：“殷中军(浩)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注家多以“刚劲”释“遒”，恐有未当。谢万“为自遒上”，其“文理转遒”亦当从超然高迈这一意义上来理解，言其理尚玄远，才藻奇拔。可知玄学之“遒”，形之于思理，亦见之于文辞。
玄学使人超然振拔，虽主要在“理”之“遒”，但终须经由“辞”之“遒”才能最终实现出来，于是“遒”得以逐渐摆脱其内容上之限制，作为作家生命气韵之外化，成为一较纯粹的文学风格术语。前引《文心雕龙·风骨》：“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这里的遒，当然首先是指力之强劲，但同时也包涵着力的向度的卓拔之义，理由有三。首先，刘勰喻单具风骨而无文采的文章如鹰隼，“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力的劲猛，不在鹰击毛挚，而在高飞戾天，其强度服务于向度。刘勰理想的“文笔之鸣凤”，是“藻耀而高翔”，相较于鹰隼的骨劲气猛，显然更偏重力的向度而非强度。其次，刘勰举司马相如《大人赋》为“风力遒”的典范，学者多以为不易索解。王运熙指出，刘勰的举例，非从思想内容，而是就艺术风格与艺术感染力量立论。但司马相如的整体风格，刘勰评为“洞入夸艳”“理不胜辞”(《才略》)，很难与刚健强劲联系起来。王先生解释道，“司马相如的辞赋，其特色是文辞繁富艳丽，比较起来，《大人赋》的风貌却是远较其代表作《子虚》《上林》为清明，有飞动之致，符合于‘风清而不杂’的标准，所以《风骨》就特别加以赞美了。”然而“有飞动之致”“清而不杂”，也并非就是雄劲刚健，倒接近于高蹈飘逸。这里还应结合王先生所说的艺术感染力量并观。相如“气号凌云”，是指“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从讽谏的初衷而言《大人赋》是失败的作品，但从艺术感染力量上讲却极为成功，其艺术效果竟能与作者创作意图背道而驰，所谓“劝而不止”。汉武之“缥缥有陵云之志”，正如前引谢尚之风度“恒令人得上”，又如郭象之“清辞遒旨”令人超然振拔。最后，刘勰以“骨髓峻”与“风力遒”对举，“峻”亦是高义，且亦是玄学名士喜用的人物品评概念。如李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又如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与前引崔“精神太遒”而不能俯同群辟相类，“遒”“峻”义当相近。此前对于风骨的研究主要关注力的强度一面，甚至将风骨与刚健风格等同起来，实则六朝人言风骨本与力的向度有关，如前引《出三藏记集》称高坐道人“风骨迈举”，又如评王羲之“风骨清举”。钟嵘评曹植，亦谓其“骨气奇高”。刘勰论“风骨”，也应注意到在文章生命力的刚健强劲之外，尚有强调其高蹈远扬的一面。“风骨”是刘勰对文的普遍要求，这种普遍，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特殊印记。
“遒”又可指篇中辞句之“卓拔”。钟嵘评谢朓诗：“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警遒”，学者通常释为“警策遒劲”。谢朓自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其诗“以情韵胜”，恐不当目为“遒劲”。“警遒”就“奇章秀句”言，如刘勰所云“秀也者，篇中之独拔”(《文心雕龙·隐秀》)。谢朓诗“颇在不伦”，优劣互见，“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如石中之玉，“石韫玉而山辉”(陆机《文赋》)。故知“警遒”犹言“警拔”，“遒”即“卓拔”之义。
不仅文学批评，当时的书画理论也受到玄学名士“遒”的这一含义的影响。
书论中有“遒拔”。唐张怀瓘评王献之行书：“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何谓“遒拔”?张怀瓘谓：“观其逸志，莫之与京。至于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逸气盖世，千古独立”；“神用独拔，天资特秀”；“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知“遒拔”之“遒”，虽不排除对王献之骨力劲健的赞美，但最主要的还是侧重于其笔势的流美超诣。黄庭坚评小王草书：“大令似庄周也，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正为“遒拔”写照。
画论中有“遒举”。南齐谢赫评刘宋陆绥：“体韵遒举，风彩飘然。”言其意态高蹈。
又有“遒俊”。唐李嗣真评北周郑法士：“气韵标举，风格遒俊。丽组长缨，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至乃百年时景，南邻北里之娱，十月车徒，流水浮云之势，则金、张意气，玉石豪华。飞观层楼，间以乔林嘉树；碧潭素濑，糅以杂英芳草，必暧暧然有春台之思。”此“遒俊”显亦无劲健之
义。“有春台之思”，用《老子》第二十章“如春登台”典，正是道家遗世独立之意。
可见书画批评对“遒”的使用，亦受魏晋人物品评影响，固然不能排除对笔力劲健的要求，但同时也更兼含对笔势纵放高逸的强调。“遒”的这种“卓拔”意义，乃由人物品评曼衍至文学与艺术批评。
四
六朝时文学批评中“遒”的又一意义，是可解释为“美好”。现在能看到的比较早的“遒”字的文学批评用例似见于班固《答宾戏》：“《说难》既遒，其身乃囚。”李善注引应劭曰：“遒，好也。”但应劭对《答宾戏》的这一解释未必准确，他自己亦依违两可之间。“遒”所具有的“美好”的含义，当主要还是得自它在人伦鉴识应用中的语义引申。
六朝时社会风气，恒以高门士族爱尚为转移，高门好“遒”，则士民影附。但高蹈远引、超迈流俗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在使用中“遒”逐渐具有了单纯肯定意义上的美好的意思，而不涉及原有的卓拔的含义。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冬十月辛酉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时发遣。”“遒”“逸”连用，当是渊源自魏晋南朝士族习惯，但将之作为求贤标准，则只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对文学才能的肯定。此处“遒逸”，已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美好”的义蕴。
更为明显的证据是“遒丽”“遒艳”“遒媚”等同义复词的出现。刘孝标在《广绝交论》中称赞任昉“遒文丽藻，方驾曹王”，李善注引《孙绰集序》曰：“绰文藻遒丽。”张铣注云：“遒，美也。丽藻喻文章之美也。”此“美”无关于刚健强劲。孙绰为玄言诗代表诗人，钟嵘谓其“弥善恬淡之词”，“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任昉是一作家而兼学者，学过于才，“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任昉所长在无韵之笔，刘师培谓其“辞令婉转轻重得宜”；又云“任彦昇用笔最轻，故文章亦淡”，“彦昇近柔”。可见时人对孙绰、任昉“遒丽”的评价，都与雄劲刚健无干。称孙绰“遒丽”，或者与其“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无关联，但称任昉“遒丽”，则当主要偏重“丽”的意义，“遒”亦美也。
书论中亦有“遒丽”。唐孙过庭《书谱》：“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如其骨力偏多，遒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若遒丽居优，骨气将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沼漂萍，徒青翠而奚托。”又云：“质直者则径挺不遒。”“遒丽”“遒润”与“骨气”“骨力”对立，“遒丽”少则“妍媚”缺，“遒丽”优则“骨气”劣，“遒丽”即是“妍媚”“美好”之义，相当于刘勰笔下与“风骨”对立的“采”(《文心雕龙·风骨》)。
书画理论中又有“遒媚”。王运熙谓媚多见于南朝人论书法作品，多与骨力、笔力相对待而言，指圆转流利丰润之美，画论亦然。僧悰评陈善见：“准的于郑，遒媚温润，则不及之。”郑指郑法士，前引李嗣真以郑法士为“遒俊”，并无劲健之义，此处“遒媚”与“温润”并举，当亦如此。更有力的证据见僧悰评王定：“骨气不足，遒媚有余。”与前引孙过庭《书谱》“遒丽”“遒润”与“骨力”“骨气”的做法如出一辙，僧悰这里亦将“遒媚”与“骨气”对立起来，则“遒”完全成为“媚”的同义词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以上所举的“遒”的三种含义，劲健、卓拔、美好，各自独立甚至有时矛盾，但“劲健”“卓拔”两种意义均由“遒”的“急迫”的本义引申而来，不过一重强度，一偏向度；“美好”则再由“卓拔”的意义引申而来，三种含义同源，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可相融通的一面，融通的关键，就在于它们同时又均是艺术家生命力在作品中流动贯通的表征，不过其生气形态有别而已，如孙过庭、僧悰那样完全切断“遒”与“骨气”的联系而将二者彻底对立起来的做法毕竟极为罕见。艺术家的风格并非单一，“劲健”“卓拔”“美好”也并非不能共存，三种要素又可依主客轻重而更为品列綦组，使得“遒”在不同作家的实际创作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须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方能切实把握其真实所指。
如开篇讨论的“仲宣靡密，发端必遒”，前已证明“遒”不能解为“劲健”，若从“美好”意义上理解，则“发端必遒”即发篇必美。此于王粲赋作之外，亦可寻得旁证。陆云《与兄平原书》：“视仲宣集《述征》《登楼》，前耶甚佳，其余平平。”“前耶甚佳”，即是“发端必遒”，刘勰此论，或是本于陆云。此处用“卓拔”义亦通。王礼卿释云：“发端皆迳扼题要，飙然高举。”验以前引诸家对《登楼赋》的评论，此种解释亦可成立。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王粲赋发端必美，正体现在他思致靡密，首出警策，即可笼罩全篇。故知此处“遒”兼具美好、卓拔二义。
又如“遒丽”一词并非必然是同义复词，其用法相当复杂，可细分为三种。一是同义复词，遒亦美也，如任昉之遒丽；二是“美好”“卓拔”义相结合，如孙绰之遒丽；三是“美好”“劲健”义相结合，如沈约称鲍照“文甚遒丽”。萧子显论鲍照之遗烈，“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正堪为“遒丽”作注脚，“发唱惊挺，操调险急”是“遒”，“雕藻淫艳”是“丽”。钟嵘论鲍照诗，“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是“遒”，“含茂先之靡嫚”是丽。如此鲍照之“遒”就有“劲急”“劲健”之意。
再如“遒润”，张怀瓘评王羲之书，“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风神盖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固天下寡于知音”。其“遒润”的意蕴，显然不同于前引孙过庭《书谱》只强调“美好”的一面，而大概如羲之风神，“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劲健、卓拔、美好，三者混而为一，不可致诘了。
五
以上讨论了“遒”的三种含义，除此之外，六朝时“遒”作为文艺批评术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用法，不与前三种用法相混，即表示艺术家风格臻于大成之境。前引班固《答宾戏》“《说难》既遒，其身乃囚”，应劭或解释为“好”，或解释为“雄”，王念孙则以为：“‘酋’当读为‘就’，就，成也，言《说难》之书既成，而其身乃囚也。”王说于义为长。“遒”本有“终”义，由此引申为“成”义。《文选》潘岳《秋兴赋》：“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俛首而自省。”李善注：“毛苌《诗》传曰：遒，终也。”李善所引见于《毛诗·大雅·卷阿》“似先公酋矣”毛传：“酋，终也。”作“酋”不作“遒”。然正义：“遒，终。《释诂》文。彼遒作酋，音义同也。”可知孔颖达所见本《毛诗》原亦作“遒”，与李善所见本同。郑笺云：“嗣先君之功而终成之。”由“终”而“成”，故“遒”有“成”义。“遒”因此可以用作表示艺术家风格大成的术语。
刘宋虞龢《论书表》云：“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所谓“末年遒美”，是指“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 可知“遒美”乃是登峰造极，圆融大成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又可单用“遒”，其否定用法——“未遒”，尤为常见。张彦远谓：“夫中品艺人有合作之时，可齐上品艺人；上品艺人，当未遒之日，偶落中品。”“合作”“未遒”，颇不易解。王僧虔谓：“谢灵运书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遇其合时”即是“有合作之时”，是指艺术家灵感迸发，创作出了超出自己平均水准的作品。谢赫评梁陆杲“时有合作，往往出人”，也是强调“合作”是偶然性的超出水准之作。“未遒”与“合作”相对，当指艺人偶然性的有失水准之作，于是“遒”之意义，乃指艺人必然性的稳定的高水准发挥，这正是艺术家风格成熟的一种标志，故得晋为上品艺人。张彦远意谓，上品艺人在未臻于大成之时，偶尔会掉落到中品，反言之，当其大成之日，则触手成春，无施而不可了。
李嗣真评隋刘乌：“学于郑，不少风格，但未遒耳。”郑指郑法士，前已引及，李嗣真评为“遒俊”，非劲健之义。“不少风格”而“未遒”，言刘乌之于郑法士，犹颜渊之于孔子，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所以为“未遒”。
“遒”的这种用法，在文学批评中也经常见到。曹丕《与吴质书》：“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遒”，学者多理解为“刚劲有力”，但这种解释实难成立。钟嵘评刘祯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如此等制作，犹言不够强劲有力，实所难通。祯诗“高风跨俗”，“遒”也不该解释为“卓拔”。祯诗虽“雕润恨少”，但曹丕这个“未遒”的判断是紧接“有逸气”而言，无关“美好”与否。这个“遒”，应解释为“大成”，曹丕的意思，是刘祯虽有逸气，可惜未臻大成，《典论·论文》评价刘祯“壮而不密”，即是“未遒”的一种表现。《文选》五臣注吕延济曰：“遒，尽也，言未尽美也。”学者据此将“遒”翻译为“尽善尽美”，大体近是，因为“成”义本由“终”义引申而来。
钟嵘评袁宏诗：“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鲜明紧健”而“文体未遒”，则此“遒”非“劲健”明矣。此处“未遒”当与上引曹丕评刘祯相同，言其文体虽“鲜明紧健”，而未臻大成。或有学者将“遒”译为“精警老成”，则稍觉未安。此处“遒”有“老成”义，无“精警”义。许文雨谓：“《文心雕龙·才略》篇：‘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亦即仲伟之旨。”王叔岷谓：“案‘卓出多偏’，则是‘文体未遒’矣。”“高骧”“卓出”固已“精警”，但“多偏”则未“老成”。“遒”的这一“大成”的义项，与“劲健”“卓拔”“美好”属于不同的语义来源，泛指艺术家风格之大成，而不指向某一特定风格。
前已引及钟嵘评谢朓“警遒”，《诗品》还有一处“遒”与谢朓相关，见于评沈约诗：“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谢朓未遒”，当指永明时谢朓风格尚未臻圆成，用法与评袁宏“文体未遒”相同，如杨明所译：“谢朓创作未达巅峰。”此处称谢朓“未遒”，前又言谢朓“警遒”，学者或以为自相矛盾。实则两处“遒”的基本含义并不相同，警遒之遒为“卓拔”，未遒之遒为“大成”，未大成时亦无碍其有警遒之奇章秀句，各言其是，并无矛盾。可见即使是同一位批评家评价同一位作家，“遒”的用法也须具体分析。
六
以上分析了六朝时期“遒”作为文艺批评概念的种种复杂用法，诚如曹旭所言，“‘遒’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风格术语。”它的四种意义，劲健、卓拔、美好、大成，今天只有“劲健”一义还在被广泛使用，以今格古，更须分外谨慎。最后还须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遒”都是批评用语。《诗品》四次用“遒”，最后一处见于评任昉诗：“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
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学者或将任昉晚节遒变理解为晚年诗风变得劲健有力，恐非。前已提及任昉诗不以劲健见长，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钟嵘此处的“遒”根本不是一批评概念，而只是作为副词形容“变”的程度，意谓任昉晚年诗风骤变，用的是“急迫”的本义。若要表达“变得劲健有力”的意思，则当云“变遒”“转遒”，而不当是“遒变”。《南史·文学传·纪少瑜传》：“(纪)少瑜尝梦陆陲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遒进”即是“大进”，用法与此相同，显然也非批评概念。因此讨论作为文艺批评概念的“遒”的意义时，除了要结合具体艺术家及其作品，细致厘清其四种意义之胶葛外，首要的一点，是要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一批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