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朝赋论在文论的整体言说中难以独立彰显，需要就赋体之论进行综合阐发，并显示赋论与诗论不同的问题导向。六朝赋论总体上脱离汉代赋论《诗》学本位的政教关联和对丽辞的否定，转为对主体精神个体性的肯定以及主体精神的维度拓展，同时肯定丽辞，并在辞赋体物等方面达到审美体认的深层。六朝赋论在肯定情志个体性的基础上拓展至“神气”“情灵”“性灵”和“兴”“意”“气”的言说，出脱《诗》学经义而转尚玄理。论“兴”则疏远六义，转为兴致际会；说“意”则取玄学言意之辨；论“气”则彰显个体生命特性。尤其“物理”本于赋体创作，通于形上之道而追求“玄畅”；“体物”则反映了六朝赋物我相合的普遍特点；论赋“精”“妙”，则是对于赋体创作的精微认识。对于丽辞的肯定，则承接汉代赋论，反转扬雄“丽则”观念，或尚繁华富丽，反映由简趋繁的文辞发展观；或以“清”为尚，同于玄学尚“清”和玄虚的“清谈”，引申为文论对于诗、文、赋文辞的评论，要以赋体为繁，诗则尚清，具有文体的分别。
关键词：六朝 诗赋 赋论 文论 玄学
六朝文论是中国文论史的重要阶段，大多综论诗、文、赋，一些在文论史上著名的篇章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的《诠赋》《辨骚》《比兴》《情采》等篇，或专论赋体，大多包含赋论，因而现当代关于六朝文论的研究多为整体性的叙述，不以文体为纲，赋论史的研究也难以将六朝赋论从整个文论系统中抽离出来。而且六朝赋论多散见于史传、赋序、赋作等，如孙福轩与韩泉欣的《历代赋论汇编》、许结的《中国辞赋论通史》等论著均有颇多论述。此后，六朝文论呈现出在赋学问题及其与诗文之论尤其是诗论相比较的文体特点。在六朝赋序、史传及赋作中，有一些此前未被充分重视的内容，本文将其综合论述，并立足于赋体批评的视角，阐发六朝赋论相对于汉代赋论所产生的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情与辞或情与物两个层面。其核心在于：六朝赋论既摆脱了汉代《诗》学经义的玄学影响，也实现了对汉代赋论“主讽非辞”观念的彻底反转。同时，从物辞关系入手，还可以辨明汉代大赋以铺陈为体与六朝赋以抒情体物为体的体制差异。
一、主体精神的个体转向
汉代赋论以班固之论为代表，《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说构建《诗》《骚》赋的源流系统，并论武、宣赋“润色鸿业”，《汉书·艺文志》又引扬雄《法言》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总在《诗》义讽、颂而强调前者，讽谏和辞的“丽则”“丽淫”就是汉代赋论的主要话题，出于《诗》学本位，否定辞赋的丽藻铺陈，同于《诗大序》之说。《诗大序》谓“吟咏情性，以风其上”，主张讽刺，“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强调情与政教的关联。
六朝尚有承续汉代赋论《诗》学本位的主情与讽之论，但更多的是出脱经义讽谏的政教关联而转向个体之我，并于个体精神展开多层面的深微体认，总体上是疏离汉代经学而启于玄学的自我觉悟。挚虞《文章流别论》沿袭班固“赋者古诗之流”和《诗大序》之说，谓“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义”同《诗大序》“礼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犹就《诗》六义论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归于情、物二端，兴情则同于《诗大序》，在《比兴》篇批评汉大赋失情乏兴，《情采》又谓“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汉大赋衍自宋玉赋弃情叙物，故兴无所用，刘勰用《诗》《骚》主情的标准要求大赋，则于体制不契，但六朝赋抒情体物，是汉代骚体赋经由东汉抒情小赋的演变，因而刘勰主情，契合六朝赋的创作实际，尽管仍如汉代赋论持守《诗》义，但不甚强调讽旨，这可以视为本于汉代赋论的新变。
陆机主情论则早已脱离《诗》学六义和政教的关联。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缘情”是《尚书·尧典》“诗言志”和《诗大序》“吟咏情性”之后对于诗学情本论的重新定义，出脱了主体之情的礼义制约和政教的外在关联，变为无所拘束的个体之情。二语以骈对分言诗、赋，非以赋不主情，只是强调体物，而诗也感物、咏物，两句各有侧重。曹虹先生指出“体物”是从《诗大序》感物转变而来，也是出脱经学而接受玄学“体道”思维的结果，在老庄是以体物达到体道。但诗主情，赋主物，体物是六朝赋更为本质的体制特点。六朝赋也多主情，即使以体物为主，也往往在体物中融入主体情感。主情如繁钦《愁思赋》《弭愁赋》、曹植《九愁赋》，都系个体愁思；又如王粲《伤夭赋》、曹髦《伤魂赋》、谢灵运《伤己赋》，事虽不同，自伤则一；再如曹丕《感物赋》、曹植《感时赋》、傅咸《感凉赋》，则以感物而动，抒情体物。正如《文赋》“诗缘情”摆脱汉代《诗》学礼义制约和君国政教的关联，这些赋作只是抒发个体和人世的伤愁。
对于《文赋》情物对举，可以理解为并论诗、赋，下文“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也是合论二体。后人也视陆机论赋主情，如北周文帝子滕王宇文逌序《庾信集》谓庾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陆云《与兄平原书》称赞其兄长陆机的《述思赋》“流深情志言”、《岁暮赋》“情言深至”，言情而至于“深”，可以视为《诗大序》主情的深化。陆云《岁暮赋序》亦谓“作赋以言情”，也只是“生于愁思”的一己悲叹。
《文赋》就六朝诗赋为论，反映六朝诗赋创作的时代特点。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谓“诗缘情而绮靡”为“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无与《诗》学经义，不关君国政教，并指“绮靡言出，而徐、庾兆端矣”，实际上自三国魏如曹植诗即已讲求辞藻，下及谢灵运等山水之作，至南朝徐庾达到极致。胡氏又谓“赋体物而溜亮”，则“六朝之赋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而“江、谢接迹矣”，则是指汉末以降小赋体物抒情，出脱汉大赋的繁难厚重。《文选·文赋》本赋李善注谓“浏亮，清明之称”，正是六朝小赋造语流丽、声韵流转的普遍特点。
六朝文论关于主体精神的言说出脱《诗》义和汉代赋论的讽谏之旨，就具有更为开广的维度，要在陶神养性。曹植《玄畅赋序》谓“司马相如为《上林赋》，控引天地古今，陶神知机，摛理表微”，“陶神”即陶冶精神，这是“情志”之外主体精神的又一维度。三国魏正始时期嵇康《琴赋序》则提出“导养神气，宣和情志”，“情志”与“神气”并提，并不拘于前者《诗》学之囿，“神气”则是主体精神的拓展，虽论音乐，但作为音乐赋序，当然也是论赋，作赋赏乐都是陶冶精神。尽管仍论“情志”“性情”，却不再像《诗大序》那样情系于“一国之事”而主张讽谏。
又如刘宋谢灵运《山居赋序》谓“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在此“性情”乃是欣赏山水的自然本性和远离政治的闲逸之志。《山居赋》正是表达这样的性情，赋文最后“乘摄持之告，评养达之篇”“皓栖商而颐志，卿寝茂而数词”“咸自得以穷年，眇贞思于所遗”云云，“养达”如魏晋养生养心，“颐志”“贞思”以至“性情”都是“自得”，一己性情出脱了君国政治的牵连，转尚老庄玄理，获得个体精神的宁静。“性情”合“神”，自注为“会性通神”，这与嵇康《琴赋序》“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及赋文“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相近，只不过一以乐琴，一乐山水。“神”是主体精神较为精妙的统摄性指谓，相对于情之可感、志之可知，神具有难以自我把握的灵动性。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论“文”“笔”相异的“情灵”表现，不论其对于“笔”的看法，为“文”则以辞藻声律“唇吻遒会”，而使“情灵摇荡”，这是为“文”和“立言”本身的快乐，并不关乎《诗》学讽谏。又《宋书·刘勔传》谓“识洞情灵，理感生极”，并《晋书·阮籍嵇康等传论》“符契情灵……怆神交于晚笛”云云，“情灵”对举“生极”、联系“识洞”，又对“神交”而联系“符契”，则不是理性之“性”，也不是易受外物触发的情感，而是指主体精神的潜在精微或类似于无意识的灵妙，大约相当于“性灵”，后者的灵动更指出于天生自然的本性。
南朝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则言“标举兴会，发引性灵”，“性灵”之说受到玄学和佛学的影响，连同“情志”的主体精神个体化，都是六朝文论在主体精神方面的重要新变。相对于汉代《诗》学“情性”约于“礼义”而系于君国政教，这显示主体精神的自由。魏晋已还本于乐府的五言诗创作业已迥异于《诗》，多在自抒性灵；相对于汉代赋论的讽谏要求和大赋创作的庙堂书写，“性灵”之论也是六朝赋体自由创作的反映。又《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论“文体三变”以赋为主，仍以情志、六义论之，但也加入《周易》天地和气之刚柔的推论，谓“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又谓“禀气怀灵，理无或异”。《易·系辞下》论天、地、人三材，《文心雕龙·原道》用以解释人文的产生，盖本天地之文：“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凡人创造的文明都是本于天地之文，包括诗赋等一切文的创作。在此取于《易》理，也是取于玄学，《易》与《老》《庄》合一，并称“三玄”。
二、经义疏离与玄学影响
六朝赋论浸淫于玄学，实际上是与《诗》学经义的疏离，尤在兴、意、气之论。“兴”本为《周礼》“六诗”之一和《诗大序》六义之一。六朝赋论言“兴”而仍尊《诗》义者，如《文心雕龙·比兴》批评汉大赋“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大赋弃情叙物，所以兴无所用。但如谢灵运言“兴”，则从《诗》之“兴情”转为个体精神。谢灵运《归途赋》写从永嘉返回始宁墅所见所感，序称“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徙，或述职邦邑，或羁役戎阵，事由于外，兴不自已”，谓“兴”而言“感”，虽同《乐记》《诗大序》感物之说，但“或欣”“或怵”，或在邦邑、戎阵，凡此之事，并非《乐记》和《诗大序》所谓国之治乱与政之和乖，而只是一己所感，触发作赋之兴。
又齐梁间裴子野《雕虫论》批评时人“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兴”大约相当于“兴致”，即对于卉木、风云等物的喜爱并由此引发的表现之欲，不可遏止，不发不快。但裴氏对此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这样的兴致有悖传统诗学的“四始”“六义”，不是“君子之志”，不能“劝美惩恶”，脱离了“王化”之本。裴氏所论包括诗、赋，诗则举苏、李、曹、刘之作等，题材则“卉木风云”，如谢灵运以下山水诗，但也讨论自《骚》至相如赋等汉代“赋诗歌颂”，也包括六朝赋作。例如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从体制容涵和赋物的完整细致而言，尤为裴氏所否定，更能体现六朝文学创作“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普遍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六朝赋论不乏批评，但论文则是唯任其兴。北齐魏收《魏书·高祖纪》说魏文帝拓跋宏雅好读书而才藻富赡，“诗赋铭颂，任兴而作”。“任兴”就是任凭兴致为文，尽管主情论强调情是作诗的动力，但从诗的创作本身来说，诗要表现什么则在兴致，即使受情的支配，作者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也需要写作的兴致。诗人、赋家以文字书写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是兴致盎然。这种兴致不是时时发生，而是在际会。南朝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论自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以来历代文人见排于世的种种遭遇，其中大多是赋家，盖以“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兴会”就是兴有所会，或外物触发写作兴致，不顾流俗，无所矫饰，所以露才致祸。
六朝赋论言“意”多在创作学的角度，即赋之作意，包括写作的种种考虑，有如创作之“思”，但也有就赋所表现的主体精神而言，或“意气”连用，或但言“意”。东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历述“屡伸而不能已”的“哀”“叹”和“慷慨”“意气”，出于深沉的情感，归结于“导达意气，其惟文乎”，于是“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比之于情的感性，“意气”含有一种不屈而欲抗争的清醒知性，这是从生命的角度而言的。人禀天地之气，气是生命的动力。六朝赋论所用之“气”，即取于《易传》之理。
单论“意”则如嵇康《琴赋序》，既言“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又言“寄言以广意”。“广意”当然是广主体之意，包括神气、情志。古人论主体精神各端，往往交互为说，或举一端而赅其余，需要结合不同的语境确定具体所指。谢灵运《山居赋序》则云：“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台孝威为后汉隐士。“商山四皓”则是秦末汉初隐士，辞谢汉高祖之请终老商山。“台、皓之深意”就是隐逸之意。“意实言表，而书不尽”即意内言外。这种言意之辨来源于《庄子·天道》意不可言传之说，《周易·系辞上》则假孔子之口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主张“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则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谢灵运《山居赋序》言意云云，显然受到玄学的影响，启发了唐宋诗学“韵外之致”“言外之意”的言说，现当代学界对唐宋诗学的“韵外之致”“言外之意”阐发甚多，但于谢灵运论赋之言却罕见关注，其实言意之论不仅在于诗学，而且早已就是赋学的问题。
以“气”论诗是中国诗学的传统。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论“今之文人”即建安七子，以其“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也含辞赋，下文“王粲长于辞赋”专论王粲赋作。其论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此前论诗主情，论文则不拘于情。文比诗范围更广，史传纪事，赋主物或骚体抒情，诸子说理，都归于一般意义上“文”的范围，很难用情、理、事其中一端作为一概的论说标准。“气”则不然，各人所禀气性不同，显示个体的生命本性，以气论文，是从生命本性的角度体现文章的特性。又如刘宋时期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赞》谓“情志既动……殊状共体，同声异气”，是说诗、文、赋表达个体情志，同为一体而“气”有殊禀，惟有“气”体现创作个性。引申言之，则如论诗文文本之“气”“气韵”“气势”等。但以气论赋却不如以气论诗文更为贴切。论诗如《文心雕龙·明诗》谓建安初五言诗“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后代诗话论诗，则多说“一气贯注”；论文如唐宋古文亦然。赋则如骚体抒情往复盘桓；大赋叙物博雅厚重，行文缓慢，不当一气之论；骈赋、律赋则以种种形式限制，更难骋才使气。所以论赋以博学广识为要。
三、物理通玄与审美深致
六朝常见论赋言“理”，多在为文之理，偶及“情理”即事理，最有价值的是“物理”，相对于汉代赋论不及言理，这是六朝赋论最为突出的话语新变，其深层的学理乃在玄学。古人以物含事，并谓物事、事物，物理亦含事理，物事之理有精微而深者，则多通玄。不同于上述六朝赋论合并诗、文、赋讨论主体精神，论物事之理则多在赋体，因为赋以体物写事为主。诗则主情，纯粹说理如钟嵘《诗品序》批评孙、许、桓、庾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有违诗体之本。六朝以理论赋援取玄学之思，更为契合赋体主物的本旨。
曹植《玄畅赋序》谓“以司马相如为《上林赋》，控引天地古今，陶神知机，摛理表微”。“陶神”是从主体精神而言，“机”是天地和事物的机微，“理”是天地万物和人事的自然规则，“微”是理之精微。“畅”谓通达，赋名“玄畅”，则是玄理通畅。又西晋傅玄《七谟序》谓王粲《七释》“精密闲理”，“闲”通“娴”，熟练之义，“闲理”“精密”，则是玄理深致，其后玄学也渗入佛理。《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谓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许询、孙绰为玄言诗，当代文学史论著引此论诗，鲜涉赋论。实际上《续晋阳秋》是并论赋家及“《诗》《骚》之体”，是第一次“骚、赋、颂三者分离”之论，乃是赋论从儒家经义转向玄理的重要表述，可见其在赋论史上的重要性。晋成公绥《天地赋序》也是深受玄理影响的代表赋作，赋序云：
赋者，贵能分理赋物，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天地至神，难以一言定称。故体而言之，则曰两仪；假而言之，则曰乾坤；气而言之，则曰阴阳；性而言之，则曰柔刚；色而言之，则曰玄黄；名而言之，则曰天地。历观古人未之有赋，岂独以至丽无文，难以辞赞？不然，何其阙哉？遂为《天地赋》。
六朝赋写天地物类，本就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老》《庄》《易》都以自然为宗，对于天地万物自然的赋写显示玄理，“天地至神”，阴阳动静，自有至理，惟精惟妙，在《老》《庄》《易》中都是形而上之道。又皇甫谧为左思作《三都赋序》，谓“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这是接续扬雄之论，扬雄谓“辞人之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尽管扬雄本意是否定大赋丽辞，包括物类的铺陈，但赋训铺、敷、富，大赋长篇巨制，充分显示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如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谓“裘一腋其弗温，钟万石而可撞”，所以“极赋能事在于长篇”。皇甫谧又取扬雄语意用为“因物造端，敷弘体理”。大赋铺陈物类，须体物理，如司马相如《子虚赋》称“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彫胡，莲藕觚卢，庵闾轩于”，即高燥、埤湿所生草卉不同，必须合乎物理，所有的物类铺陈都是如此。
尽管六朝赋抒情体物，篇幅变短，丧失了名物和语词的巨丽铺陈，但仍以“体物”保持赋体主物的体制特点。六朝赋体物，在物类的描写中融入主体之我，产生物我相合的审美意趣，“体物”是主体融合于物的体验，《文赋》以情、物相为表里，情以物显，物中含情，不是《离骚》楚辞那样托物寄情。“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遊万仞”，这是构思之始；“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从虚空的想象到逐渐具有物象呈现，情与心对，泛指主体精神，显示主体与物的融合。刘勰《文心雕龙》具有更为丰富的表述，许结先生认为“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等的继承，形成一条赋论发展的线索。《文心雕龙·诠赋》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又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体物写志”不是像《离骚》楚辞那样托物言志，而是志在物中，物我相融，这是六朝赋体物抒情的普遍表现。
六朝赋论唯以通玄达到审美的深致，反映审美认识的深化。玄学的思维较诸儒学经义更为深微，而且玄谈品评至于精妙，在思维方式上可能对六朝赋论具有深刻影响，相对于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六朝赋论接受玄学影响，乃是思维的根本转向。六朝赋论或言“精妙”或言“精巧”。傅玄《七谟序》论“《七释》佥曰妙哉……《七辨》之缠绵精巧……《七释》之精密闲理”。七体是“类赋的辞章”，傅玄论之，曰“妙”“精巧”“精密”，或指文旨深微，或指构思、造语精致，都是六朝赋论对于创作的深微认识。陆机《文赋》“论精微而朗畅”，则是论体至于事理的精微。
不同于大赋博物的铺陈，六朝赋体物则以主体体认物本身之理。如谢惠连《雪赋》写下雪的过程，“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庑，未萦盈于惟席”，展开为一个过程的缓慢描绘，表现飞雪作为物本身的渐变状貌，人情融入其中，让人感受闺阁的柔情。正是由于主体对于飞雪情状的体认，才能形成细致的动态描绘。尽管诗亦咏雪，但以短制和句式之限，并不能如赋体一样展开一物如飞雪的具体过程，而只能出以意象，点到为止，所以诗求蕴藉，赋在铺陈，显示诗、赋体制及其写物的区别。
六朝赋论又言“味”。“味”在中国诗论中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范畴”，现当代讨论极多，其实六朝论“味”不仅言诗，也在言赋，但赋学研究极少关注以味论赋。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称扬曹丕“《典论》及诸赋颂……华藻云浮，听之忘味”。汉人赋、颂不分，后代也是视颂为赋，汉大赋则多有颂扬的倾向。卞兰“忘味”，略同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说，是从欣赏品味的角度而言。中国诗论有著名的“滋味说”，当代称述甚多，大约都称钟嵘《诗品序》论五言诗之言，谓“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而四言“文繁意少”，五言以多一字而能容涵更多的语意，较之《诗》四言虚字衬贴而一意衍作两句，则句意丰富，可以体味。但早在西晋陆机《文赋》中已言“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不独论诗，也是论赋。嵇康《琴赋序》则谓“少好音乐而滋味无厌”，又较陆机《文赋》为先。
四、“丽淫”反转与文质并重
汉代赋论多论大赋丽辞，如司马迁已指司马相如赋“虚辞滥说”，班固则谓“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又扬雄《法言·吾子》“辞人之赋丽以淫”云云，都是否定性的批评。六朝赋论接续扬雄“丽则”“丽淫”的谈论，但大多已经不论“则”“淫”而专注于“丽”，从而扭转汉人对于丽辞的否定。当代学界关于六朝文论尚丽阐释甚多，赋论也认同其对于丽辞的肯定，如陈功文、杨东林等，后者认为六朝“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这确是六朝赋论的突出新变。
六朝文论尚丽，最著名的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命题，比之于“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丽”是诗赋的特点和创作的追求，在现代看来诗赋属于“文学”，在古则视为辞章，辞章必须重辞。楚辞称“辞”，赋承楚辞，故“辞赋”并称，汉人又以楚辞承《诗》，所以辞章也包括诗，《汉志》“诗赋略”将诗赋放在一起。后世论辞章，如《文心雕龙·通变》谓“晋之辞章，瞻望魏采”，也主要指诗、赋和韵文，但如扬雄称“辞人之赋”，则专指辞赋。
又如曹植《七启序》论七体谓“辞各美丽”，在曹植看来，七体作为辞章，不是不要思想内容，在思想内容相似或不同的情况下，文辞美丽更是值得关注的方面。皇甫谧《三都赋序》则直言“美丽之文，赋之作也”，丽辞的铺陈乃是赋体的本质特征，在大赋则称巨丽，在六朝赋抒情体物，则以清丽为尚，表明不同赋体的文辞特点。但六朝诗作也是以“丽”为尚，反映诗赋同趋的时代风尚，只是诗制短小，不能巨丽。后人评价六朝以上诗、赋亦言“丽”。杜甫《论诗六绝句》之一说“清词丽句必为邻”，则“窃攀屈宋”，恐步“齐梁”“后尘”，盖屈宋楚辞为丽，齐梁诗赋则过于求丽。
在赋体的创作中，大赋追求文辞繁华富丽。葛洪《抱朴子·钧世》纵论文体言辞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这可以说是文辞由简趋繁的“发展观”，较之于汉代赋论，葛洪对于文章趋于繁富和大赋丽辞的正面肯定乃是重要的反转，也更为契合赋体巨丽铺陈的本质特点。但六朝除了继承汉大赋之制如左思《三都赋》等少数作品外，绝大多数是抒情体物的短制，对于文辞不再追求繁华富丽，而是以“清”为尚，追求自然“天逸”。三国魏陈琳《答东阿王笺》称赞曹植赋“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相对于汉大赋的厚重博雅、骚体赋连篇累牍地叙述历史人事，建安赋作则以短制直抒胸臆，其所以谓“清”，也是厚重博雅的丧失和铺陈的减损。晋陆云《与兄平原书》其八评价陆机《述思赋》亦称“清妙”，又评陆机《文赋》“绮语颇多……便欲不清”，“绮语”则重彩华丽，不若清丽自然。文辞尚“清”与玄学相关，玄学尚“清”，玄谈称为“清谈”，追求不涉俗事的玄妙高旨。葛洪《抱朴子·任命》“笃隘者执束于滓涅，达妙者逍遥于玄清”云云，“玄清”是在“道虚无”，“达妙者逍遥”则是《庄子》得道的境界，无执于物象，超越于世俗。
又南朝齐谢脁《酬德赋序》谓“沈侯之丽藻天逸”，也是南朝赋的普遍风尚，这与繁华富丽异趣，虽同尚丽辞，但有繁缛与自然的分殊，从汉大赋直到南朝赋，就是自繁趋简、自繁缛到清丽的转变。汉大赋的巨丽铺陈以博雅厚重为尚，但六朝赋体物抒情，篇幅短小而就一物展开细致的描写，出脱汉大赋的厚重，卒与六朝诗同尚，当代学者视为赋的“诗化”，其实更应当说是诗赋共趋的时代审美风尚。
六朝赋论所尚辞“丽”并“繁华富赡”，出脱汉代赋论“丽则”的观念，不免转向“丽淫”，这也引起论者的警觉，从而关注“丽”“浮”的界限，并重回“文”“质”关系的思考。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论辞谓“浮”，是不满内容的缺失。但“典”与“野”、“丽”与“浮”、“文”与“质”的对应，则是追求两端的平衡，实际上并未否定丽辞。而且论者既已视过为弊，则必欲矫之，矫之太甚，则又为过，对于丽辞的矫正就必然回到汉代赋论的经义立场。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
“心肾”“筋骨”是谓文章内在充实。“事义”则是专于用事而言，萧梁钟嵘《诗品》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华丽”喻为“冠冕”的外在表现，南朝为文华丽，乃是相承魏晋以来的文风。人可以无冠冕，却不可以无心肾、筋骨、皮肤，既有心肾、筋骨、皮肤，则冠冕可有可无。然无丽辞，则不成文，“文”就是文辞的组织，它是得之于内的外在表现，可以比于皮肤，而不可以比作可有可无的冠冕。
但至萧梁，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则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又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铺采摛文”谓文辞的铺陈，物在汉赋也归于辞，大赋铺陈惟在物、辞，班固《典引序》概谓“浮华之辞”，而指“不周于用”，刘勰则视为赋体本旨，同时要求“写志”“兴情”，要归情、辞或情、物二端，乃是文质并重，在现代观念看来，则是内容和文辞的统一。只是这种统一不易达到，六朝以后包括赋体的文学创作仍然在文质或内容与文辞之间失衡，包括赋论的文论也还在讨论文质和情辞的问题。而且六朝赋论在相当程度上出脱《诗》义，但此后的赋论却又重回《诗》学的本位，表明《诗》学经义的深远影响，也显示赋学理论恒久的内在张力。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