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付出了惨重代价,与战役前相比,人员损失过半。对敌情了解不够,失去抢渡湘江有利的时间窗口;新组建部队战斗力弱,坛坛罐罐的拖累导致行进速度缓慢;博古、李德对战役严酷性严重误判等,是导致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因素。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打破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的企图,并以切肤之痛唤起了全党全军的大觉醒。
关键词：长征; 红军; 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大、损失也最大的一场战役(战斗),被称为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近年来,学界对湘江战役的研究探讨颇为关注,相关文章亦有不少,但大多为阐释湘江战役精神或湘江战役体现的红色文化,对于湘江战役本身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对湘江战役中红军失利并付出惨重代价的原因作简要分析。
一、湘江战役及中央红军的损失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田心、梅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结集完毕。第二天,根据中革军委制订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各部队渡过于都河(即赣江上游的贡水),踏上远征之路。10月25日,各部队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5日至8日,又在湖南汝城和广东城口间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再从湘南的郴(县)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到中央红军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中央红军是沿红六军团的西进路线前往湘西,于是,对中央红军的方针由“围剿”转变为“追剿”。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同时命令陈济棠的粤军进至湘粤桂边对中央红军进行截击,命令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控制湘桂边的灌阳、兴安、全州一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之所以让何键担任“追剿军”总司令一职,“是很用了一番心机的。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出路”。
何键是湖南著名的反共人物,对共产党和红军甚为仇恨,其统治下的湖南,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中央红军长征后,何键一方面出于其反共本能,另一方面害怕中央红军在湘省立足发展危及他的统治,因此,对“追剿”中央红军十分积极。11月13日,何键发布“追剿”计划,将其所部分为5路“追剿军”:以刘建绪为第一路司令官,辖3个师又1旅及4个补充团和3个保安团,主力集结于广西全州的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沿湘江碉堡线布防;以薛岳为第二路司令官,辖4个师又4个团,主力集结于湘西南的零陵附近地区,堵截红军北进和西进;以周浑元为第三路司令官,辖4个师,继续向道县前进,尔后与第一、第二路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以李云杰为第四路司令官,辖1个军又1个师,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以李韫珩为第五路司令官,辖1个军和1个航空队,与前四路及粤军联络,经临武、蓝山、江华、永明,尾追红军,并“逐日实施侦炸”。何键自己则移驻衡阳就近进行指挥。刘建绪、李云杰、李韫珩属于湘军系统,其中二李都是湘南人,所部多为嘉禾、宁远子弟;薛岳和周浑元属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就是因为此时中央红军已经进入湘南地区,他深知何键反共积极,所以给何委以重任,甚至让其指挥中央军,要求何键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但蒋也知道,仅靠何键的力量恐难达到这个目的,而嫡系的薛岳和周浑元两部离中央红军距离较远,中央红军可能渡过湘江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或者迂回到粤桂省境,故于11月14日要求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11月17日,蒋介石又命令湘军、黔军、桂军协力“会剿”中央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
11月20日前后,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已进驻衡阳一带,湘军的“追剿”部队也全部到位。11月23日,何键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其第一路军沿湘江上游延伸到全州之线,“与桂军切取联络,堵匪西窜”;第二路军集结东安以东,“与第一路联合协剿”;第三路、第四路军在中央红军之尾进行“追剿”,第五路军亦在中央红军之后“追剿”,并与第三、第四两路军“之进展连系策应”,同时加强同粤、桂两军的联络。这时,集结在桂林东南恭城的桂军主力第七军和第十五军,亦向桂林东北靠近全州的灌阳、兴安移动。湘江为湖南第一大河,湖南之简称为“湘”与此有关,但湘江的上游却在广西的兴安、全州一带。这样,南北两线的国民党军队共25万人,形成了以湘江为屏障的第四道封锁线。
在国民党军形成第四道封锁线的同时,中央红军仍在按红六军团过湘江的大致线路缓缓西行。11月22日,红一军团攻占灌阳以东的湖南道县。24日,红九军团攻占灌阳东南的湖南江华。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全部渡过沱水(即湘江的上游支流潇水)。
何键11月23日下达的“追剿”中央红军部署的作战命令,被中革军委二局及时侦收并破译。11月24日晚,中革军委将其内容通报给各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首长。博古与李德了解到何键的部署后,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于11月25日以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的名义下达《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指出:“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同一天17时,朱德向各军团和军委两纵队负责人发出《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地域进军给林彪等的命令》,规定全军分4个纵队向湘江方向前进,计划在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四路向桂北的全州、兴安方向行进。红一军团主力进入灌阳的文市地域,红三军团也到达文市,并连夜在伍家渡、水车两处架设浮桥渡过灌江,逼近灌阳,作为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则在道县岑江渡至江华牯子江一带阻击国民党的追军,红八军团攻占永明(江永)县城,红九军团则在永明的石桥及江底,以保证主力继续通过永明地域。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占领中央红军刚刚撤离的道县,桂军第十五军两个师及第七军独立团返回灌阳,湘军刘建绪部向全州急进。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右翼红一军团第二师进入全州境内,其第四团抢占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在全州与兴安两县交界处,属兴安),第二团由大坪涉渡湘江到达二美滩(今属全州绍水镇),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中革军委原计划红二师占领全州,但由于全州已被湘军抢先进占,红二师遂在桂林至全州黄沙河公路线上的脚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从全州来的湘军。同一天,左翼红三军团的第四师两个团也从界首渡过湘江,占领了界首之南的光华铺,红三军团的第五师则占领了灌阳的新圩和马渡桥,以阻击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军。
在此关键时刻,如果军委两个纵队能够轻装疾进,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界首过江,是有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的。“由于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和军委纵队也已于27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160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
虽然朱德在11月28日下午3时致电各部首长,必须在28日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但直到30日晨军委第一纵队才从界首过了湘江,军委第二纵队直到这天黄昏才渡江,而殿后的红八、红九军团和本来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则无法及时赶到界首。红一、红三军团为保证军委两个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阻挡敌军攻占界首渡口,不得不在灌阳北部的新圩、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的脚山铺、兴安西北距界首仅数公里的光华铺三地,与湘军、桂军展开血战。至12月1日正午,鉴于红军主力已经过江,为保存最后的力量,红一、红三军团撤出战斗西退,敌湘桂两军会师于湘江边,控制了所有的渡口。当天下午5时,朱德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负责人:“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三十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则已渡过湘江。”中央红军经过5天血战,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主力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惨烈程度十分罕见,给所有这场战争经历者都留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记忆。这也是中共建军史上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对于湘江战役造成的损失,有两种表述:一种是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另一种是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人员损失过半。当然,损失过半又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与出发时相比损失过半,另一种与湘江战役前相比损失过半。
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总人数是明确的,即8.6万余人。这个数据得自于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制订的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其中详细记载有中央红军各部长征出发时人员装备情况。这份统计表制订于1934年10月8日,离各部从渡过于都河出发转移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据该统计表所记,红一军团现有17280人,拟补充2600人,现有加上补充共19880人;红三军团现有15205人,拟补充2600人,共计17805人;红五军团现有10868人,拟补充1300人,共计12168人;红八军团现有9022人,拟补充1900人,共计10922人;红九军团现有10238人,拟补充1300人,共计11538人;军委纵队(即军委第一纵队)4693人,罗迈纵队(即军委第二纵队)9853人。这样,全军共计86859人。当时,为了搬运从中央苏区带走的各种物资,军委第二纵队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统计表中该纵队近万人,应该包括了运输队。此外,各个军团都有自己的后勤部门,也都有一部分随队行军的民伕。所以,整个部队出发时总人数应该超过此数,故而当时号称10万人。
在湘江战役之前,中央红军就有较大的减员。据党史研究者考证,在突破敌人的前三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已减员2.2万人。具体的减员情况是: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9700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8600人。这其中的减员人数,包括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非战斗减员中又包括少数掉队和开小差者。当然,长征之初虽然部队出现减员,但同时一路也会“扩红”。仅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红三军团在宜章“扩大红军四五百人”。不过,由于当时每天都处于流动行军状态,没有时间停下来做群众工作。因此,总的来说,从长征出发到湘江战役前,中央红军“扩红”的数量应当不会太多。这样,湘江战役前,中央红军的人数应为6万余人。
湘江战役的损失人数,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新圩、脚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的伤亡。二是后卫担任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在渡江过程中由于地面有国民党军的枪炮袭击,天上有其飞机的轰炸,加上急于渡江,组织凌乱,造成一部分伤亡。在三大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五师在新圩阻击战中损失2000余人,红一军团第一师和第二师在脚山铺阻击战中损失3000余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在光华铺阻击战中损失1000余人,约计7000人。因来不及渡江,成建制的部队(主要是红三十四师和红十八团)后来基本损失殆尽,其中红三十四师4300余人,红十八团1800余人。以上相加,共损失1.3万余人。此外,隶属红一军团的少共国际师由7000人锐减至2700余人,红八军团过江的部队只有1000余人(该军团出发时有10922人),红九军团由1.1万人减至3000余人。长征出发至湘江战役,红八、红九两个军团加少共国际师减员达2万多人,当然这些部队减少的人员不全在湘江战役,就算其中一半是在湘江战役的损失,那也在1万人以上。红五军团的第十三师和军委两个纵队在湘江战役的损失尚未计算。这样算来,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为3万人左右。所以,说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应当是相对于湘江战役前夕中央红军的人数而言。
二、失去抢渡湘江的有利时间窗口
一场战役人数损失过半,而且损失人数如此之多,这为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以来所罕见,所以湘江战役是红军史上一个难以忘记也不能忘记的痛点。那么,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为何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事后看,这样的损失是否可能减少或避免?
既然是战争,敌我双方就不可能没有损失,但损失的大小就可能因为战略决策和战斗指挥的不同而大有差异。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选择新的区域创建革命根据地,是必然之举。问题是博古、李德决定突围之后,所想到的就是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为那里有现成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可以安家。因此,长征的目的地一开始并不是选择革命发展更有利的区域,而是搬家,即搬到相对较近、已建立根据地的湘西地区。自然,前往湘西有其长处,此地处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交界之处,远离中心城市,山高林密沟深,红二军团在那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且毕竟此前红六军团已相对顺利地从赣西经湘南再从湘黔边界北上,与红二军团实现了会师。
问题在于红六军团仅数千人之兵力,不论蒋介石还是各地方军阀,预先都没有意识到红六军团会千里远征,而且红六军团虽然实现与红二军团的会师,但一路征战损失过半。中央红军人数是红六军团的10倍,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也随军行动,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任中央红军的西征,而是会处心积虑地将中央红军尽早地消灭在西征路上,绝不希望中央红军能到一个新的区域落脚并东山再起。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条封锁线后,蒋介石已经判明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就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西征路线同样前往湘西,为此,他决意要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中央红军。博古、李德等人并非没有判明蒋介石的意图,但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方针,非要重走红六军团的路线西去湘西,这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做法。
据李德的翻译王智涛回忆,长征到达湘南时,毛泽东曾提出“红军不能西渡湘江,而是留在湘南,乘桂军南下,兵力空虚之机,集中我军主力,从宜章至湘江地区出击。这里,是敌人防御力量最薄弱,未构筑堡垒和坚固工事的区域,便于我军机动作战”。毛泽东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得到了他们的赞同,遂到江华县城中革军委的驻地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了解他们的来意后,认为李德对毛泽东成见太深,不论毛泽东提什么意见,李德都不会接受,于是建议由王稼祥去同李德、博古主谈,然后把李德、博古请了出来。王稼祥说完建议后,博古没有表态,却遭到了李德的拒绝。不过关于这一问题,目前仅见于王的回忆,还需要有其他材料才能佐证。
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到达宜章、郴县间,彭德怀曾“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作为彭德怀的搭档、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事后认为彭的建议很有价值:一是如果红三军团出敌不意,北上湘中,威胁长沙,“将使国民党湖南当局陷于惊慌”;二是红二、红六军团已经会师于黔东,如果再发动湘西攻势,中央红军则北进湘中靠近湘西的溆浦、辰溪、沅陵一带,“两路红军对进,有可能在湘西会合”;三是中央红军如果北上湘中再前往湘西,有可能迫使蒋介石和何键改变其“追剿”部署,就可以避免西渡湘江进入桂北的老山界即西延山区。
湘江战役时,国民党诸将领中,何键最为积极,这固然是何键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使然,同时他十分害怕中央红军进入湘省腹地危及他的统治。中央红军进入湘南之际,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没有跟上;“南天王”陈济棠为求自保,已与红军签订秘密协定,不会追击红军进入湘境;何键的湘军主力还未向湘南集结;中共在湘南具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曾在这里发动过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且湘南基本是无堡垒地区。如果博古、李德不是一味采取避战方针,在此地先消灭一部分何键的湘军,给何键一定的教训,然后按照彭德怀的建议,从湘南以一部分兵力向湘中的湘潭、宁乡、益阳等地进攻,从而威胁何键的大本营长沙,何键必然会将其兵力向长沙收缩,中央红军大部则乘机向溆浦、辰溪、沅陵进军,是有可能在这里开创新的根据地的。
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是农民运动活跃的地方,有组织开展革命的群众基础,中央红军的许多高中级将领出身于湖南,熟悉这里的地理民情。可惜,博古、李德对彭德怀的建议“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行进。这使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摸得一清二楚,立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进行‘堵截’、‘追剿’”。这表明,湘江战役并不是非打不可的。
中央红军之所以比较顺利地通过前三道封锁线,与突围转移前开展了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湘江战役中,给中央红军造成严重威胁的并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而是何键的湘军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湘江战役发生地主要是湘江上游广西的全州、兴安、灌阳地区,这里属于桂北,近临桂林,而桂林曾是广西的省会所在,也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家(李和白都是今桂林临桂区人)。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依靠的是江浙财团的经济支持和白崇禧的武力配合,佐以黄金荣、杜月笙的青红帮为打手,因此,以李、白为核心的新桂系与蒋介石有过短暂的合作历史。但是,由于北伐战争中新桂系走出广西一隅后,实力大增,控制的地盘很多,在蒋记国民政府即南京政府建立之后,蒋桂之间矛盾日益加深,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就是新桂系逼宫的结果,此后双方多次兵戎相见,一再发生战争。1930年发生的中原大战曾使新桂系元气大伤,广西之外的地盘全部丧失,兵力也严重缩减。
新桂系中,李宗仁是龙头老大,白崇禧则为灵魂。白被称之为“小诸葛”,具有一定的军事谋略。白崇禧当时的考虑是如果对即将进入桂境的中央红军坚决拦截,不但兵力不够(当时新桂系只有18个团),而且与中央红军作战不论输赢,对广西都不利。因为中央红军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但毕竟号称人数10万,就算桂军取得胜利也会疲惫不堪,蒋介石会以善后的名义进入广西;如果与中央红军作战失败,蒋介石更会以“追剿”的名义进入广西,正中蒋介石的下怀。白崇禧认为中央红军有三种可能:一是沿红六军团的西进路线进入贵州,然后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进入贵州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占领湘鄂川黔边区;三是进入桂东,占领桂东各县,向粤西的罗定方向发展。白崇禧经过研判,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大,第二种可能性次之,第三种可能性最小,由此判断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只是过境,因而确定的对待中央红军的总方针就是“送客”。“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在具体作法上应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判断红军当时是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11月20日,湖南江永与广西恭城的湘桂边境间由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攻击。桂军以此为借口,将原驻守在全州、兴安、灌阳一线的主力部队撤至龙虎关附近的恭城,作为桂北门户的全州只留守两个营,在兴安和灌阳也只各布置了一个团,实际是放开全州、兴安间湘江通道,希望中央红军早日过境。随后,李宗仁电告蒋介石:因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故将主力移赴恭城附近。可是,对于这个重要的情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并不知情,而是按照原定的时间进度缓缓西进。
11月22日,蒋介石将桂军主力从全州、兴安一线移驻恭城的情况通报给了何键,并提醒何键桂军主力已移至恭城附近,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兵力单薄,要其“以期周密”。何键在了解李、白的避战意图后,于11月23日致电蒋介石说,自己兵力不多,所属刘建绪部的防线原本在零陵以南黄沙河一带,现在让其“伸延至全县与桂军衔接,实属再无余力继续南移,增任二三百里之正面防务”。如果蒋介石准许全州、兴安、灌阳一线的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
由于何键向蒋介石告了新桂系一状,蒋便一再催促桂军从恭城北上全州、兴安、灌阳一线。这时,李、白一方面为了向蒋介石有所交待,另一方面又发现中央红军队伍凌乱、枪弹短缺,非战斗人员众多,是背后追击占便宜的好机会,遂从东、南两个方向朝灌阳、兴安一线进击。湘军的刘建绪部又于红一军团之先进占了全州,从北至南向中央红军进击。至11月27日,中央红军与湘、桂两军开始交火激战。先期过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为控制住渡口,只得拼死抵挡国民党军的进攻,其余未过江各部,只能在枪林弹雨中抢渡,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何键11月2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被中革军委二局侦听到并成功破译,不知何故,中革军委于24日22时半才向全军通报,这已耽误一天的时间。25日17时,朱德对全军发布向全州、兴安以北进军的作战命令。虽然此时距桂军从全州、兴安一线撤离主力已有两三天时间,但11月24日红军总部已进驻道县的午田,这里到界首约110公里,如果快速行军,是有可能在湘、桂军到达湘江前抢渡过湘江的。可是,军委两个纵队延至11月30日才得以过江。为了保护其过江,红一、红三军团只得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三地与湘、桂军展开惨烈的阻击战,为军委纵队殿后的红五、红九军团也只得奋力推挡敌人的追击,结果付出重大牺牲。
三、新组建部队战斗力弱与坛坛罐罐的拖累
湘江战役中使中央红军减员严重,经过湘江战役之后,各部队减员比例最高的,并不是作为前卫并负责打三大阻击战的红一和红三军团,而是殿后的红八、红九和红五军团。红五军团自长征以来一直担任全军后卫,为了阻击从后面追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其所属的红三十四师因而未能过江最后基本损失,而红五军团只有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两个师,所以同出发时相比,红五军团湘江战役之后不及原来的半数。红八军团出发时1万余人,到通过湘江的仅1000余人,损失近十分之九;红九军团也从出发时的近1.1万人减少到3000余人,减少了三分之二,这是长征初期减员最严重的两个军团。
这两个军团减员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两支部队组建的时间不久,不像红一、红三军团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战争磨练,具有丰富的战场经验。红九军团组建时间稍早一些,组建于1933年10月,基本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但与红一、红三军团相比,部队的历史较短。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为补充前线的兵力消耗和扩大红军队伍,曾多次开展“扩红”运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实施主力战略转移后,“扩红”工作进一步加强。在苏区各级组织的努力下,大批青壮年加入红军队伍。同年8月26日,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成立教导师的训令,要求在9月15日之前成立新的教导师,由3个团、1个机枪连、1个警卫连组成。同年9月,中革军委又决定成立红八军团,由红二十一师和红二十三师合编而成,全军团1万余人。
这些新部队的组建,使中央红军保持较多的数量。但是,由于一味地注重人员的数量而忽视了人员的质量,不是把人员补充到主力去扩大老部队,而是另起炉灶成立新部队,许多战士是刚刚“扩红”参加红军的,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中下级干部也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干部战士表现都很勇敢,却缺少相应的军事技术,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有亲历者回忆:“在大庾北稳下村时,广东敌人出来一个营,就把我们教导师的一个团打散了,跑得两面山上都是。”“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教导师下辖3个团,约6000人,意味着湘江战役前已损失了2000余人。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并未承担特别大的战斗任务,但过了湘江的只有1000余人,根本无法作为一个军团保留架子,因此湘江战役后不久,中革军委就决定将红八军团全部人员除营以上干部外,全部编入红五军团的第十三师各团,同时鉴于红五军团本来只有两个师,其中的红三十四师因为未能过江而损失,中革军委又决定红五军团取消第十三师师部,由军团司令部直辖第十三师的3个团。
按理,进行这么大的战略转移必须尽量使人员精干,轻装行动,也不必匆匆忙忙地组建新的部队,而应将新战士补充到老部队,以老带新。“如果一个老的团扩大成为两个团,那就不同了。为什么新的部队战斗力弱呢?就是因为新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锻炼和没有一个历史的传统作风,因而他们走路、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别的了。”这些新部队自己尚未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且需要老部队为其提供帮助,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在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是作为预备队使用的,并没有经历大的战斗,损失却是各军团中最大的,就在于这支部队过于年轻,长征前根本没有实战经验。可惜的是,不但红八军团自身损失巨大,为掩护其过湘江,导致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也未能过江,以至这个团最后也被损失掉。遵义会议决议就此反思指出:“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
兵贵神速。然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行进的速度始终很慢。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10月10日从瑞金的驻地出发,到11月25日全部过潇水,费时46天,行程1700里左右,平均每天约40里,这个速度与战略转移要求的急速行军相去甚远。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11月25日发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的命令后,虽然全军上下都知道抢渡湘江的重要,但第二天军委纵队只走了8公里,27日竟然只走了6公里,29日和30日虽然速度有所加快,但也分别只走了28公里和32公里。
行进速度之所以如此缓慢,一方面是因为对于敌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想快也快不起来,主要是带着的坛坛罐罐太多且太笨重。“中央纵队,那就庞大得很,分作两个队。第二纵队叫红章纵队。红章纵队有一个干部队,队里有文的,没有武的,有老人和家属。接着是卫生部,有二百副担架。接着是兵工厂和印刷厂,带着笨重的兵工厂机器和印刷机走路。又是夜间行军,又是走小路。前面起了床,后边还没有到达宿营地。”“这一带是湘桂边境的九嶷山区,重峦叠嶂,山道崎岖。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正如1935年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汇报时所说的:“由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一百公里到一百五十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攻击我们。”
这些坛坛罐罐主要在军委第二纵队。该纵队迟至1934年11月30日黄昏才渡过湘江,这不但使担任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为保护其渡江付出重大牺牲,而且延缓了红五、红八、红九军团的渡江。如果在湘江战役之初,就下决心放弃那些暂时无用的坛坛罐罐以轻装前进,军委第二纵队可以早一些渡江,湘江战役红军损失就会减少许多。自然,历史不能假设。
四、博古、李德对战役严酷性的严重误判
湘江战役主要地点在桂北的全州、兴安、灌阳,此地位于湘桂两省交界处,统治湖南的何键极端反共,统治广西的李宗仁尤其是白崇禧既反共亦长于设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不希望中央红军进入其地盘,他们既不愿统治区域被“赤化”,也不愿蒋介石的势力以“追剿”的名义进入其境内。
新桂系因为判明中央红军只是过境,目的是沿红六军团的路线从桂北折入贵州,进而前往湘西,更多的是希望尽快把中央红军送走,当发现中央红军的弱点时则趁机占便宜,既可向蒋介石表功,也可以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因为白崇禧本质是反共的。何键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密切,是因为依附蒋介石而获得主政湘省的地位。同时,他担心中央红军在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湘省境内的红军力量会大增,从而危及其统治,因而在湘江战役中进攻中央红军甚为主动。这也是白崇禧对中央红军有意“送客”,曾将全州、兴安、灌阳一线桂军主力一时撤走,而何键却积极主动进驻桂境全州,以刘建绪部4个师在脚山铺疯狂进攻中央红军的原因。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其所谓国民政府之后,实际能控制的主要是江南地区,西南、西北、华北和东北基本是地方实力派的天下。各地方实力派的特点是有地盘、有军队、有能控制的政权等,但有军队是根本。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有高有低,长期以来,人们的印象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战斗力强于地方实力派,因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基本是蒋介石。其实,蒋之所以获胜,并不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军队战斗力有多强,而是蒋介石毕竟掌握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又以中国最富庶的江浙一带为基地,在财力上要优于地方实力派,他搞垮各地方实力派的手段,主要是拉拢和收买其属下将领,即给官给钱。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而这次反“围剿”最终失利,给博古、李德等人一种错觉:“误认西南(广西、贵州、湖南)的敌人装备差,而没有估计到西南敌人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央苏区作战时,由于遭受到严重的失败,把当面敌人的战斗力夸大了,害怕蒋介石,却轻视西南的部队。这种估计完全是错误的。长征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部队倒还好打,红军和他们是老对手了,只要被我一包围,他们就集合缴枪;而西南的部队却不好打,有时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搞不到他们的人和枪。他们也采取游击、袭击的办法搞我们。”
湘江战役之前,博古、李德对这场战役的严酷程度严重估计不足。虽然11月25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却强调“由于敌我部队质量之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言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工农红军“顽强坚决”是事实,但“敌我部队质量之悬殊”显然是一厢情愿。中央红军到湘江战役之时虽然还有六七万之众,但其中就有1万余人的军委两个纵队,这两个纵队除了军委第一纵队中的干部团有战斗力外,其余人员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红八军团刚刚组建就踏上征程,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因此,这数万中央红军中,真正可用于作战的也就半数多一点,而堵截和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前面有湘军、桂军倾巢而出,后来薛岳和周浑元的中央军紧追不舍,总人数达25万之众,是中央红军的数倍,而且这还只是敌人的正规部队,要是加以地方保安团、民团和反动地主武装,总人数则更多。
中央红军出发时,全军有步马枪29153支,轻重机枪651挺,步马弹1418200颗,轻重机枪子弹215639颗,迫击炮弹2473枚,看似总数不少,但人均下来只有16颗子弹。以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红一、红三军团为例,长征出发时红一军团只有步马枪6992枝,轻重机枪207挺,迫击炮8门,三军团则分别为7193支、172挺和8门。至于红八军团,一万余人中只有步马枪3292支,轻重机枪77挺,迫击炮2门。到湘江战役前,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枪弹必有损耗,而一路没有较大规模的歼敌,自然枪弹少有缴获。虽然湘、桂军的武器装备不如蒋介石的中央军,但必强于中央红军。湘、桂两军为堵截中央红军,还动用了航空队对中央红军进行侦察和轰炸。
中央红军是劳师远征,出发以来虽然行进速度不快,但每天都处于行军作战,来不及休整,全军上下已相当疲惫。虽然湘军刘建绪部也只是先于红一军团一步抵达全州,但刘部事先根据何键的命令,已经集结于全州以北的黄沙河一线,从黄沙河至全州仅20余公里。至于桂军从集结的恭城到战场所在地灌阳的新圩和兴安的光华铺,也只有100多公里,且有公路可通。相对而言,湘、桂军在湘江战役中是以逸待劳。应该说,当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没有做到知己知彼,以为湘、桂军比中央军好打,虽然在截获何键11月2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后,于25日作出抢渡湘江的决定,号令全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但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役的残酷性,严重低估了湘、桂军堵截中央红军的决心与力量,因而在行动上仍然缓缓西行。正因为如此,中革军委同一天下达的向全州、兴安西北进军的作战命令中,要求军委第二纵队当天原地休息,因而该纵队迟至11月30日黄昏才渡过湘江,阻击部队为等待其过江付出重大牺牲。
在湘、桂、黔三省中,黔军的战斗力相对较弱,而湘、桂两军战斗力则较强。湘人自近代以来便有尚武从军的传统,故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湘人性格“霸蛮”,即执着与固执,在战斗中敢打敢拼,故而湘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新桂系自从旧桂系脱胎出来之后,经历过长期的战争,虽然中原大战之后桂军严重缩编,但其骨干被保存下来,许多士兵为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兵,因为广西山多,因而桂军善爬山走路。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陈毅曾对桂军的特点作过评价:“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非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他妈’。你捉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这里的两广军队主要指的是桂军。这虽然是十几年后陈毅对桂军的印象,但说明桂军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向是具有战斗力的。
中央红军是远道而来,湘桂军则就近作战,而且桂北全州、兴安、灌阳一线多为丘陵地带,地形比较开阔,适合于进攻而不利于阻击。桂北地区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家,新桂系在这里建立十分严密的民团制度,有比较完善的地方政权组织,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的基础比较薄弱,中央红军的目的是在这里渡江,自然也来不及组织发动群众。因此,从天时、地理方面,对中央红军都是不利的。这些都是导致湘江战役中红军之所以付出重大牺牲不能不注意到的因素。
五、结语
应该看到的是,湘江战役中虽然中央红军付出重大牺牲,但打破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的企图。12月5日,何键发出通电,内称“敝部奉令追剿西窜股匪,未能达到歼匪于漓水以东地区之任务,实深惭悚”,承认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图谋失败。怎样评价湘江战役,应该注重两点:第一,中央红军经过千辛万苦通过了湘江生死线,广大红军将士以自己的勇敢、以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通过了湘江,实现了战役前的战略意图;第二,湘江战役的代价是巨大的,三大阻击战导致了数千将士的伤亡,红三十四师和红十八团成建制的损失,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大量减员,红八军团的建制还被撤销,整个战役损失的人数接近战役前的半数,红军将士血洒湘江和湘江两岸。
湘江战役不但保障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最终渡过了湘江,更重要的是这一战役彻底暴露教条主义的恶果,促使了广大红军将士的觉醒。1931年初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领导地位,但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有一个过程,这次全会后,中央苏区还相继取得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的面积、人口、红军数量都达到了全盛时期。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毛泽东没有指挥红军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这给人们一种错觉,没有毛泽东指挥,红军照样打胜仗。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进驻中央苏区,教条主义也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其恶果也开始显现,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央苏区的面积、人口不断减少,人们开始对教条主义产生怀疑。但是,临时中央那些人是靠写文章起家且能说会道,并且动辄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吓人,加之中共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密的组织纪律,广大干部战士对教条主义的错误不敢公开质疑。经过湘江战役,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充分暴露,李德身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神秘且神圣的光环已完全褪色,广大将士深切感受到不能让博古、李德再这样瞎指挥下去。如果没有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就难以有后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转兵贵州,更难以有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