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向能动式人工智能演进，人类正在快速进入智能社会。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以人类智能体与人工智能体共生为标志。一方面，两类智能体所实现的物理基质并不相同，人类智能体以碳基物质及生物生态系统为基础，而人工智能体则以硅基物质及电子生态系统为基础；另一方面，它们在信息层面上生产、交换和分享智能资源，并通过互动影响彼此的行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和文化演进，从而使人类社会发展跃上新台阶。由于人类智能体和人工智能体分属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作为“小我”的人依然可保留自身特有的内在体验，而这将是在未来更值得珍视和追求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2026年春节前后，一股“养龙虾”热潮席卷全网。这一现象背后，是人工智能正从“生成式”（generative）向“能动式”（agentic）的加速演进，表明其从被动对话转向自主规划、工具调用与任务执行。这一技术跃迁，推动人类社会迈向以人机协同、智能赋能为特征的智能社会。
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到能动式人工智能
1956年，“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建构人工系统，以模拟、实现或放大包括人在内的自然智能。之后，几代科学家为实现这一梦想，进行大量艰辛探索。其间，人工智能研究虽然取得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人类社会并未产生深远影响。
2022年后，以ChatGPT和DeepSeek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相继推出，人工智能的地位和影响开始发生革命性改变。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模型从训练数据中获取模式（通常为概率分布）后，能在给定输入条件的情况下，运用这些模式，生成类似于训练数据，而又与之不同的新数据。实用上说，它们既能输出文本，亦可在文本、图像或视频等之间实现生成转换，所以，极具应用价值。目前，各种生成模型已经在文本写作、语言翻译、文图互生、科学研究和社会决策等现实场景中，获得广泛应用，使人工智能大规模地进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从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结构和演进轨迹。
然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虽然在功能角色上，可看作能承担一定智力任务的智能体，比如，会写作文本的模型可视为“作家”，能生成图像的模型可看作“画家”，但是，这样的智能体并不具有能动性（agency）。它们只是根据用户要求（提示词）生成特定内容，形象地说，是只“动口”不“动手”。自然地，人们希望人工智能体（AI agent）不仅仅能按部就班地履行规定任务，还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自主地展开行动和进行学习，包括目标的分解、合理地决策、合适工具的调用和适应性学习等，从而有效地求解由基本目标设定的问题。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从“生成式”进一步朝“能动式”演进。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建构具有一定能动性的人工智能体的研究就已开始。不过，由于缺乏扎根的技术条件，这类研究长期处于探索性理论或理想实验阶段。自大语言模型取得巨大成功后，人们便很快意识到，依托日趋成熟的大模型推理能力和基础性编程架构，建构具有能动性的人工智能体的时机已经出现。于是，能动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新前沿，其目标就是创建各类具有能动性的人工智能体。目前，虽并不存在严格的定义，但大致上说，这类人工智能体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具有感知复杂环境的能力并与其互动，二是自主（程度不一）地展开目标导向的决策，三是适应性地学习，四是有效地实施行动。
2025年11月，奥地利程序员彼得·斯坦伯格（Peter Steinberger）将独自开发的一款人工智能体框架——Clawbot（后改名为OpenClaw，即“龙虾”）上传至开源代码社区GitHub，成为一个突破性事件。这一框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肢体”和“操作环境”，让大模型的智能通过人工智能体得以在现实世界中落地。发布后，“养龙虾”迅速渗透到办公自动化、软件开发、内容创作和个人生活助手等众多领域。可以说，这意味着一个人工智能体时代的来临。
当下，能动式人工智能的研究如火如荼，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体层出不穷，且已经越来越多地部署到生产企业、金融市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政府机关等领域。于是，便产生这样一个迫切需要人类面对的问题：一旦人工智能体开始普及，人类社会的形态和人的生存方式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智能爆炸”引发社会跃变
不难发现，随着越来越多人工智能体的建构和部署，正在出现一种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现象，那就是“智能爆炸”（intelligence explosion）。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不妨先对人类的智能及其演进过程作阐述和分析。
智能究竟是什么？其实并没有一种公认的定义或看法。这里，我们只关注人类的智能。无疑，人在地球上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其具备特有的心智运作能力。通常，可把其中展开认知和行动的能力叫作智能，而属于体验的部分便是意识和情绪；当然，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这就是说，人的智能就是其在环境中展开知行的能力，包括感知、记忆、推理、预测、想象和决策等方面。
我们知道，在人类心智中，虽然智能的运作发生在个体层面，但要实现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关键一步是要将其运作所生成的知识或信息外化，即将生成的知识或信息输出并记录至个体心智以外。在进化过程中，人运用语言（继而发明文字）等媒介实现这种外化，结果一个由知识或信息所构成的文化世界应运而生。从此，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个体可将其在与自然环境或他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或信息持续外化，导致文化变迁；另一方面，因为构成文化领域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知识，或者是外化者心智体验的表达，于是，缺乏这些知识（体验）的他人或新后代，就不必直接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作用，而只需凭借自身具备的智能（学习能力）便可快速有效地完成知识获取和积累。可见，人类的知识或信息既是智能外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训练和提升智能的“养料”。由此看来，人类的智能本质上是社会的，而社会的演进也可看作是一个智能进化的过程。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智能所外化的知识或信息不断地积累和传承，并在一些特定的时段，推动社会形态的更迭。比如，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大量生成和传播，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过，直至几年前，包括知识生产、文本写作或理性决策等几乎所有智力性活动，均由人类智能体所承担；即使其中使用一些存储和处理信息的工具（如传统的计算机），它们本身并不具备学习和生成新知识、新信息的能力。这样，虽然凭借自身的生物（自然）智能，人类积累大量的智能产品（知识），创造辉煌的文明，推动文化领域的日益繁荣，但是，其所拥有的自然智能的数量和品质均受到生物因素的严格制约。特别是，个体的智能不仅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教育）才能提升，而且无法通过直接“复制”的方式传予他人或后代。事实上，随着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个体因生命和智能受限而导致的学习压力亦越来越大，结果只得不断地延长学习时间，并采用专业化的学习方式。而就人类社会来说，为维持自身更好地发展，智能始终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如今，人工智能体的涌现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从功能上看，人工智能体不但具备以往唯有人类智能体才拥有的多种智能，从而可以代替人类更高效地从事大量智力性活动，而且它们的数量和运作方式并不受生物因素的制约，进而引发智能的爆发式增长。事实上，自2025年起，在生产、流通、社交乃至科学研究等众多领域，人工智能体正在加速部署和使用。据国际数据公司（IDC）2025年底发布的预测报告，人工智能体正进入高速发展期，预计到2030年全球数量将飙升至22亿个左右，2025～2030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将高达139%。在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由人工智能体承担编码工作的比例正不断提高。
当下，我们识别一个文本或视频，有时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类智能体的创作还是人工智能体所为；我们阅读一篇科学论文，恐怕难以确定究竟是人类科学家的成果，还是人工智能的贡献；我们接受一个建议，也不一定知道究竟是出自人类决策者还是人工智能体；等等。这一切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智能社会正在涌现，其中，由智能资源不断迭代升级所发生的智力活动，已经不一定由人所为，这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前所未有。
智能社会的内涵和特征
智能社会是不可逆的全球性趋势，但智能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形态？其只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在人类社会内部出现的新形态，还是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新型社会形态？
有必要对“智能社会”作分析。其实，这一概念并不算新。20世纪后半叶，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人们认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结合当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便自然地会预见信息社会将向智能社会演进。比如，我国早期研究人工智能的哲学及其社会影响的学者童天湘指出，信息社会只是过渡的社会形态，人类通过发展以智能技术为主的高技术将会进入智能社会：“高技术发展对社会最本质的影响是导致智能革命，出现社会智能化。因此，工业之后的社会是智能社会，不是信息社会……实际上，所谓信息社会，无非是由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并且预言，“智能人与智能机将共同谱写人类的后文明史，也会奇迹般地创造出一个智能社会”。这一观点具有远见。不过，要刻画智能社会的内涵和特征，还得等到如今人工智能体的出现，并大规模地走进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我们认为，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智能社会并非专属于人类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由人类智能体和人工智能体共生的新型社会形态。已有学者隐喻性地称其为人机共生的“半人马（centaur）”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中，两类智能体所实现的物理基础并不相同：人类智能体以碳基物质及其生物生态系统为基础，而人工智能体则以硅基物质及其电子生态系统为基础；然而，它们在信息层面上却可以生产、分享和交换资源，并通过互动影响彼此的行为。这样，智能社会便具有以下特征。
建构人工智能体的物质基础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强大引擎。从社会形态上说，人类社会正由以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支撑的信息社会，迈向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支撑的智能社会。但为满足人工智能尤其是能动式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拥有更为强大的算力资源和数据中心，而这又有赖于各种硅基芯片及相应基础设施。因此，在当今的经济社会活动中，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已经成为吸引全球金融资本和顶尖人才的重要领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从中美两国的证券市场可看出，当下市值最大或股价最高的公司往往属于从事这类活动的科技企业。
智能社会中的两类智能体既是智力生产和交换中的“劳动者”，亦是智能产品的消费者。所谓词元（token），其实就是指这种智力生产和交换中的基本单元。诚然，人工智能体原初由人类智能体所创建，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就可自主地进化，包括形成属于自身的生态系统，从而变得更为智能、复杂和强大。而对于人类来说，之所以热衷于创建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体，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其可替自己工作，以便节约智力和时间等方面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为自身创造更多价值。
这里，似乎有一个认识问题有待求解，即能够履行认知任务的人工智能体是否可以看作“劳动者”？显然，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认定劳动是人类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那么，实际上也就排除存在其他“劳动者”的可能性。不过，倘若承认劳动者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概念，也就是说，任何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执行“劳动任务”的智能体均可以称为“劳动者”，那么，担当“劳动者”角色就不一定只能是人。实际上，在当今的许多劳动过程中，机器人能与人一样完成某种任务，甚至做得更好，从行为或功能上说，它们就可视作“劳动者”。因此，如果人工智能体能够像人一样自主地设定目标、进行规划和决策并实施行动，从而可在一个工作的全过程中取代作为劳动者的人，那么，是否还依然只把其当作工具而不是劳动者呢？当然，由于人工智能体具有不同的类型，自主性和智能化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其在劳动过程中，也不一定能独立地担当劳动者的角色。而随着能动式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体将更加自主地认知和行动，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将它们视作劳动者应该是合适的。一种常见的看法是：不管人工智能体多么聪明能干，归根结底是人所创造的，因而，它们不能看作劳动者，只能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其实，这是一种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偏见。面对具有自主性和超强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体，我们或许最好像人工智能的创始人——马文·明斯基（M. Minsky）那样，将它们视为人类的“智能孩子”。
智能社会中两类智能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除传统社会中人类智能体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以外，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人类智能体与人工智能体之间，以及人工智能体之间的多重关系将逐渐出现。在人类智能体与人工智能体之间，可以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多种交互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类而言，就有如何与人工智能体实现认知适应和分工合作等新问题。而当人工智能体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或在人工智能体之间形成属于自身的小社会时，如何监督它们的行动以防范错误和风险，以及如何界定行动中的责任和权力，对于人类而言，又会构成挑战。因此，随着智能社会中多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建立新的合规制度或协议已经成为人类自身无法回避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智能社会开启文化演进的新阶段。如上所述，此前，人通过外化自身智能的产物建构文化领域，从而成为文化演进的主体。但自从人工智能体跃上历史舞台，文化领域的内容和进化就不再仅仅取决于人类。人工智能体的“异人智能”，既可以生成与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和信息相类似的内容而为我们所理解，也能产生超出人类认知的内容，且这个过程本身甚至超过人类理解的范围。我们知道，没有任何自然规律排除出现通用人工智能（AGI）或超级人工智能（ASI）的可能，而如果进一步相信宇宙的进化法则，那么，这种可能似乎又成为必然。当然，我们确实也无法预知未来的具体状态。
目前，随着计算基础设施、具身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的不断发展，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定将更加融合，而人类智能体又越来越依赖于各种终端来进行生产、消费和娱乐，结果人工智能体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无疑会越来越大。
社会的复杂化与人的新地位
我们知道，从一开始，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这表现在：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的个体，不仅拥有自主选择和创造的能力，且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而这又能促进个体自适应能力的增强，进一步导致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需要关注到，在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类型各异和规模不等的多种子系统，而处于底层的子系统之间亦可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更上层的系统，这样涌现的社会现象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生。
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构成上，也体现在进化过程中。纵观人类文明进化史，不难发现，社会进化是一个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从机制上说，技术是社会系统复杂性增加的主要动力。技术产品的不断问世和应用，不仅提高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使得社会交往快速多变，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和进化呈现越来越复杂的趋势。特别是，人类不停地发明个体或群体之间进行信息交往的工具，其中文字、印刷术、电话和互联网是最具代表性的发明。这些发明使得人类不断地突破原本依赖自然媒介传播和保存信息的局限，最终建构起一个跨时空的信息互动的动态网络。这当中，人类社会的形态也经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演变。
然而，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虽然知识或信息持续增加并变得多样化，传递的速率也不断加快，但生产和消费知识或信息的主体始终是人类智能体。而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这种情况可能发生重要改变：社会的基本主体已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人类个体。如前所述，在这种新型社会形态中，不仅存在着人类社会原有的各种相互作用，还将出现人类智能体与人工智能体之间，以及人工智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预见，社会系统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智能社会可以看作由人类社会和人工智能体社会所组成的超系统，其中，作为人类基本单元的个体的地位需要重新界定。一方面，如果单独地看由人类个体所组成的社会系统，那么，个体在其中的地位就与以往相同或类似，由人工智能体所组成的社会可视为其环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考虑人类个体在智能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那么，其与人工智能体之间便不再属于环境关系，而是同为履行认知任务或行动的基本主体，只是分工可以不同。比如，人类智能体可担当人工智能体的协调员或指挥官。事实上，这正在成为一种新职业。
那么，在智能社会中，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人自身的独特价值？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的前提。智能社会由人类智能体和人工智能体所组成，而这两类智能体实际上分别置于不同的生态系统之中，这就决定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穿透的一面。我们知道，虽然人类智能体与人工智能体之间可以实现互动和角色替代，但这主要是发生在信息层面。从本体论上说，人作为生命体离不开生物生态系统，认定其是否活着或具有生命，只有相对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而言才有意义；而目前的人工智能体主要处于电子生态系统，故如果要问这样的数字生命体（如“数字果蝇”）是否活着，也只有相对于电子生态系统而言。由于构成生物生态系统和电子生态系统的物理基质并不相同，于是，那些依赖生态系统的存在物的特性并不具有穿透性。因此，虽然人工智能体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但并不表明它们与地球上已存的自然生命体具有相同的意义。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看作为自然生命的人类个体。在智能社会中，不同智能体之间可以实现信息互动，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人的生存方式产生多种多样的影响。然而，那些由生物生态系统所设定的人的内心体验却是独特的；类似地，如果说人工智能体拥有由电子生态系统所设定的“内心体验”，那么，它们也将是独特的。
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将人类带入一个注重体验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虽然人类社会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跃升，定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依然是独有的，所以，值得追求的是在人生中去尝试自己喜欢的经历，并从中获得爱和美的体验”。可以说，在智能社会已经涌现并正在发展的大趋势下，作为“小我”，我们每个人除积极地顺应时代潮流以外，更应该注重提升和分享自身独有的体验。
郦全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知识与行动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心智哲学、认知与文化，主要著作有《虚拟认识论》（合著）、《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当代科学认知的结构》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