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全民:基于数智技术的“控”与“辅”——老子思想在当代社会管理中的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21-05-03 07: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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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全民  

   摘 要: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着有组织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数智技术均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遵循“道法自然”的原理,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采用自组织模式更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数智技术则可成为实现“无为”思想的有力手段。

  

   关键词:数智技术;有组织;自组织;自然;无为

  

   作者简介:郦全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知识与行动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41)。

  

   基金:华东师大“幸福之花先导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历史跨度和全球视野中的老子学说研究及其大数据分析——老子思想的源头、内涵、未来和域外影响”(项目编号:2019ECNU-XFZH006)。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数据技术和智能技术(简称数智技术)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类社会系统的组织和管理。对于一个复杂进化的社会系统而言,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组织模式:一是层级式控制的有组织模式,二是扁平化自主互动的自组织模式。作为建构和管理组织模式的手段,数智技术均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问题是:在一个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的社会中,究竟应该采用哪种组织模式?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对老子的核心思想进行一定的转化,确立选择社会系统组织模式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探究数智技术在当代社会系统的建构和管理中的重要价值。

  

   一 社会系统的复杂进化

  

   人类社会已是一个复杂进化的巨系统。之所以称为“巨系统”,在于其形成了多层次的嵌套结构,其中每个层次均由处于次层的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子系统(组元)组成,而这些子系统又由更次层的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子系统组成。对这些处于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我们通常冠以国家、地区、政府、社团、企业和单位等群体性的名称。1不过,就人类社会而言,构成它的基本组元便是个体。

  

   倘若试图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何以增加,从方法论上考虑,一个合适的起点是分析其基本组元——个体的特质和行为。我们知道,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个体不仅拥有自主选择、决策和创造的能力,而且其行为可与他人或环境之间形成反馈。这样,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或追求更大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强度等便会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而这些又能促进个体自适应能力的增强,进而,导致个体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正是在这种基本机制的运作过程中,人类社会内部形成了类型不同和规模不等的各种子系统,其中,处于底层的子系统之间又通过相互联系或作用形成更上层的系统。这样,处于每个层次的系统既由底层次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所构成,其自身又会突现出新的具有自主性的属性、行为和功能。结果,整体上看,人类社会便成为一个具有分层嵌套结构的复杂的巨系统。

  

   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根本上说,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在于开启了一种新的进化方式,即文化进化。这种进化方式的出现是由于:在与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个体将心智运作的结果(知识、观念等信息)加以外化,也就是“卸载”到超出个体心智的其他媒介上。于是,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方式和个体积累知识的过程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社会系统复杂性增加的角度看,技术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可以提升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或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个体或群体之间进行信息交往的新工具和新媒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文字、印刷术、电话、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些发明不断地突破人类原本依赖自然媒介传播和保存信息的局限,在社会内部建构起了一个超时空和跨文化的信息互动的动态网络。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交往实现了从短程到长程的变化,且变化的方式也丰富多样,结果,社会系统进化的速率不断提高,复杂性亦随之增加。

  

   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也为了更好地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便开始选择和设计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建立各种社会(子)系统,对各种尺度上形成的社会系统进行管理或治理,以便在确保社会整体稳定有序的前提下,人们能够满足基本的需要或实现自身的价值。那么,在社会系统日益复杂化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来选择、设计和建构社会系统的组织模式,从而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或治理的任务呢?

  

   二 社会系统的基本组织模式

  

   我们说,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进化的巨系统,而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个体具有选择、决策和创造的能力。这样,社会中各种自主体(子系统)的形成以及它们的运行并不纯粹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总是包含着某人或某些人的有意作为。这种“有意性”体现在开展行动带有目的性,且行动方式的选择过程受到已有知识、信念甚至意识形态等的左右。

  

   在人类社会内部,不论是纵观还是横看,均可以发现:各种子系统的形成和运作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有(或他)组织。这类系统不仅基本结构是为了已明确的目标而设计和建构,而且运行方式实行层级式的控制;也就是说,组成系统的自主体(组元)的行动是按照另一外在的自主体的指令展开的,而系统本身也受更高层级的外在的自主体(实际上是其代理人)所发出的指令控制。2这样,处于底层级的自主体的行动便受到约束,其行动的目标甚至具体步骤由外来指令所规定或左右。比如,如果一个企业(作为系统)的内部采用层级式的管控或其由外部指令所控制,则它就属于有组织模式。另一类是自组织。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这类系统由一群自主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其组织和管理的指令生发于内部的自主体之间的协同或协商,并不存在专使管控作用的内部或外部自主体。比如,一个理想的经济市场就是由大量相互作用的自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其中商品的数量、价格和生产方式等信息指令在自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控制者。自然界中,复杂系统的产生和运行其实就是自组织的过程。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虽然系统的设计和建构往往是人们有意所为,因而具有人工性;但一旦系统形成,如果其运行的信息指令来自组成系统的自主体之间的互动,那么,也可视作自组织模式。

  

   这两类组织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在一个较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共存。比如,如果将一个大学看作系统,那么,它的教学子系统可能采用有组织模式,这样,学校主管教学的部门、教师与学生就形成了一种层级的控制结构;而其学术研究则可以是自组织模式,其中,从事什么研究和如何研究等由科研人员自主选择或通过协作、协商来确定,而学校的相关部分只提供适当的外部条件。

  

   这里,自然地引出了如下问题:选择不同组织模式的依据是什么?一般地说,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建立和运作均是为了实现某种或某些设定的目标,而选择哪种组织模式则取决于能否有效地达到目标。不过,一种组织模式究竟能否为实现目标而有效地运作,虽然与该系统所处的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则是其运作方式是否可行,以及与其他模式的比较优势。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组织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所运作的方式及各自的优缺点。就有组织模式而言,其基本特征就是系统所涉的自主体形成了一个层级的控制结构。为了简单和明确起见,我们将发出指令的自主体叫做管理者,将接受指令并据此行动的自主体叫做被管理者。3在一个具体的有组织系统中,用控制论的语言来说,管理者充当的角色是施控主体,被管理者则是受控客体,而管理就是施控主体通过指令对受控客体的作用。通常,受控客体本身也是一个由不同类型的被管理者所组成的(子)系统。这样,从理性的要求出发,为了有效地对作为受控客体的系统进行管理,施控主体首先需要获取关于该系统的组元、结构、状态、功能和环境等的信息;然后,基于这些信息和设定的目标进行决策、形成指令,再作用于受控客体。

  

   容易看出,如果受控客体比较简单或单一,而施控主体又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来获取和处理决策所需的信息,那么,管理可以有效甚至一定意义上实现最优。然而,一旦受控客体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则施控主体就会面临两个困难问题:一是“信息难关”,即如何才能及时、准确、充分地收集所需的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作出优化的决策?4另一是如何才能将形成的决策作为指令,及时、准确地作用于受控客体?可想而知,为了真正有效地求解这两个问题,施控主体不仅需要具备超强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且应当拥有将决策指令快速地付诸行动的能力。理论上讲,如果试图追求最优的决策和管理,那就要假定存在着“全知和全能”的施控主体。

  

   然而,在人类社会中,充当施控主体的个人或群体获得信息和决策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发生的过程中还会包含非理性的因素。而且,随着系统内部层级数的增多,施控主体所获取的信息就会更加延迟和失真,指令实施的成本也将提高,结果,控制的效果就会降低。因此,现实中,理性的施控主体一般会将受控客体假设成相对简单的对象,以减少所需获取的信息,再基于延迟的、有限的信息作出决策,进而,又用简单或单一的指令去控制客体的行为。可见,这种运作方式比较适合于对简单客体的管控;特别是当目标单一并且环境相对稳定时,运用这种方式通常可以达到较理想的效果。但问题是,如果受控客体本身是由大量自主体所组成的系统,而发出的划一简化指令又直接作用于自主体或它们之间的连接,那么,自主体的行为和系统的结构势必趋向简单。然而,在一个复杂进化的社会系统中,充当基本自主体的是具有自主选择和创造能力的个体,个体之间的互动又动态可变,而且,自主体所处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结果,这种有组织的控制模式很难奏效,甚至常常造成事与愿违。

  

   在自组织系统中,自主体之间进行互动、反馈和协调,自主地决定各自的行为并实现整体的功能,而外部环境只作为选择和约束的条件。也就是说,施控和受控同时由组成系统的各个自主体来履行,而所需的信息(指令)也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成,因而是一种自我管控、自我创生的组织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个专使信息收集和决策的外在管理者,因此,信息难关问题得以消解。特别是,在不确定或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一个自组织系统可以通过其组元(自主体)行为的改变和组元之间的相互协调或协作,在结构和功能方面及时地适应环境,并在状态上实现优化。

  

不过,一个社会系统如果运行的模式为自组织,那么,尽管其可更好地适应不确定的环境并在功能等方面达到优化,但也有可能引起突现现象。这些突现现象中,有些具有正面或积极的作用,比如新技术导致的社会形态变革,而另一些却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这里,存在两种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一是在某些内部和外部的条件下,一个自组织系统会进入混沌或无序的状态,而从价值上评判,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国家或多数人而言并不有利;另一是功能上最优的自组织系统可能产生“外部效应”,而这些效应对于整个社会、社会中的其他子系统或社会的自然环境而言则是不利的。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社会动乱或无政府状态属于前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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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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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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