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贸易正加速重塑全球分工与价值链结构，但规则协调呈现区域协定先行、多边机制滞后并存的碎片化格局。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的制度演进显示，相关协调难题并非源于合作意愿不足，而更符合具有显著分配后果的协调博弈特征。在跨境数据流动、计算设施位置与数字产品待遇等关键议题上，不同制度模式的分配后果差异显著，加之谈判各方难以在事前清晰识别不同制度路径下的成本与收益结构，信息不确定性与分配冲突相互强化，削弱了传统跨议题联结机制的协调效用。在此背景下，我国可在原则性开放与非歧视义务框架内，通过分层分类承诺与结构化例外安排，在高标准规则对接与监管自主空间之间构建可协调的制度均衡。

沈维敏，上海大学法学院数智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数字贸易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跨境数据流动、数字内容与服务的在线交付、平台型交易与算法驱动的资源配置，正在重塑国际分工与价值链结构，并显著放大规则差异所带来的合规成本与制度摩擦。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期待通过规则协调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升制度可预期性，同时在制度化框架内为国家安全、隐私保护与产业政策保留可解释的监管空间。然而，从制度实践看，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主要依托区域协定不断扩展，而世界贸易组织（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在若干议题上进展缓慢，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呈现出区域与多边并行的碎片化格局。

现有国际制度理论通常认为，即便多边谈判面临显著的分配分歧，仍可依托制度化平台并通过跨议题联结来推进合作。《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制度化经验常被用作支撑跨议题联结可行性的一个经验参照。然而，数字贸易议题在谈判实践中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贸易领域的结构性特征，使跨议题联结是否仍能有效发挥作用，成为有待进一步检验的关键问题。

鉴于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在议题设置与规则结构上对区域数字贸易协定具有承继与外溢影响，揭示其协调受阻的内在机理对于把握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分配冲突与信息不确定性这一双重约束，笔者试图从协调博弈的视角构建分析框架，解释数字贸易多边谈判长期停滞的原因，并考察区域协定通过制度设计降低协调摩擦的可能路径，进而为我国在关键数字贸易议题上优化谈判策略、提升规则协调能力提供分析依据。

一、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中的协调难题

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的实践显示，数字贸易规则协调并非自发实现，其推进受阻亦难以简单归因于合作意愿不足。面对多个在效率上均可改进但在分配后果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制度方案，各国往往倾向于将协调焦点锁定在最有利于自身的模式之上，形成具有分配冲突的协调难题。同时，数字贸易核心议题所具有的高度技术复杂性与显著制度外溢性，使成员难以准确预判长期收益与调整成本，并在分配冲突背景下缺乏真实的信息共享激励。分配冲突与信息不确定性的相互强化，构成数字贸易多边规则协调长期难以推进的关键结构性约束。

（一）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及分配冲突的形成机制

在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规则的多边谈判中，各国互动呈现具有分配后果的协调博弈（下文简称CGDC）结构。各国普遍认可规则协调能够在降低制度摩擦、提升市场可预期性等方面增进整体福利，但在应当采取何种具体制度模式上存在根本分歧。由于数字治理议题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不同制度路径均可能实现整体福利改进，谈判的关键因此并非是否合作，而在于围绕何种制度模式实现协调。

在此类博弈中，一旦协调焦点得以确立，均衡通常具有自我执行性，各方缺乏偏离既定协调点的激励。然而，正因为存在多个同样有效但分配结果不同的协调均衡，分配冲突成为规则谈判的主要障碍。各国倾向于推动将全球规则锁定在最符合本国经济结构、产业利益或监管逻辑的制度模式之上，而不愿接受对自身相对不利的折中方案，从而使潜在可达成的合作均衡难以实现。

这一分配性张力可通过一个简化的双边协调博弈加以说明。设国家1与国家2均承认规则协调能够带来净收益，但各自偏好以本国制度作为协调焦点。双方在策略上均可选择维持本国制度，或协调至对方制度。当双方同时选择协调至国家1模式时，形成协调均衡，国家1获得收益a1>0，国家2获得收益b2>0；当双方同时选择协调至国家2模式时，亦形成协调均衡，国家2获得收益a2>0，国家1获得收益b1>0。在两种协调结果中，各国在本国偏好模式下获得的收益均高于其接受对方模式时的收益，即a1>b1、a2>b2。

若双方均坚持维持本国模式而拒绝协调，则谈判未能达成一致，博弈落入非协调状态，双方收益均为零；若仅有一方单方面向对方制度让步，而另一方仍坚持自身路径，则协调同样无法实现。此时，单边让步不仅不能形成经由双方相互确认的稳定协调结果，反而因已发生的制度调整成本以及谈判失败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使双方均遭受负收益。由此可见，单边让步在该博弈结构中并非理性策略，稳定结果只能出现在双方同步选择同一协调路径的情形。

在上述结构中，两种协调结果均优于非协调状态，因而构成帕累托改进；但二者在分配后果上并不对称，各国对不同协调结果存在系统性偏好。这种偏好差异正是CGDC的核心特征，其强度取决于各国在本国模式与对方模式下收益差距的大小。该差距一方面源于各国对本国制度在效率、竞争力或治理能力上的主观评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接受他国制度所需承担的制度调整成本。当一国越确信本国规则在数字贸易治理中具有相对优势，其向对方制度模式让步的激励便越弱，从而加剧协调焦点选择上的分配性张力。

1.美欧之间的分配冲突：数字产品的分类与待遇

在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中，美欧围绕数字产品的分类与待遇问题呈现出具有分配冲突的协调博弈结构。尽管双方均认识到统一规则有助于提升数字贸易的可预期性与透明度，但在应当采纳何种制度路径上存在根本分歧。美国主张以货物贸易逻辑对数字产品加以规制，推动其适用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相似的非歧视与市场准入规则结构，而非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所确立的服务分类与承诺体系。这一立场既契合其在软件、数字内容与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也深植于两部协定在非歧视义务结构上的制度性差异。

在GATT框架下，国民待遇作为一般性义务自动适用于所有货物，最惠国待遇亦须无条件给予其他成员；相较之下，GATS的国民待遇仅仅在成员国于《服务承诺表》中列明的服务部门内适用，且最惠国待遇原则允许通过豁免清单作出例外安排。正因如此，数字产品的归类并非单纯的技术性界定，而是关涉全球数字贸易竞争结构、市场准入条件与监管自主权配置的重要制度选择。若数字产品被纳入GATT规制，成员在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约束下的政策空间将显著被压缩，差别化监管措施的适用余地随之收缩。在此情形下，美国数字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制度性壁垒明显降低，从而有利于其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优势。

与此相对，欧盟坚持既有WTO法下的货物与服务二分结构，认为GATT仅适用于具有实物载体的数字化商品，而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数字内容不构成货物，应纳入GATS的调整范围。该立场与欧盟一贯强调的隐私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与文化多样性维护等监管价值相一致。将电子传输的数字产品视为服务并置于GATS框架之下，使欧盟能够在服务承诺、政策例外与监管灵活性之间保持制度平衡，并在数字贸易谈判中持续主张将视听内容排除在市场准入承诺之外，以维护其文化政策空间与监管自主权。

在CGDC的分析结构下，美欧在若干核心议题上呈现出有限趋同。双方均认可在关键制度节点实现最低限度的规则协调，有助于降低规则碎片化所带来的合规成本，提升跨境数字交易的稳定性，并改善数据流动的整体效率。但与此同时，双方均试图通过制度协调，使本国既有的数字治理模式获得国际优先地位，从而实现制度外溢并巩固其在国际数字秩序中的话语权。由此，美欧对统一规则本身具有共同偏好，而在围绕何种制度模式实现协调的问题上则存在根本性分歧。

沿用CGDC模型可以进一步刻画这种分配性偏好结构。若全球均衡收敛至美式路径，美国获得收益aUS、欧盟获得收益bEU；若欧式路径成为均衡，则欧盟获得收益aEU、美国获得收益bUS。假定aUS>bUS>0且aEU>bEU>0，两种协调结果均优于无协调状态，构成整体福利改进。然而，这两种均衡在分配后果上并不对称，各方均倾向于推动协调点落在对自身最有利的制度路径之上。

这种偏好差异既源于美欧数字经济结构与监管目标的根本差异，也反映了双方制度外溢能力的不同。当美国愈加确信其模式能够最大化本国数字经济的全球利益时，aUS相对于bUS的优势越大；同样，当欧盟认为欧式路径更有助于维护其长期监管利益与价值体系时，aEU相对于bEU的相对优势也越明显。

2.南北国家之间的分配冲突：数据跨境流动及相关规则

除美欧之间围绕数字治理模式的竞争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及计算设施设置等议题上的立场差异，同样构成数字贸易谈判中的重要分配性冲突。由于成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监管能力与技术自主程度上的显著差异，其可接受的制度安排并不一致。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尚在建设之中，国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有限，因而更强调国家安全、数据主权与本土产业培育；相较之下，发达经济体凭借成熟的数字产业体系与跨国平台企业优势，更倾向于推动高度自由化的数字治理框架。由此，南北国家在“最优数字贸易规则”的界定上难以形成共识，并在多边谈判中预设了制度协调的深层障碍。

在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上，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成员主张数据自由流通，并反对施加强制性的数据本地化义务。在他们看来，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条件，限制数据流动不仅削弱企业跨境运营效率，也可能演变为新型数字保护主义。基于这一逻辑，美国在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中提出，成员不应禁止或限制企业和个人为商业目的跨境传输数据。尽管相关文本保留了“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下的例外，但美国强调该例外的适用须符合必要性、合理性与非歧视性要求，以防止成员借例外条款规避自由流动义务。

与上述成员不同，欧盟虽同样承认数据跨境流动的重要性，但将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安全置于优先地位。其提案原则上禁止成员通过强制使用境内计算设施、要求本地存储数据或将本地化作为数据流动前置条件等方式限制数据流动，但同时允许成员在为保护个人数据与隐私所必需的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不同于美国将隐私保护纳入“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体系，欧盟将其视为一项独立且优先适用的监管原则，从而在履行数据自由流动义务的同时保留更大的监管裁量空间。这一设计延续了欧盟在数字治理中强调基本权利保护、消费者利益与监管自主性的制度取向。

与发达经济体的自由化主张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国内产业成长、监管能力与国家安全。在他们看来，完全不设限的数据跨境流动可能进一步强化跨国数字平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导致本国数据资源外流，削弱监管机构的治理能力，并使其长期处于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主张在跨境数据规则中保留更大的政策自主空间，认为数据本地化在培育本土产业、维护监管有效性与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具有现实必要性。我国在谈判中采取“在安全前提下促进数据流动”的立场，并基于数字议题的高度敏感性主张继续开展探索性讨论，被普遍解读为我国在现阶段不愿承担强约束性的自由流动义务。

上述制度立场分歧，源于各国对全球数字价值链再分配机制的不同理解。跨境数据流动、计算设施位置与相关治理规则不仅是技术性安排，更深刻影响数字时代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产业价值的地区分布以及规则制定权的结构性格局。高度自由化的规则往往有利于巩固发达国家在平台经济、云计算与标准输出方面的既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关切避免被固化为数据来源地或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由此，各方均偏向协调，却偏好不同的制度路径，呈现典型的CGDC结构。

（二）分配冲突与信息不确定性叠加下的制度约束

各国对不同数字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可能产生的监管效果缺乏充分预见，由此在协调博弈中形成另一项同样关键的障碍，即信息不确定性。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源代码保护与算法透明度等高度技术化、制度外溢性强的议题上，各国难以准确判断不同制度路径在中长期对应的收益与成本。因此，要解释数字贸易多边谈判持续受阻的现实，更有解释力的路径是将信息问题系统性地纳入既有CGDC框架之中。

当分配冲突与信息不确定性并行存在时，协调难度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呈现出放大效应。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景下，各方虽然对不同制度方案具有初步偏好判断，但同时无法确信这些方案在未来是否仍能带来最优结果。在数字贸易谈判中，这意味着即便各国大致认为开放数据流动、强化数据主权、加强算法监管或禁止源代码强制披露等路径更符合本国利益，也难以确认这些制度选择在技术快速演进与平台生态持续重构的背景下，是否能够长期实现预期收益。

以美欧为例，美国通常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视为维护其数字平台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制度前提，但其并不能事先确定，在高度自由化的数据流动体系下，本国企业的净收益是否会因监管能力变化或全球竞争格局调整而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同样，欧盟倾向于将严格隐私保护与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相结合，并将其视为最契合自身价值体系与产业结构的制度路径，但该模式在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竞争性表现同样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换言之，在事前不完全信息的约束下，美欧虽分别坚持各自偏好的协调模式作为全球规则焦点，并普遍认为该模式优于维持现状，但双方均无法排除对方制度路径在长期内可能产生更高收益的可能性。

进一步而言，各方掌握着与自身数字经济结构、监管能力与技术生态相关的私人信息。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充分、真实地共享，谈判或许能够识别某一制度路径在整体上更具优势，从而推动协调结果的收敛。然而，在分配冲突背景下，信息共享本身缺乏激励。为避免削弱自身在谈判中的相对地位，各方可能选择不共享信息，以维护其制度正当性与规则外溢能力。结果是，本可缓解不确定性的私人信息因策略性隐瞒而难以共享，反而加剧了信息不对称，使分配问题与信息问题相互强化。

在此情形下，各方不仅难以稳定评估不同行动策略下的预期收益，甚至难以明确自身所处的博弈类型。数字贸易谈判因此呈现出多种潜在博弈结构并存的不确定状态。博弈类型本身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数字贸易谈判的动力结构。结果是，信息不完全问题不仅无法通过谈判过程得到缓解，反而因策略性行为而持续强化，使潜在可达成的协调难以实现。

类似情形在南北国家关系中尤为明显。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结构性位置，使其难以准确评估未来数字治理体系对数据主权、产业发展、监管能力与国家安全的真实影响，尤其难以判断接受高度自由化路径是否会带来长期不利后果。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往往采取谨慎甚至否决性的谈判策略，其拒绝推进深度制度协调，并不必然源于明确判断，而更多体现为在信息不足条件下对潜在调整成本的理性规避。

由此可见，分配冲突与信息不确定性的并存，对于理解WTO在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谈判中难以发挥预期协调功能具有关键解释力。若谈判仅受其中一项因素制约，制度化机制或仍有可能推动共识形成；但当两者相互叠加并相互强化时，维持现状反而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均衡结果，因此构成当前多边数字贸易规则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WTO多边机制的制度优势及其在数字贸易规则协调中的边界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深度嵌入全球经济运行，各国不断推动WTO议程向新兴领域外延拓展。支持者常援引TRIPs的历史经验主张，即便新议题伴随显著分配冲突，只要谈判置于WTO框架内并借助跨议题联结（strategic linkage），仍有可能达成制度共识。TRIPs确实曾通过在传统贸易领域的让步安排化解知识产权议题的分歧，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扩展的典型案例。然而，这一路径在数字贸易领域并未得到复制。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议题同时面临分配冲突与信息不确定性，既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焦点，也难以事前识别可供交换的收益结构，从而显著削弱了跨议题联结的可操作性。

（一）TRIPs的制度化经验：跨议题联结机制的可操作性

TRIPs的谈判与最终达成，并非源于分配冲突消失，而在于能否就制度焦点形成共识，并通过跨议题联结为潜在受损方提供可接受的补偿安排。从博弈结构看，这体现了协调博弈的典型逻辑：在普遍认可制度协调具有整体收益的前提下，借助跨议题联结机制将分配冲突转化为可协商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制度共识的形成，使TRIPs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扩展中的成功案例。

TRIPs所处的历史背景为这一机制提供了关键条件。在知识产权议题上，美国、欧盟、日本等研发活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在谈判初期即形成高度一致的立场，普遍主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在保护强度与执法机制等方面并无根本分歧，从而为谈判提供了稳固的大国协调基础。由于其正是制度严格化的主要受益者，推动建立统一且高标准的全球知识产权规则具有明确而一致的利益动机。

相较之下，发展中国家立场更为谨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对其仿制药、文化复制以及农药与种子等产业造成冲击，而相对薄弱的执法能力亦意味着更高的合规成本与社会压力。若仅考察知识产权条款本身，发展中国家在TRIPs安排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TRIPs之所以能够达成，依赖发达经济体在农业、纺织品贸易与市场准入等议题上的让步，通过跨议题联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以接受制度变革的补偿空间。既有研究亦指出，发展中国家接受TRIPs条款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以知识产权领域让步换取农产品与纺织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改善承诺。

因此，TRIPs的成功并非单一议题谈判的结果，而是跨议题联结基础上的妥协：发达国家获得统一而高标准的全球知识产权规则，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文化产品的国际扩张；发展中国家则在劳动密集型领域获得相对更有利的市场准入与减让安排，从而在整体协议框架下实现利益补偿。这使TRIPs不再呈现为单向度的制度转移，而成为整体上可被各方接受的多边协议。就博弈论而言，跨议题联结机制使原本具有分配冲突的制度选择转化为整体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ing）安排，使合作具有可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跨议题联结机制在TRIPs谈判中之所以可行，还依赖若干条件同时具备：其一，发达国家之间形成清晰一致的制度目标，构成明确的焦点均衡；其二，许多以农产品和纺织、服装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收益结构相对可识别，补偿方案因而具有可操作性；其三，WTO谈判框架为议题联动提供制度化平台；其四，谈判失败的机会成本对各方均较高。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分配冲突得以被制度性吸收并转化为可协商结果。

综上，TRIPs的制度化经验并不在于消解分配冲突，而在于通过跨议题联结将分配冲突转化为可协商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将知识产权正式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确立统一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通过跨议题联结机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相对可控的利益补偿，从而推动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体化进程。

(二)数字贸易议题中的制度差异：跨议题联结机制的适用边界

1.国际层面的不确定性

与TRIPs谈判情境相比，当协调博弈与跨议题联结的逻辑被移植至数字贸易领域时，其得以运作的若干关键条件已不复存在。数字贸易议题中，分配冲突与信息不确定性并行，使跨议题联结机制难以发挥与TRIPs时期相同的制度效果。

首先，在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的核心议题上，主要经济体未能形成类似TRIPs时期的制度共识，反而在价值取向与监管重心上呈现出显著分化。美国强调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力图通过制度协调为数字平台和数据密集型产业塑造开放的全球市场；欧盟则坚持以GDPR为基础的隐私保护模式，明确将个人数据保护置于优先地位。正是这种制度理念层面的根本分歧，使电子商务谈判难以收敛于明确的协调焦点，而在TRIPs谈判中，主要经济体围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形成清晰且稳定的制度焦点，恰恰是协议达成的重要前提。

在缺乏制度焦点的背景下，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在制度设计上呈现出明显的回避核心议题取向。2024年7月公布的《电子商务协定草案》在源代码、算法、个人数据保护等分配冲突突出的领域，多以原则性或框架性表述取代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实质性义务，并通过宽泛例外保留成员的监管自主权。这一制度选择反映了谈判各方对相关议题在现阶段难以形成可执行共识的现实判断，与TRIPs将核心义务全面纳入争端解决机制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制度模式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在能否事前识别制度安排中的收益与成本分布这一关键维度上，数字贸易议题与TRIPs存在本质差异。TRIPs的分配后果在谈判阶段具有较高可预见性，知识产权净输出国被普遍视为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则需承担明显的制度成本，因而分配结构相对清晰，各方能够通过农业、纺织品和市场准入等议题的让步安排对潜在损失进行制度性补偿。

相较之下，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分配结构高度不确定且难以量化。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本地化并非作用于单一产业，而是嵌入几乎所有数字化业务链条之中，其效果同时涉及效率提升、安全风险、隐私保护与市场竞争。同一规则既可能被视为正当监管措施，也可能被解读为新的数字壁垒，使成员难以在谈判阶段对具体条款的净效应作出确定判断。

理论上，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制度后果，信息共享本应成为改善协调结果的重要机制。然而，在数字贸易谈判中，分配冲突反而削弱了信息披露的激励。由于不同制度路径在分配后果上明显不对称，各方普遍对披露关键信息持审慎态度，以维护自身谈判地位。结果是，信息不确定性不仅未能通过谈判过程得到缓解，反而与分配冲突相互强化。

2.国内层面的不确定性

在国内层面，数字贸易议题所伴随的不确定性同样尤为突出。不同于传统贸易议题，数字贸易规则的潜在收益与成本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特征，其制度后果难以在整体层面加以概括，而往往取决于具体行业、业务模式以及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和对数据要素的依赖程度。即便在理论上可能普遍受益的消费者群体，也因高度分散而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相关组织更多将资源投入隐私保护、平台责任等更具直观公共属性的议题，对技术性强、路径不确定的数字贸易谈判关注有限。

这种收益与成本的碎片化进一步塑造了企业在数字贸易议题上的行为模式。企业对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的态度往往并非基于稳定、长期的制度偏好，而更多取决于其所处产业链环节及短期利益结构。以云计算企业为例，其对数据主权或本地化要求的立场，通常受客户分布、区域布局及对当地监管资源依赖程度的影响。在数字治理体系持续演化的背景下，企业普遍难以预判不同制度路径在中长期对自身竞争地位的影响，因而缺乏围绕整体性数字贸易承诺形成明确立场并持续动员的动力。

这一特征与TRIPs协定的谈判背景形成鲜明对照。在TRIPs谈判中，知识产权高度密集的产业部门围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集中且组织化的利益联盟，并持续推动相关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议程。由于这些产业对建立统一而严格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具有直接且高度可预期的收益，其政策诉求在国内层面表现得稳定而一致。这种集中化的利益结构不仅为政府在多边谈判中确立清晰立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持，也使谈判各方能够准确地识别制度的分配后果，从而为跨议题交换机制的运作奠定现实基础。相比之下，数字贸易领域并未形成类似的跨产业、跨企业统一商业联盟。不同企业在数据流动、本地化要求、隐私保护与平台监管等议题上的利益高度分化，导致国内偏好结构本身呈现出碎片化与不稳定特征。

在缺乏持续、有效的国内利益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府既难以获得清晰的谈判授权，也难以在事前形成对不同制度路径分配后果的稳定判断。由此，国内不确定性进一步外溢为国际谈判中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理论上，若谈判各方能够基于相对清晰的国内利益结构，充分共享制度成本与收益信息，或有助于识别整体上更具可行性的制度路径，从而改善协调结果。然而，当分配冲突尚未被国内政治过程有效吸收时，各国反而倾向于通过策略性模糊或隐瞒制度后果来维护谈判地位。这种策略性信息不披露破坏了诚实信息共享的前提，使信息不确定性无法通过谈判过程得到缓解。其结果是，信息不确定性与分配冲突相互强化，谈判各方既难以识别规则选择的真实收益结构，也无法构建可比性的让步基础，从而阻断了类似TRIPs谈判中得以成功运作的跨议题联结机制。

三、我国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重点领域与制度均衡路径

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加速呈现“俱乐部化”演进、主要发达经济体逐步占据规则制定核心位置的背景下，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和重要贸易参与者，我国如何构建兼具战略审慎与制度主动性的参与路径，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识别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背后的协调博弈结构，并通过制度设计在开放承诺与监管自主之间实现可持续的均衡。唯有在承认数字贸易规则分配效应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对市场准入与数据治理规则作出结构化回应，才能避免被动适应既有规则框架，并为提升我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中的制度影响力提供现实支撑。

（一）数字产品规则的分类中立设计及其谈判含义

不同于传统货物和服务贸易，数字产品的准入问题已深度嵌入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产业发展以及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等公共政策考量之中。由于国际社会对数字产品的法律属性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数字市场准入目标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情境依赖性，数字贸易谈判因此难以简单复制传统自由化路径，而必须在开放与监管之间寻求制度平衡。

在此背景下，各国逐步形成更具弹性的数字市场准入制度安排。一方面，负面清单模式在数字领域加快推广，市场准入逐步以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基础，并辅之以冻结条款和棘轮条款等机制，以适应数字业务形态高度动态、边界日益模糊的现实；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云服务和平台经济战略地位的上升，安全审查机制在数字市场准入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强。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通过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对涉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和敏感数据的经营活动实施分层管理，数字领域的市场准入由此呈现出“形式上开放、实质上分层”的制度特征。

上述趋势对我国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具有直接启示意义。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文简称RCEP)等既有区域贸易协定中，我国既未对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作出明确承诺，也未对其法律定性问题作出预先界定。随着我国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下文简称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文简称DEPA)的谈判，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义务不可避免地进入议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采取“一揽子开放”的市场准入立场。值得注意的是，CPTPP在数字产品定义条款中通过脚注明确采取分类中立立场，避免预先将数字产品归属于GATT或GATS体系，DEPA亦延续这一设计，为成员在数字产品定性与监管路径选择上预留制度弹性。

在国际规则实践普遍承认数字领域监管弹性的背景下，我国完全可以在接受数字产品非歧视原则的同时，通过负面清单、公共政策例外与安全审查机制，明确保留对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和敏感数据等领域实施差异化管理的制度空间。这一立场既有助于缓解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对国内监管体系可能带来的冲击，也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境外数字市场获得公平待遇的制度保障。非歧视义务的核心功能并不在于消除一切准入限制，而在于防止基于国别来源的任意或歧视性措施。只要相关准入管理措施基于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适用于国内外主体并保持比例性，便不应被视为对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背离。

因此，从数字市场准入制度复杂化的整体趋势出发，我国在数字产品规则谈判中的合理立场，应建立在对数字市场准入多目标属性的充分承认之上：在规则层面接受原则性开放义务，在实施层面强化清单管理与安全审查，通过制度弹性在高标准规则对接与监管自主之间实现平衡。

（二）数据跨境流动与计算设施规则的协调路径

跨境数据流动与计算设施位置问题，构成当前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中最具争议性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议题。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生产、流通与消费各环节，数据已由信息载体转变为支撑数字经济运行的关键生产要素。跨境数据流动不仅直接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与平台经济的发展，也在更广泛意义上支撑商品、资本、技术要素的跨国配置。然而，正是由于数据在经济与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其跨境流动所引发的制度影响远超一般贸易自由化范畴。

一方面，数据自由流动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据一旦脱离本国管辖范围也可能削弱国家对数据资源、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产业链的调控能力，直接触及国家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公共秩序以及产业竞争格局等核心公共利益。因此，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与计算设施规则设计上，并未形成单一的自由化路径，而是在促进数据流动与保留监管空间之间权衡制度。这种差异化选择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各国在网络安全、隐私保护、产业政策与数字主权之间作出不同取舍的结果。

从区域与诸边数字贸易协定的实践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正由高度碎片化，转向“促进数据流动并同时保留合理监管例外”的制度安排。以CPTPP与DEPA为代表的高标准协定，普遍确认企业基于商业经营需要跨境传输数据，原则上反对将计算设施本地化作为市场准入条件，同时允许成员在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时采取不一致措施，并通过非歧视性、比例性等要求对例外加以约束。尽管两类协定在具体条款与约束强度上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未否认国家监管权，而是通过结构化规则在自由化与监管之间建立可预期的平衡。相较之下，RCEP在跨境数据流动与计算设施问题上的制度设计更具包容性与灵活性。其虽同样确认成员的监管自主权，但对例外条件的约束较为概括，可视为在成员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背景下，为确保规则可接受性而作出的制度选择。

在国内层面，我国已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形成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数据出境管理模式，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顶层制度确立的分类分级保护框架内，通过清单化与程序化安排提升跨境数据流动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国家层面出台的《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进一步为自贸试验区探索负面清单机制提供制度授权，体现了“在安全前提下促进数据流动”的总体政策取向。

从协调博弈的视角看，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具有明显的分配后果，因而属于典型的协调型制度议题。各国虽普遍认可规则协调的效率收益，但在应当收敛至何种制度模式上存在根本分歧，不同路径对应的收益结构高度不对称，使任何一方都难以在不确定条件下完全接受他国偏好。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支持数据流动，而在于如何将各国既有的监管逻辑转化为可被国际协定理解、吸纳并加以约束的制度表达。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在跨境数据流动与计算设施规则上的可行谈判路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展开。

其一，我国在规则结构层面有必要明确监管多样性与监管自主权。在谈判中可推动将“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由一般性授权转化为结构化、可操作的制度安排，通过明确适用条件、审查标准与程序要求，提升规则的可预期性与透明度。具体而言，可在条款设计中引入比例性、必要性与非歧视性等约束条件，使例外措施既能够有效回应国家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等正当关切，又避免被泛化为不受约束的政策空间。这种结构化的例外安排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他方对监管措施可能构成非关税性限制的担忧，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在不同监管模式并存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制度自主权提供合理的制度基础。

其二，我国在义务承诺层面可推动形成分层分类的数据流动框架。在具体承诺设计上，可通过区分数据类型、风险等级与应用场景，构建差序适应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体系。对于一般性、低风险数据，在满足基本合规要求的前提下适度扩大跨境流动空间；而对涉及国家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及高度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形，则保留更为严格的审查机制与必要的本地化安排。通过清晰的门槛设置与程序化分流，提高规则的可预期性与可操作性，增强整体可接受性。

其三，我国在监管工具层面应强调综合监管而非单一事前限制。在监管手段选择上，可逐步降低对单一事前审批或全面本地化要求的依赖，转而构建由准入门槛控制、持续合规监督与事后责任追究相衔接的综合监管体系，实现对跨境数据流动风险的动态管理。在计算设施位置问题上，坚持原则上不将设施本地化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仅在金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高度敏感领域保留必要例外，以防止本地化措施被泛化。

总体而言，在跨境数据流动与计算设施规则谈判中，我国的立场应当理解为一条以既有国内数字治理逻辑为起点、以制度弹性为支点的本土化制度均衡路径。该路径并非简单等同于对高标准规则的全面承接或回避，而是在兼容国际规则结构的同时，嵌入国家安全、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所需的监管自主空间，为我国参与新一代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提供现实可行的本土制度基础。

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显示，数字贸易规则协调受阻并非源于合作意愿不足，而是在若干关键议题上因制度模式分歧难以形成稳定的协调焦点。同时，数字治理路径的长期收益与风险高度不确定，成员难以在谈判事前识别不同制度安排的真实成本与收益分布，信息不确定性与分配冲突相互强化，削弱了跨议题联结的可操作性，从而解释了多边谈判在核心议题上的长期停滞及区域规则先行扩展的现实格局。基于此，从协调博弈视角识别数字贸易谈判的制度逻辑，有助于把握多边与区域规则的互动机制，并为我国在碎片化、层级化的全球规则格局中塑造更具弹性的谈判立场、争取必要的制度空间提供分析框架。未来仍需结合产业结构与执法实践，更细致地检验不同规则路径的真实成本与收益。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