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1 次 更新时间:2013-02-22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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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岩  

摘要:本文通过对外来人口是否认同其属于本地居民身份,藉以研究外来人口在居住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对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和社区融合等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提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发达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人口通过与本地居民互动,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而这一认同又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外来人口是否认同其属于本地居民身份,藉以研究外来人口在居住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在建立多层次广义线性模型(GHLM )基础上,本文对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和社区融合等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融入;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社区融合;多层次模型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培林教授、李炜教授的指导;文章在数据上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课题组的大力支持;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修改建议。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研究背景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53%.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向城镇迁移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邹湘江,2011)。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外来人口“本地化”,也就是外来人口是否能够在所居住地实现社会融入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李培林,1996;谭深,2003;王春光,2006;李强,2011)。

社会融入在个体层面体现出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宏观层面体现出社会各个群体的融合程度。因此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必然是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的。如果仅仅在迁入地就业、生活,但是在心理上与当地居民有很大距离,对迁入地的非功利性价值,例如本地文化和价值观,缺乏认同,则不能说明外来人口实现了充分的社会融入,其在现居住地的社会活动也仅仅是对经济利益追求的表现。

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非制度层面的。同时,社会融入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外来人口通过与本地居民互动,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这一认同又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影响。正如郭星华、姜华(2009)在研究中指出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外来群体的社会认同产生分化,一部分人倾向于认同城市社会,而另一部分人进城务工只是为了生计。因此,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会采取自我隔离与积极融入两种截然不同的适应方式。然而,何种因素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产生影响,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本文从外来人口是否认同本地居民身份这一角度,研究外来人口在所居住地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入问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融入的界定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原有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我国社会跨区域人口流动规模逐渐增大,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旧有的“单位制”逐渐为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所取代,导致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并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因此,外来人口的“本地化”,也就是外来人口在所居住地区的社会融入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外来人口的融入研究涉及到对多个层面问题的讨论。

首先,对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学界给出了不同定义。张广济(2010)提出,“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任远、邬民乐(2006)提出,“社会融入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和谐的社会为目标”。还有学者指出,社会融合和新市民化不仅是一个地域变迁和人口转移问题,更是一个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维度以现代性为参照系、逐渐向城市范式变换的过程(江立华,2003;张文宏、雷开春,2008;毛丹,2009;黄晓燕,2010)。可见,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涉及到不同维度。综合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社会融入概念的核心是指社会中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会主流群体,与社会主流群体同等地获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

就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对象,当前大多数学者着重研究的是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例如,朱力(2002)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进行了讨论,他提出,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的适应状况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分别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通过调查,他认为,当前农民工的适应状况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王春光(2006)在对农民工群体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及制度体系的有机整合,而当前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仅仅在经济体系上被接纳,在其他体系上却受到排斥,在心理认同上,也缺乏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其他学者也分别从城市适应、社会交往、定居选择等角度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进行了实证研究(张继焦,2004;杨黎源,2007;王嘉顺,2010;李强,2011;刘建娥,2011)。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制度排斥、社会排斥、社会差异、社会网络等理论视角对外来人口的本地融入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胡宏伟等,2011)。

(二)制度性排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主要是由制度性因素导致的,而其中的核心原因是户籍制度障碍。基于户籍制度的差异性待遇,外来人口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公共医疗、住房保障等领域与本地居民有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困难(张展新,2007;李强,2011)。尽管部分外来人口有强烈的期望融入城市,然而户籍制度却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其无法真正取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一些地方政府更对农民工的就业进行了排斥性限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只能通过非正式就业在城市立足(李强,2000;柏骏,2003;胡宏伟等,2011)。与此同时,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制度也将外来人口排斥在城市公共资源之外。

(三)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除了制度性因素,有学者还提出,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存在也影响着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通常以相互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把交往对象区分为“我们”和“他们”,即“本群”和“他群”。对于他群,人们往往更关注的是其与本群之间的总体差异,而忽视了该群体中的异质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差异感。正是在这一机制下,社会优势群体容易对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产生社会排斥。对社会排斥,学界给出了不同定义。李斌(2002)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孙炳耀(2001;转自周林刚,2004)把社会排斥定义为集团垄断所形成的后果之一,并认为社会排斥的表现是权力集团通过社会关闭来限制外来者的进入。周林刚(2004)认为,“……社会排斥既是一种既定的社会机制,又是一个排斥与被排斥的动态过程……在这种社会机制中,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及个人是客体、是被排挤的对象,而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和政策则是社会排斥的主体、是排斥这一社会行为的支配者……社会排斥不单纯指物质层面,而且拓展到精神心理层面和符号层面。”郭星华、姜华(2009)指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我们认为,较之制度性排斥(例如户籍制度),狭义上的社会排斥更多指的是建立在社会主导群体达成的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之上的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过程或状态。社会排斥往往最初以非制度性形态存在,例如社会主流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污名化”描述和社会距离的产生。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本地居民往往抱有偏见和歧视,认为他们的出现影响了城市人文环境,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并认为外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人在就业上构成了竞争。基于上述原因,本地居民在与外来人口的交往中往往抱有一定的不满心理。

因此,现有的二元体制逐渐从一种制度安排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并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覃国慈,2007;刘林平,2008)。并且,一旦社会排斥通过政策、法律形式转化为社会制度,就可以形成社会主导群体对社会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并且,这种在一个领域的排斥或资源垄断往往会在另一领域形成排斥或垄断,即社会排斥的“累积性”,从而阻碍外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景晓芬,2004)。

(四)社会差异和相对剥夺感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胡宏伟等(2011)指出,社会差异是影响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另一重要因素。一方面,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异,我国的人口迁入地与迁出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较大距离,这一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在现居住地,其社会参照群体变成了本地居民,在就业、生活上往往以本地居民的标准为参考。如果两者之间有较为显著的不同,外来人口就会感知到周围存在的社会差异,形成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其在居住地的社会融入(许传新,2007)。

(五)社区融合和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刘建娥(2010)在社区实务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层面应当及时回应移民的普遍性需求,提供制度支持,改善政策环境,营造融入文化,从而促进外来人口的全面社会融入。覃国慈(2007)提出,居住地的边缘化对“本地人”、“外地人”这两个群体之间隔阂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尽管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空间,但是因为缺乏互动,从而形成“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导致心态上的边缘化与身份上的边缘化。李强(2011)提出,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困难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际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也就是说,他们与周边的市民基本上是没有交集的。这一状态使得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助的社会网络基本局限于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郭星华、姜华(2009)

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理论归纳,并指出,社会资本理论为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从这一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通常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在城市的初步适应,而在其后的适应过程中,这种原始性社会资本依然建构着外来人口的主要社会关系,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李培林,1996;周大鸣,2000;谭深,2003;张继焦,2004;吕青,2005;徐祖荣,2008)。

(六)问题的提出和本研究的意义

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外来人口经济、社会融入的讨论。然而,我们认为,社会融入的深化应当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认同上,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对外来人口在社会心理层面融入问题的讨论上。只有实现了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外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才能得以实现,从而使社会融合和社会参与成为可能。其次,如前所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大多数学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上。然而,外来人口这一概念包含多个群体,其中既有城镇户籍人口,也有农业户籍人口;既有已经取得本地户籍的人口,也有未取得本地户籍的人口。在讨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时,现有研究大多限定在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群体,而忽视了那些虽具有本地户籍,但其户口是因为学习、就业、婚姻等原因迁入本地的群体。以户籍为基准的划分方法忽视了对这一群体社会融入的讨论,没有充分考虑到非户籍因素对这一群体社会融入的影响。

换言之,即使户口已经迁入本地,在非户籍因素的影响下(例如社会歧视、文化排斥等),获得“制度平等”的外来人口仍有可能出现社会融入困难,并对本地身份缺乏认同。因此,本文在研究社会融入时,仅把是否具有本地户籍作为控制变量,而非样本选择标准。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建立多层次模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以实证方法研究上述各个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心理融入的影响,进而讨论外来人口身份认知这一社会互动过程。

三、研究假设和数据

结合以往文献,本文从制度排斥、社会排斥、社会差异以及社区融入等方面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和对本地身份的认同进行讨论。

为研究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外来居民如果拥有本地户口,则更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假设2: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经济、社会差距越小,越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假设3:外来居民的社区融合程度越高,越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假设4:外来居民所受社会排斥程度越低,越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1年7月至11月开展的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抽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个县(市、区)和5大城市所辖的480个村(居)委会,共入户访问了7036位年满18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为研究外来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我们选择样本的标准是:被访者不是在现居住地出生,而是后来迁入该地区;并且,其出生地和现居住地不属于同一个县(市、区),也就是说,受访者是后来从本省或外省其他县(市、区)迁入到现居住地的。

…………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模型,笔者认为,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是其与当地社会主流群体在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结果上的比较而形成的心理上的认知和判断,其结果可以通过对其本地身份的认同来进行衡量。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体主观情感认知的过程,更是一个在居住地的“再社会化”过程。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外来人口对个体社会身份的选择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因素,也有个体特征性因素。数据表明,除了年龄、文化水平、在本地居住时间等因素,户籍制度、社会排斥和社会差异,以及社区融合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外来人口的自我认同。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从根本上剥夺了公民共享城市资源的权利,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阻碍了社会阶层的地位流动,以政策形式肯定了社会不公正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户籍制度还造成了外来人口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心理上的“天花板效应”。换句话说,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制度(李强,2004),当外来人口的身份被严格地通过户籍制度所限定时,其心理上的社会融入动机则会受到削弱。即使外来人口长时间生活在现居住地,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逐渐与当地人趋同,与本地人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但是,由于户籍上的差异,他们认知的身份却依然是外来人口。并且,户籍上的本地化并非通过个体努力能够改变,而是制度安排的问题。因此,个体在心理上会对这种制度上的障碍有较强的认同,从而主动放弃融入这一选择。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尤为明显。正是户籍制度使得一部分外来人口形成心理上的融入“效能感”降低,从而选择主动隔离和不融入,在其现居住地抱有一种“暂时性”的心态。因此,政府部门应该不断通过制度创新使户籍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通过推进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寻求公正公平这一理念与现实发展状况的平衡点。在提高城市发展水平的同时提升城市服务水平,拓展城市容量,从而消除“本地人”与“外地人”虽同处于一个城市空间,却在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相互隔离的现象。

此外,应当通过推进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因二元社会结构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只有缩小地区差异、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建立公平社会、和谐社会的理念,为实现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提供可行性。

(二)避免歧视性政策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作用

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要求城市本地居民在短时间内改变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是不现实的。然而,当前迫切需要转变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以政策形式造成的制度性歧视和机会排斥。一些地方政府面对城市就业、教育、生活资源紧缺的情况,没有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以增加城市容量,而是希望通过出台限制性政策,建立歧视性门槛,从而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的就业范围采取“集体排斥”的强制性规定,使得外来人口只能通过非正规就业谋生,在城市中从事低端体力劳动。尽管这一措施可能在短时间内能缓解本地居民的就业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一方面不利于本地建立良性竞争的、充分市场化的人力资源市场,进而阻碍中高层次人才流入当地,妨碍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来人口采取的“集体排斥”政策,往往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就业限制政策不仅难以真正限制外来人口流入本地,而且“集体排斥”政策通常促使外来人口集中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使其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容易引发基于不平等感受的群体意识,使原本可以通过常规社会管理手段解决的问题逐渐积累并激化。长久以往,“集体排斥”政策可能对当地的社会管理造成负面影响,对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隐患。

(三)大力弘扬、提高城市平等包容的公民精神

在现阶段的城市化过程中,大规模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城市原生态的“本地居民”应当采取理性的态度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扩容和城市资源紧张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劳动力短缺问题,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不可否认,外来人口的确打破了原有城市资源的分配格局,造成城市资源的紧张。

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在居住地的融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正如郭星华、姜华(2009)指出的,如果处于相对强势的本地居民长期对外来人口采取排斥的社会心理,并形成群体性意识,则可能使得这种社会排斥从个体性排斥发展为群体性排斥、从隐性的心理排斥外化为显性的行为排斥、从被动隔离型排斥转化为主动拒绝型排斥。与此同时,群体间的排斥具有一定的社会累积性和代际传承性,而如果实施排斥的主体处于强势地位,这种社会排斥则可能演化为污名标签和制度性的社会资源垄断,从而使得社会排斥取得合法性,并演化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机制。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要求我们在流动人口比重较大的城市弘扬平等、包容的公民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城市的人文现代化程度和市民精神风貌的深层次的社会意识,是城市精神文明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以往研究表明(肖红缨,2004),通过弘扬这种精神可以有效建立起城市的核心价值观,提高社会凝聚力,促进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入。因此,在我国迅速城市化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更应当注重培养市民平等宽容、相互尊重的精神涵养,树立共同追求和现代性基础上的平等、包容的价值观体系,使城市社会形成有机整体,促进发展合力。

(四)加强社区建设,发挥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和促进社会融入的功能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社区建设也自然成为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组织功能,避免社区仅仅成为“睡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融入、维护社会稳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研究显示,融洽的社区关系和较高的社区融入水平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有助于加强居住在该社区的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从而提高其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换言之,社区融入是社会融入的重要环节,它使得外来人口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不仅仅停留在该地区可能带给个体的经济利益,更能使外来人口认可所居住地区给其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从而促进其进一步参与当地的社会建设。实现外来人口本地化这一情感认知过程,是现代城市中社会融合作用的意义所在,因此应当确保城市化过程不仅是简单的高楼大厦的建设,更是社会各阶层相互融合、逐步缩小差异的过程。

进一步讲,社区资源中社会资本的建构是外来人口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社区中,如果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抱有消极的刻板印象,外来人口也对本地居民抱有较强的疏离感,两个群体则有可能逐渐形成封闭的社会交往群体,使得外来人口逐渐被排斥在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这不仅影响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更易导致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社会各个阶层融和进程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外来人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建构,加强社区建设,发挥社区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融入的功能。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的推进,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在其现居住地长时间居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本地人”这一身份,没有实现心理上的融入。而只有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外来人口才能更加积极地加入到城市建设中,才能更广泛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从而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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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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