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新归”四字精准概括了新疆建省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属性，“故土”强调新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新归”则指从外来侵略者手中重新收回，此为作为省级行政区划名称之“新疆”的本义。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边疆危机加剧。同治四年（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率部入侵新疆，压迫、奴役新疆各族人民。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统领大军出嘉峪关，消灭阿古柏势力，收复故土。光绪十年，清政府顺应时代大势，决定新疆建省，取义“故土新归”。然而，一些西方学者罔顾历史事实，肆意歪曲新疆与祖国的关系，例如，米华健在《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一书中极为荒谬地提出，新疆是“清帝国”新占据的殖民地。他将清政府统一新疆视为“扩张”，并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称为是对新疆的“重新征服”。他甚至声称，“我的主要目标是要理解清朝根据新疆的情况逐步在新疆发展了清帝国主义”。因此，正确认识历史上新疆与中央政权的紧密联系和清政府收复新疆的历史事实，利用相关史实有力驳斥此类谬论，尤为必要。
何为“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西域一词在汉代便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苗普生先生认为，直至班固撰写《汉书·西域传》，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固定下来，其范围“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此即狭义之西域。齐清顺先生认为，西域远远超出上述范围，还包括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中亚地区，甚至一直到今天的黑海附近，此即广义之西域。自汉代始，历代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范围，不管发生多大变化，皆在上述两种西域范围之内。
早在汉唐时期，中央王朝就对西域进行有效管辖。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的通古斯巴西古城遗址，是唐朝龟兹军的屯驻之地，该城对维护丝绸之路和西域地区的安全发挥重要作用。图为通古斯巴西古城遗址外景，转引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至清乾隆年间，中国的疆域包括西北疆域基本固定下来。成书于乾隆年间的《西域图志》对当时西域的地理范围作了说明，“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直喀尔喀，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界番藏，轮广二万余里”，即包括今天的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区域。我们今天解释“西域”这一地理名词，即指这一区域。苗普生先生认为，在雍正、乾隆时期，云南乌蒙府、贵州古州等推行“改土归流”的少数民族地区，均被称作“新疆”。此处的“新疆”并非“新辟疆域”的意思，而是指“改革土司制度以后，设立新的行政机关的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完成对西域的统一后，对回部的官职制度伯克制进行重大改革，“可能由于类似的原因，当时也称西域为新疆”。故“西域新疆”之“新疆”也非“新辟疆域”之意。齐清顺先生明确提出，“清朝政府把自己在今新疆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是作为我国历代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进行统治的继续来看待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进军伊犁时，乾隆皇帝在上谕中的表述佐证了这一观点：“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噜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湮，著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乾隆皇帝对西域的认知锚定于汉唐中央王朝的统治历史，要求鄂容安察访汉唐经营西域之遗迹，即表明其对新疆的统一是对汉唐统一及治理西域的承续。显然，乾隆时期西域“新疆”之“新”并非指新占领，而是在延续历代中央王朝统治基础上对治理方式的革新。
同治四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侵略政权，随后完全控制南疆地区，进而攻占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沙俄也于同治十年出兵侵占伊犁。在西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军于光绪二年出关，仅用时一年多，便消灭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光绪七年，清政府又收回被沙俄侵占的伊犁。收复新疆后，鉴于原有的军府体制被破坏殆尽且已不合时宜，左宗棠在《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中认为，“新疆地段之远，他族逼处，故土新归，治内、治外，事同草创。非规模早定，废坠无自而兴；非体统特尊，观听无从而肃”，应改设新疆行省，并提出“故土新归”的观点。新疆建省的具体实施者则是刘锦棠。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刘锦棠向清政府提出新疆建省的具体方案。刘锦棠自光绪二年率军入疆至光绪八年时，已在新疆度过六年多，其足迹东起哈密，西至喀什，对新疆的情况十分熟悉，其提出的方案很快被采纳。光绪十年十月，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西域”为“新疆”，新疆开始作为一个固定地名并正式成为一个省份。
“故土新归”四字精准概括了新疆建省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属性，“故土”强调新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新归”则指从外来侵略者手中重新收回，此为作为省级行政区划名称之“新疆”的本义。
各族同胞共御外侮
收复新疆是一次反侵略的正义之举，自然获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当获知清朝大军出关西进时，新疆各族人民或充当向导，或随军作战，或搜集情报，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援前线。这种共同抵御外侮的经历，也让新疆各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协同清军作战。光绪二年七月至八月，在收复乌鲁木齐、昌吉等地的过程中，活跃于深山戈壁的赵兴体、孔才、徐学功等民团，成为配合清军击败阿古柏的重要力量。光绪二年六月，刘锦棠统率湘军由吉木萨尔向西挺进时，孔才率众逼近玛纳斯城以策应，鏖战三日，攻毁贼卡，擒斩贼首多名。收复乌鲁木齐后，孔才、徐学功民团继续会同清军收复玛纳斯、呼图壁等地。光绪三年，清军着手收复吐鲁番时，哈密亲王迈哈默特呈请带队随张曜大军西攻吐鲁番。回目饶得成等深明大义，随营办事，充当向导，随同打仗，异常出力。同年四月，穷途末路的阿古柏身死，南疆库车、阿克苏等处维吾尔族群众截杀其子，并击散敌军。七月，刘锦棠所部由吐鲁番拔队西进，相继收复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沙雅尔、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诸地。和阗伯克呢牙斯闻清军西进，率所部民众试图攻取叶尔羌，结果被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所败，张曜令其仍归和阗，收辑部众。在呢牙斯的配合下，董福祥率军于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肃清和阗。至此，阿古柏之乱被平息。和阗、喀什噶尔一带维吾尔、布鲁特民众，还协助清军搜捕阿古柏残余势力。阿古柏入侵后，喀喇沙尔的和硕特、土尔扈特等卫拉特人屡遭骚扰，避居博尔吐山中。光绪三年清军收复托克逊后，和硕特扎萨克台吉札希德勒克来营面谒，刘锦棠令其仍回博尔吐扼守，并侦察敌情，随时报闻。八月中旬官兵西进，该台吉随同驰驱，于地势险夷、贼情虚实、水道深浅都据实报告。清军渡开都河时，又将其部落帐房迁居河东防堵。
积极为清军提供情报。光绪二年六月，清军进驻阜康，筹划收复古城时，有两条路可通行：一是过戈壁走大道；二是经黄田抄小路。刘锦棠问询当地民众，得知黄田水源充足，但敌军在此筑卡树栅，意在断清军汲道，欲至人马渴乏时，乘机袭击。刘锦棠根据所得情报，将计就计，派队开沟引水，就地筑垒，佯示敌人其将由大路进军。在敌人信以为真后，刘锦棠于六月二十一日潜师夜行，会同金顺所部，奇袭黄田，随后顺利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光绪三年三月初五日，在收复达坂城时，刘锦棠从城中逃出百姓处得知“安夷盼援不到，官军锁围日逼，群议突围而走”，遂传令严防，“夜间烈燧照耀，光如白昼”，敌人无法逃脱。最终在初七日攻克达坂城，毙敌、擒敌数千。十二日，清军抵达小草湖，有托克逊维吾尔族百姓报清军称“安酋闻达坂已失，大小头目无一幸脱，惊惧不已，急图逃窜”，百姓得知官军威德“无复疑惧，俱延颈以待官军”。其后的战斗中，各城百姓纷纷为清军提供情报。十一月二十六日，罗长祜根据叶尔羌百姓提供的情报，派陶生林率军生擒麻木尔、哈的胡里、吐尔的奴尔巴易等犯，并斩杀敌70余名，“叶尔羌余氛亦靖”。十一月二十九日，董福祥军至和阗，安集延之贼闻官军至，纷纷逃窜，十二月初二日，当地百姓向清军报称“安集延贼五六百骑，踞城南五十里地方”。董福祥根据情报驰往剿之，擒获大小头目40余名、夷众300余名。
闭城拒敌以待官军。阿古柏死后，其部众在清军追剿下仓皇西窜。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敌至拜城，杀害不从之回目阿克奈木厘，将城外抢劫一空，裹挟百姓西窜。城内百姓关闭城门，敌攻之未下。十五日，清军至拜城城下，见一二人探头外望，遣通事告以官军已至，城中百姓遂开门迎接清军入城，刘锦棠遍加抚慰。十八日，清军进抵阿克苏城外时，总头目阿布都勒满谋率众投诚，事泄被安集延人缚之西去，城内十余万各族百姓，亦守城以待官军到来。
强化国家认同
阿古柏的入侵使新疆社会秩序混乱，各族人民苦不堪言。清政府收复新疆时，积极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生产，抚慰百姓，安置难民，改善民生。这一系列举措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兴屯开垦，恢复秩序。清军收复各城后，及时兴灭举废。乌鲁木齐自经兵燹，城池颓圮，兵制旷废，田土未复，游匪未靖，粮价腾贵，钱法不行，兵民交困。收复乌鲁木齐后，经乌鲁木齐都统英翰奏请，清政府拨给银两，令其设法开垦，使失业穷民各安生计。此外，光绪四年初，伊犁将军金顺以屯田筹边为要务，派察哈尔、锡伯营兵在博勒塔拉及车牌子地方屯垦耕种。北路诸地户口日增，兴屯成效显著。收复吐鲁番后，清政府即设善后局，清丈地亩，招民认业，恢复生产。收复库尔勒、喀喇沙尔、库车后，亦设善后局，筹给赈种，待被贼所掠蒙古、维吾尔民众归来，恢复生产。清政府还修整道路，修造渡船，安设驿站，以利通商与邮传。至光绪四年时，“南八城”“开渠丈地，铸钱征厘诸事，俱有端绪”。
抚慰百姓，各安其业。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拔出城中难民老幼、妇女及避匿山谷者，均设法安抚，派营务委员、直隶州知州袁尧龄经理其事”。光绪三年三月十二日，清军克复连木沁台后，将所获牛马发给当地百姓，张贴告示，令百姓各安其业。十三日，清军击败阿古柏所设伪官，收复吐鲁番后，对当地百姓逐加抚慰，令各复业，并将被白彦虎裹挟到吐鲁番的2000余名哈密维吾尔族百姓护送回乡，令哈密亲王迈哈默特派台吉安置。九月初一至十二日，清军相继克复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等城，救出被白彦虎裹挟的民众十万计。克复阿克苏、乌什后，“就抚各回不计其数”，并将被敌裹挟的迈哈默特之母——伯锡尔福晋迈哩巴钮救出护送回哈密。九月十一日，清军至托和奈回庄，庄中未被贼劫去的万余蒙古、维吾尔百姓“均伏地号呼”，“刘锦棠抚谕安居如常，勿庸惊怖”。十二日，收复库车城后，刘锦棠“抚谕回民，令各安堵如故”。九月十五日，清军在拜城铜厂击败敌人，救出被裹挟百姓，“悉数遣归拜城，散遣复业”。
安置难民，恢复生产。光绪三年三月，在清军收复达坂城前，即有城中百姓300余人潜赴乌鲁木齐以“求抚”于清军。收复达坂城后，清军给予其牛种，使其在达坂城水地耕垦栽植，恢复故业。在收复“南八城”的过程中，被敌裹挟的百姓纷纷逃离，清军对其随时安置，随时资遣。至六月中旬“计送归乌鲁木齐者二千七八百名口，送归哈密者二千五六百名口，皆给以牛种、赈粮、俾得各安生业”。自阿古柏入侵后，土尔扈特南路民众逃散至各处，可谓颠沛流离。清军平定阿古柏之乱后，经其署盟长派人收集，约有一万余人迁回珠尔都斯游牧，清政府考虑到其生业困苦，赏给银四万两，用于优恤。
从《汉书·西域传》中“东则接汉”、“西则限以葱岭”的狭义西域，到乾隆年间《西域图志》明确“轮广二万余里”的疆域范围，新疆作为中国“旧”土的脉络从未中断。历代中央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以不同形式对该地区进行管辖。西方某些学者的所谓“殖民”谬论，在千年未断的治理传统与主权实践面前，终究是无视史实的虚妄之说。新疆之“新”从来不是殖民主义话语中的“新辟”、“新占领”，清朝统治者也明确将对新疆的统治视为对前代王朝管辖传统的延续。晚清严重的边疆危机之下，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对西方殖民侵略的坚决反击。新疆之“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体现，“故土新归”的深层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在中国领土主权面临危机之时，新疆各族人民秉持民族大义，共赴国难，团结对敌。各族民众协助清军收复新疆是对中央政权认同的具体体现，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共同意志，更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生动诠释。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