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以高等教育强国为核心内涵指向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揭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及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坐标方位,需要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可比的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与测评实证。基于理论、实践和政策三维视角分析发现,将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内涵凝练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服务贡献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维度进行解构及指标选取,最终形成由2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4个观测点构成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数据测算结果发现,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多极化态势,我国在人口大国中表现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稳步跃升与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而在层次结构、资源条件、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等维度与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有差距。未来应持续优化指标结构、数据来源与应用机制,增强指数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高等教育决策参照系。
关键词:高等教育强国;核心内涵;指标体系;发展指数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为建成教育强国,我国在颁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到2027年取得阶段性成效、2030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规划蓝图。当前,“教育强国建设进入蓄势突破、全面跃升的关键重要阶段”。这也使得以下学术追问愈加紧迫:如何建立一套监测评价体系,以综合评价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及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如何精准定位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相对位置?如何找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发力点和突破口,为我国早日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提供借鉴启示?回答这些问题,亟需开展“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研究。据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中心组织开展课题研究,以期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可比性的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系统研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全球发展位次,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与学理支撑。
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构建的思路框架
近些年,高等教育强国作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独有的原创性本土概念,已经深度嵌入国家高等教育战略发展实践中,承载着多重内涵。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需以深刻理解高等教育强国的本质属性、概念内涵和价值目标为理论起点,并通过系统解析和层层推演,进而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测量的指标体系。为此,本研究采用演绎法对高等教育强国内涵进行阐释,归纳其核心特征,并据此遴选与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从而实现由概念阐释向建构可操作、可测度的指标体系转化。
具体而言,本研究首先以高等教育强国核心内涵的阐释为研究起点,鉴于高等教育强国内涵具有多维复合属性,研究选择从理论、实践与政策三维视角进行分析,以形成对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多维视角解释:以理论为纲,揭示高等教育强国的本质属性与价值旨归;以实践为据,基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践表现对理论内涵进行事实校准;以政策为引,彰显国家政策话语对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指向。通过融合三维视角,形成本研究对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系统阐释,并据此提炼出表征其核心内涵的一级指标维度。其次,以一级指标对应的核心维度为依据,通过演绎解构识别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特征,以形成二级指标。再者,对二级指标所反映的核心特征进行解构,遴选出可观测、可比较、可测量的观测点,进而构建由一级指标表征核心内涵,二级指标体现关键特征,观测点实现测量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最后,实施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测评,并计算结果和分析。(见图1)
二、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一)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多视角理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一级指标构建
1. 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理论解释。教育强国建设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前者体现的是教育的本体功能,后者体现的是教育的服务功能。相较于基础教育阶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取向,高等教育阶段则进一步表现为本体功能与服务功能的协同统一。从这个角度理解,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高等教育“自身强”和“功能强”双属性内涵。从理论视角阐释高等教育强国内涵,实质是在对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理解过程中,形成对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系统性解释。其中,本体价值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属性。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最为基本的内在功能。首先,人才培养质量是核心。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内涵应包括高等教育系统在人才培养中所内蕴的质量与效能,体现在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规模、质量、层次结构层面。其次,科学研究水平是关键。知识生产与创新是高等教育具备的基础功能。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组成的学术组织”。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还体现在以知识创新为外显的办学水平、学科水平和社会认可度层面。最后,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均依赖于资源配置与保障能力,亦构成高等教育强国持续发展的内在条件与基础内涵。
工具价值是教育系统对社会其他子系统产生作用所体现出来的功能属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审视,高等教育是深度嵌入于社会系统的子系统。高等教育系统的社会工具价值,也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核心外显。同理,高等教育强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具备突出的工具价值,体现在高等教育系统适应和促进国家发展需要之强,能通过科技支撑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创新发展作出较大贡献。此外,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有技能的人是一切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据此,顶尖人才与学术人才集聚水平,以及其通过知识传授、能力塑造与创新素养培育,将个体潜能转化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本的能力,构成判断一国高等教育“强”与“弱”的重要维度。最后,国际影响力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标志。其中,国际学生吸引力与科研合作集中体现了一国高等教育通过优质资源供给、知识开放共享与协同创新,服务全球人才培养与人类共同发展的能力,彰显了高等教育强国服务世界、贡献全球的核心内涵。
2. 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实践审视。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两个基本尺度,人的发展是主体尺度。立足主体尺度审视,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自身发展通常具备较高的发展水平,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人才培养规模,通常“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行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应该达到80%以上”。二是人才培养质量。“不能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国家绝非高等教育强国,继而根本不能成为现代化强国”。拥有世界顶尖学科,具备较为完善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能够持续培养高质量人才;同时,人才培养体系在学科布局、层次衔接与类型配置结构合理,能够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多样化人才需求。三是充足的资源保障。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普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师资队伍及广泛覆盖、先进高效的数字化资源体系,能够为大规模高质量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持续领先提供坚实保障。
从实践视角阐释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目的是从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特征和规律中理解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以裨补理论视角阐释的抽象性。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老牌的高等教育强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来看,“世界经济强国往往是世界人力资本强国,世界人力资本强国又通常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而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一般又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可见,历史发展规律表明,高等教育强国在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与人才集聚之间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所在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强,是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础。从这个角度可将高等教育强国理解为,以高水平高等教育体系为支撑,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突破与高端人才集聚,并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国际竞争格局中发挥基础性、战略性引领作用的综合形态。
3. 高等教育强国的政策话语意涵。高等教育强国是中国话语体系中产生的特色概念,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从政策话语中凝练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核心思想是通过对政策话语进行“转译”,以凝练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进而彰显出内涵解释的特色性。高等教育强国作为政策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末的学术讨论中。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可见,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是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核心指向。2012年,教育部在印发的《高等教育专题规划》中提出,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提高社会服务能力等在内的十一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点任务。此后,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话语体系中,以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细分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包括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以及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两部分,并延续至今。
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全面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新阶段。《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将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成“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可见,“本体功能-外部效能”共同构成政策话语对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内涵表达。前者强调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准,形成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与文化引领能力;后者强调高等教育强国能够有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此后,从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到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实现教育强国进行战略部署。此过程中,尽管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持续丰富并在功能维度上不断拓展,但发展水平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始终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内涵。
4. 小结。上文基于理论、实践与政策三维视角对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据此,从理论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强国体现在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证统一;从实践视角来看,世界经济强国与教育强国遵循相伴相生的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强国具备的是,高等教育自身卓越发展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度耦合的发展特征,是“强在自身体系、强在服务贡献”的综合体现;从政策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内涵是以优质的高等教育体系服务国家需求为价值导向。显而易见,虽然理论、实践和政策三维视角在阐释高等教育强国内涵时各有侧重,但自身发展水平和服务贡献是最大“交集”。综合上述研究,形成本研究对高等教育强国的解释:第一,高等教育强国的“自身强”,强在教育系统自身发展状况和发展程度,是以教育规模、体系结构、育人质量与资源保障为内在体现;第二,高等教育强国的“功能强”,体现在高等教育之“强国”,即具备卓越外部贡献能力,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对国家的人才、科技、社会、国际影响力等具有较好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是以人才聚集、科技支撑、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力为外在表征;第三,表现为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水平与外部服务贡献能力之间形成稳定耦合与协同转化机制,能够以内生发展优势将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转化为国家发展动能,并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推动体系结构优化与能力跃升,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和协同演进。
(二)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特征: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二级指标和观测点构建
建立在上文阐释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还需要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服务贡献两大核心维度进行解构。为此,遵循这一研究思路,从一级指标核心内涵中识别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特征,以及遴选能够科学表征二级指标的观测点,从而形成由理论内涵出发,经由核心特征分解,最终落实到可操作性的、可测度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1. 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特征。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特征识别是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二级指标的重要基础。经过审慎思考,本研究选择将发展规模、层次结构、质量水平和资源条件4个维度设定为高等教育强国在发展水平方面的核心外显特征;将人才聚集、科技支撑、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4个维度设定为高等教育强国在高等教育服务贡献方面的核心外显特征。主要考虑基于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理论、实践、政策三维视角对高等教育强国内涵阐释的结果。在上文阐释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过程中发现,发展水平维度所选择的4个核心特征维度,能够在理论层面体现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在实践层面反映其发展状态与运行效能,在政策层面则契合高等教育自身建设的重点任务导向;同理,围绕高等教育服务贡献选择的4个核心特征维度,既能够体现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又能反映高等教育服务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贡献能力,同时也契合相关政策对高等教育功能发挥的导向性期待。综合来看,所选择的8个特征维度能够较为客观体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外在特征。
第二,基于高等教育系统运行要素的整体考虑。以对高等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为出发点选择特征指标。具体来看,高等教育作为由资源投入、结构组织、过程运行与功能产出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强国”属性既体现为系统内部要素配置与运行效率层面,也体现为系统外部功能与综合贡献层面。其中,发展规模、层次结构、质量水平与资源条件分别对应系统容量基础、组织形态、运行绩效与投入保障,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变量;人才聚集、科技支撑、社会发展与国际影响则分别指向人才供给、知识创新、社会服务与全球互动等核心输出功能,是衡量高等教育体系贡献能力的重要表征。由此,上述维度特征能够较为完整地揭示高等教育由内部发展优势向外部功能优势转化的运行逻辑。
第三,体现教育强国“六力”核心特质的政策考量。《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到高等教育要完善“质量、特色、贡献导向的监测评价体系”。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等“六力”不仅概括教育强国本质特征,还明确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方向、内容、路径和评价标准,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与方法论遵循。据此,本研究结合高等教育实际将“六力”凝练为人才聚集、科技支撑、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四个维度,以表征高等教育强国通过高水平人才汇聚与培养支撑国家竞争优势、通过科技创新服务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服务社会促进经济社会进步、通过开放合作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与全球影响力的综合贡献,从而体现高等教育强国服务国家、辐射社会、影响世界的核心内涵。此外,选取上述8个方面关键维度衡量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特征,还体现着本研究坚持兼收并蓄、以“我”为主的指标设计理念,在吸纳国际通行评价框架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与教育强国建设使命,以构建既符合国际比较逻辑、又体现中国特色与中国价值导向的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
2.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二级指标的含义。
(1)发展规模。发展规模是衡量高等教育体系社会覆盖广度与人才供给能力的重要维度,直接反映一国高等教育系统服务人口的规模效能与持续发展动能。为更加全面体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规模,测量指标不仅选择每百万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人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反映高等教育机会的广泛性与可及性,同时选择以高等教育毛毕业率反映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完成程度与产出能力,以及选择高等教育规模年均增长率反映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扩张动能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2)层次结构。层次结构体现的是高等教育体系在结构维度上的分层程度与功能配置水平。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学历层次结构来看,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大致呈现“腰鼓形”,这些国家本科教育平均规模占比超过50%,专科教育的占比为20%~35%,研究生教育的占比为15%~25%。此外,国际经验通常将接受高等教育的性别结构趋于均衡作为衡量公平性与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因此,本研究选择研究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本专比、高等教育在校生性别比,以系统测量高等教育强国教育体系的层次结构。
(3)质量水平。质量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考虑到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性,本研究选择从学科水平、大学水平以及学生的社会认可度综合设计指标,以测量一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其中,以ESI前万分之一学科数衡量一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卓越水平与前沿竞争力,体现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高峰”程度;以四大排名前200名高校得分与人口数之比衡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于人口规模的人均集聚程度及供给能力,体现优质大学整体水平的“高原”程度;以25~34岁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间接衡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可度,体现国家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高原”。
(4)资源条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然需要集中各种力量和资源。考虑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情况的可测量性,本研究从经费资源、教师资源和数字化条件三方面系统测评高等教育在发展中所需资源的支撑情况。第一,高等教育经费水平越高,这说明政府教育投资重点在高等教育,因而以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占人均GDP比例衡量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经费的保障力度与支持强度。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英国、德国等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生师比都呈现出较低的水平特征,因而以生师比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保障水平。第三,顺应数字时代变革是高等教育强国发展能力的体现,为此,本研究以高等教育数字化指数测量数字化资源的保障条件。
(5)人才聚集。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应当具备世界一流的实力和竞争力。人才聚集既需要体现高等教育系统吸引、培育与汇聚顶尖学术人才的“高峰”能力,也需要体现其持续提升国家整体劳动力素质的“高原”支撑,二者共同构成衡量高等教育人才聚集水平的完整图景。本研究从三个层面设计测量指标系统测评人才聚集水平:以21世纪以来三大奖(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获奖人数衡量顶尖创新人才集聚水平,以ESI高被引作者数衡量一国在全球高水平学术研究中的学术人才聚集情况,以25岁及以上接受高等教育劳动力占比衡量高等教育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的贡献度。
(6)科技支撑。科技支撑体现的是高等教育体系通过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对国家与区域科技发展的赋能能力,是高等教育在创新维度上的转化强度与服务效能的集中体现。本研究选择以理工农医学位毕业人数占比测量科技人才支撑,以师均高等教育机构研发经费占人均GDP比例测量经费支撑水平,以师均应用科学指数和师均自然指数测量高水平科研创新支撑水平。
(7)社会发展。纵观世界教育强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世界上所有的高等教育强国都是在服务国家社会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是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源和方向标,为人类发展指引前进的方向的。因此,社会发展维度所反映的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与增进社会福祉的综合贡献,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还体现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增强社会创新动力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择GDP增长率、人类发展指数和全球创新指数三个观测点进行测评,分别考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创新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8)国际影响。国际影响力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特质。通常,“留学生占有率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吸引力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强国的留学生占有率一般都在3%以上”。为了更深入揭示高等教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特性,本研究不仅以高等教育入境学生数占国际入境学生数的比例衡量高等教育在全球教育市场中的吸引力与认可度,同时运用高校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反映高等教育体系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国际合作能力。
3.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是对高等教育强国所应包含核心要素的系统性描述,包含2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4个观测点。(见表1)本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界定为起点,提取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服务贡献表征高等教育强国核心内涵的2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一级指标进行解构,进一步提取出包含发展规模、层次结构、质量水平、资源条件、人才聚集、科技支撑、社会发展、国际影响在内的8大核心特征,并进一步对核心特征进行解构,形成包括研究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ESI前万分之一学科数、21世纪以来三大奖人数、人类发展指数等在内的24个可测量的观测点。
指标体系确定后,本研究将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确定指标权重。根据专家经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服务贡献”两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均设为50%。其余二级指标与观测点的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科学计算确定。得到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分析
本研究依据世界银行国家收入分类,构建基础样本国家池,筛选纳入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或总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国家;同时参考QS和U21等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系统排名的参评情况,补充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保证样本既覆盖主要高等教育发展主体,也兼顾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比较需要,确保样本覆盖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六大洲;在完成各国数据收集后,进一步剔除指标值缺失严重的国家;最终选定53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收集完成各国数据后,本研究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按权重加总计算各国加权得分,而后进一步映射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值,最后等比例扩展为0~100的指数值,既方便直观呈现国家间差距,也便于跨年动态对比,从而观察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
第一,从整体态势看,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多极化格局,我国在人口大国中的发展表现较为突出。测算结果显示,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传统高等教育强国处于较为领先的区域,说明其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均具有较为深厚的基础。进一步考虑到人口规模对高等教育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将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作为人口大国样本进行比较,发现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中,我国处于较高值区域,反映出我国在“大国办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发展成效。
第二,从发展轨迹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排名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本研究选取2012年、2018年和2025年三个关键时点进行测算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数得分和排名整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012年仍处于追赶提升阶段,2018年排名明显提升,到2025年已进入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服务贡献能力均较高的层次。这充分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稳步跃升与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一极。
第三,从分维度结果看,我国高等教育已形成一定优势基础,但仍有部分短板需进一步加强。为识别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点发力方向,本研究基于8个二级指标得分绘制雷达图,将我国与美国、英国、德国等传统高等教育强国进行比较,结果见图2。我国在发展规模、科技支撑和人才聚集等方面已形成较好基础,但在层次结构、资源条件、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等维度仍有待改进。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维度看,我国在层次结构和资源条件方面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其中研究生占比、本专比、生师比等观测点仍需进一步优化。从“高等教育服务贡献”维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在服务社会发展和提升国际影响方面仍有改善空间,需进一步提升人类发展指数等观测点,从而更好提升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能力与实际贡献。
四、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优化空间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既是观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判我国高等教育全球方位、识别强国建设重点方向的重要参照。本研究围绕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内涵,初步构建了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可比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但也应看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持续推进、动态演进的过程,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的指标构建也需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受国际比较数据可获得性不足等因素影响,当前指标体系仍有进一步优化空间。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不应仅停留于排名测算,而应在动态监测全球高等教育格局变化的基础上,更好呈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势、短板与改进方向,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加扎实的参考依据。
第一,进一步完善理论阐释和指标结构,增强指数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解释力。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不仅是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也体现着对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的理解。未来应进一步从评价立场和测度逻辑层面,理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之间的关系,在坚持国际可比的同时,强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导向。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厘清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与服务贡献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发展水平与服务贡献两大板块之间的边界、关联和转化机制,避免将外部社会经济结果简单等同于高等教育贡献,也避免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能力与国家整体发展能力割裂开来。后续研究可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这一主线,进一步深化对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理论解释。同时,还应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结构优化问题,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分类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例如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各学科专业协同发展等方面进行更加细致的指标设计。通过上述完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可以更好地反映高等教育服务科技、人才、社会和国际影响的综合功能。
第二,进一步拓展前瞻性观测指标和多元数据来源,提升指数体系的科学测度能力。现有指标体系在观测点遴选中较好兼顾了可观测性、可比较性和数据可获得性,但受不同国家统计口径差异、国际数据库覆盖不足以及部分领域难以量化等问题影响,一些能够反映高等教育深层发展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指标尚未能充分纳入体系。未来可在保持核心指标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回应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的前瞻性指标。具体来看,未来可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数字化、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参与等方面的指标研究。对于部分具有重要价值但短期内难以形成稳定国际数据的指标,可先以案例比较或试测指标的形式纳入观察范围,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稳定和可推广的测度方案。与此同时,指标测度也需要从既有统计数据拓展到更加多元的证据来源。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不能完全依赖国际组织数据库和既有排名数据,而应在继续使用权威公开数据的基础上,适度引入自主采集数据和专家评判等方法。对于教育政策稳定性和国际话语权等复杂指标,可探索通过分级评价、专家赋权和案例证据的交叉验证方式转化为可比较的观测信息。
第三,进一步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共同规律和多元路径,提升指标体系的国际适用性与中国话语表达能力。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既要服务国际比较,也应体现中国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自主性和开放性。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各有差异,但在人才聚集、科技支撑、社会服务和国际影响等方面也具有相通的内在规律。未来应在把握高等教育共同规律的基础上,吸收国际通行评价经验,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持续完善具有国际可比性和本土解释力的指标体系。与此同时,应积极运用中国高校、研究机构和专业学会等资源建设的国际性数据库与评价平台,在数据来源、指标逻辑和价值表达上更好呈现中国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考虑到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制度模式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后续指标体系可探索构建共同性指标与差异化指标相结合的复合型评价框架。共同性指标用于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全球比较所必需的核心维度,差异化指标则用于解释不同类型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特征。通过这种方式,指数既可以服务总体比较,也可以为人口大国、后发追赶型国家、传统高等教育强国以及不同制度类型国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工具,在体现高等教育共同规律的同时,保留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评价的多样性。
总体而言,未来有必要在现有指标体系基础上,持续开展年度监测、动态追踪和国际比较,并通过学术共同体和国际组织等渠道加强传播,使其成为观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研判我国高等教育国际方位、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公共知识产品。期待后续研究在理论阐释、指标优化、数据建设和实践应用等方面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郭丛斌,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研究课题首席专家;邱世琛,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黎鑫,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科研助理;李大印,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