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是一场民族自救运动，“中国功夫”的价值和内涵随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的侠义小说所推崇的侠之大者，爱国爱民、草莽英雄，心系家国以及中华武学的体育化，为中国侠文化构建了新的传统。与“五四”时期借助西方文化进行社会改造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不同，清末民初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和侠义小说中“中国功夫”的文学想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寻找改造国民的精神力量，是中国本源文化、文学的复兴运动。
作者：汤哲声，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4期。
1898年狱中的谭嗣同作《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诗侠肝义胆、慷慨激昂，是一代革命志士的精神写照，也是一位侠客的仰天长啸。清末民初，中国处于百年之大变局中，各种文化思想应时而生，且互相激荡，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就此产生。从崇儒转而崇侠，是此时的时代风尚和众多革命志士的精神追求，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很充分。
既然是尚武崇侠，侠义小说的创作自然就兴盛了起来。它们成了此时尚武崇侠社会思潮的最佳的文学演绎。与传统的侠义小说比较起来，此时的侠义小说中的“中国功夫”还是那般，但其价值和内涵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尚武崇侠：中国清末民初兴起的“新民”社会思潮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蕞尔小岛日本。1900年中国再败于八国联军。1904年之后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开战，中国成了一个列强随意进出、任意践踏的国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救亡图存成了中国人最迫切的要求。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涌动了起来。
中国晚清尚武崇侠的倾向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就已经出现。甲午之后，这种尚武崇侠倾向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思潮。1897年章炳麟发表《儒侠》一文。同年，麦孟华在《时务报》上发表《尊侠篇》、黎祖健在《知新报》上发表《说任篇》。1899年《知新报》上刊载《尊任侠》（作者佚名）一文。1902年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原侠》。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第1期上发表《军国民篇》。也就在这一年，在晚清思想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他将“尚武”列为“新民”的精神之列。1904年，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出版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对他的“尚武”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
尚武崇侠这一社会思潮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在救亡图存时代站立起来。以儒树人在中国已有了数千年的传统，如今提倡以侠树人，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文化人格的转变，儒与侠的关系辨析也就成了思想家们所要论述的重点。从“以侠括儒”，再到“黜儒崇侠”，在儒侠辨析的思路历程上，此时的思想家们有个演变的过程。“以侠括儒”是将侠士的侠义精神和所作所为涵括在儒者的人格之中，这是黄遵宪《日本国志》所推崇的人格理想。到章炳麟写《儒侠》时不再是“以侠括儒”，而是侠、儒分离，人格独立。章炳麟说：“夫儒有其下，侠有其上，言儒者操上，而言侠者操下，是以累寿不相遇。”儒有小儒，侠有大侠，儒侠开始并列。与章炳麟儒侠并列的态度不一样，麦孟华很明确地崇侠，他说：“人而不侠，时曰不仁；国而不侠，时曰不国，昔中国以侠立国者也。”中国人从来推崇君子立国立人，他却提出要以侠客立国立人。到了梁启超提倡尚武精神的时候，他就明确地提出了“黜儒”的观点了：“后世贱儒，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悯涂炭，矫枉之言。”从“以侠括儒”，到“黜儒崇侠”，伴随着思想家们思想演变的是国家一步步地走向灾难深重。尚武崇侠社会思潮的每一次深入都是被时代所推进。正如梁启超所说：“强盗入室，加刃其颈，而犹与之高谈道德，岂惟不适于生存，不亦更增其耻辱邪。”
那么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大侠，思想家们提出了两种形象，一是“任侠”，一是“真侠”。“任侠”来源于墨家，《墨子·经上》这样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侠就是损自己而做有益的事情。《墨子·经说上》还有这样的话：“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任侠是以自损而满足别人之所急。什么人都可以做任侠，根据麦孟华的划分，任侠可分主侠、相侠、士大夫侠和匹夫之侠。然而“居今之日，由今之道，不得不深有望于任侠之匹夫”，国家需要的是能够为国牺牲的各个阶层的大侠，当务之急还是“侠之匹夫”，思想家们显然将希望寄托于下等人群之中。什么才是“真侠”，思想家们各有说法，蒋智由说得最明确：“其急国家之难若此，大抵其道在重于赴义，而关系于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报复者盖鲜焉。此真侠之至大，纯而无私，公而不偏，而可为千古之任侠者之模范焉。”所谓的“真侠”就是为国为民。于是，他们将中国的侠客分成两大类，“大侠”“公武”与“小侠”“私武”。所谓的“大侠”“公武”是为国为民，代表人物是墨子和《史记·游侠列传》中的朱家、郭解，而《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等刺客均为一人一恩卖命，只能算是“小侠”和“私武”。谭嗣同之所以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就在于他是一个为了大众损害自我的“任侠”，是为国牺牲的“真侠”。谭嗣同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侠客精神，是思想家们一致公认的真正的大侠。
从崇儒到崇侠，其社会效应必然是从崇文转向崇武。对于崇武的表述，思想家们最初表述是动力、热力、涨力等等，到了1902年梁启超在《论尚武》中，又增加了三力：心力、胆力和体力。不管是什么表述，他们共同反对是中国传统的君子之风带来的绮丽的文风和羸弱的身体。蒋智由这样分析：“我中国自秦汉以来，日流文弱簪缨之族，占举之士，或至终身袖手雍容，无一出力之时，以此遗传，成为天性，非特其体骨柔也，其志气亦脆薄而不武，萎靡而不刚，今日为异族所惩陵，逾至无抵抗之力，不能自振起，而处于劣败之列，考其最大之原因，未始不由于此，此尚武之声所由日不绝于忧时者之口也。”因此，他提出：“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蛮其体魄，余谓野蛮时代者，所以造成文明时代之作用也……”
崇武的思想在民国初年，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支持，1916年1月，《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第1卷第5期连续发表了萧汝霖的两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和《述精武体育会事》。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第3卷第2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毛泽东呼应的就是崇武的思想。崇武思想在民国初年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启蒙的层面上，已经向社会实践推进，其标志是1910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以霍元甲为总教习的“精武体育会”（原名“精武体操会”）。“精武体育会”提出：“国民之强弱，不贵少数人具大刀负奇技，而在多数人晓武卫健身手耳。”因而，会武者应该“以广其传，大道为公而忘其私。”1919年，孙中山为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册《精武本纪》作序。在这篇著名的《序》中，孙中山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武术技击为中国“本体固有之技能”；二是在火器时代体魄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在战场上“最后五分钟决胜”。孙中山等人的重视，直接影响了1928年“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在南京成立，该馆又称作中央国术馆，一直开到1948年。“少林门”和“武当门”等武术技击自此被看作为“国术”开始了专门的研究和教学，并被推广到部队中训练士兵。
清末民初的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是百年之大变局中中国社会的自我反思，对中国的文化体制和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产生强烈感应的显然是此时的侠义小说，在新的时代，它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清末民初侠义小说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塑造的霍元甲。霍元甲形象最重要的价值是爱国主义精神。一个被人称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向外国大力士挑战，展示的是竞争时代中国人的强者形象。从1840年的甲午战争以来，历次的对外战争中，中国一直处于败者的地位，中国人一直是一个弱者的形象。此时出现了一位挑战外国大力士的中国侠客形象，确实令人感奋。霍元甲打的外国大力士还不是一国人，是多国人。第一个是俄国大力士，第二个是个黑人大力士，第三个是英国大力士。结合中国当时对抗“八国联军”的历史背景，小说如此设计更是意味深长。擂台丈尺之大，却是个竞争之地，比的是竞争者的勇气和力量，展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力量。霍元甲挑战外国大力士争的就是一口气。担道义、重气节、敢出手、顾大局，侠义是一种人格，一种肝胆，一种竞争时代必备的能力。霍元甲打的是“迷踪艺”。“迷踪艺”祖传而来，代代相传。何谓“迷踪艺”？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中有这样的解释：“一是说这种拳脚，和他人较量起来，能使他人寻不到踪迹，所以谓之迷踪，艺就是技艺之艺；一是说这种拳脚的方法，不知是何人开始发明的，传的年代太久远，已寻不着相传的踪迹了，便名作迷踪艺。”无论是什么样的解释，霍元甲打的都是历史承传的中华武功。而外国来的大力士打的都是拳击，是外国的搏击之术。中华武功挑战外国搏击之术，也就是中华传统挑战外国传统，其中有着很强的文化自豪感。
此时侠义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保种的精神，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和对抗性。侠客们的对手就是那些欺负中国的外国人，正如霍元甲所说：“这上面明说，世界的大力士只有三个：第一个俄国人，就是他自己；第二个是德国人；第三个是英国人。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说我中国人当中没有大力士吗？他来这里卖艺，本来不与我相干，他如今既如此藐视我中国人，我倒不相信他这个大力士，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得去和他较量较量不可。”与这些外国人挑战是为了民族的自尊心，是对他们轻视中国人的愤怒。
展现民族意识是此时侠义小说的基本主题，林纾、陆士谔、叶小凤（叶楚伧）等人的小说中都有精彩的描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叶小凤在1915年创作的《蒙边鸣筑记》。这部小说大概是中国第一部侠客捉拿日本间谍的侠义小说。作家写这部小说显然有深刻的含义，让日本间谍平小川被大侠铁鹞王捉拿，显示的是中国国民的爱国精神。作家又在小说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将截获的情报展示了出来，就是要警示国人，民族危机就在眼前。甲午战争后，日本间谍在中国东北随意出入明目张胆地测量地形、收集情报。小说是要告诉国人，日本人对中国东北了解之深入、垂涎之日久不可想象。如果结合1920年代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和1931年日本发动的“9·18”事变，更感这部小说精确的预见性。
霍元甲及铁鹞王都貌不惊人。霍元甲身形孱弱，铁鹞王更是颅大颈细，形似侏儒，被称作为“瘦驴”。然而，他们却展示了中国精神和大侠风范，是“公侠”，是“真侠”，此时的侠义小说完美地诠释了尚武崇侠社会思潮的基本思想。如果放置于中国侠义小说发展史上看，这些小说及其思想为中国侠文化构建了新的内涵：爱国传统。中国传统的侠文化从中国儒墨文化发展而来，自司马迁作《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之后，中国的侠文化有了具体的人物形象的呈现。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为侠客下了一个定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的两部列传及其侠客的定义也就成了中国侠文化最世俗的阐释和中国侠义小说创作的思维指引，可称为“《史记》传统”。元末明初成书的《水浒传》是中国侠义小说的经典作品，也标志了中国侠文化的发展。《水浒传》的经典不仅仅是它使得中国侠义人物、侠义故事有了最世俗、最完整的呈现，还在于它为中国侠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水浒传》表现的侠义精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扶弱惩强”。这是“《史记》传统”的延续。一是“替天行道”，也就是说，帮助朝廷做那些正义的事情。“替天行道”是《水浒传》的一大创造，将侠客和侠义与正统朝廷结合了起来。一方面惩治那些欺压百姓、欺压弱者的土豪劣绅或贪官污吏，一方面维护朝廷的权威和江山的永固，这是《水浒传》英雄们的侠义之道。《水浒传》构造了中国侠文化的“《水浒》传统”，并影响着后来的侠客形象塑造，例如那些公案小说中的侠客们。清末民初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中，中国侠义小说形成了“爱国传统”。与“《史记》传统”“《水浒》传统”不同的是，“爱国传统”侠义精神的价值取向强调的是竞争状态下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史记》传统”的核心是人格，“《水浒》传统”的核心是朝廷，“爱国传统”的核心是国家和民族。“爱国传统”中的大侠不仅是人格展现，不再是为朝廷出力，而是在为国家、为民族挺身中展示形象。自此以后，“爱国传统”成了中国侠文化的主流价值判断，在金庸的武侠小说有精彩的表现，在当下的网络武侠小说中也是是非正邪的评判标准。
三、匹夫之侠，心系家国
侠者本出于墨，贩夫走卒，三教九流。自《水浒传》始，豪绅、军官被列入侠客之列，侠客的社会地位开始上移。在那些明清公案小说中，侠客们已上升为统治阶层，而草莽之士，则大多为盗。清末民初侠义小说中的侠客大多来自草莽尘世，是侠客形象的历史回归。1908年林纾作《技击余闻》，1914年钱基博作《技击余闻补》，随之一股“技击余闻”旋风在清末民初的文坛兴起，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末，当时很多作家都参与了“技击余闻”的写作，作品总量有数百篇之多。从文体说，林纾的《技击余闻》等小说基本上是仿唐侠义笔记小说《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传》等小说创作。以一人为中心，写人之奇、事之奇和技之奇。文笔简练、篇章精悍。从作品价值上说，林纾等人的《技击余闻》不同于唐传奇。唐传奇中侠义人物虽然是来自民间，却总是连接着皇族、贵族或者大官，并以此显示超于常人的智慧和技艺。聂隐娘连接的是节度使，昆仑奴连接的是贵族，虬髯客更是对唐开国皇帝李渊“造神”。这些人物隐藏于大人物身边，都被皇族贵族所“罩”着，其身份有着半官方的成分。林纾笔下的侠义人物同样是来自民间，却无什么皇族贵族的连接，僧人、道士、穷人、病叟、侏儒、小商贩、大腹者、村店小儿等等，他们是身怀绝技的社会边缘人，最高的社会身份也就是一个捕快。这些人名不见经传，没有了官方贵族的依附，隐于乡野之中，一旦发动，绝技惊人。身份的变化带来的是思维的变化。侠义人物不再是根据官方贵族人物展开思维，不再是帮助官方贵族纾困解难，而是从平民的立场评人论事、扶弱惩强。《技击余闻》等小说中的侠客不是排解官方贵族的不顺的事，而是解决平民百姓的不平的事。林纾等人显然强调一个理念，英雄不论出身，高人不必高大。
清末民初侠义小说中的草莽人物写得最精彩的是大刀王五。大刀王五形象在之前的一些笔记小说中已经出现，最完整的形象描述还是向恺然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小说中的王五也就是一个镖客，然而他一生中做了三件大事：营救狱中的谭嗣同、护送弹劾李鸿章的言官安维畯到流放之地、与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的士兵搏斗死于非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五的形象就是尚武崇侠社会思潮中的思想家们最理想的“匹夫之侠”。
清末民初侠义小说中的“匹夫之侠”，是对社会小人物的推崇和赞美。除了边缘人物和草莽人物之外，此时的侠义小说中还有两类特别的人物引人注目，一是匪盗，一是女侠。这两类人物在此时出现，正是“时势造英雄”。
清末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很多民间秘密社团都曾参与其中，是孙中山革命举事的重要的力量。洪门在广东惠州三洲田的举事、四川袍哥在四川保路运动以及武昌起义等重要的革命行动中，都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孙中山称洪门那些兄弟为“民族老革命党”。这些既有革命理想、又有江湖豪气的革命党人自然给此时侠义小说塑造“匹夫之侠”提供了最好的文学想象。问题是很多侠义小说创作者对于那些参加革命的秘密社团并不真正了解，但是对那些匪盗却有所知晓，因此，匪盗也就成了此时侠义小说所歌颂的对象。最有代表性的是1904年陈冷创作的侠义小说《刀余生传》。小说写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匪盗集团如何杀人。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些匪盗如何有组织性地杀人，而是他们的杀人理由：“世界之今日，竞争愈激烈，淘汰亦愈盛，外来之种族，力量强我数十倍，听其天然之淘汰，势必不尽灭不止，我故用此杀人以救人，与其淘汰于人，不如我先自为之淘汰，与其听天演之淘汰，不如用我人力之淘汰。”以天演论作为理论纲领，以救人作为奋斗目标，杀人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行为匪夷所思，理由却冠冕堂皇。陈冷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参加过同盟会，听闻过秘密社团参加革命的义举，却未参与过具体的革命实践，也只能在匪盗身上展开想象。他将那些匪盗革命化、组织化，这类小说也就被称作为会党小说。陈冷之后，会党小说的创作者是姚民哀，他在《荆棘江湖》《四海群龙记》和《箬帽山王》中，不仅写了各种匪盗，还为他们制定了各种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给了他们“三不社”“箬帽党”等各种称号。会党小说自此成为中国侠义小说的一大类型。
女侠成为“匹夫之侠”推崇的人物，与1902年1月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连载岭南羽衣女士著、谈虎客批《东欧女豪杰》有关。这篇小说是中国较早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革命的作品，其中的女刺客苏菲亚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6年《民报》第2号上，刊登了苏菲亚的照片。1907年，廖仲恺（笔名：无首）在《民报》上连续发表了译作《虚无党小史》和《苏菲亚传》。与梁启超等人提倡用尚武精神改造国民性并不一样，廖仲恺等人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是运用武力改造社会，有着很强的本土实践要求。对此，廖仲恺在译作《虚无党小史》的《前序》说得很清楚：“每译一小段落成，似觉此节已于何处见过，此节似非专论俄罗斯事者。杂感旁午，如悬旌然。”在《苏菲亚传》中更有所指：“女员之多，虚无党之特色也。岂北极灵秀之气，果独钟于女子乎。何大慈大悲大无畏者多出于女员耶。”作者显然是在呼唤中国的苏菲亚。也就在刊载《虚无党小史》的1907年《民报》第17号上，还专门刊载了章太炎撰写的《祭徐锡麟陈伯平秋瑾文》和《秋瑾集序》。正值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呼唤中国侠客时，苏菲亚的形象给了中国作家们想象的空间。一批苏菲亚形态的中国女子成了“匹夫之侠”，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中国传统的侠义小说有塑造女侠客的传统。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红拂女，清《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等都是代表性人物。与传统的女侠行侠仗义不一样，此时的女侠出生卑微，童养媳居多，但是都有侠客的行为和革命的理想。她们的侠客行为主要是刺杀。她们杀贪官污吏，甚至是当朝执政者胡太后（《女娲石》），也杀虐待她们的男人（《女狱花》）。她们的革命理想是通过刺杀达到改造社会和改造男尊女卑的社会陋习的目的。为了侠客行为和革命理想得以实现，她们都追求建立一个政党或者一个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描写女侠们的小说也可以归类于会党小说。
四、中华武学的体育化
侠义之人常异禀常人。异禀的描述在东汉末年第一篇完整的侠义小说《燕丹子》中就有，此后成了中国侠义小说的叙述传统。此时侠义小说也写人物的异禀，但都不赞成将异禀描述成神话。清末义和团的出现，将侠义之人的异禀夸大到神话的地步，作家们对此均持嘲讽批判的态度。“庚子事变”后一年，林纾创作侠义小说《京华碧血录》。小说将义和团称之为“乱天下者”，将那些夸张的大师兄及其神拳视作为一种愚昧。向恺然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明确说明他提倡拳义就是要改变人们那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神拳”观念。“精武体育会”的掌门人陈铁生对此说得更明白：“义和团乃是与盛德坛灵学杂志同类，与技击家无涉，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清末民初，无论是尚武崇侠的思想家们还是侠义小说的作家们都对义和团有清醒的认识。
中华武学在热兵器时代的价值究竟何在?对此，中国侠义小说家们有着科学的态度。他们致力于中华武学体育化，其中向恺然的贡献最大。《近代侠义英雄传》是为霍元甲立传，也是向恺然借霍元甲之口论述自己的武学体育化的观念。在这部小说中，向恺然对中华武学的社会价值有着完整的陈述。首先他要消除义和团的神拳给中国武术带来的恶劣影响。“霍君其所以有这种举动，只因眼见近年来外国人动辄欺辱我国人，骂我国为‘东亚病夫’，并把我国传留数千年的拳术，与义和团的神拳一例看待。”小说强调霍元甲的拳术是中国几千年中华拳术，是中国人尚武精神的表现，与那些对抗外国人的义和团神拳完全不一样。对于中华武学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向恺然认为在热兵器时代，技击的作用会有所下降，但是功能不减。他这样评述：“现在打仗全用枪炮，能在几里以外把人打死，纵有飞天的本领，也无处使用”；“不过枪炮虽然厉害，也还得有人去使用它，若使用枪炮的人，体力不强，不耐久战，枪炮也有失去效力的时候。枪炮是外国发明的，我们中国虽是赶不上，但假使全国的人，体格都强壮会武艺，枪炮就比较外国人差些，到了最后五分钟决胜负的时候，必是体格强壮会武艺的占便宜”。“五分钟决胜负”，还是要靠体格强壮、武艺高超。这是对孙中山《精武本纪序》做出的呼应。因此，他提出中华武学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武术门派的精英传承，二是大众普及，强身健体。向恺然对后者更加看重，小说中的霍元甲支持办精武体育会，并做了总教习，他说：“如今办学校，目的是在求武艺能普遍，不在造就登峰造极的好汉，并且既称为学校，学生便与寻常的徒弟不同，将来断不至于有拖累的事，所以兄弟敢于破例担任教授。”对于当时正在普及的外国体操，向恺然并不否定，只是强调中华武学有其独特的长处：“我不是说外国的体育方法不好，但是太感觉没有研究的趣味，无论哪种学校的学生，对于体操，除却上操场的时候，共同练习最短的时间外，谁也不肯在自习的时候，研究或练习体操。”中华武学有着趣味性和个性，可以随时随地演练。向恺然对中华武学的这些论述放置于当下也许并不完备，但是，他是较早地对中华武学的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展开科学思考的先行者。同样，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这些论述演化成故事情节和神奇的招式，对中华武学的大众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后来武侠小说中武功技击的描写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随着国内对尚武精神的推崇和将中华武学奉为“国学”，一批武功技击的书籍印刷了出来。1910年朱鸿寿出版的《拳艺学初步》是一部较早的中国武功技击的印刷版书籍。民国之后，这样的武功技击印刷版成了当时出版书籍的热潮。1917年前后，先后出版并产生影响的武功技击书籍有滕学琴的《女子拳法》、陆师通的《北拳汇编》、姚蟾伯的《谭腿》、王怀琪的《易筋经十二势图说》、向逵的《拳术》、王怀琪和吴志青编《双人谭腿图说》等等。此时新式学堂开始普及，很多学校将武功技击作为体育一种项目纳入教学程序之中，于是一些有关武功技击的教科书出现了，例如《实验拳法讲义》《剑术基本教练法》等等。这些印刷版的武功技击书籍，对著作者来说是专业，对出版商来说是赢利，对读者来说就是一种普及。1923年，精武体育会对这些书籍进行了汇总印刷出版，统称为《国技大观》。中华武学也就有了“国技”之称。
五、历史价值和当代启示
清末民初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是在国家将要被瓜分的形势下，被迫展开的一次国民自救运动，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意识。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传统文化之中寻找精神力量，连接的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血脉。此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将中国文化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天下争雄，中国所有的文化都充满着竞争的状态，均是元气满满地充满着战斗力。二是秦汉之后。中国的大一统和儒家独大，形成了国民文化中庸、身体羸弱和文风绮丽的状态，终被外族所欺凌。在他们眼中，中国侠文化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侠文化以及侠客们是中国竞争时代的文化本源和传统人格，只是在汉武“独尊儒术”之后衰落了。麦孟华在《尊侠篇》中曾列举了中国大侠之名，推崇都是秦汉之前的人。他这样论侠，基于的是这样的认识：“昔中国以侠立国者也，战国以前，侠士漎萃鳞沓，布满天下。”1904年梁启超编撰《中国之武士道》为中国侠客人物立传，也是从先秦起到汉景武止。他认为汉武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无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时的思想家们都将孔子立为任侠之首。明明是“黜儒崇侠”为何又如此推崇孔子，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乎？身处大敌之冲，事起仓卒之顷，而能定于指顾之间，非大勇孰能与于斯？其盟辞之力争国权，不肯让步，则后此蔺相如相赵折秦之所由取法也……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至矣。”他们认为孔子是“天下之大勇”首倡者，而“天下之大勇”是中国武士道的核心思想，这是孔子入选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在孔子思想的激励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真正的大侠，他们“力争国权，不肯让步”，孔子被视作为中国侠客的精神领袖。他们认为任侠是孔子的本原形象，“天下之大勇”是孔子的本源思想，只可惜在秦汉之后，孔子被后世贱儒们粉饰得失去了本原的形象，任侠思想被遮蔽了，孔子已不是昔前的孔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民初的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是一次文化复兴运功，是要在中国的文化本源中寻找改造国民的精神力量，替换在进化时代中日益衰落而被淘汰的文化形态，建立一个新的与时俱进的文化系统。这与后来从西方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的路径。清末民初的尚武崇侠的社会思潮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精神力量，在百年大变局时代为中华民族立命立民。这样的思维放置于当下考量，其中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念有着很强的当代启示。
这是一场具有积极意义的国民改造运动。侠义意识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人格；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技艺。爱国爱民、扶弱逞强、谦逊待人、健体强身、遵守规则等等，这是尚武崇侠的思想家们“新民”的提倡，也是此时侠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赞美。英雄不论出身，家国情怀为做人的基本原则，这是大义和公义；处世为人要具有同情心，要重诚信，这是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人格坚守；练习技击，强壮体魄，这是中国人立于竞争时代的体能和力量。清末民初尚武崇侠思想家们所构想的新民形象，也是清末民初侠义小说塑造的新人形象。这样的新民和新人形象在当下的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华武学的体育化的提倡，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态度的提倡。中华武学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技击的结晶，甚至是中国形象的标识。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中华性，并能科学地与时俱进。那种否定中华武学的态度不正确，那种夸大中华武学的做法也不可取。当然，将中华武学放置于武侠小说、武侠影视剧中，那是艺术化的表现，属于另一种美学形态和另一种价值判断，另当别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类型文学传承创新与海外传播研究”（25&ZD07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