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初，美国报界出于各种动机，以多样视角，对中国儿童教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民众塑造着大洋彼岸中国儿童教育的映像。这些报道包括了中国儿童教育形式、目标、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也有中美儿童教育之间的差异比较，以及一些诸如体罚、宗教教育、军事教育等领域的细节观察，并积极提倡在中国进行西式儿童教育的推广。这些报道中有对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报道评论，也有西方视角下的观察局限，更有意识形态泛化下的解读，为我们观察清末民初中国儿童教育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域外样本。
关键词： 美国报纸; 中国儿童; 儿童教育; 中美比较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年第9期 #中外教育史 栏目
作者简介
朱季康，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中国乡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苏口述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史。
清末民初，美国报界出于各种动机，以多样视角，对中国儿童教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篇幅的报道（朱季康，2021）。这些报道成为了当时美国民众——乃至西方民众——了解中国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今天考察近代西方社会在中国儿童教育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及作为的一份参考。
一、对中国儿童教育的映像投射
这些报道有的展示于系列专题中，有的则零散隐藏于其他主题的介绍之中。整体上，美国报界向读者们投射了一个崇文重教、恪守传统东方儒家德育，以及不尚体育运动、男女有别、对儿童身心发展有所束缚的近代中国儿童教育的映象。
报道大多是来自亲历者的见闻，内容庞杂而生动。1881年，《新乌尔姆周刊评论》描述了一位华裔移民陈明体（音译）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座基督教教堂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儿童教育的完整演讲（Chan，1881）。1910年12月，《夏威夷公报》报道了中国教育家、出版家张元济在环球旅行的途中，在华盛顿参观美国学校并介绍中国儿童教育的情况。1922年，《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晚报》讲述了美国阿什兰的一个农场主马歇尔·戈登（Marshall Golden）在中国天津与其任职中国某所学校校长的兄弟交流中国儿童教育状况的事情。1913年11月，《诺里奇公报》记载了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波特文幼稚园俱乐部邀请了怀特夫人（J.F.White）讲述她所亲见的中国幼稚园的故事。1913年2月，百老汇公理教会外国传教士协会聚会时，威利斯·罗杰斯夫人宣读了以《中国幼儿园工作的需求》为题的报告，其中多有中国儿童教育的内容（The Editor，1913）。
美国报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父母十分重视儿童的教育。《霍尔布鲁克新闻》说：“几千年来，中国人重视教育超过其他事物”（Anonymous，1912a），他们崇文重教，舍得在教育上进行投资。这篇报道指出，即使是在帝国崩溃、政权更迭之际，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的教育机构存在，为儿童提供教育服务。“在这个大帝国的每一个乡村和街区，都有为那些无力聘请私人教师的家庭提供儿童教育的‘学校’。”（Anonymous，1912a）在这篇报道的作者看来，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甚至暗含有一种“民间共济”的意味，因为维持这些学校的资金并非出自官方，而是来自民间。出资者出于慈善或积德的动机而捐资助学，“如此，则无论穷爸爸还是富爸爸的儿子们都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机会去得到教育”（Anonymous，1912a）。
来自密歇根州的《真北方人报》谈到中国男性儿童除了有小名、奶名之外，在进入学堂读书时，还会再被赋予一个新的名字，认为这是一种隆重而有意义的教育仪式。“当男孩子进入学校上学的时候，他们的老师会给他们一个新名字，例如‘完才’、‘顺忠’等。”（Anonymous，1890b）如果说小名、奶名的命名比较随意的话，那这个上学后才有的“学名”不但起名过程严谨，也都富有积极的寓意。“这些名字被写在作业本或复写纸上”（Anonymous，1890b），蕴含着父母对孩子的成才期望。中国儿童从小被教导要遵守儒家道德要求、恪守儒家礼仪，这一教诲已渗透至他们学习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拉斐特广告人报》称无论男孩女孩，都被教导要有礼貌、尊敬长辈。“谦恭有礼是中国孩子学习的第一课。”（Anonymous，1895）在中国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孩子，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都被教导如何称呼自己的父母、长辈、伙伴与晚辈。”（Anonymous，1895）与这些理念相关联的各类礼仪也自然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除了那些最下层的家庭，中国的儿童每天都会有一部分时间被用来学习礼仪。”（Anonymous，1895）熟谙这些礼仪之后，儿童们会表现出与他们年龄不相仿的成熟状态。《蜂报》说“有教养”的中国儿童是很安静沉闷的，有时就像聋子和哑巴一样。“一个中国的男孩、女孩和他们父母坐在一起几个小时，沉默寡言，除非有人主动和他们交谈。一个中国男孩子在没有得到父母允许的情况下，不会和访客说话，否则他将被视为一个无礼的淘气小孩。”（Anonymous，1910b）在学校中，对儿童的此类礼仪要求更高。《暮星报》向读者刻画了一名遵守校园礼仪的中国儿童的学校生活。“当这个有着宝石眼睛的男孩子每天早晨进入教室时，应向教师鞠躬致敬。每日下午放学的时候，也需要向教师鞠躬致敬。”（Anonymous，1910c）在学校里，“他必须按照教师规定的各种规矩去行事，如何对他人表示尊敬。他们必须对来访者鞠躬，称呼他们为‘先生’，因为‘先生’的称呼代表着尊敬。”（Anonymous，1910c）这些有些强制性的礼节、规矩，被某些美国报道暗示为中国儿童的身心在受教育过程中承受着某种束缚。“中国儿童在学校里不像美国儿童那般自由”（Anonymous，1910c），即是此意。
1897年5月15日，《圣约翰先驱报》刊载了李鸿章写给一名居住在布鲁克林的美国少女的一封信，说明了中国儿童接受儒家道德教育的必要，重点解释了“孝”这一理念在中国儿童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信中，李鸿章对这名美国女孩说：“如果你父母健在，我希望你是孝顺的。在中国，孩子们被谆谆教诲要爱和尊敬他们的父母。我想中国人比起西方人会更加关注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原因。”（Li，1897）他还将“摩西十诫”与儒家孝道相类比，称赞犹太人与东方人有共同的价值观，即：“他们遵守着不允许不孝的准则。不是忽略父母，也不是在他们的晚年不资助他们，而是遵循上帝的戒条和东方人的仁慈，尊敬父母，顺从父母。”（Anonymous，1897）可见，李鸿章试图在中国儒家孝道与西方价值观之间搭建起某种联系，以便美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儿童教育观。
在当时美国读者眼中，中国的儿童教育并不重视体育，甚至是有些反体育的。《旧金山呼声报》把中国与日本、印度、埃及、菲律宾等地的儿童都列入缺乏体育自由的行列。“在远东地区，那些父母们懒于给他们的子女以西方父母特有的关心。”（Anonymous，1907）结合上下文来理解，这里所谓的“特有的关心”，主要是指对儿童体育方面进行指导的意识与能力。在美国，儿童体育活动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深肤色的年轻人得以在户外度过他的青春岁月。他的皮肤本已呈铜色或黑色，现在又被晒得更黑了，而他享受着户外新鲜空气和健康带来的快乐。”（Anonymous，1907）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的父母们并不将游戏与身体运动列入教育范畴之内，视其为浪费时间与生命的东西。“在中国教养儿童的过程中，有一条基本的规则，即所有充满朝气的运动与消遣都不被鼓励。跳绳、滚圈和踢足球都与培养儿童高雅的品性不相干。千百年来，中国的教科书都告诉儿童们玩耍是没有好处的。”（Anonymous，1919）1919年6月15日，《纽约论坛报》刊登了这样一段话语：“我们从不会看见他们在街道上赛跑，我们甚至也不会看见他们穿着滚筒溜冰鞋，蹬踏着地面，嗖嗖的穿过街角，或者看见两个男孩子像美国孩子那样打闹。”（Anonymous，1919）这篇报道还补充说，如果中国儿童像美国儿童这样在街头运动，“将引起惊骇”（Anonymous，1919）。《旧金山呼声报》的一篇报道似乎部分地回答了中国父母“惊骇”的原因。报道说，一些中上层社会中的中国父母们出于种种的考量，或是某种环境的逼迫，“害怕孩子在外面与其他同龄人玩耍时，有被绑架的危险。因而，他们会建造一个巨大的花园供孩子进行室外活动”（Anonymous，1907）。即使是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中，儿童仍无完全自由，一切行为皆处于父母的控制之中。
清末民初，中国女子学校教育还未开展。据《里士满时讯报》等报纸的报道，“中国的学校只为男孩子服务”（Matthews，1917）。对于中国儿童教育中的性别差异，美国报界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霍尔布鲁克新闻》说中国家长们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投入资金，但仅限于以男性儿童为对象的教育行为上。《暮星报》则更加直白：“在那个庞大的国家里，只有男孩子可以接受教育。”（Anonymous，1910c）《拉斐特广告人报》观察到中国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需要学习儒家礼仪，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男孩子可以去学校上学”（Anonymous，1895），女孩子则只能在家参与家务，只有极少数家庭才可能为自己的女儿提供一些家庭教育。《真北方人报》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即那些富裕的中国家庭可能会给女孩子以一定的教育，“有时也给他们的女儿上课，但是不允许她们进入学校接受教育”（Anonymous，1890b）。女孩子在家庭教育中主要学习烹饪、缝纫、刺绣等技艺，有时也包括弹琴、读书和写字。“她们长大后可能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丝绸编织、做为祭祀神灵或祖先所用的金银箔纸”（Anonymous，1890b），而不是像男孩子那样，去博取社会认可的功名。《新乌尔姆周刊评论》考证说早在唐代时期，中国的女孩子“就不再被允许进入学校读书，因为如果男女一起学习，他们会私下秘密交往”，做“秘密的事情”。“现在只有官员的女儿可以在家中接受私人教师的教育。”（Chan，1881）1902年4月18日，《纽约论坛报》刊发了一篇名为《教育女孩子读书》的主题报道，专论中国女性教育问题。这篇报道认为在古代曾有一段时期，“所有良家女子都被教导去读书”（Anonymous，1902）。而且中国也流传着很多高质量的女童教育读物，培养出了一代代文化水准很高的女性，写出了很多传世的诗作，“甚至有一部朝代的史书也是女人写的”（Anonymous，1902）。这篇报道判断从18世纪开始，中国女人就开始受到种种社会交往的限制，被逐渐剥夺了接受公开教育的权利。
二、对中国儿童“学校”教育的内涵认知
清末民初，中国尚未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小学教育事业。因此，美国报界所谓的中国儿童“学校”教育，尽管以“学校”（School）相冠名，但其实质仍属于幼儿的童蒙教育，包括中国各类私塾、家塾、族学及近代幼稚园、蒙养院等形式。
按照《真北方人报》的报道，在中国有数量巨大、遍布城乡的儿童教育“学校”，“几乎每一个乡村都有学校”（Anonymous，1890b）。这些“学校”有的是一个家族兴办的，“没有公共学校”（Chan，1881）。在“学校”中，“富人与穷人家的儿子们在一起上学”，也有一些富裕的家庭单独“聘请专门的私人教师”，或施行家族教育（Anonymous，1890b）。但如《新乌尔姆周刊评论》所说：因为不是制式学校且教师大多单独授教，所以学生们学习的内容与进度都有差异，每所“学校”的学生数也不能过多。“因为每一个学生的课程都不同，若学生过多，则教师的教学就变得艰难了。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中国‘学校’不能超过30或35名学生的理由。”（Chan，1881）
中国男性儿童在“学校”的主要学习任务是熟练掌握儒家基本学说。“首要学习的是儒学，是他们的信仰。”（Chan，1881）《新乌尔姆周刊评论》说通过儒学经典的熏陶，成为以儒家标准打造的“圣贤”，是中国男孩子读书的至高境界。儒家的经典《论语》是儿童们必须要学习的基础教材。当儒家基本思想的训练完成后，“如果孩子的父母负担的起继续教育投资的话”（Chan，1881），就可以让孩子开始更高阶段的儒家文献的学习，求贤求圣，乃至入仕为官。当然，绝大部分孩子是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圣贤”的。但使他们成为服从统治秩序的群氓，或者更进一步，成为服务于国家机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现实的目的。至于更基础的教育目标，则是教以儿童童蒙知识，使他们能够识字断意，适应社会，安家立业。中国儿童刻苦学习的终极世俗目标，是成为一名朝廷官员。“除非你成为一个官员，否则你永远不可能放弃学习。如果无志于仕途，最好早点离开学校。”（Chan，1881）事实上，“皓首穷经”“学而优则仕”是对这些报道最好的注解。《旧金山呼声报》还注意到中国人对于儿童教育的理想服从于某种天命，“孩子们的成长道路是由伟大的神明来决定的，没有一个善良的中国人会认为干涉（天意）是正确的。”（Anonymous，1907）这也为中国人的儿童教育观蒙上了一层“宿命论”的阴影。
这一时期，美国报界总结中国儿童在“学校”中主要的课程是阅读与写作。正如《真北方人报》所说，这些“学校”，“只教授儿童三R（读、写、算）技能中的阅读和写作”（Anonymous，1890b），不教授数学、地理等西方学校当时已经比较普及的自然科学类课程。
儒家道德自然是中国儿童“学校”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真北方人报》援引了几篇中国儿童课外辅导书中的故事，尝试解释中国儿童如何从中接受儒家教诲的熏陶。如这篇报道以下述两个故事阐述了“孝”的理念（Anonymous，1890b）：
曾经有一个男孩子叫做“WooMang”，或者叫“勇敢和健谈的”。在他只有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很孝顺自己的父母。他们家很穷，甚至买不起床上的蚊帐。夏季的夜晚，这个小男孩在父母上床睡觉前先躺上去，让蚊子吸他的血，直到吸饱。然后他再将床让给父母，这样他的父母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大约在1300年前，一个官员被控以不法的罪名，判处了死刑。他的15岁的儿子，大胆地来到官府前敲鼓，恳求能以死替父赎罪。国王被感动了，释放了孩子的父亲，并打算授予这个男孩“纯孝”的荣誉。但是这个男孩子说：“当他的父亲犯罪后，对于一个儿子来说，替父亲去死只是一个权利。但荣誉不能洗刷父亲所受的罪名。因而，我必须辞谢这份荣誉。”
这篇报道说这类故事在中国社会被反复传诵，用意就在于使儿童们接受、理解，并践行儒家的道德准则。
儿童们每天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刻苦学习。《暮星报》说：“中国男孩子们每天学习九个小时，甚至周日也没有休息。一个小男孩从早上6点开始他的学习，直到下午3点他才能回家。”（Anonymous，1918）这种现象被很多美国报纸所证实。《纽约论坛报》称：“在旧的教育体系下，中国男童们在太阳升起时就被关在室内学习，焚膏继晷，直到下午五点。”（Anonymous，1919）《新乌尔姆周刊评论》借一名中国移民的口吻说：“每日清晨，当我们能看清楚书上字的时候，就开始早读。”（Chan，1881）这种长时间的高强度学习是从儿童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的，“在这些小伙子仅仅5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刻苦的学习”（Anonymous，1910c）。
中国儿童的主要学习方法就是背诵，且这种方法伴随着大声的朗读与超量的内容，并贯穿其一生的学习生涯。《纽约论坛报》形容中国儿童在学习时，“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语调反复朗诵他们的课文”（Anonymous，1919）。《里士满时讯报》说：“每一个男孩子都用最大的嗓音去读书”（Matthews，1917），并说教师们也会以儿童读书时的音量来判断孩子学习态度是否勤勉。“一个教师认为这些男孩子如果没有大声读书，就是在偷懒。”（Matthews，1917）判断这个儿童是否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也是以背诵是否过关为标准的。“当一个男孩子已经准备好了，他会走到教师面前，将书交给教师。然后他背过身去，大声地背诵出整篇课文，以显示他学懂了。”（Matthews，1917）《暮星报》也有类似的描述：“当一个聪明的小男孩子觉得自己已经读懂了书上的内容，他就把书交给老师，然后背过身去站着，开始背诵这些内容。”（Anonymous，1910c）《新乌尔姆周刊评论》的记录更加详细，让读者们对背诵在中国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有了直观的感知（Chan，1881）：
当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背诵课文。如果我们背不出来，我们就不能回家吃早饭。如果我们被允许去吃饭的话，我们会被老师在脸上做一个标记，有此标记者就可以去吃早饭。早饭后，我们将写两个小时的字，将书写本交给老师，他将在书写本最上面写上我们背诵的课文中的生字，你如果认识这些字，你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找出来。最后我们将学一篇新的课文，并需要在明天早上背诵它。
中国儿童书写作业时，并不是使用西方人常用的钢笔或铅笔，而是使用“一支小毛刷蘸墨水”（毛笔）写字。在写字的顺序上也与西方人有差别。“他们用小毛刷蘸上墨水，从纸的右边最上角开始写。一直写到这行的底部，重新再起一行，从顶头开始写，再写到底。”（Matthews，1917）这些差异也被《里士满时讯报》等报纸所报道，以为读者的趣闻。
三、对中国儿童教育的评价与推广西方教育的态度
近代美国报界对中国儿童教育的报道是多维的、立体的，既有整体上的综合评估，也有关于中美儿童教育之间的差异比较，也包括一些诸如体罚、宗教教育、军事教育等领域的细节观察，而对于在中国进行西式儿童教育的推广，他们也是积极倡导的。
尽管在对当时中国儿童教育的观念、性别差异、教育内容、学习方式等方面，美国报界的评价是多元的，但它们都一致认为中国儿童教育受益于中国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因此，正面积极评价中国儿童教育的报道并不缺乏。1919年9月24日，《太阳报》发表了美国外交官阿诺德（Julray Arnold）所写的《中国人的现代需求正在被唤醒》。阿诺德是一名“中国通”，是对中国有着深度观察且对华友好的美国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在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虽然其时中国的经济仍由家庭的、原始的、个人的传统分散模式所主导，但是未来的中国也许会和美国一样，建立起相同的工业体系，因为中国有建立庞大儿童教育事业的潜能，这个事业的发展足够支撑起中国未来工业建设的需要。“如果按照美国相同的人口录取比例开展中国的近代儿童教育事业，将会有8千万儿童进入学校。”（Arnold，1919）他对中国教育的未来是持乐观态度的。美国报界也逐渐感知到了当时中国儿童教育事业的某些进步。如20世纪20年代，随着近代公共卫生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近代儿童卫生教育开始起步。《先锋快报》就敏锐地评价道：“在中国，通过学校而进行的儿童卫生教育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果。”（Anonymous，1921）
但近代美国报界对中国儿童教育持批评乃至否定立场的报道则更多。1919年11月11日，《埃尔帕索先驱报》称中国有6500万儿童，但其中的6000万，“没有教师，没有学校，没有学习课程，没有教育方面的任何准备”（Boville，1919）。儿童失教情况已然如此，更有甚者直言中国儿童教育的虚伪。1890年1月2日，《玛布勒希尔报》转发《中国儿童》一文，给中国儿童教育贴上了“伪善”的标签。“证明中国人天生伪善最典型的方式即是观察他们对儿童的教育行为。”（Anonymous，1890a）该报以一个案例来解释这个观点：在儿童还在牙牙学语之时，中国的父母就会告诉他们，如果不听大人的话，“某个藏在大人衣袖里的可怕的东西就会跑出来，抓住他们。”（Anonymous，1890a）因为这些未知的怪物角色还经常被形容为外国人的长相，文章由此引申道：“这一点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称呼外国人为洋鬼子的恶言恶语。”（Anonymous，1890a）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儿童被灌输以虚伪、势利的观点，养成阴郁、忧郁的气质，早早与丑陋的社会“合流”。“那些生活于大城市的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工商业的投机行为以及所有证券业务中的流氓行为。而生活于乡村的孩子能精确地知道每一块田的产量，像成年人一样能够计算出一块桑田或茶园所能产出的收益。”（Anonymous，1890a）这篇报道也将这些“成果”作为佐证中国人教育儿童“伪善”的证据：“这些儿童似乎心已枯萎，缺乏直率与天真。他们没有慷慨的愿望与高尚的情感，我们从他们斜视的眼睛中只能读出流氓、贪婪和狡诈的目光。”（Anonymous，1890a）《暮星报》还谈论了中国儿童的厌学情况，因为这种单调且压力巨大的学习方式，导致很多中国儿童厌恶学校，憎恨“学习”。“在中国，那些小孩子们并没有这样（指美国儿童学校压力较小）的快乐时光。”（Anonymous，1910c）
美国报界对中美儿童教育内容与学习方法的差异也留有一定的篇幅。如《真北方人报》称因为方块汉字的独特造型，每一个字都有独特的形状，要“拼写”出来，必须记住组成这些字的笔划与圆点的正确数量与位置（Anonymous，1890b）。中国儿童在识字时需要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远超美国儿童。“中国儿童必须努力学习大量文字的形状与读音。直至他们13、14岁的时候，才能逐渐掌握这些字的含义。”《旧金山呼声报》统计道：“在中国儿童的字母表里有更多的字母，你们可以数一数在他们的语言中，大约有3000-5000常用的字，这还不是全部。”（Anonymous，1907）以此论证中国儿童识字的难度。美国报界还将中国儿童背诵时的喧闹与美国校园的安静进行了对比。《暮星报》说：“在我们的学校，安静的男孩子通常能做出最好的作业，而在中国，所有的学生必须大声朗读与背诵书上的内容。”（Anonymous，1910c）儿童们想偷懒或逃避这样的学习方式是徒劳的，“保持安静是十分危险的”（Anonymous，1910c），“如果易怒的教师透过眼镜，瞟见一个男孩未大声读书，教鞭就将落在这个男孩子身上”（Anonymous，1910c）。因此，《里士满时讯报》称，在中国“学校”里“很喧闹”（Matthews，1917）。事实上，这正是当时中美两国儿童学习内容、方法不同的直接反映。其他诸如《真北方人报》称中国儿童教科书比美国的价虽廉但不物美，“插图质量也远远不如英国和美国的（同类教材）”（Anonymous，1890b）。诸如此类的比较，也有不少。
对一些中国儿童教育领域的细节报道，如体罚、军训，也能显示出美国读者的兴趣。尽管历史上西方也曾流行过严厉的体罚，但在当时的美国，体罚已经被普遍视为一种不科学且不人道的教育惩戒方式。美国报纸对中国儿童教育过程中的体罚提出了批评。《新乌尔姆每周评论》称中国的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对待学生十分严厉，毫不留情。“如果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就会被小鞭子打一顿。”（Chan，1881）一名华裔移民在讲述他童年在中国读书的经历时，流露出对当初遭受体罚的恐惧及对美国儿童的羡慕：“你们美国儿童在学校很轻松，每天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在学校。课外时间，你们可以玩得很开心，但中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Chan，1881）《晚间时报》对中国儿童教育中进行体罚的价值产生了质疑。它以史为鉴，批评中国如果任由体罚泛滥，则会像罗马那样，毁掉教育甚至整个国家。同样，《晚间时报》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中国，儿童们被视为奴隶，或者更糟。这样（体罚）的情况下，谁还会把中国看做一个有德行的国度？”（Anonymous，1910a）报道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里，“那些老一代人坚持棍棒教育，这是烙印于他们儿时记忆中的东西。”（Anonymous，1910a）显然，这是对近代儿童教育趋势的一种反动。再如《纽约论坛报》将中国儿童的军事训练作为一个报道的热点，称几乎所有的中国公立学校都开展了军事化的训练。“在最好的学校，学生有自己的制服，接受如何使用剑和枪的训练。”（Anonymous，1908）这些细节报道为美国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与信息。
美国报界对基督教在中国儿童中的影响也颇为在意。1908年10月18日，《蓝草之刃》评估认为大部分中国儿童没有任何基督教的知识，虽然有极少数儿童接受了含有基督教教义的课程，但“都是肤浅的、一面之词的”（Julla，1908）。所谓“基督教的福音”，没有在中国儿童教育中得到体现。12年后，根据《魔鬼湖世界报》的报道，虽然基督教已经对中国的儿童教育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在中国儿童的宗教信仰中，佛教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佛教的镜像依旧是各地的风景”（Anonymous，1920）。
因此，出于意识形态及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考量，在向中国输出西方儿童教育文化与模式方面，美国报界给予了坚定的支持。1910年11月30日，带有官方身份在美国考察的中国教育家、出版家张元济参观了华盛顿的一所幼儿园，表达了“将美国的幼儿园引进中国”（Anonymous，1910d）的意愿，这一消息立刻被《米苏拉日报》所披露。实际上，张元济对华盛顿强约翰·汤普森学校（Strong John Thompson School）的幼稚园进行考察的整个过程，被美国报界全程跟踪。《米苏拉日报》《俾斯麦论坛报》《诺福克周刊》等报刊都给予了版面。通过这些报道，我们知悉张元济对这所幼稚园的儿童玩耍室颇有兴趣，询问了正在玩耍的儿童们很多问题。“他看见15名儿童在马蹄形桌子边用红色的球和纸带‘工作’，相处融洽。桌子里面坐着一位面容可爱的女教师。这些儿童如同宇宙中的太阳、月亮与星辰。只要女教师微微颔首，整个‘宇宙’就会随之而动。”（Stuart，1910）看到教室整洁美丽，装饰着孩子们学习事物的图片，如同一座花园。张元济“感到欣喜”（Anonymous，1910e），赞叹这些细节为“不可思议的极端”（Stuart，1910）。这样的报道在美国读者心中渲染了中国人对西方儿童教育模式的仰慕印象。
在西方儿童教育模式在中国推广复制的同时，加大西方宗教意识形态——尤其是基督教教义——的输入，既是美国教会在中国传教的重要目标，也是美国报界开展舆论工作的一个共识。1913年2月8日，《诺维奇公报》记载了在百老汇教堂的一次宣讲活动中，威利斯·罗杰斯夫人宣读的《中国的工作》的介绍（The Editor，1913）。1918年5月8日，《布里奇波特时报与晚间农夫》刊发《给中国宝宝一个公正的待遇》（Belle，1918）。这些报道既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工作总结，也是对当时中国儿童教育事业进行宗教渗透的方法介绍。1912年11月4日的《旧金山电报》和6日的《比斯比每日评论》，都提到了第一公理教会青年妇女协会将为玛丽·F·莱迪亚德（Mary，F.Ledyard）小姐送行的消息，“这位洛杉矶城市学校的管理者，最近宣布她最近将前往中国”（Anonymous，1912c）。在接受第一公理会派她去中国福州创办幼稚园的使命后，玛丽小姐“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并在洛杉矶接受了幼稚园训练”（Anonymous，1912b）。当时的美国存在着一批与玛丽小姐有着同样经历与任务的人。客观来看，上述努力也确实在当时的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斯比每日评论》提到中国政府已经在筹备借鉴美国基督教会的方式，规划一套完整的近代幼稚园系统。《诺维奇公报》还将目光投射到了中国内陆的西部地区，称“中国西部地区开始对模仿西方幼稚园事业有了兴趣”（Anonymous，1918）。
四、分析与启示
在一些客观描述之外，清末民初美国报界在有关中国儿童教育的报道中还有对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儿童教育观的评论、西方观察视角下的客观局限及意识形态泛化下的解读。
（一）文化差异：报道的评论
其时，中美两国在儿童教育观上的巨大差异被这些报道揭示了出来。
对于中国儿童每日坐于室内，长时间、高强度的背诵学习，尽管大部分美国报纸都持批评意见，却也不乏为之辩解者。《霍尔布鲁克新闻》的报道《中国的家庭生活》对中国儿童的这种学习方式作出了解释，以为中国儿童所要学习的目标、内容与欧美儿童截然不同，尤其是汉字的学习需要这种特殊的训练才能完成。因此，千百年来，中国儿童才固守着此种学习方法。“中国人对教育的基础理念是通过各种感官让儿童们在心中形成对汉字形、声、意的印象。”（Anonymous，1912a）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采用中国人的教育方式：“用眼睛看汉字的比例和轮廓，用嘴巴或声音重复汉字的名称，用耳朵听声音，以此在大脑中形成印象。教师在教孩子们学习这些汉字时，总是将字写在一张张的小方纸上，孩子们在学习时不断地触摸和摆弄这些小方纸，因此大脑在看、读、听和摸的过程中得到了辅助，这些都有助于大脑接收信息。”（Anonymous，1912a）这种方法似乎并不科学，也造成了极大的时间消耗，但这种方法有可能是最适合中国儿童的。“小家伙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不知道他所学内容的意思，但这些东西永远不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只要他活着，就永远拥有。”（Anonymous，1912a）至于对中国儿童其他方面才能的培养，这篇报道认为不用过度担心，可以在未来的教育中加以塑造。“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他开始读书，能力得到发展时，这些儿童的思维将会以惊人的方式打开和扩展。”（Anonymous，1912a）不论这番解释是否准确，但这篇报道的作者确是在努力透过中国儿童教育的种种表象，尝试更深的探索。
一些美国报纸对中国女性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解读，更具文化批判的意味。《新乌尔姆周刊评论》说中国女性还没有像美国女性这样得到解放，即使是婚姻这样的终身大事都由父母决定。“中国男人在选择伴侣时没有自由，这也许对于美国人来说很奇怪。然而，中国的父母坚信能为子女选到纯洁、优秀的伴侣。”因此，“在中国，年轻的男女在婚前并不会像美国男女这样交往。”（Chan，1881）《纽约论坛报》说自18世纪始，中国女性如槛花笼鹤，被严格地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了。当男孩子满7岁上学后，男孩子和女孩子就要分开生活。“女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地位，除了有关她们性别的集会以外。她们除了自己的亲属，不结识其他异性。”（Anonymous，1902）所以，“一个中国男人在外绝不提及他的妻子，甚至外人询问她的健康状况都属于失礼行为。虽然中国父亲经常提及他的孩子，但妻子的存在却被忽视。”（Anonymous，1902）《孟菲斯呼吁报》甚至说：“只有在中国，这些人将他们的妻子终年累月地关在室内。”（Wong，1889）《暮星报》联系到当时中国女性的“缠足”习俗，称：“在那些富裕的人家，幼女需要缠脚。她们将成为永远不能奔跑甚至走路的小女士。”（Anonymous，1910c）因为她们的父母认为这些小女孩永远不会走出家庭去工作，因此没有必要给予她们教育。这些报道及评论将中国儿童教育的男女差异现象上升到了社会文化的层面，拓展了美国读者的想像与思考空间。
（二）西方视角：报道的观察局限
这些清末民初美国报界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观察的报道主要来自美国在华外交官员，宗教界、教育界、商界人士及各种专兼职的报业评论员的手笔，甚至还有一些来华游历的美国游客也成为这类报道的河鱼天雁。虽然其中也有少量来自华裔移民的口述，但这种跨越大洋的西方视角在观察的局限性上无可避免。
首先，部分美国报纸绠短汲深，无法深中肯綮，没有耐心与能力去深究中国儿童接受教育的群体性差异问题。《新乌尔姆周刊评论》在一篇介绍华裔移民的演讲中，有这样的表述：“在中国，所有的儿童到了8或9岁都必须去上学。”（Chan，1881）这个介绍显然不符合事实。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能够接受童蒙教育的儿童在学龄儿童中的占比并不高，绝不是所有的儿童都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美国报界普遍认为中国人重视对儿童的教育投资，但是它们都忽略了占人口比重绝大部分的桑枢瓮牖之家由于观念、文化、经济、区域等很多原因，难以使其子女接受教育的现实。其次，以新闻媒介对某一社会事业报道的要求来看，美国报界对于中国儿童教育的报道并不全面。大量细节领域的报道并不能掩饰他们对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历史、整体状况、结构形式等方面报道的单薄与缺失。如对于中国儿童教育机构及师资方面的报道、对于中国儿童教育机构移宫换羽般的近代变迁等重要领域都较少涉及。且这些报道在介绍中国儿童教育的时候，缺少一些必要的历史背景知识的介绍，降低了美国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儿童教育的可能。第三，美国报界不理解近代中国儿童教育所处的生态，产生了较多的误判。如关于中国儿童教育资金的来源，美国报界有着相互矛盾的说法。有说以民间资金为主，有说由官方统一供给。实际上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都没有能力完全负担起这么一个如此规模的儿童教育经费支出，民间经费成为了保障一部分儿童接受教育的重要补充。那些对中国访美官员的采访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美国报界，以为这些官员对美国儿童教育的赞美是由衷的，以及关于在中国建设西式儿童教育体系的言论是严肃而有根据的。实际上，这些赞美与承诺大多随意而轻。即使偶尔有认真之人，也因面临着人事、政策、资金、文化、社会接受度等多方面的挑战，其可行性及可持续性均不确定。当然，在这种西方视角下，也有一些严肃的思考。如阿诺德在《太阳报》发文称要实现近代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借鉴“西方模式的教育系统是重要的一步”（Arnold，1919），可算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主张。
（三）意识形态：报道的泛化解读
清末民初的美国报界，在对中国儿童教育的报道方面，也存在着由于意识形态因素而导致的泛化解读。一些作者带着“西方优越感”的“有色眼镜”，去报道中国儿童教育问题，超越了报道对象与事件的本身，将中西方文明差异、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所体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刻意泛化成种族矛盾，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最典型者即是在当时的“黄祸论”思维下，一些作者对中国儿童教育中的正常现象进行歪曲，以满足或引导部分读者非理性的阅读期待与趣味。1890年1月2日，《玛布勒希尔报》描写了一名美国小女孩与一名中国护士的交往，称这个交往改变了这名美国女孩对中国人的好印象。“这名中国护士将婴儿从摇篮中抱走的过程给她留下了糟糕的印象，给了她持久的伤害。这名护士并咆哮着说要撞、踢、骂以及杀了她。”（Anonymous，1890a）但作者并未详述两人为何产生了矛盾，仅是将中国护士的暴力表现展示给了美国读者，无端丑化了中国护士的形象。清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又加剧了这种倾向，以致一些报道也受到扭曲。如对中国儿童教育中的正常军训，有的美国报纸给出了夸张的宣扬，认为接受了军训后的中国儿童将会成为中国军事力量扩张的源泉，从而削弱美国对远东地区的掌控，损害美国的利益。1908年1月26日，《纽约论坛报》信口开河道：“军事专家宣称通过这种方式的训练（指中国儿童的军训），将使中国在十年后拥有世界上素质最好的军队。二十年后，中国很可能成为决定远东命运的重要力量，而美国在这个地区将退居为旁观者。”（Anonymous，1908）1912年1月22日，《卡柳梅特新闻》借“罗斯教授”之口，不但用带有歧意的“中国佬”一词形容中国人，并说如果中国人利用西方给予的知识去降低儿童生育的死亡率，“高收入的白人社会可能有多种方式被中国人所颠覆”（Ross，1912）。1919年11月11日，《埃尔帕索先驱报》发表《东方真正的危险》文章，向美国民众发出警报：“中国和西伯利亚比所有的欧洲和南美洲结合起来，都更加对美国未来的和平环境有致命的影响。”（Boville，1919）文章认为如果不对中国儿童灌输基督教信仰的训练，这些千千万万的“愚昧无知的中国儿童”（Boville，1919）一旦成长起来，将是对美国极其不利的。
清末民初，随着欧美等国民众对中国社会的了解需求日渐旺盛，儿童教育这一关乎国家未来与民族性格塑造的关键领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西方报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报道在提供一定客观信息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基于文化差异、信息不对等以及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背景下的种种误解与偏见。它们不仅反映了美国媒体对中国儿童教育实践的表层观察，更深层次地折射出西方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及儿童观的复杂情感与认知框架。这些报道中除了客观的表述外，也确实存在着种种荒谬与歪曲的内容，但仍可为我们了解当时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儿童教育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正如法国传教士胡克在《玛布勒希尔报》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是“一个哲学家的民族”，对于中国儿童的教育来说，语言的描绘是太生硬了，“当一个中国孩子该是怎样的体验啊！”（Anonymous，1890a）这番言论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与理想化倾向，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人士对中国儿童教育潜在的好奇与尊重。大洋彼岸的映像并不真实，但我们也能够从这些报道中看到当时中国儿童教育的一些问题，得到一些积极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