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秦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22-11-04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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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铁基  


1974年,我被调到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友人谭维四(湖北省考古队队长、湖北省博物馆馆长)送给我一本油印的《云梦秦简释文》。当时教学任务不是太重,我就写了《啬夫考》(署名郑实)《释〈南郡守腾文书〉》《秦代的邮传制度》等几篇文章,另有与王瑞明先生合写的《秦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等文章,先后于1978年、1979年正式发表。从此我走上了秦汉史研究的道路。1979年以后,我认真研读《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边读、边想、边写,就这样加入了秦汉史研究的队伍。20世纪80年代初,我又与安作璋先生合作《秦汉官制史稿》,更加专门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秦汉史,此后大部分时间从事的研究就是秦汉史。但从整体来看,个人的研究和认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对秦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也只是“管窥蠡测”。

已有研究的管窥

中国古代的历史很长,经历了许多朝代,很早就有专门的历史记述,如《左传》《竹书纪年》之类,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一部标志性的历史著作,以后连续下去,有所谓“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的史书。研究这些史书和历史,就成为史学。

中国古代史学尚“通”,所以有所谓“通鉴”、“通考”、“史通”之说。二十四史是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一部接一部写下来的。汉代之前,除了《左传》《国语》等少数几种记述之外,很少有专门的史学著作,所以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开始,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汉武帝时代,是一部古代通史。以后的二十四史,一部接一部,都是“通史”中的一个阶段记录,是分历史阶段的记录,不是当代意义上的断代史。今天所谓的断代史,特别是断代史学习和研究,起源不是很早。

站在21世纪初期(现在是2022年),看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变化,包括史学的变化,是比较清楚的。1911年,辛亥革命,二千年封建王朝结束;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20世纪初是中国学术发展变化的重大时期,资本主义(近代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马列主义的相继传入并产生影响,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和思想逐渐形成,有了新的史学,但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史学仍然是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中国最早的章节体“中国通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就是如此。该书是光绪年间作为“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的,民国以后又作为大学课本,虽然只写到隋,但原计划是写整个中国通史,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周以前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三个时期又各分为几个阶段。不过他只写到隋,后名为《中国古代史》。50年代以后,高等学校的历史学课程,古代史就称为“中国通史”,以与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相区别。断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是没有的。早年也有些类似断代史研究的成果出现,如马非百的秦史研究、施之勉的秦汉史研究等,只是某些原因的个人专著,与后来的断代史研究是不同的。例如马非百在他的《秦集史》自序中称“打算写一部《秦书》,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缺”,也是一种整体观念。

从20世纪出版的史学著作来看,也是如此。前半个世纪,极少有断代史的著作,吕思勉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只是“中国通史”的分段深入书写,与后来的断代史研究意义不尽相同。

本文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断代史学习和研究不是很早的事,这里主要以秦汉史研究为例。

秦汉史的研究和其他断代史的研究都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记忆是,1979年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一次全国史学规划会,有280多人参加,中国社科院主办,全国主要的高等学校以及有关科研、出版机构的代表都参加了。秦汉史学会就是在那以后筹备成立的(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的学会也相继产生)。先是有林甘泉、陈直、林剑鸣、朱绍侯、周乾濴等人成立的一个筹备组:西北大学的陈直先生是当时少有的已出版秦汉史专著的学者之一,是筹备组的组长;林剑鸣当时比较年轻,是陈直先生的助手;朱绍侯先生正主持十院校的《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林甘泉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周乾濴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先生。朱、周也许都是规划会的参加者,我不大清楚,当时我校是邹贤俊参加的。具体为何组成已经无可查考(当事人仅朱先生还在,已无法沟通了)。以后的事我才比较清楚,而且记得比较多、比较准确的,就是当时筹备组邀请了山东师范大学的安作璋(已有《汉史初探》等成果)、华中师范学院的熊铁基(1979年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几篇秦汉史研究的文章)、中山大学的张荣芳参加筹备工作。1980年在西安召开的第一次秦汉史讨论会,也算是秦汉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会上成立了理事会,考虑到全国各地的代表性,在原筹备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地区的学者为理事,如吉林大学的柳春藩、四川大学的周九香等,江苏师范大学的王云度、江西师范大学的黄今言应该也是当时选出的。第二次会议在成都举行。由于林甘泉的坚持谦让,成都会议以后,会长就由林剑鸣担任。以后大约每二至四年举办一次年会,1986年在安徽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负责,他是副校长,不研究秦汉史,因十院校编《中国古代史》教材而与大家熟悉),1988年在江苏徐州(江苏师范大学的王云度负责),1992年在山东泰安(未挂靠学校,林剑鸣、余华青直接组织)。值得一提的是,芜湖会议有日本学者组团参加,泰安会议有台湾学者组团参加,加强了与海外及台湾的联络与交流。秦汉史研究会早期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汉史研究会的成立,对于秦汉史研究,既是标志,也是推动,而且是很大的推动。在此前后,秦兵马俑的展出与研究,也是秦汉史研究中极有特色的一个项目。

我认为,当今流行的秦汉断代史研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2010年,杨振红等人写“秦汉史研究三十年”也如此说,取国内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意,因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真正意义上秦汉断代史研究开始的年代。“真正意义上”是指研究者明确地、自觉地、专门地以秦汉史研究为工作,甚至是全身心地投入,参加秦汉史研究会、撰写秦汉史论文、出版秦汉史专著、创办秦汉史专业刊物(如《秦汉史论丛》《秦陵秦俑研究动态》等)、培养秦汉史专业研究生(至今有不少单位招收和培养秦汉史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秦汉史研究群体。因此,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多彩,编辑出版过《秦汉史论丛》《秦汉研究》等一些专业性刊物,大家可以讨论交流。

另外一个现象也可以证明,那就是相关论著发表和出版的统计数字。编过《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的张传玺先生曾在《秦汉史研究九十年评述》一文中统计:发表的论文、资料,1900—1949年共2207篇,1950—1976年共4301篇,1977—1992年共10581篇;出版的著作,1900—1949年共343部,1950—1976年共336部,1979年共919部。对于这个分年代的统计数字,这里还想做点说明。

第一,最后二十年的数量比前七十年的数量多将近一倍。

第二,80年代以前的作者中有不少是某种意义上的“过客”,而且不少是应时应景而作。例如评价历史人物从秦皇、汉武开始;讨论农民战争首先讲陈胜、吴广,接着又是绿林、赤眉、黄巾大起义;史学中《史记》《汉书》是研究讨论的重点,等等。50年代历史学中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除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外,秦汉时期的问题都是讨论重点,各方面的研究者都参加了讨论,不少人都会写关于秦汉史的文章,或者从秦汉开始思考和研讨有关问题。我所熟悉的一些亦师亦友的先生都有这样的经历。例如,著名的宋史专家漆侠先生(师从邓广铭先生)因讨论农民起义问题,60年代就出版了《秦汉农民战争史》,有段时间他既是宋史研究会的会长,也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会长。又如著名唐史专家宁可先生,兼研史学理论和经济史,就写过很专门的秦汉史论文,如《汉代农业生产漫谈》《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等。例子是很多的,不必再作更多的列举了。

第三,最后二十年的作者多数为从事秦汉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经常的人数大体在一百人左右,这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首先,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秦汉史研究会,至今已开了15届年会,每次都是一百来号人参加,时多时少,登记的秦汉史研究会会员也是经常变化的。这还不包括各地各校培养的秦汉史硕士、博士研究生。其次,现在有一个“秦汉史学术研究”微信群,有88人,还有一些研究秦汉史的人未在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秦汉研究的队伍一直是一两百人,这个估计是不会错的。张传玺先生的统计说,1977—1992年发表的秦汉史论文,除开“语言、文学”和“考古与文物”类,每年的平均数量为200篇,与秦汉史研究队伍的人数大体是相符的。

我的主要意思是说,秦汉史作为断代史的研究,和先秦、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等其他断代史一样,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时代不同了,社会环境不同了,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情况也不同了,专门研究历史,很难再像吕思勉先生那样,在读二十四史的基础上,再一部一部地撰写《先秦史》《秦汉史》……实际上吕先生也只写到隋唐五代。20世纪以来,许多新的学问兴起,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经卷、吐鲁番文书的发现等,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各种新的变化,学问专门化,势在必行。这就是断代史研究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兴起的原因,秦汉史还比较典型。

20世纪70年代,秦兵马俑的发现、马王堆汉墓的出土、云梦秦简的出土等,更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每一项都需要人们深入地探讨。我个人也有这方面的体验。如前所述,1974年云梦秦简出土时,友人谭维四把《云梦秦简释文》的油印本送给我(1975年或1976年),我先后写了多篇相关文章。出土的新材料越来越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丰富了秦汉史研究的内容,使得秦汉断代史的研究有不同于其他断代的特色。

展望今后的蠡测

今后秦汉史研究会是什么样子,我想怕是很难预测。但管见所及也有一些很不完善的想法,真的只可说是“蠡测”。

首先,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简牍的出土,会有很多事情要做。20世纪的新学问“流沙坠简”,到了后半个世纪,特别是最后二、三十年,全国各地不断有秦汉时期的简牍出土,数以万计。多少万?手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总之数量很大。边出土边整理研究,研究的人数也很多,其中有不少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者以及相关的研究者,但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是秦汉史研究者的任务。我过去撰写的关于简帛研究的论文很少,现在年纪大了,无法再做些什么,但是期待还是有的,而且很大。概括起来,我想再引用2000年我在台湾第一届简帛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的结语重述一下:

单从史学的角度说,我们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一,与考古学、文字学等相结合确定出土简帛的时间,考证简帛的内容所反映的时代;二,对照文献资料,论证简帛内容及其与文献记载的关系;三,从简帛中做些专题性的研究,如政治制度方面的、经济制度方面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等等;四,把大家公认的、比较一致的重要结论,及时写入通史、专史和断代史之中,以更好地发挥简帛材料的作用。

需要补充说几点。第一,出土资料有一些与史书记载不同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判断谁是谁非,因为会有时间、地区、情节等许多因素。第二,出土的古文献与传世本有不同的问题,除了传抄中的问题之外,我一再强调的如“汉人改造先秦典籍”的看法,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可以解决先秦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也可以看到汉人为什么“改造”、是怎样“改造”的。这一点在学界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三,墓葬出土的简帛比较普遍,简帛的内容大多与“巫鬼淫祀”有关,显然是一种宗教信仰的问题。是一种什么宗教信仰呢?局限于“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的陈说,很多研究都没有讲清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实际上,从秦和西汉时期的信仰情况看,当时的宗教信仰是以道教为代表的,不过因为道教有“杂而多端”的特点,所以人们难以确定。近几年我做过一些努力,但是还没有具体深入到简帛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方向。

其次,老问题的新思考。我和安作璋先生合作的《秦汉官制史稿》,分量不轻,影响较大,但有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一是没有运用出土文献,二是缺乏必要的规律性总结。我写的《秦汉军事制度史》似乎稍好一些,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历史人物评价,秦皇、汉武我都写过文章,但仍感觉不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历史上的评论也不少,如何在新的时期重新思考,是可以继续研讨的问题。

我写过一本较厚的《汉代学术史论》和一本简明的《秦汉文化史》,但汉代学术史的发展,还有许多问题是应该深入探讨的。例如,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儒学,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的描述有一些,但关键性的问题、规律性的认识,包括事实的清理和发展规律的认识都还是比较表面、肤浅的。“独尊儒术”,董仲舒讲得比较多,他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被称为儒学第一人,但他在当时的地位并不高,影响也不是很大。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儒学,在两汉时期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就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除了“天人三策”、“盐铁论”、“白虎观会议”等一些个案研究之外,对历史的发展趋势、总体的发展规律等,作一些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审视,也许更有利于提高我们对秦汉史研究的认识。

以往的秦汉史研究,东汉史的研究相比西汉史要薄弱得多。现在已经有人关注到了,赵国华同志发起、组织东汉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了一部专门的《东汉通史》,这是一个好的开头。其实,东汉史的有些问题深入研究,例如儒学的发展、官制的演变之类,也很有意义。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为儒者宗”,究竟如何理解?人们做了不少论述,但历史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昭帝、宣帝之时并没有多少“独尊”的现象。如果说昭帝时“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是儒生的话,当时并没有占优势。宣帝时有人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看来“尊儒”在汉武帝以后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再说董仲舒“为儒者宗”。实际上董仲舒活着的时候,也只是与武帝有过“对策”,两次为王国相,留下了一些著作,当时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后来刘向、刘歆父子对他的评价也不一样,《汉书》赞曰: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

董仲舒不过是“秦灭学”之后一个潜心向学的代表。虽有“天人三策”之对,对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有些事如设太学之类,武帝行在先,董仲舒议在后。所以,儒学是如何发展的,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再说官制的研究。许多出土资料,在官制特别是基层官制方面有不少新的内容,可以与文献记载对比,可以丰富对以往一些问题的认识。但是,当时官制的一些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官制方面的发展变化,包括名称、职能的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政治历史的发展变化,也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秦汉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先秦的夏、商、周有很大区别。秦汉对后世中国的影响最大。我曾经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广义的文化,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源头是在汉代,这就包括要深入研究汉代文化的各个方面,研究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秦朝的历史很短。汉朝究竟做了些什么?又是怎样做的?我所强调的“汉人改造先秦典籍”,这是事实,出土先秦典籍越多,越证明这个看法正确。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老子》一书,历来传世本有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大同小异,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甲、乙两种《老子》,大体上与传世本相当。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就大不一样了,例如其中有一段文字: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三言以为辩不足,或命之或呼属。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传世本的文字是: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命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这显然的不同该怎样解释?把一般的“智辩”、“伪虑”上升到“圣智”、“仁义”,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倾向?又是怎样“改造”成功的?

这里我再次强调要注意“汉人改造先秦典籍”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真实的先秦典籍反映的才是真正的先秦文化,不能把经过改造后的东西当成原样的东西,根据传世的“先秦典籍”确认先秦的情况,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汉人为什么“改造”、怎样“改造”先秦典籍,那才是真正的汉代文化。而后者的意义更大,并且涉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我也曾经说过,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源头是在汉代。这些看法就要求我们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人,要深入研究秦汉史的每一个问题。

大问题要思考。比如有一种说法,中国没有封建社会,或者说秦汉时期封建制已经结束。那么秦汉开始又是一种什么社会呢?既然没有封建社会,近百年的“反帝反封”难道是一场闹剧?这样的大问题也许太大了,但有时候也还是要人们思考的。秦汉史的深入研究,或有帮助。许多相关的具体问题,也是可以再研讨的,包括社会情况、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学术、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等。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既有资料问题,也有认识问题,对资料的认识、理解和解释也都值得注意。

老问题的新思考、讨论,例如官制史。我和安作璋先生合作的《秦汉官制史稿》已经是一本很大部头的书,被认为是研究官制史绕不过的一部书,但秦汉官制的许多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我先后指导的两篇博士论文,就是明显的例子:郭俊然的《汉代官僚制度研究——以出土资料为中心》可以说是《秦汉官制史稿》的补编,吴方基的《新出秦简与秦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更是深入研究秦汉官制史的一个实例。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研究,如仕进制度、察举制度等。

不论是研究老问题还是新问题、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要事先了解一下,是否有人研究过?研究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在电脑网络发达的今天,比起过去是容易多了,但一定要做这项工作,才可能会有创新性,没有一点创新是算不得研究的。

当然,对于学术、理论创新来说,一些基本的道理、方法都是应该遵守的。但愿秦汉史研究在不久的将来,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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