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君子”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有区别也有联系。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君子则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道家的 “天之君子”和儒家的 “人之君子”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 “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关键词：君子文化；理想人格；儒家；道家；佛教；

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君子”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有区别也有联系。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君子则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道家的 “天之君子”和儒家的 “人之君子”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 “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君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它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奋进向上的道德风貌，它在铸就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君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试从君子与理想人格、儒道两家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等方面对中国君子文化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君子”及其与理想人格的区别和联系

“君子”这个概念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孔子儒学赋予了 “君子”以丰富的道德内涵，从而使君子成为有道德之人的代名词，是传统伦理道德完善的人格化体现。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君子也经常被认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其实，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其一， “君子”是不是理想人格?其二，中国的君子文化是否仅属于儒家文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君子”是一种理想人格，因为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判衡量“君子”是人人应该向往、人人应该争当、人人应当成为的一种人格，否则，就会成为与之对应的“小人”，而这是为社会所贬斥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理想人格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成就的一种人格，它作为一种理想，是为每一个人树立的道德楷模，人人都有可能实现，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实现。例如，儒佛道三家，都有其理想人格。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道家道教的理想人格是真人、至人、神人或仙人，佛教的理想人格是佛、菩萨。这些理想人格都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人格，可称之为“完人”人格。这些完美无缺的人格，是人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对象。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佛教讲人人有佛性，人人能成佛;道教也讲人人能成仙。但这都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理想人格是人们效法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其根本宗旨在于鼓励人不断向善，普通人其实很难成圣作佛。君子则不同，君子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努力、也能够做到的，历史上就有“自汉以来，天下贤人君子，不可胜数”(姚算，第136页)的说法。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因此，君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但他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物，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如此说，并不是否定君子的价值，恰恰相反，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更具有普适性和感召力，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他并不高高在上，并不远离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芸芸众生，他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在当下最平常的生活中做到的。

再进一步说，君子与理想人格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君子自觉地时时以理想人格为楷模和榜样，时时以实现理想人格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趋向于完美。“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即孔子说，君子应该具有仁、智、勇三德。他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同上)虽然君子应该有仁、智、勇三德，但君子有时并不一定很完美，但他会不断地学习和努力。而好学本身就是君子的一大特性:“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学而》)因此“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就是能不断地努力上达趋向于善。就此而言，“君子”文化在鼓励每个人积极向上、积极向善的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的君子文化并非仅属于儒家文化。“君子”的核心内涵相对稳定，但同时又是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在此过程中，儒佛道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这在君子文化中也有所体现。儒佛道的理想人格及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内涵。具体地说，儒家的自强不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以天下为己任、善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坚守气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道家道教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无为、尊道贵德，佛教的去除贪欲、破除执着、慈悲助人、智慧人生等，都成为君子文化的丰富内涵。君子文化丰富、发展了中华优秀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提高，引领了社会风尚，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华礼义之邦的形成。

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它们的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为今天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境界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儒、道君子文化的特色及其异同

在先秦百家争鸣时代， “君子”一词与 “小人”相对，广见于诸子典籍中，用以指那些人格高尚、品行兼好的人，有时也指在高位有身份者。但在儒家和道家那里，君子的内涵还是有明显的差异。儒家将完美的理想人格定位在 “圣人”，但 “圣人”过于高大上，一般人难以企及，故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当 “君子”。因此，有关君子的论说贯穿于 《论语》的始终。道家虽然也像儒家一样，十分关注理想人格的塑造，但与儒家将 “君子”设定为道德榜样人物不同，道家是以随顺自然来诠释 “君子”，以掌握 “道”的智慧治理天下来描绘 “圣人”，以 “与道合一”的真人、至人、神人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儒、道两家君子文化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而各有特色。

道家的创始人和思想奠基者老子主要是从天人一体同源的哲学思考中，提出了以道为本的宇宙观和自然无为的人生论。据 《史记》记载，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第 2140 页)

如果说，思想的本质意味着鼓舞和鞭策人走向探索真理之道，成就自己的理想人生，那么，在老子看来，虽然 “容貌若愚”，但能深悟 “礼”而拥有 “盛德”，能够在人生道路上与“时”进退， “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这才是一位真正的 “大智若愚”的君子。这里的君子，显然体现了道家体道顺自然大化的理想和要求。

司马迁在 《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曾提及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对孔子说: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同上，第 1909 页)

从老子的讲述中可以看出，老子认为 “君子”所应遵循的 “礼”即为人处事之道，是应该在君父众人面前以无己处之，即不要突出自己，体现出道家君子文化中内蕴的与儒家不同的退守特色。

有关孔子与老子相会的事件有诸多不同的记载 (参见陈鼓应、白奚)，历史的真伪究竟如何，一直以来争论不休，这里暂且不论。但老子修道德，其学说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为务，所表现出的那种超世越俗的思想境界，直接影响到儒家视域中 “君子”的内涵。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内蕴着南方楚文化重视自然和个人生命自由的超越主义倾向，具有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北方齐鲁文化中体现的儒家重人伦和群体主义不同的风格，这为我们探讨道、儒君子文化之异同奠定了基础。

老子在 “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哲理诗般的文字来描述宇宙的有无变化、自然的递嬗规律、社会的人伦秩序，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由此来彰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建构起一个以 “道”为核心的天人一体同源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中的 “君子”，在老子笔下 (《老子》中仅三次提及 “君子”一词，其中第二十六章一次，第三十一章两次) 表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君子”怀有 “燕处超然”的人生态度: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第二十六章) 老子通过两对矛盾现象———轻与重、动与静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说明，如果以重为轻的根本，静为躁的主宰，那么，“君子”在两者之间必然是选择根本与主宰。因为只有抓住了根本和主宰，才能超越那些庸碌、躁动、轻浮的 “小人”。在老子眼中，“君子”即使面对各种诱惑，也始终能保持内心的平静而超然处之。“君子”的思想境界不仅超越了 “小人”，而且也与那些位高权重的 “万乘之主”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老子看来，那些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在治理天下时之所以会轻举妄动，就在于他们自恃身处高位，却缺乏对“道”的领悟、对“自然”的效法，偏离了“尊道贵德”的根本方向。这才是老子欣赏那些具有“燕处超然”心态和能力的“君子”的重要原因。 

第二，“君子”以恬淡清静、爱好和平为最佳处世原则，故有“兵者非君子之器”之说。老子从“君子”与用兵者的对立中表达了道家“以道佐国”、反对战争的思想:“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第三十一章)道家将“道”作为宇宙万物之本，万物皆由道化生，都内含有道的特性，由此而赋予了人与万物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在老子看来，既然人与万物都应当在道法自然的原则下任性自在、自足其性地存在与发展，那么，杀戮和战争这样造成生灵涂炭的行为当然就是背“道”而驰的了，因此“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在春秋时期动荡的社会中，老子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特别强调，那些辅助统治者的人，应当“以道佐国”，而不是怂恿统治者以炫耀武力来征服天下。那些用来杀人的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只会给社会和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老子》第三十章)因此，奉道而行的“君子”反对无道的战争，厌恶并远离那些勇猛的精兵和锐利的武器，这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由于“老子，隐君子也”(《史记》，第2142页)，“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同上，第2141页)，故老子对于世俗社会中的理想人物“君子”谈得并不多，这与重视社会群体生活的儒家形成了对照，那么，从老子对圣人的论述，则可从另一侧面窥见他对社会现实中理想人物的看法。在《老子》中，有34次提到了“圣人”，例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自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自狗”(《老子》第五章)以及“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等等，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老子所推崇的人物都是效法天地、随顺自然、无为而治者，体现了道家顺应天地自然之道而尽人事的精神。如钱钟书所说:“老子所谓‘圣’者，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耳。”(钱钟书，第2册，第653页)老子将以“道”的智慧来治世者称为“圣人”，这其实也可看作是道家的“君子”文化精神在治国者身上的体现。司马迁概括的“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史记》，第2143页)既是时人对老子之德的评价，也体现了道家崇尚的君子人格。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君子观，强调人的行为应当合于自然，反对以是否行仁义作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骈拇》中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踢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庄子还假借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来表达道家崇尚自然与自由的思想，从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自由上来分辨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作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庄子·大宗师》)“畸人”，陈鼓应注:“同奇人，指不合于俗的人。”(陈鼓应，第197页)“畸人”虽不合于世俗，但却合乎自然。故从合自然的角度来看是小人的，却是人世间的君子;从合自然的角度来看是君子的，却是世俗所谓的小人。日本学者福永光司在《老庄の‘道”の哲学》一文中特别提出，“畸”是站在“道”的立场上对常识的价值观的否定，“畸人”张扬的是自由的价值观。(参见福永光司，第9页)可见《庄子》中的“君子”是明于“道”而顺应自然天性的人，这与重视世俗社会伦理的儒家“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庄子·天下》)显然是相对的。    

与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相一致，庄子也通过对“圣人”的描述来表达效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理想，对君主专制和倡导仁义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异化的现实社会对人性的损害。在《庄子·内篇》中“君子”只出现3次，但却频繁使用了“圣人”一词，仅《齐物论》就出现了9次，例如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又说，因为彼此和是非都是相对的“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即圣人不走是非对立的路子，而观照于事物的本然。(参见陈鼓应，第56页)从顺应自然出发，庄子批评了儒家提倡的仁义，认为仁义是道德上的“骄拇枝寸黔‘而非道德之正”，有违“性命之情”，并将“使天下惑也”(《庄子·骄拇》)，甚至提出回到“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的素朴的“至德之世”。(《庄子·马蹄》)    

庄子所提倡的圣人观虽然有从儒家的“经世致用”转向道家的“隐世逍遥”趋向，但在设计理想人格时，却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儒道两家所认同。    

《庄子·天下篇》在梳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时认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里的“内圣”是指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外王”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事功和作用，如梁启超所说“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梁启超，第129页)，这构成了中国历代士人最向往的理想人物形象“内圣外王之道”的内涵有人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道德伦理和人生修为等不同层面，都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与小人相对的具有修养的“君子”，再由“内圣”而达于经世利民的“外王”境界。虽然后世儒道对此有不同的发挥，但在《庄子》这里亦可视为是其君子文化中儒道融合互补的一种表现。

三、儒、道理想人物的层次性与互补性

儒家强调的对社会和他人的仁爱尊重，道家追求的自我独立和精神自由等，都是完整的、健全的人格所必须的，两者结合，显然更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同上，2004 年，第 389 －390 页)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儒家和道家所创建的 “君子”文化在历史上滋养了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今天，深入挖掘君子文化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助益的精神资源，使之更好地发扬光大，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当然，传统的君子文化也需要我们顺应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克服其中的不足，不断丰富充实现代内涵，使之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活水，使之在引领社会风尚、构建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精神家园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 “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参考文献

古籍: 《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庄子》等。

陈鼓应

1983年：《庄子今注今译》， 中华书局。

陈鼓应、白奚

1998年：《孔老相会及其历史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

福永光司

1988年：《中国哲学·宗教·艺术》，京都人文书院。

洪修平

2004年：《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年：《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梁启超

2014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言实出版社。

刘庭华

2014年：《老子与孔子》，江西人民出版社。

钱钟书

2008年：《管锥篇》，三联书店。

任继愈主编

1983年：《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史记》，1982 年，中华书局。

王孝鱼

1983年：《庄子内篇新解·庄子通疏证》，岳麓书社。

姚鼐

1992年：《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