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6年第1期】
摘 要：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以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具有突出的反思特质。这种反思，有助于认清“当代”史学的历史定位及其发展趋势，乃至构建史学理论，这也使得中国史学史学科在承继传统的同时，始终保持着面向当代的思想张力。史学史研究可为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一种宏观层面指引，而非具体而微的指导。中国史学史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性，是一门开放兼容而非封闭排他的学科，中国史学史学科与历史学学科为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不是简单隶属关系，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认清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避免将之特殊化，有助于我们真正秉持开放兼容理念，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历史学；反思；研究范式；开放兼容；自主知识体系
抛开“史学史”概念首倡者的争议不谈，仅以1926年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文化史”课程为起点——其讲义后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正式刊行，其中专门辟出专章探讨“史学史的作法”，中国史学史研究至此已走过整整百年历程。百年来，经由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与接续耕耘，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研究路径日趋多元，成果日益丰富，学科体系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与此同时，作为一门日趋成熟的学科，中国史学史研究也面临着“内在”焦虑与“外在”质疑的双重挑战。所谓“内在”焦虑，源于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既有研究范式、理论框架与对象范围的自我审视与突破诉求；而“外在”质疑，则来自其他史学分支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其学科定位、现实价值的追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焦虑与质疑所折射的，并非单纯的否定与不满，更蕴含着学界对这一学科深化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与范式超越的殷切期待。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这无疑是学科走向成熟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因此，作为史学史研究者，我们理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予以积极回应，而非在质疑面前应激式地自我设限、画地为牢。否则，极易陷入学界所担忧的困境：“学科成熟的同时……已经形成的理论、方法、研究体系、学术范式，也将会逐步成为封杀学术发展的惰性因素，局限学科的创新和发展。”不过，积极回应并不意味着对质疑与批评不加别择地照单全收，中国史学史自有其学科地位与学术价值。
一、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的分支而非其他
如果说历史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尚属“冷门”学科，那中国史学史则称得上是冷门中的冷门。或许正因如此，在不少阐释中国史学史学科特性的著述中，论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着力强调其独特价值与重要地位。如白寿彝先生曾指出：“史学只是研究历史，史学史要研究人们如何研究历史，它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层次，它是从总结一般史学工作而产生的。”杨翼骧先生也曾说：“如果说历史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系统性反思，那么史学史就是对历代史学遗产与史学活动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而史学活动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则史学史研究即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这一点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是史学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这种观点符合客观实际，在学科初创阶段，这一做法也是必须的。这种对学科价值的强调不仅必要，更是学科立足的关键，它能够帮助我们厘清研究对象，找准学科定位，凝聚研究力量，推动系统的学科建设。只是随着学术研究不断推进、学术范式日趋定型，若仍对这种独特价值及重要性予以反复甚至是刻意强调，或多或少会给人一种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领域内“特殊存在”的印象，也会在有意无意中加深史学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壁垒，固化二者的此疆彼界。
中国史学史无论具有何种特质，就学科属性而言，它仍属于历史学，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既包括史学实践的演进，也包含史学思想的变迁，既追溯史学自身的历史脉络，也要通过史学发展反观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其研究任务，一是系统梳理中国史学的演变轨迹；二是深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史学要素；三是探究史学与社会的互动，探讨史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国史学史的本质是“史学的历史”，它聚焦于人类记录、解释、反思历史的“二次活动”，这包括历史记录如何因时代条件变化而调整形态，历史解释如何随价值观念变迁而更新视角，历史观念如何伴随学术认知深化而拓展内涵等内容。这与中国通史、断代史等以客观历史事件与历史进程为研究核心的分支学科有所不同。例如在研究《史记》时，中国通史或两汉断代史研究的核心是通过《史记》记载还原楚汉相争、汉初制度、文景之治、武帝新政等历史事件的原貌，验证其与其他文献、考古资料的一致性；而中国史学史则更侧重追问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动机，如何受到其个人经历与汉代大一统格局的双重影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与“通古今之变”的通史意识，对后世正史编纂范式、史家治学准则产生了怎样的奠基性作用？纪传体体例的创新意义，以及《史记》对后世史学编纂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研究对象，使中国史学史成为历史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担着总结史学传统、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重要使命。立足于此讨论中国史学史学科地位与学术价值，可以更为客观地厘定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也可避免为寻求范式更新而过度泛化或收缩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畴。
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践中，大致形成了两种主要研究路径。一是延续梁启超的设想，以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为主要研究内容。民国时期，以金毓黻“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记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的《中国史学史》为代表。近年来，继承此路径而有所深化的，是谢保成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及其撰著的四卷本《增订中国史学史》，“以史家为主体、史书为主干，详开创、重划时代者”。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基于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史学史大讨论形成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以朝代为线索，探讨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路径。张越称之为“史学—社会—时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白寿彝、杨翼骧、瞿林东、乔治忠等学者的著作中有较明显体现。此外，在中国史学史百年发展历程中，还出现过以朱谦之、柳诒徵、蒙文通、刘节、朱维铮等学者为代表，撰著的大量各具特色的史学史或类史学史论著。如蒙文通撰写《中国史学史》以“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为基本理念；朱维铮将中国史学史概括为历史编纂学史、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交流和比较“三大系统”等。
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路径的探索，虽各具特色，但从整体上看，他们所试图揭示的，都是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演变规律或特点，差异更多体现在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取舍侧重之上，具体而言，是在史家、史著、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史学批评、历史编纂学、史学发展机制、中外史学交流等核心范畴中，选取哪些作为研究重点，又以何者为脉络主线来构建学科体系。质言之，无论研究路径如何创新、学术范式怎样更迭，中国史学史都有着明确且稳定的基本学科定位与研究范畴：本质上属于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基于这一学科定位，面对当下的“内在”焦虑与“外在”质疑，我们虽应阐明中国史学史的独特价值及重要性，但也要避免过度阐释，以致远超其作为分支学科应有的价值与地位。同时，我们虽应肯定、欢迎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求变的呼声，努力拓展研究路径、丰富研究视角，但无论如何求变，都应明确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特点，避免用某一路径、视角涵括学科的全部，过度泛化或收缩中国史学史的学科边界。
二、中国史学史是一门聚焦“当代”而非“过去”的反思性学科
中国历史学学科的成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对自身学术传统的深刻反思与自觉传承，而承载这一核心使命的重要载体，便是中国史学史学科。中国史学史的反思特质并非现代学术的创见，而是植根于深厚的传统学术土壤。我国古代即已形成对史学发展的系统梳理与自觉反思，《文心雕龙·史传》系统评述了从史官初设到晋宋时期的史书编纂情况，梳理《尚书》《春秋》《左传》等经典史籍的体例源流，提炼出“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史学功能论。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全面总结了初唐以前的史学著作、编纂方法与史家素养，书中对纪传、编年等史书体裁的优劣分析，以及“史才三长论”的提出，既是对当时史学实践的深刻总结，也为后世史学研究构建了重要的理论框架。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六经皆史”“史德”“史意”等重要观念，将史学置于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加以探讨，体现了古人对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思考，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面对学科发展的“内在”焦虑与“外在”质疑，我们主张避免对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价值进行过度阐释，绝非否定其独有的学科特质，恰恰相反，聚焦“当代”史学发展、具有突出的反思性，正是这一学科区别于其他史学分支的重要标识。白寿彝、杨翼骧等史学大家曾明确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历史进程，而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则是人们如何研究历史，是对历代史学遗产、史学活动与史学思想的系统性总结和批判性反思。这一定位精准揭示了史学史的反思特质。而这种反思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回溯过去，而是为了推动“当代”史学的发展与完善，聚焦当代史学的问题意识，本就是史学史反思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如乔治忠所指出：“历史学为了发展和日益完善化，进行史学史的反思是极其必要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反思特质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过去史学的反思，这主要是就研究对象而言，旨在厘清史学发展的源流脉络、体例演变与思想传承；二是对“当代”史学的反思，这主要是就问题意识而言，旨在回应当代史学研究的理论困境、方法局限与价值诉求。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更不可偏废，共同构成中国史学史的反思内涵：认清过去史学的发展历程，能够更好推动“当代”的发展，聚焦“当代”的问题，对过去的反思和认识将更为清晰深刻。唯有将“回溯过去”与“观照当代”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彰显中国史学史作为反思性学科的独特价值。
聚焦“当代”的反思特质，在中国古代有关史学的论述中已有体现。比如刘知幾就是有感“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退而私撰《史通》”。近代以来，随着史学观念的革新，这种聚焦“当代”的反思特质，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梁启超《新史学》将历史学界定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同时，强调“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到撰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其史学观念虽已发生改变，但仍强调“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其中对史学史作法的讨论，自然也是要赋旧史学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事实上，其最终落脚点也确实在“最近史学的趋势”。再如，李大钊《史学要论》中强调历史需要不断“重作”，也是基于对过去史学的反思。在李大钊看来，现代史学的关键在于根据一定历史观对历史发展演变做出的科学“解喻”，而“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因而“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有他的完满的历史；即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要不断的改作”。也就是说，历史需要“重作”是基于对历史观不断演变提出的，而“重作”的历史则是立足“当代”历史观的新的“解喻”。其他如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所说：“对于百年中最有成绩的学术——史学来作一个总结算，怕不是件没意义的事吧！”这里的“意义”显然是指对“当代”史学的意义。齐思和撰写《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的旨趣，同样在于探索中国现代史学的来源、路径和方向。
应该说，聚焦“当代”史学的发展与完善进行反思，是史学史这门知识或学科的重要特质。这一点，并不因古今时代的更迭而发生本质性改变。古与今的差异，更多在于因历史观、史学观的不同带来的反思立场、审视视角与实践取径的分野。古代史家的反思，多围绕史书体例的完善、史家素养的提升与史学经世功能的发挥展开；而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反思，则更强调以学科发展的自觉意识，回应当代史学的理论建构、方法革新与价值重塑等核心命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实践中，确实存在将重心偏置于过去，以厘清历史脉络、认清史学遗产为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忽略甚至遗忘了反思“当代”这一核心使命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特点密切相关，也深受研究者个人学术旨趣与学术眼光的影响。其一，历史学本是一门以既往的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种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天然会与“当代”存在一层时空距离或学科疏离感。当前学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在成果数量、研究深度与体系化程度上，整体逊色于对古代史学的研究，便是这一特点的直观体现。其二，反思“当代”的前提，是对过去史学发展脉络的清晰认知与系统梳理。而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史学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与思想遗产，对这些遗产进行考订、整理与阐释，本身就是一项体量庞大的学术工程，自然会催生出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格局，客观上强化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聚焦古代或过去的学科印象。其三，在研究者群体中确实存在部分学者，单纯以考镜源流、认识过去为学术旨趣，陷入了“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的窠臼。在这三者当中，前二者主要是就研究对象而言，属于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层面的问题，并不影响相关成果背后包含着研究者反思“当代”的深层学术关怀或价值旨趣。即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为例，该书虽因倾向于“史部要籍解题”而受到批评，但其最后“最近史学的趋势”一章综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却抓出了其所处时代史学的特点，实现了当时史学的总结和反思。最后一方面则属研究取向问题。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虽也不无价值，不宜简单批评了之，但客观而言，它确实会削弱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史学史学科总体上所具有的反思特质。最突出的例证之一，便是新世纪以来，围绕如何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突破，学界曾多次组织具有鲜明反思性的专题笔谈，凝聚学术共识，探寻发展路径。如2000年《淮北煤炭师院学报》推出“走向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笔谈”，2012年《学术月刊》和《史学月刊》先后推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问题笔谈”，2019年《史学理论研究》推出“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22年《史林》推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等等。其他散见于期刊杂志的单篇论文和具体专题反思更多，如2020年《中共党史研究》推出“‘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笔谈”等。这些成果虽聚焦于中国史学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命题，但无不反映出当代研究者立足学科前沿、审视学科发展的反思意识。
成熟的学科体系必然具备完整的知识框架与清晰的学术脉络。纵观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其涵盖断代史、专门史、区域史等多个分支领域，这些分支往往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研究对象或空间范围，在精细化研究的同时，也容易陷入“碎片化”研究的倾向。而中国史学史则以“史学发展历程”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凭借其“贯通古今”的研究视野，承担起构建历史学整体叙事的功能。我们不难发现，在一段时期内，当中国史学研究因“碎片化”倾向而备受诟病之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却并不明显；恰恰相反，它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多元的研究视角与丰硕的研究成果，稳固并提升了自身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学术地位。而这一独特现象，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史学史研究反思性，使其能够超越具体研究对象的局限，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全局高度审视问题。
这种持续的自我省思，不仅体现在对研究范式与学科路径的检讨上，也表现在对史学史功能与定位的重新认识中。许多学者开始强调史学史不应仅是知识谱系的梳理，更应承担起思想建构与价值回应的责任，尤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学术语境下，如何从中国经验出发，提炼具有主体性的史学话语，成为反思中的核心议题，本次《史学史研究》推出的这组文章也是如此。显示出这一学科在承继传统的同时，始终保持着面向当代的思想张力。
三、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为历史研究提供宏观指引而非具体指导的学科
我们在强调中国史学史学科反思特质的同时，也应看到，整个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具有反思属性的学科。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具备反思性，而在于反思的对象与维度截然不同：历史学的反思，指向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客观历史本身，其核心是通过对过往史实的考订、梳理与阐释，反思人类社会的兴衰规律、文明演进与价值取向；而中国史学史的反思，则指向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身的发展历程，其核心是通过对历代史学实践、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的系统总结，反思学科发展的源流脉络、理论得失与演进方向。对此，乔治忠论述说：“历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科，而它本身也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样会向内作自身的反思，史学史、史学理论就是历史学作出自我反思的系统性学问。”正是基于这种反思对象的层级差异，不少学者认为，相较于历史学，史学史的反思层次更高。但需要厘清的是，这里所说的“高下之分”，仅仅是就研究对象的逻辑层次而言，史学史以历史学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属于对“学科自身”的二阶反思，而非指具体研究者的思维水平或学术能力存在优劣之别。从学科功能的角度来看，若中国史学史研究能够立足反思特质，产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成果，确可凭借其对学科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为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与路径参考，推动历史学在自我审视中实现持续创新。
一方面，厘清过去史学发展的完整历程，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地衡估当下史学的历史定位，更清晰地预判其未来发展趋势。这一价值，在中外学者阐释史学史研究意义的相关论述中，早已得到清晰且充分的印证。国内学界，杨翼骧先生在论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价值时，曾将其概括为三个核心层面：“一是了解史学发展的情况，总结其优点，批判地继承史学的优良传统，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吸取宝贵的经验，以发扬光大今后史学的研究和发展；二是了解过去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弥补其缺陷与不足，以充实今后史学研究的内容，推进史学的发展；三是了解过去史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培养和锻练对史学的鉴别、分析、批判的能力，以提高今后史学研究的水平。”这一论断，从经验继承、问题规避与能力提升三个维度，系统阐明了史学史研究对当代史学发展的实践指导意义。美国史家鲁滨孙在其代表作《新史学》第二章《史学史》的开篇，也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历史学’充其量是个十分含混的名词，在过去两千五百年中，它的性质和目的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想了解当今流行的关于过去历史的意义和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见解，最好重温一下历史学的多少令人吃惊的变迁。”他着眼于史学观念的演变脉络，指出回溯史学史是破解当代史学理论争议的重要路径。尽管两位学者的论述视角与着眼点有所不同，但二者的核心共识高度一致：史学史研究并非对过往的简单回溯，而是具有观照当下、指引未来的重要价值，能够为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宏观的方向引领与方法论支撑。
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为历史学发展提供宏观指引，而史学史研究正是构建史学理论的基础。古往今来，很多史学理论的建构都是以史学史为基础的。比如，《史通》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史学理论著述，而“《史通》之所以能够撰成，一是刘知幾投身于多次纂修书史的实际活动，二是因为他多年以来对历代史籍的研读和批评，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章学诚“同样是在进行纂修方志的实践以及研究和批评各种史籍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理论性的创见”。中国古人关于史学理论的探讨相对薄弱，对二者关系的体现或不够明显。就西方而言，比如上述鲁滨孙阐释其“新史学”为何要“摆脱从前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所加的种种限制”，为何必须与新兴社会科学结盟，就是立足于对“史学史”纵深回顾与反思基础之上。从柯林伍德的名著《历史的观念》看，他所构建的史学理论同样立足于对西方史学史的系统回顾，在该书的五编内容中，前四编均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内容。伊格尔斯以探讨“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为关键问题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同样具有上述特点。这里并不是说每一位史学理论研究者、每一种史学理论的构建，都必然对史学史有全面系统地研究，但史学史研究是史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从中亦可见一斑。对此，即如论者所言，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是同一种学问的阴阳两面。没有史学史的史学理论是空洞的，没有史学理论的史学史是盲目的。
在此需说明的是，无论就厘清过往史学发展历程以衡估当下史学的历史定位与发展趋势而言，还是就史学史研究为史学理论构架提供基础而言，史学史对历史学发展的助益，都集中体现在宏观指引而非具体指导层面。这里的“具体指导”，是对断代史、专门史等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而言。随着现代学术分科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包括史学史在内的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均向着专业化、纵深性方向发展，不仅取得了长足的学术进步，更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边界、问题视域与方法理论体系。这种分科治学的趋向，在推动学术精细化的同时，其滋生的“壁垒化”弊端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反思，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学术隔膜日渐加深，非本专业领域的学者，往往很难跨越学科边界提出兼具深度与针对性的专深见解。史学史研究通过回顾过往，厘清当下史学的发展趋向及存在问题，乃至形成理论，虽可为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一种宏观层面的参考借鉴乃至方向性指引，但并无法提供具体而微的指导，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20、21世纪之交，学界推出了大量反思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论著，其中既有关于历史学的，也有关于各断代史、专门史，相互比较便可发现，不同作品的关注点、问题意识，以及其中所反映的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式，已经出现了显著差异。这一现象从侧面印证：无论史学史研究如何深入，也取代不了我们通常所说“学科综述”对各自学科发展的价值意义。史学史本身也是学术专科化的产物，若过度夸大或泛化其相对于整个历史学科的价值，反而容易陷入“求全之毁”的困境，模糊甚至消释其自在的学科特点与学术价值。
四、中国史学史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性，是一门开放兼容而非封闭排他的学科
尽管中国史学史归属于历史学，但因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综合性，决定了它具有显著的跨学科属性——这种属性并非简单的学科叠加，而是通过与多学科的深度融合，拓展史学研究的视野、完善史学分析的方法，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化。从历史学内部的分支关联来看，中国史学史与文献学、目录学的联系最为紧密，二者堪称其开展研究的基础性支撑学科。文献学中的版本学、校勘学知识，有助于考证史学著作的真伪与流传；目录学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核心工具，为梳理历代史书的类别、数量及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汉书·艺文志》将“春秋类”归入“六艺略”，到《隋书·经籍志》首次设立独立的“史部”并细分十三类，再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史部书籍的进一步划分，这些目录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史书的类别与数量，更折射出史学学科边界的演变与学术重心的转移，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同时，中国史学史与哲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也存在交叉。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影响着我们对史学的认识，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史学客观性的质疑，会促使学者重新审视历史记载的主观因素；社会学理论有助于分析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这种多维度的跨学科属性，既打破了单一学科的研究局限，也丰富了史学研究方法，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从“史学自身演变”延伸至史学与社会、文化、思想的互动，最终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向更具广度与深度的方向发展。
我们强调在学术专科化时代，中国史学史只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有其自洽的研究范畴，不能过度夸大其学术价值、泛化其学科边界，并不是要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推向封闭排他，相反，中国史学史应是一门在坚持其基本领域前提下开放兼容的学科。学科发展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取向，2023年，历史理论研究所筹办首届“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青年论坛”，便旗帜鲜明地提出“开放、兼容、质量”的办会理念，为不同研究路径、不同学术视角的交流碰撞搭建了平台；2025年，亦有学者在探索拓展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专题文章中，明确使用“开放的史学史”的提法。这些学术动态足以表明，“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开放兼容学科”的观点，已在学界形成一定范围的共识。事实上，在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这门学科始终保持着动态演进的鲜活态势，范式从未固化，视野也未封闭，方法取径更非排他，近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展也正是建立在开放兼容的学科底色之上。
首先，如前所述，从梁启超首倡、金毓黻延续、谢保成发展的以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为主体内容的史学史研究，到新中国成立后，历经两次大讨论形成的“史学—社会—时代”的史学史研究，构成了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种主要研究路径或范式。这本身就表明，中国史学史研究整体处于动态演进当中，而且，即便在这两种路径或范式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此外，还有朱谦之、柳诒徵、蒙文通、朱维铮等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史学史论著。路径范式的多元，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的民国时期表现尤为明显。这就提醒我们，在百年发展过程中，学界围绕如何研究中国史学史，始终存在并不断进行着多方探索，其路径范式并未固化。时至今日，学界虽然形成了相对成熟或主流的路径范式，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甚至否定其他路径范式的存在及其价值。应该说，只要有助于揭示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特点，都值得肯定与尊重，其间并不存在“我们”与“他们”的分别。
其次，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展，且成绩卓著。一是在通常所说中国史学史研究“传统”内容的不断深耕与拓展，如围绕历史理论、史学思想、史学观念、历史编纂学、少数民族史学、经史关系、史学批评等，均推出专门的“通史”类著述。二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方面，围绕史家史著、思潮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不断出版或再版高质量成果。如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王学典和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于沛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张越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论》等。三是在中外史学交流方面，围绕外国史学在中国和中国史学在外国的双向探索，在史实清理和理论构建方面，均有实质性进展。如近年来张广智、李孝迁等关于外国史学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和乔治忠、孙卫国等关于中国史学在日韩传播与影响的研究等。以上仅就大概而言，具体成果可谓不胜枚举，但就此已可看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始终处于不断拓展之中。
再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路径日趋多元。一方面，近年来一些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不断提出新主张，如“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范式”“作为方法的史学史”“开放的史学史”等。这表明，突破既有研究框架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推向多元化，已成为史学史研究者较为普遍的共识。另一方面，近年来不少学者借鉴知识史、概念史、接受史等理论方法，对中国史学史上重要问题、概念、现象展开的新探索。这些学者中很大一部分并非一般所说的史学史研究者，但其展示的全新视角与问题意识，对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极具参考价值。这也提示我们，认清中国史学史本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非特殊学科，秉持开放兼容理念，在立足探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可能会更好地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五、中国史学史学科与历史学学科为共生互动关系，不是简单隶属关系，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历史学学科的整体发展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史学史的进步也为历史学学科建设注入新的动力。回溯百年学术发展史，这种互动关系尤为明显：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即以史学史为突破口，推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经过艰难的探索，摆脱了以史官、史家、史著为框架的窠臼，开始从史学与社会、时代的互动中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阶段性特点、面貌和规律，以及史学对社会的影响，从偏重于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转向重视历史理论、史学思想、史学的社会价值等问题的探讨。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学科的发展。时至今日，面对全球知识体系重构的新格局，中国史学史更应承担起梳理本土学术脉络、回应时代问题的双重使命，在理论自觉与史料深耕之间寻求平衡。中国史学史的百年历程，既是自身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历史学学科从“传统经史之学”向“现代独立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生动缩影。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我国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化趋向不仅使经济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同样面临挑战。中国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指出历史学要适应时代，就必须开阔视野，以世界史眼光研究历史，更新史学研究方法。全球化趋向要求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方法认识历史的变动，要求把中国历史的盛衰放在世界史的变动中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学科交叉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全球化趋向的情形下，更为重要。史学创新是全球化趋势下史学发展的目标，但创新史学必须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全球史、跨学科的方法、比较史学、民族史学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研究领域。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加快，中国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动，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需求急剧增加，如社会的基本构成、变迁轨迹、组织方式等，以这些问题为研究中心的社会史迅速复兴，并逐渐辐射到史学其他研究领域。史学史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展，不仅从社会、政治、文化等视角来检讨审视史学的发展，而且还逐渐将中国史学置于东亚、乃至世界的视域中观察。视野的扩大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向快速向多元发展，多元之中亦有主流，这就是史学史研究社会史范式的初步形成。受到社会史复兴影响的一些研究者，逐渐发现史学也是社会的一个面向，且能深层次体现社会变迁。这表明，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景离不开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
进入新时代，历史学学科面临着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学术体系的重大任务，这一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鲜明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战略任务。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人民大学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这是继5·17讲话后，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表的又一次重要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对构建自身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思考，历史学也不例外。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实践与史学传统，而非照搬西方史学的理论框架与叙事逻辑，建立基于中国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构建一套成体系的本土化的学术概念与范畴。同时，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层面的理论建构，更是文化层面的身份认同，这更需要史学史学科发挥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话语常将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归因于“西方冲击”，忽视了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动力。中国史学史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厘清中国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表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并非单纯的“西学东渐”，而是传统史学内部的批判与革新和西方史学理论的本土化融合的结果。例如，梁启超的“新史学”虽借鉴西方进化论，但核心诉求是“唤起国民意识”，其问题意识根植于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即使是被认为要籍解题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也通过挖掘中国史学的文化核心价值，反驳“中国无史学”的错误观点，为近代历史学学科独立提供思想支撑。吴怀祺先生在《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卷中指出：不只中国史学要吸收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的精华，中国史学的精粹对于世界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中国史学史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经验与规律，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西方史学以“文明”“民族国家”“现代化”等概念为核心，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孕育出了独具本土特质的思想标识与精神内核，从“大一统”的政治史观、“华夷之辨”的文化格局，到“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民本”思想的价值底色，再到“实录”“直书”的撰述准则、“经世致用”的治学旨归，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追求。这些植根于中国历史实践的概念与理念，相互交织、彼此涵摄，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独特品格与精神标识，构成了中国史学自主发展的根基与源泉。以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在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一方面，它需要系统梳理中国史学的演进脉络，厘清传统史学的理论范式、方法体系与价值取向，挖掘传统概念的深层内涵，并对其进行现代性阐释与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它需要立足当代史学研究的实践成果，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最终形成一套植根传统沃土、顺应时代发展、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概念体系，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坚实的话语支撑与学理依据。
新时代以来，立足中国本位构建本土史学理论体系的思潮日趋强劲，众多学者围绕这一时代命题展开深入探索，提出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新思路。其中，构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本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成为核心方向之一。学界普遍认为，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应落在：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根本遵循，系统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丰厚理论遗产，为传统史学概念与思想赋予契合当代语境的新内涵与现代表述；在宏观层面，逐步搭建起符合中国历史特点与发展进程的清晰脉络与整体性框架；在微观层面，对史学术语、概念、范畴展开细致辨析与审慎抉择。通过宏微观两个维度的有机结合，探索出一条兼具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学科体系建设路径。在这一学术潮流中，亦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历史哲学的创新设想。作为聚焦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哲学的核心研究范畴涵盖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矛盾的演变逻辑、中国文化精神及文化属性的特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机理、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关键命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建构中国历史的过程体系，书写一部具备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形态中国历史。与此同时，“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也成为一种呼声。针对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核心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一系统性工程既需要确立清晰的指导思想、树立鲜明的学术自我意识、具备开阔的世界眼光，更需要涵养自觉的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具体实践层面，既要对既有史学话语体系所依托的历史哲学展开批判性反思，也要对现行的概念、范畴、术语进行创造性重构，同时还需对史学研究的言说方式进行深刻自省。这些，为新时代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以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具有突出的反思特质。这种反思，有助于认清“当代”史学的历史定位及其发展趋势，乃至构建史学理论。但无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特质如何特殊，它都是学术分科化的产物，都属于历史学众多分支学科中的一种。这就决定了它对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即便有所助益，也只能提供一种宏观层面指引，并无法提供具体而微的指导。认清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一般地位，避免将之特殊化，有助于我们真正秉持开放兼容理念，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张力，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背景下，中国史学史在厘清知识谱系、建构学科体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转自“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公众号，原刊《史学史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