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既有研究主要从规模经济效应、政府行为、城乡差异、城镇化与家庭的关系等视角探讨城镇化问题。本文则以上海市出租车司机为例，尝试进入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揭示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微观机制。来沪务工的出租车司机为助力子女完成学业、组建家庭而努力工作并进城购房，呈现出显著的家庭韧性与代际托举的特点。这一特点源于家庭内部的深层联结：一是成员间天然的情感牵挂；二是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三是生命延续与家庭传承驱动全家围绕购房等城镇化关键任务团结协作，并成为个体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在既有城乡关系结构下，家庭情感、责任与代际传承共同成为城镇化的一大推动力，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路径。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关系；流动人口；出租车司机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一方面，大量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务工，不少村庄日渐凋敝；另一方面，城市房价与生活成本持续攀升，进城务工农民难以在城市购房落户。202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高达29973万人（国家统计局，2025）。大量农民在城镇聚集，但始终不能转变为市民，这种城镇化被视为“一条畸形的道路”（陈锡文，2008：72）。可以说，城乡关系既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也是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近3亿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又是其中的难点（折晓叶、艾云，2014）。费孝通曾呼吁，要高度关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重视“农民离乡后的活路”，研究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费孝通，2009a：371）。
不同时期，农民家庭在城乡关系结构中的处境不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主，通过人民公社制、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等，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利益受损，社会地位偏低（温铁军，1994；徐勇，20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三个阶段。在土地城镇化阶段，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模式经营城市，扩充财政收入，推动城市快速扩张，也推高了地价与房价，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周飞舟等，2018）。
针对我国城镇化议题，学者们从规模经济效应、政府行为、城乡关系、城镇化与家庭的关系等视角展开了探讨，但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关注不足。费孝通（2021a：249）晚年曾指出，要“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鉴于此，本文延续家庭视角，尝试通过呈现外出务工农民家庭的工作生活状况与内心世界，考察他们如何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结果，进而对城镇化道路予以反思。
一、文献综述：中国的城镇化之路
（一）城镇化过程的解释路径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既体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城市发展规律，也因独特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人口规模、政府行为等因素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
有学者以规模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国家现代城市化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工商业推动的，工商业的发展、集中带来了城市人口的集聚（芒福德，1989：306；帕克，2020：18）。持经济学视角的学者认为，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客观规律，大规模城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信息技术交流、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机会与收入等，能够辐射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劳动力自然倾向于流向大城市来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陆铭，2016：153-205）。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即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会使乡村资源要素向城市流动，导致乡村衰败，而当生产过剩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时，大量进城农民失业，又没有乡村的后路可退，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温铁军，2015：390、429）。另外，只身进城的农民剥离了自己的家庭、家乡，家庭的完整性被破坏，给人的情感、精神带来了伤害（费孝通，2009b：281-282）。
与经济学的视角不同，费孝通很早就从保护农民的角度思考小城镇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费孝通基于实地考察提出了小城镇理论。他指出，西方国家走的是“连根拔起的城市化道路”，即以农村破产、农民流离失所为代价（费孝通，2021b：74）。为避免农民受到伤害，他主张走小城镇发展道路。小城镇是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只有小城镇发展起来才可以保证村庄经济的活力，解决农村人口出路问题（费孝通，2021b：33），农民才可以享受“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生活便利。
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既未遵循一般规律，也超出了费孝通设想的渐进模式。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因体制缺陷和政策环境变化而走向衰落，进入90年代，土地城市化成为推动财政和GDP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特大城市、大中城市迅速发展（李培林，2013）。有研究揭示了“土地城镇化”的运作机制：1994年的分税制削弱了地方政府“大办企业”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转而通过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以获得高额的财政收入，最终形成了土地、金融、财政“三位一体”的新城市化模式。该模式不断吸纳土地和资金，推动了城市高速发展。城市扩张的背后，是低成本的土地征用与持续高企的房价。高昂的房价与较低的务工收入使得大量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购房安家（周飞舟，2007；周飞舟、王绍琛，2015）。
以上观点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大城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但城市化不仅关乎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还涉及具体的人与家庭的迁移和生活转变，费孝通正是基于减缓城市化对农村、农民冲击的考虑而提出了小城镇理论。但在实践过程中，受多方因素影响——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增加财政收入的考量——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还是偏向发展大中城市。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化，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城镇化与家庭之间存在复杂关系。从二者关系入手，能够更为细致地呈现中国城镇化的微观进程。
（二）城镇化与家庭
学者们指出，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并不是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个体，而是具体的家庭成员，只有以家庭整体作为分析的起点，才能充分呈现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家庭成员及其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麻国庆，2016；周飞舟等，2018）。以家庭视角来看，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其首要考量往往不是个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与享受，而是担负起整个家庭长远发展的责任。有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农民在城乡流动中的主体性，指出他们依托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逐步实现家庭的渐进式城镇化。受家庭伦理的深刻影响，农民家庭的务工、务农安排均服从于家庭再生产的整体性目标（夏柱智、贺雪峰，2017）。但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还需深入其具体的生活世界来加以考察。
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形态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农民往往能够就近实现非农就业，兼顾家庭生活。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在极少数产业发达的地方，农民才可以在县域范围内实现非农就业，在不远离乡土的前提下实现城镇化，保证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卢晖临、粟后发，2021）。此外，在东部地区的一些农业县，出现了“家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居住、生活状态——农村父母贴补年轻人在县城购房和生活（白美妃，2021）。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农民往往前往东部城市打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常被迫分离，然而，为支持下一代结婚、接受优质教育，家庭成员在血缘与伦理关系的联结下，跨区域分工合作，最终以“层级分流”的形式，在老家或其所在区域的城镇购置房产定居（王绍琛、周飞舟，2016）。
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生涯早期出现了个体化生活趋势，但一旦成家便会转向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王欧，2022）。在家庭内部，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后，“上有祖宗”的观念有所淡化，但“下有子孙”的家庭伦理责任感却不断加强，父辈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以满足下一代在教育、住房、结婚等方面的需求（陈锋，2014）。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和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相结合，形成了代际辅助模式，即亲代通过转移家庭财产、提供隔代抚养以及依靠自己养老等方式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迁移（汪永涛，2013）。
以上研究从家庭与城镇化的关系入手，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认识。然而，既有研究侧重于从农村家庭一侧来讨论二者的关系。费孝通（2021a:318）晚年曾指出,社会学学者“必须到真实的生活中去体验生活，到人中间去了解人”，去了解他们“活生生的生活”“充满着有哭、有笑、有感情的举止言行”。进城务工人员处于何种工作生活状态，遇到哪些挑战与困难，其愿望最终能否实现，尚需进一步呈现。从心态层面来看，也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进一步探讨支撑他们往返城乡、在城市打拼的心态根基。
本文将延续家庭视角，尝试进入务工农民的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以考察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微观机制，并反思当前城镇化道路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的调整方向。
二、案例简介与分析策略
在城乡结构背景下，大量中西部农民前往东部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希望通过个人和家庭的努力跨越城乡鸿沟。为细致考察这一过程，笔者于2022年至2024年间访谈了83位上海市出租车司机，深入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家庭情况以及生命历程。
选择这一群体，是因为该群体能较好反映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若干典型特征。该群体因具备一定工作技能，属于外来务工群体中收入相对较高的类型，他们虽不能代表全体流动人口，但其家庭关系、心态与城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能够反映中国城镇化的核心议题。
在受访的83位司机中，有60位来自外省，其中有57位来自农村。我们以这57位司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该群体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年龄在30~55岁，以男性为主，绝大多数已经成家，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地区，其中安徽、河南籍最多。他们在进入出租车行业前，已经在城市务工多年，尝试过多种职业，在了解到上海出租车行业收入较高且相对稳定之后，选择进入这一行业。新冠疫情前，其月均纯收入可达1万元以上，年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新冠疫情后，受经济下行影响以及网约车的冲击，收入减少约30%。他们每日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
本文以出租车司机群体为例，讨论他们及其家人如何应对城乡结构压力，在城乡流动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又如何相互扶持来应对这些挑战，最终在何处安家置业。在分析策略上，主要借鉴费孝通等学者的思考。费孝通（2021c：184）指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生活意义的来源是由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以“仁”“礼”为核心的文化积淀而成的。而社会学真正的“从实求知”，需要进入心态层面，把握社会实体之下个人的“自我感觉”（周飞舟，2017），从“主体的”、第一人称的“我”的角度来理解人的行为（费孝通，2003）。要认识人的内心世界，不能仅靠“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要用‘心’和‘神’去领会”（费孝通，2003：13）。既有研究偏重于以实证主义的传统来理解流动人口的行动策略，而在设身处地地领会其“自我感觉”方面有所欠缺。本文依循费孝通等学者提出的路径，尝试从“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出租车司机及其家人的行动策略、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进而揭示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微观机制。
三、离家进城：城乡之间的司机
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出租车司机为了支持家庭发展而离家进城工作。他们在城市中承受着沉重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为了家人，往往不惜牺牲身体健康，竭力获取更多收入。
（一）生计驱动与城乡流动：出租车司机的入行动机与结构背景
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导致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公共服务、居住生活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在当下农村，子女上学、结婚往往需要在城市买房、租房，支出一大笔费用。尤其是当前农村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往往只有在城镇购置好住房才能谈婚论嫁。安徽砀山的张师傅讲道，“要在县城买房，要有一辆车，还要二三十万的彩礼才可以结婚，我们村有二三十个朋友是没有找到老婆的”（Z202209）。村庄虽然为农民保留了土地，但只靠种地远远无法承担这些开销（卢晖临、潘毅，2014）。中西部地区的工作机会少，即便能找到务工机会，月收入也多在3000~4000元，不足以支撑全家的开支，所以他们大多会到大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上海的出租车行业工资相对较高且收入较为稳定，尤其是在2000年以前，但那时候该行业只对本地人开放。后来，受网约车冲击、出租车数量增加等因素影响，该行业收入减少，但在新冠疫情之前，司机们的平均年收入也能够达到15万元以上。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该行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进城开出租并不单纯是为了追求高收入，司机们往往有复杂的考量，而这种考量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的权重。
以家庭负担较轻的司机为例。未成家的年轻人在工作选择与工作态度上通常更为自由、随意。来自安徽阜阳的陈师傅出生于1996年，高中毕业后便外出务工，学过厨师，开过饭馆，但均未获得理想收入。陈师傅进入出租车行业只有一个月，他感觉工作非常枯燥且没有发展前途，计划干一个月就辞职。部分年纪较大的司机如果家庭负担较轻，其工作态度往往也较为松弛。仅有女儿的农村家庭通常没有彩礼、婚房方面的压力，家庭负担相对较轻，这也可能影响到工作动力。来自重庆的邓师傅就是如此，他出生于1971年，30多岁就到上海打工，曾从事道路修建、下水道疏通等工作，经过多年奋斗，终于在重庆市区购置了房产。然而邓师傅的儿子意外去世，家中只剩下一个女儿，婚嫁的经济压力不大。家庭变故给邓师傅带来了沉重打击，让他觉得工作和生活都失去了意义。邓师傅反复表示随时可能离开上海，离开出租车行业。
再看家庭负担较重的类型。当家庭负担沉重时，即便是年轻司机也会放弃自我享受，踏实工作。来自河南周口的梁师傅1992年出生，身材瘦小，衣着朴素，善于沟通，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父母务农，还有两个上过大学的姐姐。2016年，梁师傅在老家市区购置了房产，孩子们在城里上学，妻子则在电信公司上班。梁师傅很早就步入社会，做过厨师、理发师，开过店，但收入都不高。梁师傅走南闯北，尝试过很多行业，但家庭的变故让他稳定下来。2020年，梁师傅的母亲突发脑出血，花了30多万元才救治过来，此后就卧病在床，无法行走。梁师傅说：“这个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必须出来挣钱了。”（L202210）后来，他经朋友介绍来上海开出租车。梁师傅之前经常去网吧、歌厅玩，现在则既没有体力也没有心情，“早上7点出发，干到晚上7点，回家倒头就睡着了”（L202210）。受访的出租车司机大部分是70后、80后，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每个月都需要一大笔收入才能维持家庭运转。一种情况是需要供子女上学。比如来自河南周口的汪师傅，1980年出生，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大高中毕业，老二高中在读且学业优秀，老三初中在读。老二读的是寄宿高中，每月生活费2000多元。汪师傅讲，“一家子都要张嘴吃饭，我要养活一大家子，每个月钱都不够花”（W202303）。另一种是儿子成年了，需要买房结婚。比如来自河南的陆师傅有两个儿子，为了给儿子在老家买房，他每天拼命工作，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12点才能回家，每天身体极度疲惫，“晚上下班感觉身体都是飘起来的”（L202210）。
可见，司机们倘若未成家或家庭负担较轻，往往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喜好、生活品质与未来发展，趋于个体化的生活状态使其对工作的辛苦更不耐受。而家庭负担越重，越会为家人考虑，越有动力去承担并坚持辛苦的工作。
（二）高强度劳动与多重压力：职业代价与收入博弈
进入出租车行业后，司机们普遍面临工作与生活的多重压力。他们不仅要向出租车公司交纳车辆租赁费用，受平台公司的制约，还要承担城市生活的高额开销。
首先，司机需向出租车公司租赁车辆，并为此支付固定费用。目前最主要的租赁模式是日租，租金每天约为250元。车辆电费由司机自行承担，日均30~40元。合计下来，每月仅租车费与电费支出就达8000~9000元。
其次，司机高度依赖网约车平台，需要承受平台规则带来的压力。以某平台为例，其核心监督机制是130分的评分制：平台每月给每位司机打分，一旦得分低于130分，则系统自动减少派单。评分主要依据行程时长和服务态度两个指标。此外，平台还采用动态比较算法，即将当日分数和28天前的分数进行对比，例如，若28天前的得分是3分，今天得分是2分，则扣减1分。这意味着司机要保持业绩，不能松懈。
这套评分制度使司机持续处于自我“监控”和“赛跑”的状态。除平台规定的有限假期（约20天/年）外，他们几乎不敢主动停工，且每天都保持高强度工作。因为这套评分系统“只进不退”，他们一松懈就会掉分，然后影响派单。
最后，极高的生活开支也是压力源之一。上海的物价水平很高，为控制生活成本，司机们一般选择租赁郊区月租1000元以内的简易平房。已来沪20多年的来自商丘的女司机刘师傅说，在上海的生活压力大、节奏快，“每天一睁开眼就欠了400块钱，出租车交的份子钱280（加电费），房租水电费100多，还不算吃的，如果不努力干活就活不下去”（L202302）。
综上，出租车行业收入虽相对可观，但工作强度极高。经济上的负担转化为心理上的紧迫感，使得司机们不敢松懈。而网约车平台严格的评分制度也强化了这种紧张。司机们不得不关注每日分值，陷入和自己“赛跑”的循环。他们基本全年无休，每日工作时长达十六七个小时，也很少回老家探望家人。这种长时间、高度紧张的工作给他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来自上海崇明的白师傅说，“我亲眼见过出租车司机在虹桥站，在车里睡着了，过度劳累，睡着就再也没有醒来”（B202211）。但为了家人，他们愿意承受高压。下文将从家庭关系与内心世界两个维度进一步分析。
四、寄居都市：城乡结构性困境与司机的应对
司机们承受的压力远不止前述方面。那么，他们何以能够坚持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我们需要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考察其家庭安排，理解其深层的情感与精神状态。
（一）离散的家：城乡结构下的家庭分离
进城务工往往意味着与家庭的分离。家庭是人最真切情感的发端处，家庭亲情中蕴含的人伦之乐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东西（梁漱溟，2011：87）。但城乡以及区域之间的差距，使得司机们在家乡难以获得理想的收入。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家，进城工作，承受与家人分居的代价。受访司机的家庭形态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类是家庭中一方独自在上海工作。这类司机的经济条件未必很差，但生活往往最为简单甚至艰苦。团聚的家庭中，成员出于对彼此的关爱会更加注重生活的细节，平淡的日常生活也会因彼此的照顾而有滋味。然而，独自生活时，人们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往往会降低。这类司机往往在上海租住价格低廉的房屋，甚至不租房。来自安徽亳州的王师傅就是如此。王师傅独自在上海工作，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老家。为了尽可能接到去机场的乘客，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便开始工作。王师傅每天向公司支付270元租金，公司提供住宿，他与其他三人以上下铺的形式共居一室。为了减少路费开支，王师傅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与家人团聚。
第二类是夫妻二人同在上海工作，孩子留守老家。他们的居住条件相对较好，但也多是合租。夫妻可以互相照顾，但孩子、父母都在老家，夫妻俩非常牵挂。张师傅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他来自黑龙江大庆，是80后，妻子在工厂上班。夫妻两人租住一间合租房，租金1500元/月。张师傅的儿子正在读三年级，由爷爷奶奶照料。张师傅常担心老人和孩子。他给儿子和母亲分别买了一部手机，以便和他们视频通话。张师傅说：“我昨天和他们视频，看见儿子和奶奶下楼买了水果，儿子帮奶奶提着东西，心里就放心了。”（Z202212）张师傅比较担心儿子的学习，他经常顶撞班主任，考试时还故意交白卷。夫妻两人在上海工作，子女留守老家由老人照顾的案例很多，他们面临的问题也大体相似。
第三类是夫妻和部分子女在上海，部分子女留守老家。父母都希望把子女带在身边，但受户籍与学籍的限制，受访司机的子女无法在上海参加高考。因此，一些司机会在孩子年幼时将其带在身边，等孩子即将上初中时送回老家。来自陕西咸阳的赵师傅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赵师傅有一儿一女，女儿15岁，在老家镇上读初中，由爷爷奶奶照顾；儿子跟着自己在上海读小学，过几年也要回老家读初中。赵师傅全家租住了一间大卧室，每月租金2000多元。赵师傅父母已经70多岁了，他也开始担心父母身体。
思念家人与漂泊不定是出租车司机的普遍心态。在中国文化中，父子、夫妻、兄弟被视为“一体之亲”，在情感上休戚相关（周飞舟，2021）。然而，亲人身体是否康健，孩子学习是否如意，无不令他们操心挂念。家庭本有其生命周期，夫妇结合、养育子女，子女成人之后又重组家庭，从原生家庭分离并赡养父母。个人生活于家庭之中，是代际传承的一环，在家庭情感中体味温情，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费孝通，2009c：40-41）。然而出租车司机的家庭生活被现实外力所割裂，为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到大城市工作，承受与家人分离的常态。
（二）两难处境：城市生活的困境与家庭责任
为承担家庭责任，司机们选择进入大城市以获取更高的收入。但大城市房价高企，他们购房困难，无法照顾父母，子女读书也受限，陷入“留不下也走不起”的两难处境。
在访谈的57位外省司机中，仅有6位在上海购置了房产，且多得益于特殊机遇或得到亲人资助。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上海市2024年市场化新建住宅均价高达7.7万元/平方米（上海市统计局，2025），这对于外地司机来说遥不可及。来自咸阳的赵师傅讲道：“在上海买房负担不起，买房是要和自己的收入相匹配的。如果贷款付首付买房，我的生活压力就太大了。甚至人都走了，房贷都还不上。”（Z202211）
子女教育也是一大难题。根据现行政策，非上海市户籍的外来人员，居住证积分达到120分，子女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难以满足该要求，在孩子即将升入初中时，要么将孩子送回老家，要么带着孩子返乡。以来自安徽阜阳的姚师傅为例，他40多岁，在上海工作了20多年，经过多年打拼，家庭条件逐渐变好。姚师傅的妻子在国企上班，工资每月2万元左右。家里有两个孩子，女儿22岁，当时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不能读普高，最终选择了技校。儿子9岁，目前在上海读小学，同样受限于户籍政策，初中阶段需回老家就读。为了儿子的学业，姚师傅计划回老家做酒类代理生意。
受政策限制，大多数司机不得不将孩子送回老家上学。但长期与父母分离，对孩子的学习与成长都有诸多不利影响。那么，返乡陪读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学业表现较好的子女，部分司机会考虑回家陪读，但对于学业不佳的子女，则另有考量。以来自安徽砀山的仝师傅为例，他和妻子在上海务工，儿子在老家读高中。仝师傅坦言，“儿子毕业马上要结婚，结婚需要买房、买车，砀山的彩礼要30万，见面礼要10万，我们如果不在这边打工挣钱，就会影响儿子结婚”（T202310）。他们不仅要考虑孩子的学业，还要为其婚嫁置业做好经济准备，倘若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留在上海务工，以保障家庭的经济来源。
父母年龄渐大，需要照顾是出租车司机面临的又一难题。如果父母身体不好，除非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照料责任，否则只能返乡尽孝。来自四川的赵师傅和安徽六安的杨师傅，便是因父母患病而面临此类抉择的典型案例。以赵师傅为例，赵师傅年近50岁，父母年老体弱，2022年父亲手术需子女陪护，赵师傅有五个兄弟姊妹，最终商议由在上海工作的大姐返乡照顾父亲。赵师傅表示：“家里说你是老大，你必须回来照顾老人，其他兄弟姊妹就负责出钱，如果没有兄弟姊妹，我就只能回去了。”（Z202303）照顾父母与照料孩子有所不同，孩子可以带在身边，父母则难以随迁进城，一旦父母年老患病，往往只能返乡照料。高房价阻碍了他们在工作的大城市买房，教育政策限制使其子女只能回到原籍上学，赡养老人的责任又使他们难以在此扎根。这些结构性困境让他们在都市生活中既难以安居，亦无法心安，却又不敢轻易离开——随着时间推移，不同人生阶段的家庭责任接踵而至，他们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为家奋斗：以家庭为动力应对城乡结构性困境
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使司机们背负着沉重负担，付出了巨大辛劳。他们依靠何种动力来应对这一结构性困境？通过对受访出租车司机的分析，笔者认为他们不断奋斗的核心动力源于对家人的爱与责任。对于大多数已经成家的司机来说，这份情感和责任高于一切：有人为赡养父母而挑起家庭重担，有人则为子女教育、婚嫁筹备而竭力工作。
许多司机在访谈中讲述了自己努力工作的原因。来自苏北的成师傅1985年出生，独自一人在上海工作，妻子在老家照顾孩子。成师傅说：“年轻的时候过得很快活，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成了家有了娃，就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了，已经过了为了自己而活的年纪，我们现在就是在为下一代而努力。”（C202302）安徽六安的杨师傅在上海打工近30年，在六安市花90万元为儿子购置并装修好了一套房子，杨师傅说：“中国人一辈子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买房，一件是给儿子结婚，现在房子已经买好了，剩下的任务就是给他结婚（做准备）了。”（Y202211）杨师傅认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对家人尽责任，“男人养老婆孩子就是天经地义的事”（Y202211）。
司机们常强调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人兼具自我欲求与心性情感，如果只从自我欲求出发，容易囿于一己之利，与他人产生利益冲突；如果从心性情感出发，则“凡感情厚的必处处为对方设想，念念以对方为重，而把自己放得很轻”（梁漱溟，2011：87），不会认为为家人付出是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对许多司机而言，步入特定的人生阶段后，会以情感、家庭责任为重，选择将家人放在首位，人生重心从“为自己”转向“为家人”。他们往往无暇顾及物质享受与个人需求，甚至压缩闲暇、牺牲健康，可谓过着“无我”的生活。
司机们的“无我”，并非全然否定自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小我”，以心性情感层面的“大我”为出发点。他们将家人的福祉视为己任，从而在情感与责任的驱动下，持续付出，成就家人。亲情与责任是司机们克服困难、努力工作的动力来源。与此同时，他们也离不开家人的实际帮助与情感支持。
进城务工后，司机们普遍面临家中老人与孩子的安顿、照顾问题。一方面，父母在身体硬朗时一般都会帮忙照料孙辈，以及通过务农、打工为子女分担经济压力。比如，来自江苏盐城的杨师傅和妻子一起在上海打工，家中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已上大学，二女儿和儿子在乡镇小学读书，由60多岁的父母照顾。父母一边带小孩，一边种地。杨师傅说自己的父母比自己更为辛苦，父母一辈子带大了七个孩子——自己和弟弟，以及兄弟两家的五个孩子。来自安徽的杨师傅和来自四川的赵师傅都曾面临父母生病的困境，靠兄弟姊妹分担扶持才渡过了难关。不少司机有亲属在上海工作，彼此经常走动，相互照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异乡生活的困难。比如来自安徽的杨师傅家里有兄弟姊妹四人，二弟在家务农，他和姐姐、三弟都在上海工作。他和姐姐在上海打工，三弟工作较好，年薪丰厚，还是同济大学在职研究生。杨师傅在上海朋友不多，但周末会和姐姐一起去弟弟家聚餐，维系着紧密的家庭纽带。
面临城乡结构性困境，司机们的家庭尚未被理性化的利益交换关系所瓦解，仍保持着以情感为根基的伦理联结，甚至展现出较强的伦理韧性——亲情在此过程中迸发出持续而强劲的动力。这一现象与根植于自然人性的伦理文化密切相关。人的需求满足既包括身体欲求层面的满足，也包括心性情感层面的满足与安慰。关爱家人，为家人奋斗，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获得家人的爱与尊敬，对很多人而言是比个人享受更大的满足。正如钱穆所言，“人心最大要求是‘爱’和‘敬’……人生的最高满足，并不是锦衣玉食的一切物质享受，而在享受到人心之爱与敬”（钱穆，2019:138-139）。司机们之所以能够忍受与家人分离之苦和城市生活的艰辛，正是因为亲情给他们带来了生命的慰藉与价值。
五、 家归何处：城镇化进程中的家庭安排
（一）买房选择：司机家庭的购房区域分布
为便于子女上学、结婚，司机们往往考虑在城市购置住房。然而，在土地财政模式推动下，城市房价普遍较高。对于司机们而言，在城里买房不仅是一项经济决策，更被视为人生任务——只有完成这项任务，帮助子女成家，才能够实现家庭的代际延续。经过长期辛勤工作，出租车司机可能会在不同层级的城市购置房产（见表1）。
第一类是在家乡市、县买房的。这一类在出租车司机中最为普遍。在受访的57位外省司机中，属于此类的共27人，占比47.4%，其中在市区购房的有10人，在县城购房的有17人。在疫情之前，多数市、县的房价在每平方米4000元以上。司机们在家乡市、县购买的住房面积通常都在100㎡以上，总价普遍在40万元以上。
司机们选择在家乡市、县买房，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方便孩子上学。城镇通常有比乡村更好的教育资源，且在本地就读也比到外市便利。在老家市、县买房，让妻子或父母居住，可以更方便地照顾孩子。第二，为儿子结婚做准备。当下农村男性往往需要在城里购置好住房，在婚姻市场上才有竞争力。司机们将为子女购置房产当作一项关键的人生任务，一旦完成，便会感到极大的满足，否则焦虑难安，平时工作也不敢有丝毫松懈。例如，来自河南的孟师傅和焦师傅均已50多岁，各自都在老家购置了一套商品房，但因各有两个儿子，都认为任务还没有完成，至今每日工作15个小时以上。也有部分司机购房是为了让父母居住，比如来自河南的刘师傅和妻子在上海打工，儿女在外地上大学，父母住在县城的房子里，过年的时候全家在此短暂相聚。
第二类是未在县城及以上城市买房的。这类司机共16人，占比28.1%。大多数司机家庭均处于有购房需求的人生阶段，至今未能购房者多因经济能力有限。近三分之一的司机尚未购房，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城市购买一套商品房是沉重的负担。以来自安徽宣城的肖师傅为例，他和妻子都在上海打工，儿子在老家读高中。父母60多岁，父亲务农，母亲在市里从事保洁工作。据肖师傅介绍，宣城房价为7000~8000元/平方米，购置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需七八十万元，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很大的负担。肖师傅认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就是为儿子在市里买房，“我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这个了，替他做完这件事，我也老了”（X202303）。第二，家庭负担过重或有其他重大开支，增加了购房难度。比如来自四川的赵师傅，50多岁，家里有三个女儿，分别在读大学、高中和初中，赵师傅说：“每个月挣的钱刚刚够孩子们上学，根本攒不下钱。三个孩子都在学校住宿，她一问你要钱，你就得马上打给她。”（Z202303）
第三类是在上海市买房的。受访司机在上海买房的比较少，57位中只有5位，他们大多是因为抓住了一些特殊的机遇才得以置业。比如来自河南信阳的黎师傅，1971年出生，到上海工作20多年了，当年恰逢该行业试点向外地司机开放，他抓住了这一机会，年收入曾超过20万元，靠着辛苦打拼，在上海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
第四类，在家乡以外的城市买房。总计6位，占比10.5%。他们在其他城市买房主要是出于家庭与工作的考虑，其中有两位纯粹是出于家庭原因。来自安徽六安的陆师傅，儿子在合肥务工，为了儿子结婚就在合肥买了房。来自河南的单师傅因成为苏北的上门女婿，在苏北买了房。剩余的4位都在靠近上海的昆山和太仓买了房，他们白天到上海工作，晚上开车回家和家人团聚。
（二）送子进城：进城中的家庭安排
大多数司机在城市购房主要是为了给儿子结婚做准备，通常不自己居住。在儿子结婚后，大部分司机的生活都围绕儿子的家庭展开，年老之后可能回农村。河南商丘的刘师傅讲述了未来的计划，她说自己未来的生活要根据儿子情况而定，“他想留上海，我们就继续在上海干，他要是去其他地方了，生了孙子，我们就要跟过去看孩子了”（L202302）。
那么司机们自己的父母又住在何处？出租车司机按年龄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年纪比较大（50岁左右），子女已经完成学业，面临婚姻大事。他们所购住房一般会用作孩子婚房，不会让自己的父母居住。之前提到的河南商丘的刘师傅、安徽六安的杨师傅都是这样来安排的。第二类年纪较轻（三四十岁），子女尚小。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司机夫妇都外出务工，子女年幼，留守家中需要人照顾，他们一般会让父母居住在城市的房子里，帮忙照顾孩子。其二，司机自己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中陪读，一般是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城里，父母居住在乡下。
出租车司机中，70后、80后占比最高，其父母以50后、60后为主，其子女以90后、00后、10后为主。对于这三代人来说，司机的子女一代对城市住房的需求最迫切。他们出生在伴随土地城镇化而来的高房价时代，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促使他们在初中乃至小学阶段就到县、市读书，而农村婚姻市场多要求男性提前在城市准备一套住房，这一压力最终落在了司机这一代身上。他们的负担最重，倘若不能在城市购房，将会影响子代的教育与婚姻。相较之下，司机群体的父辈不太需要城市里的住房。在需要照顾孙辈时，他们进城协助，在孙辈成年之后，他们又退回农村，有的甚至又外出务工，帮子女减轻经济压力。
城镇化进程中，出租车司机为帮助子女在城市立足，竭力工作以购房，而他们的父辈则以照顾孙辈、务工等方式提供支持，三代人共同扛起送子进城的重任。
六、 结论与讨论
近30年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城市经济结构内在升级发展的结果。从家庭视角来看，中国农民家庭遭遇着城乡关系结构带来的挑战，而从中迸发出的动力又构成了城镇化的微观动力机制。
人口城镇化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其一是少数来自农村的年轻人靠自身努力，通过升学、经商等途径进入城市工作安家；另一类则是依靠两至三代人的努力，逐步在城市买房安家。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后一种类型。就上海的外来出租车司机来看，他们为了子女教育、成家，拼命挣钱、攒钱买房，为此不惜牺牲生活质量乃至健康，承受家人分离、无法照料老小的代价，但他们的家庭分而不散，呈现出极强的伦理韧性。这一过程呈现出“家庭韧性”与“代际托举”两大特点。家庭韧性体现在外出务工群体为了家庭的长远发展而进城务工，家庭成员分散在城乡之间，忍受着分离的痛苦，但彼此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代际托举则表现为他们尽力帮助下一代克服城乡结构性差距，努力送子进城，而他们本身则退居附属位置，他们的父辈则更退居其次。
形成上述特点的根源在于家庭内部深层的伦理联结。首先，自然情感让家庭成员彼此牵挂。在离散的家庭中，成员间的关切与思念从未消失。无论身处何地，他们在情感上总是和家人联系在一起。其次，自然情感凝结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司机及其父母视为家人付出为天经地义之事，在老人生病、子女上学、成家等关键节点，司机们都毅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感让他们愿意牺牲享受乃至健康。他们的父母虽年事已高，仍尽力照顾孙辈、补贴家用，竭尽所能分担家庭负担。最后，生命与家庭的延续是家人之间最根本的联结。司机们竭尽全力为儿子买房，帮助其成家。子女不结婚生子意味着家庭链条的断裂，这是他们最难以接受的。延续生命与家庭，是他们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而为儿子买房、操办婚事等现实事务，则使整个家庭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租车司机及其父辈以家人为重、近乎“不为自己而活”，如何理解这种精神气质？从人性与文化层面看，西方社会近代以来为反抗宗教与集团生活的束缚，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梁漱溟，2011：89），而中国社会轻己重家，将其视为人性中“仁”的体现。“仁”即彼此相依、无分尔我、相互亲敬。面对生活困境与家庭重负，司机们将家庭责任置于首位，视养家糊口、赡养父母为自身生命的价值所在。为此，他们几乎挤压掉所有个人生活空间，过着“无我”的生活。这种选择虽属无奈，却真切地源于对家人的情感与责任。在困境中，他们做出超越一己之私的选择，以忘我的姿态成全家人。家人成为其“大我”的一部分，为家人努力即是“大我”的实现。相较于满足个人欲求，他们更多从情感与责任中获取人生的意义。
进一步而言，城镇化过程与家庭的关系触及中国人的心态根基。出租车司机虽被卷入市场体系与城市生活空间，但其家庭关系与伦理观念尚未瓦解，诸多层面还未表现出明显的“城市性”——理性化、个体化的契约关系特征。城乡关系结构与市场运作逻辑一方面给家庭带来撕裂，另一方面却激发出家庭伦理的丰富内涵与强劲动力。西方学者曾反思，在其“连根拔起”的城市化进程中，市场机制作为工商社会的核心，其扩张对既有社会共同体造成了全面的伤害，导致人性的扭曲和生活的痛苦，也激起了社会的反向抗争与自我保护（波兰尼，2007：128）。就中国而言，家庭是中国文明的根基，家内情感是人善好性情的发端与体现，是涵养人健全性情的起点。流动人员在城镇化过程中，从情感与责任出发，将家人放在首要位置，反映出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特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尚未根本动摇这种伦理关系。家内关系蕴含着爱护、尊敬他人的文明之道，或可为解决现代城市文明中的疏离、对立、冷漠、自私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由此可见，想要让外出务工人员乐业遂生，仅靠提高经济收入还不够，他们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还需要依靠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来获得安全感与情感满足。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出于对农民社会生活的整体关切而特别强调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但他自省当时未能“讲社会里生活的人的个性，只画了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费孝通，2009d：33-34）。承袭前辈的指引，本文力求真实呈现城乡之间流动务工人员的生命故事。在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处境昭示我们：不能仅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导向，片面注重大中城市发展，应积极推进小城镇经济发展，夯实产业基础，增加农民就近就业机会，使其在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尽可能地兼顾家庭与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