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诗文与历代文体同样具有显在的线性文学遗产性质，但发展特点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文学话语主体间错综的紧张关系，而这进一步催生出发展的内生动力，使得明清诗文在高度集成历代文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自为性增强、化合度提高、知识量放大、器用性彰显、觉世性突出的知识世界。探察这个知识世界，需要理清“一本万殊”的复杂关系，辨析共相与殊相的并存状态，理解“正—反—合”的辩证逻辑。在“后见之明”条件下，可以全面分析文学构成、重建文学记忆、改变思考方式，从分层、兼别、会通等多重路径体系性地提升明清诗文的研究进境。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25年第9期 第5-19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批准号：18ZDA255)成果。
文学史发展具有时间过程性，这一过程是线性动态的。线性显示时间上的连续状态，体现出发展的方向及前后承延特征；动态则呈现势能的消长显隐，涵括演变中的对立融通、循环积累关系。以“线性动态”言之，先秦至元代文学无疑是明清文学发展的能量集聚和场景预演。明清诗文与中国历代文学同样具有显在的线性文学遗产性质，但其发展特点相较于“预演”，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文学话语主体间错综的紧张关系。当然，有互歧对蹠即有互动相激和综合调适，能够产生发展的内生动力，在高度集成历代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此一时期形成一个自为性增强、化合度提高、知识量放大、器用性彰显、觉世性突出的诗文世界。至今明清诗文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基本成型，但是与前代各体文学研究相比仍显“年轻”，这似为不足，实为重要优势。随着越来越多的明清文学史料面世，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正以“文学经验世界”与“有待垦拓土地”的双重面貌吸引着研究者，呼唤着探索者，更重要的是要求人们面对复杂性进行逻辑自洽的一元与多样、一般与特殊、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分析。
一、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与研究历程
文学与历史虽是两个学科，但文学发展叙事的史论建构与历史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除“先秦”是将夏商周三代和列国统称外，中国古代历史阶段划分往往两两并称，如“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唐宋”“宋元”“明清”①，这对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有一定影响。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历史学者提出“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概念，其中罗友枝、黎安友等《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反映了史学“文化转向”对明清社会研究的深刻影响；艾尔曼有《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二书，前者所论时间为明清，后者为元明清，明清是基本时间域。西方学者虽然也有以“帝国晚期”专论清代历史文化的，但大致来说，明清(含近代)“在时间上约略等同于英文文献所说的Late Imperial China(帝国晚期)”②。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将“明清”合为“晚期”并非西学的创意，孟森、李洵、傅衣凌、何炳棣等前辈历史学者的研究理路即如此，并影响到当下学者。历史学家对明清史合论的内在学理适用于明清文学史的构绘，明清文学研究者的同一律思路具有合理性。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明清文学史中占主体的文体是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体类，诗文一直处于边缘化乃至被遗忘的状态。今天在学界已被作为既有概念接受、事实上也已得到关注的明清诗文研究，经过了一个从严重边缘化到去边缘化再到面向前沿的长期过程。作为一个话语体系、学科方向、学术范畴，“明清诗文”概念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一些学者已经对明清诗文研究历程从学术史角度做过系统的回顾③，笔者在此仍然使用遮蔽期、初兴期、渐盛期的分期方式略加概述，除相同者乃不得不同外，力求从现象向形上层面做一些探索。
一是遮蔽期。明清诗文长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遗忘存在”，如果以林传甲、黄人分别撰述的两部《中国文学史》的面世为起点来看，一个多世纪中一半以上时间，明清诗文研究都很冷寂。在林氏之著中，明清诗文几乎见不到“家数”；在黄氏之著中，明清诗文家及其作品尚属可观，但与前代相比仍像一种陪衬以及“暧昧”的续貂④。钱基博《明代文学》(1933)一书欲为朱明一代文学张本，极称“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⑤，但全书对“文”之作者仅主论二十四家，“诗”(含词)作者只有十七家而已。张宗祥《清代文学》(1930)颇有思想内涵，但全书仅三万余字，自难树弘帜。20世纪3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将(狭义的)诗歌历史断然截止于唐末，是当时学界矫激观点的突出反映，几乎左右了那一代人的评论倾向。以专题论文来说，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报刊关于小说四大名著的讨论热度远超明清诗文；以专著来说，《红楼梦》一书的研究便以倍量远超明清诗文论著。几十年后我们回视那段相当长时间的学界情景，似乎难以置信，但极度偏倚化却是事实。
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不能不追溯到焦循、王国维等人提出的“文学代胜”观念及其深远影响。“文学代胜”说强调不同时代文学体裁的兴衰更替，注重文体嬗变与历史语境的内在关联，这一理论确实具有其客观依据。然而后世学者往往据此形成树此偃彼的排他性判断，其中缘由颇为复杂。既有学术认知的局限，更隐含着中国文人传统中挥之不去的崇古情结的潜在影响。明末清初叶燮曾提出：“诗道一代不如一代，一辈不如一辈，时势使然也。犹今之筵宴，烹饪虽工，终不似太羹玄酒。”又称：“诗道关乎世道，上古之诗，虽妇人牧竖矢口而出者，皆千古不磨之作。不似今人弄起五字或七字，粘上一个韵脚，东咿西唔，其徒互相评骘曰‘诗社’，交口标榜曰‘同学’，足高气扬，居然一诗人。嗟乎！风雅綦重，岂容如是耶？”⑥前者基于贵古贱今的传统意识，后者则惩于现实之弊。由于叶燮自身影响甚巨，加之门生众多，其观点接受程度颇深。尽管之后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变化，甚至有赵翼提出“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⑦之说，但在强大的崇古观念笼罩中回声寥落。
文学史是建构性的，对典型与事证的叙述有着显著的选择倾向。在这一倾向下，一定程度上体现进化、发展意识的“文学代胜”论，成为选择的依据和建构的基础。这种选择的惯性其实就是将文学传统中被认为重要的典籍视为经典，以之作为文化价值的体现，如此先唐散文和唐宋诗(词)文自然进入了经典范围，其文体的品位、等级在不断讨论中被加强和固化。需要注意的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曾出现了两次明清文献整理的高潮，前者以钱谦益、陈子龙、朱彝尊等贡献最大，后者以徐世昌、沈粹芬、黄人等倾力最多，但所成皆属诗文总集，其意旨并不在于对明清诗文的阐扬。而当梁启超再次基于文学进化观强调小说类俗文学的意义，恰与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⑧的论断桴鼓相应，在文学史叙述中影响甚大，这使得明清诗文的“文体等级”一降再降，与“文学中心”位置相去甚远，其在研究领域被冷落就成为自然结果了。
二是初兴期。当《柳文指要》和《李白与杜甫》几乎成为仅有的古代文学出版物的特殊时期结束后，学术研究的春意萌动了。明清两代诗文研究是从李贽、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顾炎武、龚自珍、魏源、张际亮、章炳麟等爱国主义诗人或进步思想家破题的，其中李贽、龚自珍在特殊时期曾作为“尊法反儒”者被讨论，1977年后则回归到文学本位，至1983年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都在三十多篇，其中不乏《“以自然之为美”——李贽文艺思想评述》(蒋志雄)、《龚自珍、魏源“参加宣南诗社”说辨正》(王俊义)、《龚自珍与经今文》(汤志钧)这类学术视野较为开敞的作品。
在学术史发生重要转变背后，往往可以发现某些事件的重要意义。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始，明清诗文成为专门学术领域并展开研究，这与钱仲联的创举密切相关。1977年他受郭绍虞之邀，主持《中国历代文论选》修改扩编工作，明清文论尤为其重视。同时他重新整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辑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注《海日楼诗》。1980年发表《王船山诗论后案》《化腐朽为神奇——谈黄遵宪的一篇律赋》等论文，由此开始酝酿明清诗文的整体性研究。1981年他创议在所属高校成立明清诗文研究室获准，随即亲授明清诗学、明清词学、清文举要、明清文论课程。所讲明清诗学不避阮大铖等人，文章学则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为文本。1982年明清诗文研究室试刊了两辑《明清诗文研究丛刊》，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1983年为配合《清诗纪事》的编撰，《明清诗文研究丛刊》停刊，改编《明清诗文资料集》。“明清诗文”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范畴，自相关研究机构成立后渐为学界肯认、接受。
为推动明清诗文研究，198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联合主办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1984年第2期《文学遗产》编发了《清诗研究论文专辑》；不久《清诗纪事》《全明诗》《全明文》被批准立项研究，数年后《清诗纪事》《全明诗话》《清诗话》等相继出版，这一长期得不到关注的学术领域终于在老一辈学者带领下结束了“荒漠”状态，融入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版图。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明清诗文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恢复《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出版后，创设了“明清诗文研究综述”栏目，标志着明清诗文的“文体等级”得到合理提升，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得到了重视和传播。
明清诗文研究的初兴期大致截止于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队伍的主体是老一辈学者、资深学者以及他们培养的研究生，研究取向初以返正求真为主。其后逐渐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一些引人瞩目的论著。如明代研究方面，廖可斌《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清代研究方面，曹虹《阳湖文派研究》、王英志《性灵派研究》、关爱和《悲壮的沉落》等，其专题性研究都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严迪昌《清诗史》与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两部具有断代统观性质的著作，无论内容、结构、视角都令人耳目一新。
三是渐盛期。自2000年至今是明清诗文研究逐步走向兴盛的阶段。“文学趣味的变化总是与重估由经典作品所代表的体裁有关。”⑨进入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复兴使传统观念中的经典情境进一步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文学研究在深化发掘的同时逐渐出现某种极致状态，这使得显学领地有所萎缩，学术焦虑也不可避免。曾经被纳入经典体裁的作家作品乃至以其为标志的文学时代被回视反思，而“重写文学史”话题的提出和普遍响应，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得到理性审视，明清诗文获得了证明“存在与意义”的契机。
如果说明清诗文学术初兴期基本形成了能量积累的话，那么2000年后则产生了爆发式增长。首先是研究队伍增量显著。此际起领军作用的主要是老一辈学者的亲炙弟子，其中一部分是明清诗文专业出身的，一部分是从其他学科领域转入的，都具有堪称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思维；中坚力量多为他们倾力培养的优秀学生，其富于青春，善于想象，自带新学人气质。在初兴期，国内明清诗文研究的专业队伍学者尚不足百数计，近二十多年则何止千百。其次是文献整理广泛展开。一系列大型丛书影印出版，使长期尘封的明清诗文集赫然面世，数字技术极大增加了传播面与可达性；明清诗文目录学著作出版，成为研究者便用的工具；明清文人传记(碑传、墓表、行状、谱文)陆续梓行，为知人论世提供了条件；明清诗文总集、别集整理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市研究规划并持续出版，为文本细读和阐释建立了基础；明清民族类、地域类、家族类、社团类、女性类文集的点校问世，适应了专题化研究的需要；明清文论、诗论，日记、书札，科举试文、书院课艺以及宝卷(宣卷)、民歌、竹枝词、联语等集成推出，极大丰富了研究资源。最后是论文与专著成果迭出。“近年来的明清诗文研究可谓跨越学科、众体兼备，几乎是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了明清诗文的各个方面。”⑩有一个突出现象值得关注，20世纪90年代的学位论文选题，明清阶段与其他阶段基本持平，明清两代内部诗文与其他文体也大致平衡；近二十年明清文学研究选题有超出其他阶段之势，而明清诗文方面的选题或超过了明清小说、戏曲，其中一些质量较高的学位论文都先后出版，为这一领域增添了勃勃生机。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可以从“量”上直观的，与之相比，老中青三代学者具有省思性和想象力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出明清诗文研究在观念、视野、方法上的扩展与更新，这更具有改变趋于固化的知识状态的意义。从学术史角度予以今昔对比，此一领域研究已经脱冷转热，这固然符合盈虚消长之道，但根本上是由明清诗文本然的涵容、质地、潜能所决定的。
二、探察明清诗文知识形态的共相与殊相
文学史“递变论”重视新变代雄现象，如此明清戏曲、小说等文体被凸显出来，形成了明清文学知识的一个面相；诗文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文类，经验之源最为丰沛，自觉书写者众且积累作品多，成为明清文学知识的另一面相。这两者不是替代关系，彼此间多有对位涵映。需要注意的客观事实是，在明清时代，诗文的正统文体地位并没有改变，而其作为一个知识世界更为多元和复杂了，因此应着眼多重殊相进行探察。
谈多元不应脱离一元，论殊相不能不论共相。探察明清诗文知识形态，需要理清其中“一本万殊”的复杂关系。那么，什么问题能够提摄为共相性的基本事态呢？在历代文学实践中，“一本”总是与最具有思想文化统摄力、支配力的“道”相关联，据此检视，影响明清诗文发展的共相事态莫过于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学制度，在明清时代对文人、文学的规约性、影响力最为广泛而深刻。它照亮了很多士人的前程，也成为更多文人的心理阴影。对于前者，何焯有曰：“功业赫赫照人，虽三代大臣何以远过，而其进身皆不出八比。”(11)对于后者，顾炎武痛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12)无论竭力维护或彻底否定，都须承认科举制度因贯彻了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在明清两代社会基础深厚；而较为完备的教育和学术体系所生成的文化生态和文学环境，深刻影响了文人的思想和精神气质。不可忽视的是，科举成为文学活动的钤键，也成为文学活动的结果。以文论类而言，路德有《时艺核》《时艺课》《时艺辨》《时艺话》《时艺综》等，探题论法，句析字解，精义频见，如论时文之“伪”云：“伪者，心浮题外而力困于题中，或貌合神离，或语多意少，或外强中干，或有理无法，或有法无理，或有笔无墨，或有墨无笔，或有色无香，或有音无韵。凡若此者，皆伪也，非剽窃而得即倚傍而成也。”(13)笔墨已不限于义理，而涉及作品的审美层次。以诗歌类而言，郭则沄曾作二十六首绝句以“存其制度”(14)，包含《主司墨笔》《房考蓝笔》《监临监试提调紫笔》《誊录硃笔》《对读黄笔》《回避》《关防》《搜检》《弥封》《红号》等；郭氏另有《乡试杂咏十首》《会试杂咏十首》，述咏亦甚具体。也许在明清诗文中这类作品的艺术性难以得到较高的称赏，但从“劫燹初平榜再开，英雄接踵彀中来。卌年科第余风汉，三馆生徒此别裁”(15)“邑试才过郡试忙，迨逢院试阅多场。墨圈张榜赵钱李，红号呼名天地黄”(16)的描述，可以想见科举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如何深刻地嵌入文人的生命历程，形塑出带有时代特征的文学面貌。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一本”是道统，文统与道统、文教与政教是密切相关的，文学发展的总体性无疑根源于此。但诗文文体乃至整个文学发展到明清两代，“一元与多元”较前代复杂得多，一般与特殊关系中的文学生成，应然与实然关系中的文学实践，显示出承传中变异、统一中对立、批判中建构的“正一反一合”样态，即各种诗文现象都源之于正题，继而触发出反题，经过矛盾中碰撞融合，建构出合于辩证规律的发展脉络。根据这一认识可以发现，明清诗文世界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集群，在某种程度上“殊相”更具有现象学意义。论其宏观者，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论题应该思考和应答：明清帝王对文学态度不同，何以两代诗文同样至为发达？明清文学相承链条中是否存在“剥复循环”，乃至构成诗学上的唐宋之争？明清两代“文章之权”到底“在上”还是“在下”，其意义如何？这些问题先哲时贤都触及并阐述过，但仍有重提、再审的必要。
首先，一代帝王的文化观念乃至习好都会对文人产生影响，这似为应然。对比明清两代帝王，文心、文气显然不同，且适成相反的对照。朱元璋虽重视招揽人才文士，然而立国思想体系中以儒家礼乐政教作为统治基础，以法家刑名之学治国，未曾给诗文以发展空间，更不要说特别尊崇的地位了。他明确谕示：“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17)他曾因不喜繁文而拷打朝臣，更因文字之忌而屡杀文人。有明十六帝中，好文能文者不多，有诗留世者不过太祖、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世宗、神宗等数人而已(18)。清代帝王之文化、文学态度和能力则迥然不同，顺治帝以右文自任，康熙帝大倡文学，乾隆帝更是中国历史上诗歌最高产的帝王。清代既有文字之狱也有文风之戒，在文治方面与明代颇为相似，但就皇家的文学姿态和实际作为而言，清显然远胜于明。
回到明清诗文创作的实际状况看，两代发展态势并无显著落差。以明文“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19)之势与清代桐城派“义理之文，峻于守法”、毗陵派“考据之文，密于征实”、龚魏开启新思潮派“其气跌宕，其辞嵚崎”(20)相比，虽发展背景不同，亦各有擅胜。明诗和清诗也都经历了高位开局后起落曲旋，中道复变，向晚趋盛的过程，而社团林立、流派争锋、创作繁富的情景颇为相似。总体而言，明清诗文都在“近世文学”演变发展的大势中，且有相当可观的势能。
客观来看，文学发展与帝王的观念、习好并不形成显著对应式关系。一方面文学受自身进化、增殖的发展规律支配，另一方面“能臣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能臣引领文学发展自古已然，但明清两代效应尤为显著。就内向而言，能臣自造观念、风格、修辞，故大家多见于能臣中；就外向而言，能臣制造门庭、风尚、现象，故权舆多兴于能臣。而“自造”与“制造”都有相同阶层的平铺扩展与不同阶层的观念下移；随着身份异动，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改变创作情怀与取向，这使得明清诗文发展鼓荡出阵阵思潮，形成了种种系谱。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认为天地间存在着所谓倚伏之机、剥复之理，并以此作为“否定之否定”规律来阐发历史反复、兴衰现象(21)，也作为文学正变的观念基础。从中古往下看文学发展，宋之于唐，一定程度上确乎可寻得“否定—更新”之迹，而元人更明显地“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22)。循此往复，明代诗文当一反元代文坛风尚，以宗宋为主。事实恰恰相反，明人所谓复古是以汉唐为指归的，唐代文学更为明代文人心中旌旗。清初钱谦益以文坛盟主的声望掊击七子，大倡眉山、剑南等宋诗一派确有影响，其时也隐然形成一股宗宋风气。但整体来看，“尊唐”仍是清人情结，即使在钱氏家乡江南虞山，从门下趋向西昆的二冯，到晚清以张鸿为代表的西砖派，都有明显的宗唐面向。同光体在特殊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算是遥远地呼应了清初宋诗派，但晚清唐诗派仍然大张旗帜，标映风流。
这里涉及明清文论中的一个显题——唐宋之争。这个问题自明初始已经有所讨论，镏绩《霏雪录》言：“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合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宋人诗，譬则村鼓岛笛，杂乱无伦。”(23)方孝孺则称：“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24)有明一代，宗宋之论只是执拗的低音，至清代才由清初钱谦益、黄宗羲、宋琬、汪琬至清中叶厉鹗、翁方纲再至晚清宋诗派，而显现出一条宗宋脉络。但在承认分唐界宋现象存在的同时，需要思考唐宋之争是否像经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那般畛域分明、形成阵营呢？牧斋等人所谓宗宋真的那么纯粹吗？应当关注“清代‘唐宋诗之争’二元对立的消解及自反性特征”(25)。清人徐达源为地方总集《禊湖诗拾》所作《例言》值得品味：“唐宋之辨，入主出奴，纷纷聚讼，兹所收不拘一格。盖前辈面目不同，或唐或宋，只求一是，何必拘定一己宗尚耶？……须以真性灵，融会贯通，无用古之迹者方佳。若生吞活剥、自夸博洽，入魔道矣！性灵为主，书卷为辅，鄙见如是，敢以质世之知诗者。”(26)此语在相当程度上表明，越到社会下层诗人越不拘一格。他们消释了二元对立的诗学执念，将入主出奴、泥古入魔的聚讼视为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概言之，明清两代诗学观念确实存在对峙冲撞，但代际之间并未产生剥复相替；朝代内部宗唐宗宋作为一种仰古持守意向，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作为一种实践，既包含诗性自觉，也不无门户性偏执。诗性自觉自然会对诗界产生影响，但门户性偏执就难以达及大众诗群而产生广泛影从的效应了。明清诗歌创作较普遍的状况是，规定性判断选择让位于感性条件下的调整适应，诗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自是而自为。宗尚与祈向对诗歌发展有激活、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不同阶段、不同阶层都有较大的差异性。
最后，虽然人文、文学、文章这三个层级中的“文”都包含了“诗”，但明清时代所言“文章”较多指向于古文、时文，且秉承“文章之为德”其功乃大的理念，在文化制度设定和文人心目中，“文章之权”相当重要。有学者认为“作为功令文字，时文的形式、内容以及风格基本都由官方主导或操控。不过，明末的数十年却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在那一时期，民间的士人、尤其是民间的时文选家，较之官方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特殊的现象被称作‘文章之权在下’”(27)。这一看法表达出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文章之权”究竟何谓？“文章之权在下”发生于何时？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文章之权与功令文字有一定关系，但并不限于时文制艺。明人夏允彝《岳起堂稿序》云：“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28)这是指广义的进身之文。王祖嫡《金舆山房稿序》曰：“至于诠序景物，品骘古今，登临怀别，雕虫小道，是宜公所不屑。……文章之权，非公孰统一之耶？”(29)这指通常意义上的文章了。清初王士禛称“一代文章之柄，一二人持之，此非爵位名势之谓也。其人既有轶伦绝群之才，足以笼挫古今……唐兴百余年，至元和而后，有南阳韩氏；宋兴六七十年，至庆历而后，有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30)，刘坊有“文章留大雅，著述寓微权……千秋如可作，应共续麟编”(31)之论，显然都属于文章学意义上的“文”。
明代文章之权下移现象始于何时？艾南英《重刻罗文肃公集序》云：“洪永而后，文章浸衰矣。杨文贞、王文成虽卓然自成一家，而两公以相业事功，不专名文章。风矩所激，后进无由睹其标指，一时文章之权无所主持。于是弘治之世，邪说始兴。”(32)这与李季重“成、弘以来，李、何登坛，狎执牛耳。谈艺者辄谓‘文章之权不在馆阁’”(33)及陈田“成、弘之间，茶陵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34)等说法大体一致。显然自明代中期始，普遍意义上的“文章之权”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台阁而下至郎署，再进一步下移以达布衣阶层。晚明闵景贤曾编撰《布衣权》一书与其时社选类的《同人合编》等，都可以看作“文在布衣”倾向出现的重要征候。如果说“朝廷之议论，与草野风气，无不始于同而终于异者”(35)显示出政治博弈的态势，表现出社会下层对权力网络构成的主动参与意识，那么布衣阶层承认势微力屈，“独文章为有权，故怀道义而能文者，其至也”(36)，则是草泽之中能文者的文化身份自证。
由此可知，“文章之权”是一个多义概念，抽象方面是指地位与文学能力结合而形成的号召力，具体方面既包括文章书写的能力、作为与影响(37)，也包括操持选政以及各类图书编纂的参与性等。如果对发生在明代中期至明末清初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的互动进行前溯后延，可以看到明清文章书写的特殊情境。虽然对“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权”(38)应予以有限度的分析，但明清两代文章、文风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权力架构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以高位而彰权”与“以卑位而有权”的复杂现象，形成了明清文章波澜跌宕的气象。
当我们以“一本万殊”之理来讨论明清诗文的共相与殊相时，固然有表达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意图在，但实际上“一本万殊，而万殊不可复归于一”(39)。一方面，道统观念、科举体系形成的某种规定性，确实连亘明清两代，深刻影响了诗文创作；另一方面，规定性一旦形成，就成为打破、消解的对象。加之自明初以来“同人圈”意气颇炽，渐而形成纷呶喧争之习。一说出，则有异论生；一派起，则有异帜立；一潮涌，则有异流动——异量景观在明清诗文世界相当鲜明，恰可印证“正—反—合”的辩证逻辑。
明代以政治统摄文学而文学欲图自为，甚至力求改变游艺规则，所显现的是“立而破”的互动图景。如经义时文与古文辞派取向不同，逐渐形成经学、古学并重齐观的局面；台阁政治文化的建立与反台阁体派形成角力，最终“西江”圈层被突破；以复古为导向的观念与以新变为祈愿的创作实践潜在冲突，而新变成为趋势；关中风气与江左风流遥遥相对，随着地域文学重心向东南移动，“奇气”一时焕发；经史之学与博雅文艺体性异趣，在融合通有中“博综”与“杂学”使知识世界极大扩展(40)；传统的雅正标宗与心学影响下的性灵发抒分途扬镳，而“明心见性”观促进了晚明新文学思潮出现，异彩炳焕。
与明代相比，清代诗文发展与历史的粘着性更强，而清史本身就充满了正反题：它极为强盛，又相当孱弱；它高度专制，又力图平衡善治；它闭关自守，又被迫开放门户；它以道统与治统的合力钳制文人，又诱设出文人上升空间；它具有族群排他性，又形成多元文化认同；它以古典性为表现形态，又包含近代性精神元素；它尊先守制，又求新企变；更进一步说，它是传统王朝的延续，也是封建帝制的终结。这一切使诗文世界充满了中与西(思潮)、古与今(取向)、南与北(风气)、经与史(文化)、尊与破(文体)、雅与俗(趋尚)、守与创(形式、手法)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所引发的“破而立”的激荡，极大地增强了诗文创作的张力。
文学史的层累式发展使得越“后”时代的文学现象越为错杂旁午，而叠加以历史的复杂性，明清诗文演进的向度就显得更为多歧，这对如何“审异而致同”带来了不易把握的困难。但克服这种困难的过程，也许正蕴含着认知与理路的超越。
三、在“后见之明”中探寻明清诗文研究的理路与进境
历史书写是对过去所存在的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呈现，文学史亦是如此。而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已被人们知晓，因而今天的研究都属于“后见之明”的范畴。“后见之明”的分析判断给予了认知重构与自我表达的可能，研究者可以思考如何描绘明清诗文创作的过程、建构知识体系、形成表达话语。
考量明清诗文世界，要改变以是否“开先创造”来衡量价值的预设标准，建立一种切于文学史实际的价值观：积累文学经验的充分拓展即是创造力的显示，其作为过去与当下相互作用的效应是面向未来的，蕴含着思想性与审美性启后肇新的力量。基于这一认识，才能客观而积极地评价明清诗文复杂现象的“多边形”与“多喻义”。
系统梳理明清诗文演进过程中接踵出现的流派，都可见不同程度对上古、中古文学的衍生性，“向古而生”成为具有号召力的旗帜，但如果只注意其向古贵远而忽略汲古新生，便难以肯定明清文人以深厚腹笥而外发、重构诗文发展空间的作用。全面考察明清诗文最突出的纪事性特征，可见其对往古尤其是唐宋文人叙事手法的借鉴运用，但如果只注意其承绪法乳而看不到拓绪破界，便难以发现明清文人副文本书写的大改观、规模性组合的大气象、各类型传记的大格局。综合观照明清时代各种文体交互涵摄的状况，可见此前历代诗文寄附其他文体的印迹，但如果只注意文体互杂现象而不能体察文体交融的广度和深度，便不能感悟、理解明清诗文在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学—知识”世界的大幅融通扩展。
以上这些都是就明清诗文的形式感和表现性来说的，而从阐释学的立场言之，文本的内在要素即内容是意义生成的根基。明清诗文作者所面对的世界和生存的社会与前代不同，而各个作家的在世经历是个性化的，故文本表现的内容切身而具体，所提供的情绪、生成的感觉、产生的感情、显现的精神，都有别于以往，其思想内涵具有“当代”时间性特征。晚明公安派批评后七子诗“家家椟玉谁知赝，处处描龙总忌真”(41)，以“假唐诗”一笔抹倒，实嫌苛刻；清末“诗界革命”出现后，不乏以“旧瓶装新酒”评价者，亦褒亦贬。其实不论形式感和表现性的“瓶”如何“旧”，其中具有时代性特征的“酒”之“新”质，总值得正视和尊重。
“先河后海”是明清诗文相较于前代的发展趋势，虽然不无知识普及产生的“文化人口红利”效应，但本质上这种趋势不是自然的膨胀扩张，而是带有新思想、新美学因素的汇聚增殖。文学史是一部演变史，“变”是一道包含回旋反复的曲线，但历史地观照可见其发展性，“演变”的底层逻辑是“演进”，对明清诗文史亦当如是观。
那么在明清诗文研究中，如何走向“后见之明”？重要前提是对与明清诗文产生、发展相关的文献史料予以最大限度的把握。王国维在1925年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42)可借此语一窥明清诗文的研究。就中国文学史各断代文体而言，最近二三十年明清诗文文献整理出版成就最为显著，想必往后此类史料之发掘、推出正自无穷。“文字这种记忆媒介将通过持续的可读性来保证自我的永生。”(43)明清诗文的丰富遗存是难得的历史厚赐，作为“记忆媒介”应充分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文学构成、重建文学记忆、改变思考方式，从“分层”“兼别”“会通”多重路径体系性地提升研究进境。
如何“分层”？对进入历史的文学现象，研究者注意什么，就会聚焦什么，并与之共情，形成审美体验。唐宋时代大家赫然腾挪踊跃于文学世界，名篇醒目地突现在文学天际线上，很容易被注意。因此聚焦于大家与名篇自然可成坐标体系，且有经典意义。明清诗文的经典化历程并不充分，虽然可以通过选择而推出一批足称大家的作者以及堪为名篇的作品，但对于基数极大的作家群体和作品总量而言，其代表性仍集中在某一层面。唐宋诗文由于有审美“经验”和“时间”作为淘汰机制，几乎可以根据集本传世和存量的情况就可以区分大、中、小作家了，但若以这种区分性考察明清诗文则难免产生误解。明清两代作家的构成呈金字塔状，高置上端的是“文化精英阶层”，其下是颇为可观的“文化中产阶层”(44)，作为塔基的是极为庞大的“文化底部阶层”。虽然这三个阶层在文学流派、群体中有时存在掺混状况，如明代后七子诗派、清代桐城文派中既有精英阶层，也有中产阶层，但大致还是可以从作者的仕进经历、文化身份、文学活跃度方面加以区分。
精英阶层往往为文坛主盟者，具有木铎起而千里应的影响，能够左右创作风潮，以倡言与反拨之力激荡文坛。在明清诗文发展不同阶段的节点上，他们总是立于潮头；同时他们多为文学事态酿成者——包括精神信仰范畴的“造神”。如明代由王锡爵作《化女昙阳子事略》而起，王世贞撰《昙阳大师传》推波助澜，形成了一波波灵异性传记文书写；清代陶澍巡视南漕时，逢淮扬之交湖水渟洄冰封，漕舟无法通行，于是祝祷于神而冰开，“归绘为图，自记其事，中朝士大夫复共纪以诗”(45)，一时表圣瑞、志灵征之作者不下百人。
与既居高位又有巨大号召力的主盟者相比，那些有着中低级官员身份的文人中只有少数卓荦者可开坛立派，而大多数人虽有功名却难以自标风流，与未登仕途的藏书家、刻书家、出版家、绘师、儒商、佳子弟、名僧等共处于文坛的中层。其中多学识渊博而唯著述是好者，明代的《文体明辨》(徐师曾)、《诗源辩体》(许学夷)、《文章辨体汇选》(贺复征)等作为“辨体时代”(46)的代表皆出于这一阶层。亦有以一人之风仪成一地之精神风标者，他们动静观瞻形成诗文创作的引力。堪称典型的是毛晋顺治元年结隐湖社，仿“月泉吟社”旧事追和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并征诗四方，得诗三百六十余首；顺治十四年正月五日其六十寿诞，“海内同人致词祝厘者不下千余章”(47)。
居于文坛下层者如落拓生员、塾师、医家、民间文人等，数量极多(48)，其中有社会基层文人与底边文人之分，而人格之雅正与偏至不一。基层文人是一个大千万象世界，他们以诗文纪事抒怀，深知“文章千古事，是能文章者之无憾于死也”(49)，以文字传名的愿望相当强烈；或卓然天成，或妙手偶得，其丰富的创作构筑出明清诗文的巨大底座。底边文人在明代“有一材一技自负者，或修琴，或补罏，或作竹扇，或鬻古书，或装字画，或刻木石墨迹。甘与文人为知己，不肯向富贵家乞怜”(《闻见录》)(50)，以布衣、山人群体为主；在清代则冶师(铁匠)、屠户、肩贩、仆役、门隶、舆夫、篙工、狱卒等市井杂流皆有能于诗文者。他们没有什么结盟意识，更没有动辄征诗(文)的能量，创作多呈地方性与个体性，其生活底色并非一味凄凉，诗艺文笔倒有出于想象之外者。显然，浩如烟海的明清诗文是不同层次作者共同产生的，对“合力”构成需要分解考察，而对各个阶层都应给予专门注意。注意力分配问题，对全幅性明清诗文研究而言，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显得重要。
如何“兼别”？文学艺术有内部关系研究与外部关系研究之分，但这两者并非对立的而是互构的。明清诗文生长于两种关系的合成土壤，故应秉持“兼以易别”的立场。“兼别”的要点是“兼”，外观内照，学者不妨有偏好专攻，但研究格局不应偏至一端。关于文学内部关系，就明清两代古文、时文、骈文而言，存在守持文体与互濡潜渗的不同书写。自明人提出“以左、马、韩、欧之笔力，而写周、程、张、朱之名理”(51)后，“以古文为时文”“以散入骈”往往被视为高明之义，但文体本原形式的美学价值如何，不同形式所产生的美感体验如何，应予以更深入的讨论；进一步说，在明清文研究中形式美学具有成为专题方向的价值。另外，晚明出现了精致的小品文，晚清突涌出恣肆的演说文，一“小”一“大”形成鲜明对照，也许在明文和清文发展中最具有异质特性了。除历史背景外，还有自身文章学内在演变机理，有待不断阐发。明清诗歌发展起于汉官威仪的文化氛围，终于封建帝制消亡的思想浪潮，总体贯穿着从尊格调到抒性灵、从文体本位走向人性本位的潜脉，这一脉络契合了时移世易的趋势，其间纠缠着道学、理学、心学思想和幽深孤峭、神韵肌理等主张。问题是，明清两代各有一条从格调到性灵的发展道路，理念内涵、表现手法、形式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这已为学者相继阐发，但远未及“题无剩义”的地步。再则，晚明和晚清都涌现出大量的时调歌谣作品，文学语体发生了从文言到白话的显著变化，其为“器”发挥了思想和审美价值承载功能。“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52)，其所展现的冲突勾连着文学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而“文学平民化”走向的背景深远，内在逻辑需要更富于学理的阐发。
外部文学关系研究与文学社会学有关，其本质要义是回归“存在”与“实事”，回归的方法有很多，从“事”与文学的关联性出发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事”意识的加强，本质上是“史”意识的自觉。张东荪尝言“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53)，其重要依据在于，与西方人重视“科学”不同，中国人极重“历史”(54)。重史即意味着重事，上博简《恒先》说“作焉有事，不作无事”(55)，《说文解字》称“史，记事者也”(56)。人始终生活在“事”的世界中，客观世界因“事”而变化，文学是这种变化形象的、艺术的反映。因此，研究文学——具体到明清诗文——以“事”为关捩是合乎逻辑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谈论“事”这个概念时，应有量级意识，如程度、量级较低且具有重复性的“事”，便可视为日常生活，而程度、量级较高但重复频度较低的现象，即可称为“事件”。在明清诗文中，大量书写的是日常生活，具有审美意义。然而自洪武至宣统，事件出现渐次频繁，越向后逼近，异质性、典型性事件越多，随之危言诗文、觉世诗文纷涌迭出，知识世界被启蒙意识浸润为智识世界。将明清文人经历的日常与事件塑造为文学记忆，诗文研究方能更加立体而生动。
如何“会通”？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到明清两朝，已至“尾声”。但这个“尾声”并非“末音”，在一定意义上，它具有完整的文学史结构，自成起承转合的系统性，兼备历代文学的几乎所有要素。作为仍居于正统文体地位的明清诗文，将此前历代诗文创作的现象在更大、更新的舞台上都重演一遍。故而考究明清诗文不妨“路径依赖”，以往研究的理路和方法都可以采用，如作品论、作家论、社团论、流派论、意象论、境界论、传播论、接受论、性别论，以及各文体专论、文本细读、比较分析、考据实证、理论抽绎等。但面对正反相对而侧翼随立、新旧并呈而端绪纷纭的局面，既需要具体的方法，又需要走出具体，形成总体观念。在总体观念中，也许“会通”最具有解释的力量。
明清诗文不仅是文学史的存在，也是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存在，会通研究的要义在于将什么作为思考对象，形成何种思维结构；故由天下观、历史观、民族观的认知走向文学观的理解，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由对世风、士气、文心的感知走向对各种体式的辨识，由对制度、阶层、群体的体认走向对诗文风气的把握，由对地域、族群、家世的分析走向对作者情感的领悟。这既可形成分析问题的层次，也显示出关联思维的结构。
会通研究自然涉及论述方式，这需要切入明清诗文发生和传播的具体情境。朱明立国后五百四十多年间出现了元明、明清、清民三次易代和晚明、晚清两个末世，这是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节点，对之进行专门研究或归并考察，可知其间诗文创作的某种规律性和规律之外的特例。另外，在混融万状的明清诗文天地中弥缀着“二分”现象，其中雅俗之分赫然贯穿。而总体趋势是由雅向俗，包括内容、语言、风格、气貌都有从士大夫文学向普罗大众文学发展的走向。如果将“雅”的平面与“俗”的平面相比，也许“体量”有差别，但“美感”就难以判别了。在这种相对性问题面前，会通分析即可兼容理解。
也许明清诗文的“二分”是较易看清也不难处理的，倒是须对“杂”的现象予以深微的识读与分析。“杂”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指一种“聚变”状态。在文体层面，明清诗文中不同体裁的界限有时显得较为模糊，诗(词)羼入小说、戏曲等文体成为其结构成分，笔记小说出现散文化倾向，散文同样笔记小说化；相应的是诗歌题序表现出传记性，启文、书牍、日记更亦文亦史，如此种种极大地淡化了文体的界域感。在意义层面，理学、佛禅、道家的哲学观溶渗到诗文中，而诗文通过强化纪事性包蕴了历史意识。从课艺读物到日用杂字书、从宗教仪轨教典到医家证方、从天象堪舆到法规律例等各类编纂物，都有意识地化为或揉入相当数量的韵文，诗体成为悟道会理的介质。
对于这种“杂相”丛生的明清诗文巨阵，需要以文、史、哲、艺融通的知识量去体认(57)，同时不妨建立一种“泛文学”研究样态。在文学成为独立的门类以前，“文笔不分”呈现的即为“杂相”，对此古今学者在会通中辨体分析，成就斐然。在“大文学史观”被广泛理解的背景下，进行精湛的“泛文学”研究，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似旧实新的论述方式。
余论
明清文学史离我们最近的时间点已有一个多世纪，在以新文化运动作为起点的现当代学术史中，明清诗文研究曾处于低落状态。改变这种状态是对文学史发展史实的努力还原，使明清诗文作为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得到有效继承和利用，同时阐发相关文体，增加知识储备，有助于辨析清末以来古典文学延长线上各种实践活动的因果关系。从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格局来说，重视明清诗文研究能够促进学术生态的平衡，进而完善文学价值链，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清诗文优胜于其他文体，更非意图证明其与前代诗文之高下。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各擅胜场，研究者各美其美，文学史的气貌才能更为丰富。
明清诗文研究道路开敞，前景广阔。由于相关文献史料非常丰富，明清文学现象较之前代而显现更多新貌异质，待垦拓领域多、未知面大。同时明清诗文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又有朝代之间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尤其高明与平庸并存，而高明并非绝对高明，平庸也非一味平庸，复杂性程度甚高。这些都将会激发学者的兴趣，去建立一个研究与实验的复合场域。即在研究中试验各种观念、方法，最终可能会产生一些具有本土性的新思维与新理论。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似乎缺少“容错率”概念，这种状况是需要改变的。置身于复杂的明清诗文场域，研究热情将激发出新元生气。人们自会期待阐释的准确性即有效性，也应允许阐释的非准确性而隐含探索的有效性；期待形成本土化的研究气局，也应鼓励借用他山之石并宽容可能的不够协调；期待充分利用巨量文献史料，也宽容某些考索不周和一定条件限制中的误读；即使“后见未明”也应得到理解——而对于研究者来说，那些可宽容和可理解的也应是力求避免的。
注释：
①按，从历史角度看，前后承接的两代均可并称，除文中已列举的，另外如“晋宋”“元明”等；从语言学角度看，无论相衔接且内在关联紧密的朝代为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乃至更多，也往往以双音节的词汇概括指称，如以“三代”称“夏商周”，以“南朝”称“宋齐梁陈”，以“六朝”称“魏晋宋齐梁陈”，其他如“五代”“十国”等。主要格式是“数量词+朝(代等)”，或以“方位词+朝(代等)”。
②张晖：《元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现状及其可能性》，《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③参见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石雷：《明清诗文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格局漫谈》，《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周明初：《走出冷落的明清诗文研究——近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述评》，《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廖可斌：《关于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的关系——以诗学为中心的考察》，《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杜桂萍：《现状与反思：清代诗文研究的学术进境》，《求是学刊》2022年第5期；何诗海：《〈文学遗产〉七十年与元明清诗文研究》，《文学遗产》2024年第6期。
④黄人《中国文学史》第四章《近世文学史》第一节即以“文学暧昧期”为题，认为明代是第一“暧昧期”，清代是“第二暧昧期”(黄人著，杨旭辉点校：《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322页)。
⑤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
⑥薛雪：《一瓢斋诗话》，清扫叶村庄刻本。
⑦赵翼：《论诗绝句》，曹光甫校点：《赵翼全集》第6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
⑧焦循：《易余籥录》卷一五，清光绪李氏重刻木犀轩丛书本。
⑨阿拉斯戴尔·弗勒：《文学的类型》，转引自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⑩吴承学：《明清诗文研究七十年》，《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
(11)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 试律丛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2)顾炎武：《拟题》，黄沦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46页。
(13)路德：《仁在堂时艺核序》，《柽华馆全集》卷二，清光绪刊本。
(14)孑厂(郭则沄)：《内外帘制度前人多咏之樊山方伯紫泥酬唱集所咏尤备兹恐蹈剿袭之嫌择要各缀一绝句存其制度而已凡得诗二十有六首》，《科举概咏》，《中和月刊》第1卷第11期，1940年。
(15)稊园(关赓麟)：《癸卯甲辰二科为千三百年科举之殿时方改制试论义废誊录借地汴闱获隽者复入学堂习法政此皆异于历来科举者都下同人曩设癸甲同学会亲厚有加良以此故比旅津同人倡为消寒之集因作诗纪事且述其旨趣焉》，《科举概咏》。
(16)孑厂(郭则沄)：《抱冬同年见示生童轶事排律余忝上庠未经岁科试但就所闻于老辈者似小试轶事犹有述之未尽者因为作俳体排律二十八韵补之》，《科举概咏》。
(17)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44页。
(18)按，此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并参考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另《列朝诗集》“乾集上”记载惠帝“尝赋诗”(凡三首)，武帝“御制诗十二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页)。
(19)黄宗羲：《明文案序上》，黄灵庚、慈波点校：《明文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69页。
(20)王文濡：《国朝文汇序》，《国朝文汇》，清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21)以“剥复”阐述历史反复现象，吴应箕纲目体杂史著作《启祯两朝剥复录》十卷(又名《两朝剥复录》)有代表性，可参读。
(22)杨亮、锺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48页。
(23)镏绩：《霏雪录》，云山书院刻本。
(24)方孝孺：《谈诗五首》其二，《逊志斋集》卷二四，《四部丛刊》景明本。
(25)参见唐芸芸：《清代“唐宋诗之争”二元对立的消解及自反性特征》，《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5期。
(26)徐达源：《禊湖诗拾》卷首《例言》，清嘉庆刻本。
(27)张循：《“文章之权”何以在下？——时文的“传统化”与明末的时文文化》，《复旦学报》2022年第6期。
(28)夏允彝：《岳起堂稿序》，《陈忠裕公全集》卷首，清嘉庆年间王昶辑刻本。
(29)王祖嫡：《师竹堂集》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87册，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94页。
(30)王士禛：《李容斋相国千首诗序》，《带经堂集》卷七三，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31)刘坊：《宁化访李元仲奉赠二首》其一，曾曰瑛修，李绂纂：《汀州府志·艺文六》，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998页。
(32)艾南英：《天傭子集》卷四，《重刻罗文肃公集序》，清康熙刻本。
(33)朱彝尊：《明诗综》卷五九，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58页。
(34)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5页。
(35)徐世溥：《同人合编序》，《明文海》，第6612页。
(36)魏禧：《于母七十寿叙》，《魏叔子文集外编》卷一一，清易堂藏本。
(37)按，从这个角度看，“文章之权”与宋代王禹偁所云“诗家权柄”含义相同。参见王禹偁：《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佑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管庭芬、蒋光煦补：《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38)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王树民编：《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页。
(3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七，《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64页。
(40)参见陈广宏：《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苏州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41)袁宗道：《同惟长舅读唐诗有感》，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42)《王国维自述》，泰山出版社2022年版，第174页。
(43)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
(44)参见罗时进、张浩：《历史契会、时代适变与文化本体特征——论桐城派存续演变的机理》，《江淮论坛》2024年第1期。
(45)贺熙龄：《漕河祷冰图诗录序》，《寒香馆文钞》卷三，清道光二十七年序刻本。
(46)关于“辨体时代”概念，参见叶晔：《明代：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47)释照影：《以介编跋》，张宗芝、王沩辑：《以介编》卷首，清初瞿有仲、顾湄刻本。
(48)按，从目标文献看，下层文人的作品多存于地方文集、家集、方志中，亦有专集传世。以清代存世较多，数量极为可观。
(49)程量书：《新溪诗续钞序》，许桢：《新溪诗续钞》卷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民国刊本。
(50)金鳌：《金陵待征录》，吴应箕、金鳌：《留都见闻录·金陵待征录》，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51)吴节：《吴竹坡先生文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51页。
(52)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9页。
(5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54)苟东锋：《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哲学动态》2023年第10期。
(5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56)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5页。
(57)明清诗文与各类艺术门类的融通，是一个应引起重视的问题，其中图绘与诗文的互构关系是一个重点，乐舞等艺术与诗文的关系同样应予深入厘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