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位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低谷的明诗，一向在文学史中处于“低音”的状态。当代对明诗的文学史认知，从钱谦益与四库馆臣的明诗史观变化而来；而对明诗的文本批评，则遵从唐诗的审美标准与“新文学”的性灵诗学话语。由此造成的“批评的固化”，已成为制约明诗研究向前发展的一道枷锁。我们理当以古典诗歌的通代视域，发现明诗有别于唐诗、宋诗的“独特性”及其“体格性分”；通过对明诗别集的深度整理与文本细读，提高对明人诗歌创作的“实景分辨率”；既借鉴海外汉学中的古典诗歌研究法，又回顾与打捞早期明诗批评文献与研究成果中的未尽新意。在此基础上，解放古典诗歌之功能，探究中国诗歌之近世传统，以提升明诗研究的密实度与活跃度。

作者简介：叶晔，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余来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颜子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25年第9期 第103-115页

叶晔：两位好！受益于网络工具，我们可以持续地开展这次有关明诗研究的对话。余来明的博士论文是《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可谓这一领域的行家；颜子楠携西学之利器，对谢榛、钟惺、谭元春等明人诗歌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亦别开生面。我起步较晚，近年来比较关注高启、汤显祖及明中叶复古作家的诗歌。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让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从青年学人的视角，谈一谈对明诗研究的想法。

1999年，《文学遗产》刊发吴承学、曹虹、蒋寅三位先生关于明清诗文研究的探讨，即《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对明清诗文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二十年过去了，明清诗文研究早已“走出冷落”(周明初语)，热闹非常，不管我们偏重于回顾还是展望，显然是一次讨论无法容纳的。只有进一步对“明”“清”“诗”“文”进行切割，相关讨论才能深化下去。左东岭、孙学堂、雍繁星合撰《中国诗歌研究史·明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无疑是至今最全面的对明诗研究的总结性专著，其中大量的论著书目也在提醒我们，明诗研究或许到了一个可以精耕细作的阶段，当然，不那么乐观地去想，那就是到了一个亟需反思、刻不容缓的阶段。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为我们这次对话创造了一些条件。首先，想听听两位的基本看法，21世纪前二十年的明诗研究，相较之20世纪最后二十年，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

余来明：二十年前，三位学界前辈关于明清诗文研究的那次讨论，所用的题目是“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明清诗文的研究状况。如今二十年过去，从关注程度来说，明代诗歌的研究已不再门庭冷落，不但有许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此选题，就是一些在学术领域素有所成的学者也“不甘寂寞”，在明诗研究领域持续耕耘，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左东岭主编《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广宏《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初明诗歌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等。总体来说，过去二十多年来，明诗研究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开疆拓土”，大量过去鲜有人关注的诗人诗作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近几年来，也有部分成果开始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关注明代诗歌，如郭万金《明诗文学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冯小禄、张欢《南北望：明代中越文学交往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版)，余来明《从南京到北京：明代前期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想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只有对明代诗人做大量个案研究后，才能更加全面地评估整个明代的诗歌。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又正因为许多研究是“开拓性”的，加上明代文献浩繁，短时间内难以兼顾整体，在多数诗人的研究上难免“浅尝辄止”，以致出现成果数量多而精品少的尴尬局面。

颜子楠：和国内的状况相比，欧美汉学界在明代诗歌方面的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间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其间最重要的成就，当属白润德(Daniel Bryant)于2008年出版的关于何景明的专著《大复：何景明与他的世界》[The Great Recreation：Ho Ching-ming(1483-1521)and His World]，直到现在，再没有任何一本研究著作如此关注诗歌文本。王昌伟(Chang Woei Ong)于2016年出版了《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但其最关注的还是思想史问题。苏源熙(Haun Saussy)等人于2016年编辑出版了一部李贽诗文的选译，另有一部论文集《有碍人伦的李贽》(The Objectionable Li Zhi)于2021年出版，毕竟李贽作为思想家在欧美汉学界的关注度较高。总的来说，如今欧美汉学界更偏向于将性别文化、出版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方式引入明代诗歌，如李惠仪《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2014)着重关注明清易代诗歌中的性别化修辞与创伤书写，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2013)有一章专门讨论印刷书生产所反映的“歧异的诗学”。如果仅从翻译诗歌的数量来看，明代诗歌在欧美汉学界的受关注程度比不上清代诗歌。日本、韩国方面，近二十年来的明诗研究也较平缓。较有代表性的有松村昂《明清诗文论考》(汲古书院2008年版)，以及元锺礼、鹫野正明关于明复古诗家的一系列论文。最近受人瞩目的是野村鲇子编集《〈列朝诗集小传〉研究》(汲古书院2019年版)的出版。总的来说，明诗研究在日、韩汉学界相当小众，且显示度较低，其处境不比欧美好多少。

一、关于明诗的“独特性”问题

颜子楠：在回顾之后，我们或许可以从What(定义)、How(如何研究)、Why(研究意义)这三个层次来分解现在明诗研究遇到的一些困境。我希望先提出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明诗”是什么？从海外汉学的角度来理解，“断代诗研究”恰恰是困扰明诗研究的一个本质问题。“断代”意味着要找出明诗的“独特性”，也就是明诗和宋诗、清诗的不同点到底在哪里。用钱锺书的话说，叫作“体格性分”。但要找“独特性”，很难用一两个字概括，我们可能需要一系列关键词。正像吉川幸次郎那样，将宋诗的独特性细化为“叙述性”“与生活的紧密联系”“社会责任感”“哲学性、论理性”“对悲哀的扬弃”等。或许我们也需要总结出一些类似的关键词，才好确定明诗的独特性。

余来明：发现明诗相较唐诗、宋诗的独特之处，的确是深入认识明诗的重要课题。吉川幸次郎概括宋诗的几个特点，都是就宋诗本身来说的。他还写过一本《元明诗概说》，谈到元代以后的诗歌与前代相比，有两个日益显著的特点：一是社会各阶层广泛的人们开始加入诗人的队伍，多数诗人的身份并非官僚而是“布衣”平民；二是学古、拟古之风的盛行。当然，这两点已成为现在明诗研究者的普遍认识。然而，无论是诗人身份的扩大，还是“复古”风气的盛行，都只是在说明诗“谁在写”“怎么写”的问题，而没有说明诗“写什么”或“怎么样”。而后一点，同样是讨论明诗独特性应当关注的问题。

就我阅读明诗的体会来说，有以下几点比较深刻的印象。其一，明人写诗很大一部分都发生在应酬的场合，也就是多人的场景，姑且可以称之为“交往性”。无论是前期的吴中派、台阁体，中期的茶陵派、复古派，还是后期的公安派、竟陵派，他们的作品都有大量是酬和性质的。其二，明诗关注现实的层面更加广泛，表现时代精神的倾向更加明显，这一点吉川幸次郎也曾谈到。通常说前后七子提倡“复古”，其实主要是针对技巧层面来说的，从表现的内容来看，复古派的作品也有很强的现实性。其三，情感表达的同质化，这一特征在那些“布衣”诗人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王宠、谢榛、陈继儒、程嘉燧等。其四，表现内容的普泛化，简单来说就是无事不可入诗，比如沈周有诗写《割稻》《齿摇》《理坟》《齿落》，祝允明有诗咏《泪》《思食豆腐》《鹌鹑》等，写诗的严肃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叶晔：“交往性”确实是明诗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南宋江湖诗人的身上已有体现，他们学习诗法之目的，就是为了“以诗行谒”。但就像日常生活入诗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诗歌的严肃性一样，社交的功能指向也被很多读者视为对诗歌审美性或独立性的一种消解。如何设计一套理论来呈现交往型诗歌的丰富内涵，使之适当地融入传统的文学史叙事之中，或许是明诗研究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在这方面，台湾学者连文萍、王学泰等有很好的探索，或重视明代诗歌启蒙教习的意义(《诗学正蒙——明代诗歌启蒙教习研究》，里仁书局2015年版)，或视之为明人知识生活的起点，突出其中包括社交性、身份感在内的一系列“迷路的诗”的文艺特征。至于情感表达的同质化，在传统视角中，本身也具有消解美感和独立性的一种意味，因此评价不高，那么是否有可能也被纳入类似的一套理论中予以阐释，从而提高这套理论的阐释力度与宽度。明人固然宗唐，也有少数诗人宗宋，但这只是一种学诗、作诗的路径，至少李梦阳、何景明那样的杰出作家没有将之视为终点。现在学界经常用“文学图景”一词，如果我们真的想呈现明诗图景的话，仅靠路径的交织，以及一味在文艺的舒适区内审美避“丑”，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西方艺术中的“丑”早已进入了艺术史的经典序列，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对平庸的东西进行强制的阐释，但至少可以去挖掘有别于唐诗、宋诗特质的“异量之美”。

颜子楠：“交往性”“同质化”“审丑”等概念之间，确实有一条比较清晰的因果关系链条存在。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述，那就是在明人、清人、甚至当代人的眼中，“应酬诗”与“丑”之间被划上了等号，如许学夷就评价谢榛的诗歌“应酬者十居四、五，最为冗秽”。在这种偏道德评价的影响下，研究者多少会天然地反感这类作品。其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应酬诗”与“丑”如何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其中很可能会涉及对“诗言志”传统的反思。

西方艺术史对于“艺术”这一概念的反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明诗的特质。如西方读者普遍认为绘画作品是对于纯粹的美感与艺术的追求，而柯律格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中指出，中国的绘画作品实际上包含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就是礼物、商品与艺术追求的结合。简而言之，柯律格为“中国绘画”下了一个新的定义。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给“明代诗歌”重新下一个定义。大部分人认为诗歌是为审美而存在的，而这一基本认知又部分来源于西方的审美影响，以及我们长期接受的唐诗审美教育。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分析，“应酬”“诗债”等类似的概念在明代诗歌中是否超越“审美”而存在。

此外，余来明提到的“现实性”与“普泛化”的问题，在明代也很重要，而且很可能涉及更大的“近世诗歌传统”的演变与发展，不知叶晔从“通代视域”的角度可否有所阐发？

叶晔：总的来说，明诗的“现实性”与“普泛化”更贴合传统的诗歌史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更容易被吸纳进已有的诗歌评价体系之中。从“近世诗歌”来说，“普泛化”的典型表现至少有二：一是内容上的日常生活入诗；二是知识普及后诗人身份的下移，如果提炼为一种内容可见的特质，就是情感表达的同质化。如果说后一点还被视为“缺点”的话，那么日常生活入诗已经被视为一种“近世性”的优点。刚才提到的沈周诗歌的一些特质，在韩愈、梅尧臣等人的诗作中已有体现。明诗的很多特质都可以上溯至前代诗歌，如何发现更多维度的近世诗歌的一贯性与延展性，正在引起我们的重视。

明代复古诗人有表现时代精神的强烈倾向。文学反映现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以前我们习惯从阶级性、庶民性的角度去讨论，这当然是一种“近世性”特征。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如古典诗歌发展中的精致主义倾向。我曾做过王世贞《乐府变》的笺证，其中的社会批判意识很强，还有一些文学试验的色彩。现在一般将清初“诗史”潮流中的精华内容，追溯至唐诗遗产，其实明代复古诗家树立的“近传统”，同样重要。以前因为复古派被贴上了摹拟的标签，我们较少关注其中创造性的一面，其实可以继续深挖。李梦阳、何景明的古体、歌行有很强的现实诉求和“诗谱”意识，不应该被简单的“摹拟”标签所遮盖。观察明诗对清诗的影响，增强明诗研究对其他断代诗歌研究的辐射力，是很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廖可斌教授在此一方面已有提倡。

余来明：明诗研究与其他断代诗歌研究的关联性和辐射力，对理解明诗同样颇为关键。过去谈论明诗，常认为它前不如唐宋，后不如清代，然而这只是一般的审美判断，不是立足中国诗歌整体脉络做出的“同情之了解”。向前看，元明两代在诗歌领域有着密切关联：一者，两代诗人都面临如何在唐、宋诗人基础上再求突破的问题；二者，无论是从理论选择还是创作旨趣来说，元、明之间有明显的延续性。在理论选择方面，元代和明代都有着很浓的“宗唐”特征，元代杨士弘《唐音》是明前期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后来才是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然后是李攀龙《古今诗删》《唐诗选》以及钟惺、谭元春《诗归》。在创作旨趣方面，明代也有许多延续元代的地方，如题画诗的写作，在唐、宋时虽均有体现，但大量出现是在元、明时期。向后看，清代诗歌在反思明诗的基础上另立本宗，重整诗史传统，在诗学宗尚、流派意识、创作理念等方面既有所继承，又均有拓进。相对于明代诗歌来说，清诗是一种“批评的创新”。

叶晔：确实，较之明诗，清诗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批评的创新”。而它产生的基石，正是明人留下的丰富的诗论遗产。明代诗歌虽然被清人大力批判，但明人诗论中显露出“批评的创新”的某些潜质，却是清人能给出有力批判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清人改造明人的观念来批评明人。之所以明人留给清人这样的把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人的诗学批评与创作没能保持同步。当然，我们也可以作另一种乐观的理解，明人在全面的文学总结之后，对诗歌批评及其理论建设，表现出了超越于创作的更自觉的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更动态一些，即使那些看似周边的、负面的信息，同样可以转化为探究明诗“独特性”的积极资源。

二、回归“创造”：明诗的文本细读与阐释

叶晔：前面我们说到明诗的“独特性”，不少涉及“创造”。这些话题的深入，都需要建立在文本精细解读的基础之上。一旦涉及具体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与明诗的距离还是不够近。以复古作家为例，自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以来，复古派的研究成果相当厚实，但现在还没有一部精细可观的《李梦阳年谱》。关于何景明的研究，最前沿的成果也在海外，即白润德《何景明丛考》(学生书局1997年版)与《大复：何景明与他的世界》(博睿学术出版社2008年版)。近年如周颖《王世贞年谱长编》(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徐美洁《屠隆年谱(1543-160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陈庆元《徐兴公年谱长编》(广陵书社2020年版)、王嘉川《胡应麟年谱长编》(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等考证类著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界的迫切需求。复古诗人的创作，既拟古又反映现实，同时关涉古典、今典两大块。古典是什么？可以通过注释、疏解等对文集的深度整理来达成；今典有哪些？则需要通过笺证甚至“诗谱”的编纂来实现。以上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屠隆、徐、胡应麟等诗坛巨擘，除了郝润华《李梦阳集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版)新近问世外，其他都没有诗集的笺注本。现在为数众多的明代文学研究者中，是否都读懂了明人的本意甚至深意，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余来明：在“深耕”“精耕”明诗文本的思想之下，明代诗人年谱甚至诗谱的编订，诗歌校笺、注释工作的开展，对深化明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从学界对唐诗的研究也能窥见一斑。清人章学诚曾提出“统同年谱”的观念，希望通过以年系人、系诗、系事等方式，以达到“为诗家证明义旨”和“为史传正其流讹”的目的。尽管由于文献规模庞大，时、事考订困难，这样的设想难以在整个明诗研究中全面实施，但如果能依此一家家地实行，对推进整个明诗研究仍大有益处。过去几十年来，已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开展了工作，如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范志新《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万德敬《袁凯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等，此中虽然存有未尽人意的地方，却是将明诗研究推向深入所不可缺少的工作。可以说，有一批高水准的采用笺校、注释、编年等形式的明人诗集整理本，是明诗研究走向纵深的重要标志。而在这方面，与相对成熟的唐诗、宋诗研究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吾辈及后继学者共同努力。

颜子楠：看来我们从What的问题(明诗是什么)，很自然地就谈到了How的问题(如何研究)。其实大家在研究基础方面的认知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我们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笺校、注释、编年”这类工作上。没有这类基础工作，我们确实较难读懂明人诗歌到底在说什么，尤其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模式化的作品。从欧美汉学方面来看，汉学家所做的基础翻译工作，实际上也就是国内学者“笺校、注释、编年”的工作，无非是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去做而已。然而与国内面临的困境相同，只有极少数的学者专注于基础翻译，且往往是教授以上级别的学者，毕竟明代诗人存诗的数量太大，完整翻译一个别集所需的时间实在太长。杜甫的一千多首作品就花费了宇文所安大约十年的时间，这还是建立在中国学界已有多种杜诗注本可以参考的前提下完成的，假设以这种速度去翻译王世贞的全部作品，其工作量是无法测算的。

叶晔：明诗校笺、注释、翻译等基础研究应该脚踏实地，大家对此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到了下一步，引入相关研究方法后，对于怎么样的文本阐释是合理的，学界的分歧就比较大了，大致来说，学界习惯以“坐实”与“蹈空”为评价标准的两端。女性诗人行实、诗歌创作的研究是被认同的，基于性别理论的社会学阐释就有风险；诗集的版本、编纂研究已成为一种共识，基于出版的文化史研究就略显偏题；至于情欲、疾病、环境等话题，如果找不到一个可以“坐实”的位置，就较难在国内的明诗研究中站稳脚跟。对此，我比较认同张晖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为了昙花一现的新的可能性，还是应该鼓励与支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一创新潮流是以削弱明代文学研究界投入到基础研究中的力量为代价的，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对比古代文学的其他研究方向，不难发现，成熟的研究领域因受困于发展的瓶颈，对所谓的“蹈空”会比较包容，外力成为激活内力的重要手段；而“蹈空”也因为建立在已有的大量文本基础工作之上，更加立论有据。从明代诗歌的研究状况来看，它还无法支撑起这样的良性循环模式，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还是应该在文本的细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举个例子，过去二十年明诗批评最显著的转向，莫过于罗宗强倡导下的文学思想研究，其最成功之处就是将批评材料“坐实”到创作文本上。回归对诗歌文本的细读，将明人的诗学发言放置在更加清晰、细密的创作情境之上。如王维桢评李梦阳善用“倒插顿挫法”，以为少陵以后第一人，这既关系李梦阳诗歌的字句法，又涉及明人对明诗的当代批评，这一类明人诗歌创作中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亟待更多的学人来深入梳理。

余来明：明代诗学批评的遗产，确实是明代文学璀璨闪耀的一面，自20世纪前期就受到学者重视，经过长时间的开掘，研究成果在整体性建构和深细程度上都有重要进展。其中两种专门性的著作最具代表性，即陈文新《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与郑利华《明代诗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然而就我们对一代之文学的理解来说，文学批评的研究除了自身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之外，还应承担深化文学史认识的任务。我们现在对明代诗歌的认识受两方面见解的影响较大：一方面是明清以来的诗学批评，这是大家共知的；另一方面则是明人自己的诗学观念，我们对其诗歌作品的分析，似乎常常是为了论证其理论的优劣，作品自身的特点往往被遮蔽。回归诗歌文本细读，将明人的诗学发言放置在更加清晰、细密的创作情境之上，对明诗研究来说尤有必要。我们常说前后七子提倡古诗学汉魏，律诗学盛唐、杜甫，对其作品的分析也是沿着这个方向，然而很少详究诗学主张与文本创作的真实关系：他们的诗歌写作怎么学汉魏、盛唐或者杜甫？在具体文本创作中如何去实施？由此形成了怎样的特征？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把他们的诗歌当作一种“摹拟”而不是“创造”。明诗文本的深耕与细读，就是要回归到将其视为一种“创造”上来。以读唐诗的态度读明诗，则明诗研究的未来可期。

颜子楠：我在阅读明代诗学批评与作品时，也感觉到诗学批评与创作没有能够保持同步的状况。从这一讨论继续延伸，既然明人对诗歌批评“表现出了超越于创作的更自觉的热情”，那么是否可以说，明人对于诗歌创作的热情原本就并不高？尽管明人写诗动辄干首以上，然而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否包含“被迫”的因素？柯律格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一书中也暗示，由于社交、经济、政治环境的压力，中国绘画的产生往往包含“被迫”的因素，我想这与诗歌创作、甚至与诗学批评的创作都是相互联通的。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关注诗人、诗评家的主观能动性，或许对于明代的诗歌与诗学，也可以尝试用“客观被动性”来阐释一番。

此外，“摹拟”与“创造”的对立，确实是反思明代诗歌创作的另一个切入点。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对明代诗歌文本的细读，进而重新阐释从“摹拟”到“创造”的过程。按照结构主义的思维，“摹拟”的前提意味着把某一事物先“拆解”成诸多元素；“摹拟”是把这些元素“复制并按照原样重新组装”，而“创造”则是把这些元素与一些新的元素“混合”在一起，然后再“组装”起来。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明诗与唐诗的关系，显然明诗并不是纯粹的“摹拟”，也不是“创造”，而恰恰处于“摹拟”与“创造”之间：在不增加新的元素的情况下，把拆解下来的元素“复制并更换一个方式组装起来”。如果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根基的话，我首先想要搞清楚的很可能是明人到底有多少种组装唐诗元素的方式。

叶晔：既然对旧体诗有较大隔阂的当代读者，都可以一眼看出李攀龙的“剽拟”之病，那么被他感召的同时代诗人不可能连这么初级的判断力都丧失掉。只能说他们在另一维度上，被李攀龙的某一种“创造”所吸引。这种“创造”到底是什么、怎么落实到文本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李攀龙给出了“制辔筴于垤中，有一息千里之势”等解释，但这种譬喻式的古典诗学话语，在更周密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中，依然存在阐释上的乏力。颜昆阳曾经用“典范模习”概念来解释古代诗人的拟古创作，香港也有多篇博士论文讨论明人的诗歌“正典”及摹拟问题。类似的对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其实可以走得更远。

当然，重读明诗，不止于重读那些被误解、被遗忘的作品，那些已经进入经典序列的名篇，同样可以重读。在这方面，20世纪后期的多部明诗选本，如袁行云、高尚贤选注《明诗选》(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黄瑞云选以及徐柏青、石麟、姜典来注《明诗选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羊春秋《明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4年版)，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等，至近来出版的杜贵晨《明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赵伯陶《新译明诗三百首》(三民书局2015年版)等，所提供的明诗数量并不算少。在学术著作中，《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中的诗例数量可能是最多的，分析相当精细。这是一笔集腋成裘的宝贵遗产，理应重视。但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在20世纪晚期明诗研究开始爬坡的阶段，这些当代选本所能倚赖的文献，是否跳出了《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纪事》等三部大型明诗总集的范围？如果没有，是否意味着明诗的当代经典化的起步，只是在历史上第一批明诗研究者钱谦益、朱彝尊等人划定的范围内转圈？我们现在坐拥这么多原始文献，即使秉持当代的文学审美观，站到清人的文献起点之前，对明诗进行“再打捞”，也是大有可为的。单家选本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明清十大家诗选”，明代有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谢榛四种；中华书局的“古典诗词名家系列”，明代只有《高启诗选》一种。因此，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学者来参与。

除了常规的断代选本、名家选本两种模式外，还可以针对一些活跃度较高的元明诗经典作品，如《江南春》《白燕诗》《北京八景诗》《落花诗》《西涯拟古乐府》《乐府变》等，从纵向的角度对其“作品群”(原作及其唱和作品)展开精细的笺注与释读，发掘它们在不同时代“通”“变”“拟”“避”的诗学指向，从中探寻元明清诗歌内生的而非承袭唐宋的创作传统。其所指向的文学类型、主题等研究路径，近年来因有了数字工具的支持，已在唐宋诗研究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对于文献浩瀚的元明诗歌来说，同样可以且更有需求进行充分的文献调查。“作品群释注”作为一种更反映时代特点的文本细读方式，或可率先进入明诗阐释的纵深领域。

余来明：明代诗人、诗作数量庞大，《全明诗》的编纂工作虽启动多年，但缘于各方面的因素进展相对较缓，加上明人别集的高质量整理仍不发达，种种原因影响之下，研究者的明诗阅读范围受到一定限制。羊春秋选注《明诗三百首》，在当代各明诗选本中较早出，其所选诸家诗作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二书。我曾对其中收录的刘基、高启、张以宁、袁凯、杨基等人诗作进行考察，发现所选各家诗仅有一首不见于《列朝诗集》而见于《明诗综》。金性尧选注《明诗三百首》选诗范围虽有扩大，但仍以《列朝诗集》《明诗综》等为主要来源。在前人选明诗的基础上再予精选佳评，自然也是选集编纂的策略之一，然而如果仅以此为范围展现明诗的面貌，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促进研究者更广泛地参与到明诗文献建设工作当中，不仅需要有识学者的引导和推动，可能还需要在学术体制上有所创新。

颜子楠：在欧美汉学现有的诗歌选集中，较少与《明诗三百首》类似的、专门选译明代诗歌作品的集子，与之接近的是1986年出版的《哥伦比亚晚期中国诗选：元、明、清》(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Yüan,Ming,and Ch'ing Dynasties)一书。书中明代诗歌翻译部分占据了270页，大约翻译了两百余首作品。这部书的选诗来源以《明诗综》与《明诗别裁集》为主，基本上没能超出清人划定的范围。另外，苏联在1989年出版过一本《玉阶：中国明代诗歌选》，将两百余首作品翻译成俄文，国内学界尚未关注。

整体看来，欧美诗歌选译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翻译者的审美品位与理解能力是选取诗作的根本标准，因此，翻译者会刻意排除那些不符合自己审美的作品，以及对于翻译者而言无法翻译的作品。由于“抒情传统”的影响以及对诗句多义性的排斥，欧美翻译者普遍倾向于选取那些自我表达较为强烈，或者措辞简单、意思明确的诗作。另外，由于选译集一旦出版，其针对的读者群体往往是不懂中文但是普遍具有文学欣赏能力的中产阶级及高校学生，因此也不会去费力翻译那些充满历史典故或本事、今典的作品。再加上明诗在措辞层面有摹仿唐诗的倾向，翻译者往往也会去刻意寻找那些“唐诗”的翻版，反而忽略了那些不具有“唐诗”风格的明诗。总而言之，“唐诗”的美感在古典诗歌翻译界还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而唐诗的美感又与西方的“朦胧美”有着强大的呼应关系，这实际上导致读者空泛地追求美感，却无法解释美感从何而来。最终，读者还是会误以为不连贯的“意象”组合起来即是美的表现。因此，如果真想制作一部新的明诗选本，恐怕还要回到审美或审丑的问题上，看能否借助理论的力量，创造一个新的、与清人不同的选取标准。

三、他山之石与早期声音：打破明诗“批评的固化”

叶晔：看来大家对明诗应该文本细读的态度，还是一致的。但任何阅读或研究本身，难免带有某种倾向性，如清人对明诗的批评模式、古典诗歌审美已习惯将唐诗作为比较之标杆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学术判断。两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余来明：近些年我一直在做一个明诗研究方面的课题，希望通过细读明诗文献、文本，写出一部更加细致、更能反映明诗演变过程的明代诗史。目前流行的对明诗的各种看法，受明清以来诗歌批评观念的影响较深，如关于明初诗分五派的看法、明诗复古与反复古的认识等。这样的现象暂且可以称之为“批评的固化”，而究其根本，则在于缺少对明诗文本的“精耕”。如我们常将“摹拟”看成是主导复古派诗歌创作的原力，然而从根本上说，任何作者的诗歌写作都不可能是他人作品的“照搬”，即便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仿照的痕迹，其情感的创造、事实的敷衍也多会具有个人化的色彩。对那些隐藏在相似性、模式化背后的“细节”的发掘，是研究明诗应当深究的内容。

颜子楠：“批评的固化”问题，在欧美汉学界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基础翻译工作的不足，欧美汉学对于明代诗歌发展的认知，根本上没能超越钱谦益和四库馆臣所划定的范围。当然，欧美汉学对此采取的策略，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来弥补本身基础研究的不足，如在明清诗歌研究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一个板块，就是性别视角的研究，而性别视角是欧美社会科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最主流的研究方法。这种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明代诗歌研究的做法，或许在短期内能激发国内的明诗研究。但这样做的风险就是，明诗研究或许会变成其他学科研究的载体或工具，继而丧失了本学科范畴内的研究价值。

余来明：海外视野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明诗研究的路径，缘于学术背景、研究环境的不同，他们在关注的问题、研究的方式、文本解读的视角等方面，都表现出有别于传统学术的面貌。在学术开放性日渐提高的当下，也引来了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的追慕。从推进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形无疑能起到较大促进作用，但不应仅止于此。作为新一代的研究者，或曾留学海外，或与海外学界有深入、密切的交流，熟悉海外最新学术前沿和动态。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不应只是将海外视野作为提升研究、扩充视野的他者，而是应将自身置于世界学术的大格局之中，以我之眼观照国内外所有研究成果，在学术上做出回应、形成对话，并由此返归具体的问题与文本，在明诗研究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海外学界在其他断代诗歌研究方面的推进，同样也应纳入明诗研究者的视野当中，如发展更加成熟的古诗、唐诗、宋诗研究等领域，都有不少已成经典的成果。甚至欧美学界基于西方诗歌文本建构的批评理论、方法，也可以成为研究明诗有效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这方面，颜子楠做了一定尝试，他对谢榛、钟惺以及乾隆皇帝等人七言律诗的分析，与传统研究方式相比别具一格，为明诗研究带来了不一样的视野，对于摆脱明清以来诗学批评形成的规约，建立富有现代意味的明诗批评话语，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颜子楠：我采用的研究方式在欧美汉学界看来是非常过时的，是源于高友工、梅祖麟对于唐诗的结构主义批评和文本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一般只被运用于唐代及唐前的诗歌文本，比如蔡宗齐《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从西方学界整体研究趋势来看，跨文化、跨学科、大数据才是现在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与这些方法相比，结构主义研究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将文本看作独立存在的个体，不太重视文本以外的问题，也就是不重视文化问题；二是其研究的结果很难让非专业人士接受，也就是很难进行跨学科研究，因此不符合现在西方学界的整体走向。如果我们希望通过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来沟通国内外的明诗研究，并且形成对话，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是，在跨学科的趋势下，国内明诗研究到底要跟国外哪个领域的学者对话？面对不同的对话群体，研究明诗的方法自然也应有所调整。

叶晔：任何领域想要形成对话，必须共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与问题诉求，在这方面，明诗研究的“利他性”有待提高。如果我是一位汉学家或本土的历史学家，我也不太会去关心明诗评价的高低。一来明诗的口碑本就不高，二来现在的明诗研究中，真的有多少资源可以拿出来，给其他领域的学者一些启示吗？其实不多。打铁还需自身硬，除了高质量的文本分析与理论建构外，重新翻一翻明诗研究的家底，从“早期声音”中寻求未予充分阐发的“新意”，也是有必要的。

现在有关明诗研究的学术史观，比较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脉师承。当时涌现出的一批学者，正是当下学术界的中流砥柱。在这之前或之外的明诗研究成果，多少有些被边缘化了。如较早开拓港台明诗研究的几部著作，陈国球《胡应麟诗论研究》(华风书局1986年版)、许建昆《李攀龙文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学生书局1989年版)等，虽然经常出现在各类学术综述中，但愿意针锋相对地与他们讨论的情况，还是太少。与之相比，陈国球《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学生书局1990年版)，因为出过大陆版本(易名《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明诗学界的存在感和参与度就要高很多。我们不妨探问，有否可能用新时代的学术眼光，重观这些因为流通局限而曾经被忽视的论著，挖掘其中的“新意”。类似的情况还有民国时期的明诗研究，像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我们对此的反思尚不充分；钱锺书《谈艺录》(开明书店1948年版，中华书局1984年补订版)早已是学术经典，但由于传统诗话体例的限制，此书对明诗研究的意义仍被估量不足。作为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在西学知识中成长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对明诗的阅读体悟，即使破碎不成体系，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由此上推，明清诗话、笔记中对明诗的很多碎片式评价，要是有人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或许也能看出一些问题来。

余来明：欧美学界对明诗不甚着意很好理解，汉学研究群体人数不多，自然也就会比较留意中国的“一代之文学”。而在中国学界，早期除了钱基博、钱锺书等少数人曾有论及，真正意义的明诗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兴起。在几十年来开疆拓土、高歌猛进的形势之下，研究者无暇顾及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整体的回顾和反思。如此一来，即便长期关注和从事明诗研究，也很难做到对自己的家底如数家珍。这样的状况对于明诗研究来说，无论向内提升，还是向外对话，都会因此受到局限。

此外，长期以来明诗研究者引以为用的思想资源，仍主要来自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等常见文献，大量散见于明清诗话、文集、笔记中的明诗批评材料，仍处于未被触及的原始状态。这一状况在近些年来得到了一定的改变。随着陈广宏主持的“全明诗话新编”、张寅彭主编《清诗话全编》《民国诗话丛编》系列成果的问世，日本、韩国等汉诗话文献的整理出版，以及大量明清别集、总集的影印出版，编纂类似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总集纂要》《唐诗学文献集粹》《唐诗书目总录》等性质的集成式明诗文献成果，也开始变得必要且有可能。此类成果的问世，对推进明诗研究走向深入意义重大。

叶晔：是的，从便利性的角度来说，《明诗汇评》《明诗总集纂要》之类的书，依然很有必要。虽然我们已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但在短期内，数字技术还无法对明清文献作出全面的覆盖与精准的筛选。也因为《列朝诗集》等对后世的辐射力实在太强了，以至于《盛明百家诗》《石仓十二代诗选》等更早的明诗总集，反而成为视线上的盲区。明人选明诗，是一个很好的对明诗重新认识的着力点。这些选本的编选倾向，至少反映了明人对自己时代诗歌的真实评价。这种做法当然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点，但本土学界一直强调作者意图的研究，而真的到了需要对明诗文本做出评价的时候，占据主导位置的恰恰是根深蒂固的读者意识。我们需要警醒，在阐释与评价明诗作品时，自己能否将学者与读者的身份剥离开来。放低一些姿态，还是好的。

与明人选明诗相比，明人评注明诗，就更少人间津了。以前我们比较关注选集评点，其实明别集中的评点亦蔚然成风，除了李梦阳评《石淙诗集》、徐渭评《问棘邮草》等经典案例外，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另值得重视的还有王夫之《明诗评选》，此书点评别开机杼，令人称叹，可能是至今最触及明诗“诗性”的一次批评。在注本方面，如明万历二十二年刻本《国朝七子诗集注解》，已入选《中华再造善本》。此书体量不大，注解也未必深刻，却是最早的一批明诗选注遗产，无论是在清代还是日本江户时代都有过翻刻。这也涉及日本的明代诗歌接受，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诗派，曾受到以荻生徂徠为首的萱园派诗人的广泛学习与推崇，这与明诗在清代受到的批评和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借“异域之眼”来发“明”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陈广宏、侯荣川编著《日本所编明人诗文选集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四、“功能”解放与“诗歌传统”的再挖掘

颜子楠：明代文献太多，确实是导致我们局限于清人划定的明诗范围的主要原因。从与两位的讨论来看，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要更加有意识地跳出固化的批评视角，无论是像余来明那样重写明代诗史的方式，抑或是像叶晔那样自觉调整研究方法与审美标准的方式。这实际上是我们最关心的“Why”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明代诗歌的意义究竟何在。

如果可以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述的话，我认为研究明代诗歌的意义，反而在于否定诗歌的特殊性和“文学性”。“诗歌”一词的定义包含太过广大，但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还是“抒情”与“审美”两个概念。中国诗歌的“功能”与社会实用性，在文学史书写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太低，并没有被视为重要的诗歌阐释手段。说得更极端一些，明代诗人写诗，普遍拥有较强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不止于纯粹的审美追求，还有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现实追求，抑或是对于某种话语权的追求。因此，诗歌可以被看作明代诗人为追求某些特定目的而生产出来的“日用品”。既然是针对“功能”的研究，我最终想要讨论的问题可能是：明代诗人需要把诗歌写成什么样子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余来明：关注明代诗歌作为“日用品”的特性，对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中国诗歌的“抒情”“言志”传统，指向的大都是诗歌的审美特征。过去我们讨论诗歌，关注的也主要是其文学性的一面，而对于诗歌的功能性特征和实用性目的，往往都避而不谈，或持否定态度。如此“一偏之见”，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诗歌文本的多重性，尤其对明代诗歌来说，其生产机制、创作路径、功能目的又往往复杂多样，非“审美”“抒情”“言志”等概念所能涵盖。

但如果将明诗看作出于各种目的而生产的“日用品”，以“功能”代替“审美”“抒情”“言志”等作为解读明诗的核心话语，明代诗歌中那些伤春悲秋、赠别酬唱、吊古伤今的作品，将如何在此概念下得到解释？若承认功能性是明诗的主体特征，是否意味着明代诗歌的创作都是在这一理念支配下进行，“功能”的含义又是什么？明人有关诗歌技巧的探索，是否也只是为了使诗歌创作更接近完美诗歌的形式，而完全没有审美的意味？在功能性写作背景下，明代诗歌创作是否仍然存在美学的追求？如果有，是有意而为还是偶然得之？面对数量庞大、创作机制各不相同的明代诗歌，任何以特定模式或概念进行理解的做法，都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如何在作为“诗”的艺术形式和作为“日用品”的功能特征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正确理解明诗的关键所在。

叶晔：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每隔几个世纪，就会形成一套新兴而渐趋普遍的创作传统。《诗经》中的“言志”，魏晋诗中的“缘情”，杜诗中的“诗史”，宋诗中的智性思维、知识主义倾向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明代是文学复古的时代，讨论明诗可能的新兴传统，还是有意义的。我更关心的是，如何去定性“功能”：是将其非审美的属性打造成诗歌阐释的核心话语，还是将功能层面的“需要把诗歌写成什么样”也纳入形式主义审美的范畴？在我看来，“功能”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可以随着与审美的关系变化而被重新赋能甚至赋义。

回过头来，我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想问两位。如果我们把诗歌的美感特征，理解为一种狭义的“诗性”，那么明人是否制造出了自己时代的“诗性”？如果没有，一种是综合前代的复杂，另一种是对“诗性”的否定，你们认为哪一种“破坏性”思维，更有可能激起明诗研究的活力？

余来明：传统的明诗研究主要遵循的是以唐诗为主体的诗歌批评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谱系，而以此立场观照明代诗歌写作，研究者的关注点也主要基于审美的视野。这一路径对明诗研究来说自然也行之有效，然而又远远不够。明代诗歌复古的初衷是为了确立指导诗歌创作的范本，并由此总结一套可用于实际操作的规范。诗歌的写作不仅是出于发抒情感、表达志意的内在需求，同时也被发展成一种具有交往、记录等不同功能的文本。这一情形在宋元诗歌创作中已有所表现，到了明代以后则被发展到极致。在某些时候，外向功能的应用超过对诗歌美的追求。由此产生的诗歌作品，已经部分偏离了中国文学传统关于诗歌的一般定义，以及一首诗能够成其为好诗的标准，然而又是明诗创作中真实存在的一面。发掘这类作品背后的时代特性，也应成为明诗研究的题中之义。

从开拓明诗研究的视界来说，由功能、交易品等层面切入探讨明诗的写作机制、技术化倾向等问题，并由此对明诗的时代特性做出重新解读，确实能从中发现人所未见的属性与特质。这种打破既有评价模式和价值系统的尝试，会给明诗研究带来不同的面貌，相对传统研究格局来说，“破坏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种“破坏”对于明诗研究能起到多少刺激和促进作用，进而开辟新的局面，成为改变现状的活效剂，取决于这一研究路径自身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唯有在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明代诗歌的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更大进展，激发更大活力。

叶晔：确实，无论美或不美，诗歌的写作机制就在那里。因为文本带来了丑或乏味的阅读体验，就不再追究其中的写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读者立场凌驾于学者立场之上。新的研究方法固然有不稳定的因素，但同样是科学性的研究，也可以为近世诗歌研究提供笃实甚至更全面的养料。

当然，已有的研究方法有它成熟、有效的一面，通过传统的阅读方式，探索明诗自己的“诗性”，仍然是重要的方向。如廖可斌提出的“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就是将创作情感的真实性，放在比美感更重要的位置上，以覆盖更海量的近世诗歌文本；张剑提出的“情境诗学”亦有相通之处，且予以凝练的诗理阐释；左东岭在《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中对明代诗歌“地域性”、诗学“论争性”的关注，及对“易代遗民诗学”甚至更具体的“顽石诗学”等进行深掘的一系列文章，皆有助于我们把握明诗发展的整体格局。类似的追求，年轻人应该接棒下去。我有过一个“文本网络与知识史”的想法，也是希望基于明代诗文的自身特点，尝试一种新的串联诗歌“内”“外”的方式。

颜子楠：如果从唐诗、宋诗来看，“诗内”的写作机制或许是引诱我们研究诗歌的主要动因；不过就明诗而言，“诗内”的写作机制对于诗歌研究所起到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负面效果的。只要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差异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进步了。相对而言，关注明诗“诗外”的研究，在明代史学发展的推动下，一定会有较好的前景。欧美艺术史学界关于中国明代艺术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在近十年内如此繁盛，正是得益于西方学界三十多年来关于明代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只要转化得当，这些研究对于明诗“诗性”的研究也是有益的。

叶晔：明诗研究作为后起的领域，由于研究对象的“先天不足”，学界对它的期待值并不高，反帮我们甩掉了不少包袱。这次对话的开放性，超出预期。虽然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未必一致，但至少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继续推动明诗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解放明诗阅读的“审美习惯”。类似的建议，其实在吴承学等先生的三人谈中早已点出。过去的二十年，明清诗文研究集体“走出冷落”，固然令人欢欣，但明诗研究逐渐被清诗研究拉开距离，也是客观的事实。从眼下的情况来看，无论明诗的经典研究，还是综合研究，都需要更多的青年学人加入，进一步提升这一研究领域的密实度与活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