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由一系列展现中华文明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的代表性标识所构成的多维符号系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生成的精神特质、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及其物化形式的体系化表达。自然生态标识域、社会生产标识谱、精神文化标识系三大部分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基本内容。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应从历时性、现实性、共时性三个维度出发，实现历史底蕴与文化基因的深度整合、现实实践与公众认同的持续驱动、本土标识与他者符号的交流互鉴。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中华文明 标识体系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加强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首要任务，突出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重申“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使命，并将其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纳入“十五五”时期“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工作部署，体现了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阐发与构建新时代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是展示中华文明历史脉络、重大成就的重要手段，也是彰显中华民族文明特质、价值立场的重要途径，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所谓标识，是指具有标志性特征并蕴含符号意义的单一或多个元素，起着传达特定信息或含义的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标识作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产物，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们为了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创造了能够指代特定生产工具、反映具体劳动成果的各种标识。以标识为媒介，人们逐渐识别和确认彼此的社会角色和相互关系，在物质交往中建构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社会秩序。可见，标识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实践活动、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深层次内容的符号化表达。这些符号标识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基于物质生产的需要相互作用、彼此交织，逐渐汇聚成具有独特意义的标识体系。不同的标识体系承载着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反映着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与发展。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新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现象催生出新的符号标识，不断促进标识体系的更新，从而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现实。由此可见，标识体系就是植根一定经济基础、反映具体社会关系、承载特定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并对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的一系列动态发展的符号系统。
具体到文明领域，文明标识体系不仅凝结着厚重的文化积淀，也生动展现着人类多元文明的共生共荣。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每一个文明标识体系都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体。遗址古迹、历史文物等有形载体本质上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物化形态，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无形观念则是深嵌于物质实体中的精神蕴涵。前者作为具象的物质实体，是文明标识体系的客观呈现，为后世提供直观可感的历史见证，以激发人们对共同历史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后者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指向文明标识体系的灵魂与内核，它超越了物质形态的限制，关注的是文明标识体系所蕴含的情感共鸣、历史叙事与价值传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集体、地方与全球的文化纽带。所谓客观性，不仅体现在文明标识体系物理存在的恒常性，更在于其承载着文明演进中技术工艺、社会组织、空间规划等物质性要素的系统记录；所谓超越性，并非指文明标识体系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中，通过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相对独立的精神形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进言之，物质和精神构成了文明标识体系不可或缺的两个层面，精神内容依托物质形式的支撑而得以保存与传承，物质载体借由精神意涵的传递而凸显其历史深度与文化底蕴，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具体而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就是由一系列展现中华文明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的代表性标识所构成的符号系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生成的精神特质、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及其物化形式的体系化表达，涵盖了自然地貌、历史遗迹、科技发明、杰出人物、文化典籍、思想理念、文学艺术等多个层面。从普遍性维度来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取向，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跨地域交流与互融式发展；从特殊性维度来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独具特色、自成一体，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特殊贡献。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华文明复兴也迎来了新的机遇。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2] “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3]在此背景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的基本内容与时代价值，建构一套富含历史深度、文化广度与时代契合度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二、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基本内容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对中华民族生产劳动实践的符号化表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人类生产活动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而物质生产又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领域，因此，“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4]构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三个维度。根据这一理论阐释，可以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划分为自然生态标识域、社会生产标识谱、精神文化标识系。三者相辅相成、彼此关联，共同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完整图景。
1.中华文明的自然生态标识域
自然生态标识域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基础内容，包含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要素，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标识谱与精神文化标识系的孕生与演化。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由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构成的。自在自然是尚未被人类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自然，是人类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5]而人化自然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所改造过的、打上人类主体印记的自然，它既为人所创造，同时也创造着人本身。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6]自然生态作为先于人出现的并且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只有在经过人类劳动实践改造后，才能被赋予特定的文明意义。因此，自然生态标识域并非对原生自然及其存在状态的展现，而是对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地理环境后所形成的人化自然空间的描绘。
山川河流、动植物等自然界的原生存在物，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类居住地、水利工程、自然保护地等人工存在物，都能经过某一群体的标识化而成为其重要象征。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多样的地理景观、独特的气候环境、丰富的生态资源为华夏先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其中，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最鲜明的自然生态标识，是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7]“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8]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产生了具有不同风土人情的文化区域。对此，有学者用“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行了概括，即以中原文化区作为花心（第一层次），以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江浙文化区等五大文化区（第二层次）为第一重花瓣，以其他文化区（第三层次）为第二重花瓣的民族文化区。[9]这些文化区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生产生活的空间，更演化为中华民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这些文化区域内的地域单元、名山大川、河流湖泊等自然要素，无不展现着中国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生态特征，并通过华夏先民的历史实践而被赋予深厚的文明意义，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传承和发展的象征标识。其中，青藏高原、四川盆地、关中平原、齐鲁丘陵、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等地域单元，是中华民族最为基本的生产生活空间，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传统。这些地域中的各类水利工程是与农业文明关系最为密切的标识。长江流域的都江堰、三峡工程，黄河流域的郑国渠、三门峡水电站，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等，都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对水文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的精湛造诣，形成了独特的水利文化，不仅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还促进了流域内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昆仑山、泰山、长白山、黄山等名山和长江、黄河、西湖、洞庭湖等河流湖泊，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的典范，是中华民族精神信仰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和独特魅力。可见，自然生态标识域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积淀，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社会关系，是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坚实基础。
2.中华文明的社会生产标识谱
社会生产标识谱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主体内容，反映了华夏先民及其群体间的生产交互活动，其演进深受自然生态标识域的影响，并决定着精神文化标识系的构建。从广义上看，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四个方面。其中，人类自身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前提，物质生产决定着精神生产，又与社会关系生产相伴而生。从狭义上看，由于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所以社会生产基本等同于物质生产，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所以，从狭义层面即从物质生产出发来理解社会生产标识谱，才能将其与精神文化标识系相区分，从而更为直观地展现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独特物质文明成果。
中华民族长期的生产实践，既发生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也进行着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交互。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工制造物，既满足了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又打上了人类意识的印记，成为具有符号意义的文明标识。恩格斯指出：“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11]这些文明标识既包括已经消失或尚未被发现但为典籍所记载的历史遗物，如大禹九鼎、十二铜人等;也包括已失去原初实用功能但仍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物与遗产，如后母戊鼎、长城、兵马俑、龙门石窟、故宫、天坛等;还包括仍具有实用功能且保留物质形态的历史成果，如中医、丝绸、瓷器、“四大发明”、北京中轴线等。它们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与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
马克思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2]“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3]社会生产的规模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当交往扩展成世界交往，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生产成果才能充分彰显其普遍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郡县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14]这些人工制造物（从普遍意义上概括而非从特殊类型上区分）具备极强的实用功能、独特的审美观念、精湛的工艺技巧和内在的文化底蕴，通过民族国家间的交融交流，向全世界展示了古代中国的文明成果，也揭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然而，近代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5]中华民族一度徘徊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16]导致社会生产领域的相对落后，也使具有标识性意义的物质文明成果产出陷入被动境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再次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交往的潮流之中，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华文明逐渐向国际社会展现出自身的独特魅力。中医、丝绸、瓷器、汉服等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文化符号，“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现代概念，北斗卫星导航、5G通信技术、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引领发展方向的科技名片，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交往进程中的符号标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3.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标识系
精神文化标识系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集中体现与深刻表达，也是自然生态标识域和社会生产标识谱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智慧结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现实的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7]马克思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8]可见，人们的物质活动决定着“想象、思维、精神交往”。[19]马克思没有对“精神交往”作过明确界定，而是在最广泛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即现实的人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在思想、观念、意识、情感等精神性领域中进行沟通交流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直接生成与形塑了精神文化标识系。
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精神文化标识系占据着尤为特殊的地位，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构筑了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大体来看，它主要由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思想理念、杰出人物、传统民俗与文学艺术等典型标识所构成。汉语汉字以其独特的音韵美感、字形结构，反映了华夏先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深刻认知，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由汉字记载而成的文化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生活智慧、哲学思想、道德规范、审美观念和治国理念。其中，儒、道、墨、法、释等家的典籍，都是对中华民族思想理念的精华凝练与高度概括。特别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无为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以法治国”、佛家的“明心见性”等，培育了中华文明独有的人文精神。这些思想理念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惠能、朱熹、王阳明等，都展现出极具感召力的主体精神与人格魅力。此外，一些传统民俗如春节、端午、中秋、“二十四节气”等，文学艺术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也因其深厚的文化意涵，成为维系民族认同、培育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0]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精神文化标识系或保留其原貌至今，或转换了原有的形式和内容而以新的形态得以传承，或在传统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提炼出新的符号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源于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精神文化标识，这些新的精神文化标识主要包括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极具革命象征意义的纪念地标识，党旗党徽、国旗国徽、建党节、国庆节等象征物、纪念日标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理念标识，张思德、董存瑞、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鲁郭茅巴老曹”、聂耳、冼星海等杰出人物标识，《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春天的故事》等文艺作品标识，等等。近现代的精神文化标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是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传承与创新，不断强化着中华儿女对祖国、对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
三、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一种具有表征意义的文化符号系统，由历史中国孕育与塑造，于当代中国传承与创新，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因此，新时代建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最根本的是从历时性、现实性、共时性三个维度出发，回应和阐明“何以中国”、“何为中国”等深邃问题，为重塑全球叙事体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方案。
1.旧邦新命：历史底蕴与文化基因的深度整合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演进脉络逐渐展开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21]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培育了厚重的文化基因，每一重大历史时期均有特定的文化现象与之相融，形成属于该段历史的独特精神风貌。因此，从历时性维度促进中华民族历史脉络与文化基因的深度融合，才能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筑牢坚实的历史根基，提升文明标识在当代回响的底气和勇气。
历史脉络是文明流动的表征，文化基因是文明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指出，一切存在物“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22]恩格斯也强调：“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23]中华文明在历史实践中实现自身发展。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24]所谓“旧邦”，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脉络与厚重文化基因；所谓“新命”，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塑造。“旧邦”由“新命”所引领，“新命”由“旧邦”所孕育。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旧邦新命”的宏观视野以实现历史底蕴与文化基因的深度整合。一是要在深刻认识“旧邦”内涵要义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历史脉络、解码文化基因，提炼和诠释中华文明典型标识。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研究中华文明应“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25]要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深入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26]将对中华文明演进的研究同每一历史阶段所彰显的社会风貌与内蕴的文化基因结合起来，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定位、发展轨迹和突出特性，挖掘和提炼具有符号意义的文明标识，做好分类归纳与体系集成的工作。二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推动文明“新命”的当代呈现。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和还原中华文明演进的时空坐标、文化基因，打造数字化平台，共享文化资源，促进中华文明标识的创新性发展。同时，要融入现代创意和审美理念，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传统标识进行再创作、再诠释，使之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人民精神需求相契合，提供沉浸式体验，增强文明标识的亲切感。
2.源头活水：现实实践与公众认同的持续驱动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7]实践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明财富，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制度体系、思想理念、审美观念等方面均形成了独特的文明标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了诸多中国元素。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文明实践的符号表征，是以往文明传统成果和当下文明创新探索的集合。构建这一体系，需要从现实性维度出发，持续注入实践动力，扩大公众参与，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文明传承与社会发展。
马克思将实践视为表征“人的类特性”的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认为人类总是以自身为尺度，“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28]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充分演绎，才能创造出璀璨夺目的文明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之中。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每一历史时期的实践都为文明成果的创新建构提供直接来源。不同阶段的文明标识，都是人的思维意识对实践进行抽象概括的产物，离开实践来谈中华文明标识的提炼及其体系的构建，都是“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29]无助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只有以实践为动力、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才能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一是要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融文明接续与文明创造于一体的实践形态，在这一实践的推动下，中华文明的内生基因不断被激活，中华文明的标识特色更加鲜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直接成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现实素材。二是要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人民主体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价值旨归，也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根本要求。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利用社交媒体等搭建线上互动平台，依托博物馆、图书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场所创建线下交流空间，通过教育普及、志愿服务、文化交流、信息反馈等方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明标识认知、文化传承创新的良好氛围，推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广泛应用和动态发展。
3.文明复调：本土标识与他者符号的交流互鉴
世界历史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普遍交往，打破了文明主体间的孤立状态，使交流互鉴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1]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展现兼容并包、适时推衍的特质。从共时性维度出发，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吸收借鉴有益经验，改进和丰富标识呈现，努力塑造古与今、中与外相互交织的立体形象，推动中华文明标识走向世界，提升其国际叙事能力。
“复调”理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巴赫金提出的一种对话理论，其实质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组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32]借用这一概念，不同文明主体在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只有深入参与主体间的对话交流，才能更加明晰自我眼中的他者与他者眼中的自我的辩证关系。自我与他者都是具备鲜明标识意义的文明主体，二者的对话交流也必定是基于本土标识与他者符号根性互通的内在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曾以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中英两国同时代的典型人物标识为例，强调了不同文明主体间对话交流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享誉世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33]文明标识间的相通性正是借助对话交流才更显现意义价值，而其差异性也需要通过对话交流来实现相互尊重与理解，对话是容纳差异性的良性手段。中国一贯主张“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34]并且倡导以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来弥合基于差异性的矛盾冲突。近年来，一大批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标识，如儒学、中医、中餐、汉服等，借助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中医药大会等交流平台，不断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不同文明主体间对话交流的典型标识。然而，与传统文明标识相比，当代中国标识在国际社会的认知度还普遍较低。其原因就在于，自我与他者所代表的主客界限过于明显，当代中国标识的传输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自我的视角，未能真正建立起二者良性互动的内在关系。因此，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必须打破单一的叙事格局，着重在交融互鉴的平等交流中唤起不同文明主体的情感共鸣，在本土标识与他者符号的融通互补中搭建复调的对话性共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要始终保持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世界传播。
（《思想理论教育》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