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生成、结构、特征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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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龙 (进入专栏)  

陈金龙(1963年—),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02)

摘要:历史思维是遵循历史逻辑、总结历史经验、洞察历史规律、把握历史方位、增强历史主动的思维方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华民族重视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创造历史和评价历史的实践,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诉求,促进了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生成。遵循历史逻辑是历史思维的前提,总结历史经验是历史思维的重点,揭示历史规律是历史思维的旨趣,把握历史方位是历史思维的关键,增强历史主动是历史思维的归宿。习近平历史思维基于大历史观,实现了历史与现在和未来的统一、理论阐释与制度建构的统一、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的统一。习近平历史思维开阔了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视野,增强了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推动了历史性难题的解决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彰显了历史的功能和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历史思维;大历史观

所谓历史思维,就是遵循历史逻辑、总结历史经验、洞察历史规律、把握历史方位、增强历史主动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是历史思维的倡导者,也是历史思维的实践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和发展的实践,都基于历史思维、蕴含历史思维。对于习近平历史思维,学术界已进行了初步探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生成、结构、特征与功能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深化对习近平历史思维的认识。一、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生成

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生成,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创造历史和评价历史的实践,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诉求,促进了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生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自然、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蕴含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要求全党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分别将其列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时,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1](P478)。这是认识历史、评价历史总的要求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作用,认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1](P15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基于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就不难得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2](P396)的结论,这是对历史主体的认识和评价。习近平历史思维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

中华民族在创造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重视史学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强调史学的社会致用功能,颇具广义特征的史学内涵,重纪实、重求是、重编纂学的方法论特征,在“天人之际”寻找平衡的历史哲学观[3]。司马迁怀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完成洋洋五十二万言,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的《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奠定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基础。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4](P61)习近平通过引用司马迁的名言,说明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称赞中华民族重视历史研究的传统,为当今历史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生成是对中华民族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读点历史,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学习我国历史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5]。习近平通过学习、阅读历史,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全面深入的把握。同时,习近平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时代的历史。这种特殊经历和实践,使他对历史有一种切身感受和体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出席了系列纪念活动和庆典,并发表重要讲话,包括毛泽东诞辰120、130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10、12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100周年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改革开放40周年庆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75周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等等。在追溯历史、评价历史的过程中,习近平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每到一地,都要到当地的博物馆、纪念馆、重要革命遗址考察,在感受历史、触摸历史的同时,表达对历史的尊重,吸取历史的智慧。习近平历史思维是基于创造历史、评价历史实践而生成的历史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西方国家演变中国策略的实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国外虚无中国历史观点的引入,加上一段时间主流意识形态历史叙事统摄能力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的偏差和失误、民众历史欣赏和历史消费习惯的改变、网络技术进步与新的传播媒介生成,使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开始蔓延。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否定中国革命历史、质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史,质疑改革开放历史,颠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于正确评价历史、传播历史造成了较大冲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1](P154)。回归历史、呈现历史的真实,才能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习近平倡导历史思维是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策略和方式。

二、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结构

从习近平对历史的认识、评价和对历史思维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遵循历史逻辑是历史思维的前提,总结历史经验是历史思维的重点,洞察历史规律是历史思维的旨趣,把握历史方位是历史思维的关键,增强历史主动是历史思维的归宿。这是习近平历史思维的基本结构,也是习近平历史思维的基本内涵。

历史是已经定格、凝固的事实,后人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尊重历史是历史思维的前提,也是遵循历史逻辑的起点,是认识历史、评价历史最基本的态度和要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6](P57)历史的存在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否认、歪曲日军侵华史实的言行,习近平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7]尊重历史要求对历史心怀敬畏、心怀良知,不能违背历史事实、颠倒历史是非。

将历史置于当时历史条件之下进行客观、公正评价,是尊重历史的内在要求。评价历史要求回到历史的时空,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去分析,更不能简单主观臆断和猜想。习近平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6](P56-57)立足历史条件、回归历史事实,认清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才能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现实是在历史基础上发生的,习近平在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时,重视历史渊源、历史基础、历史底蕴的追溯和历史逻辑的阐释,通过历史说明现在、解释现实。在阐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时,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8](P300)这些思想包括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德治主张、民本思想、平等观念、正义追求、道德操守、用人标准、改革精神、外交之道、和平理念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就借鉴了中国传统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合理因素。在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时,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1](P5)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出礼入刑与隆礼重法、天下无讼与以和为贵、德主刑辅与明德慎罚、援法断罪与罚当其罪等法治理念、法治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构,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因素。在诠释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时,习近平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9](P738)。这是基于大历史观对改革开放历史渊源、文化传统进行的诠释。通过对历史渊源、历史底蕴、历史基础的回溯和历史逻辑的阐释,为现实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历史支撑。

历史经验是历史智慧的凝聚,总结历史经验是习近平历史思维的重点。以史为鉴,能使历史发展少走一些弯路,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是党的优良传统”[1](P542),中国共产党是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习近平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1](P15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都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以“十个坚持”进行了全面总结,这十条经验“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1](P485)。如何运用这些历史经验、发挥历史经验的作用?习近平强调,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遵循,作为判断重大政治是非的重要依据,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引[10](P550)。基于历史经验,表达现实主张,是习近平叙事的重要方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用九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表达,诠释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和新征程上的实践要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基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用九个“必须坚持”诠释了历史经验的启迪作用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

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历史规律左右历史发展,揭示历史规律是习近平历史思维的旨趣。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要求教育引导全党“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1](P148)。揭示历史规律,要求从长周期进行考察,基于大历史观,才能洞察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规律,是对历史认识的深化。习近平认为,“总结历史是为了使全党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10](P550-551)。邓小平之所以能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6](P78)。通过总结历史、历史经验,习近平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习近平历史思维的关键。历史方位是指某一历史阶段在整个历史长河、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才能认清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9](P7)新的历史方位,为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新的依据、新的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基于新时代而确立的。新的历史方位,是经过历史比较之后确立的,是历史思维的结果。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9](P11)这是将新时代与以往历史时期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

增强历史主动是习近平历史思维的归宿。遵循历史逻辑、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方位,目的是增强历史主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9](P721)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人对历史发展具有一定主体能动性,通过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推进历史进步。增强历史主动,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增强历史主动要求坚定历史自信。历史自信是历史主体对自身拥有的历史传统、历史资源、历史优势和创造历史、书写历史能力的信心和信念,是一种积极、稳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10](P553)其实,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并不限于对自身历史的自信。从习近平对中华文明历史地位、新中国历史成就、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评价,可见习近平对中华民族发展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自信。这种历史自信,是增强历史主动的精神力量和心理基础。

强化历史担当是增强历史主动的必然要求。历史担当是历史主体应尽的责任。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担当和责任。”[10](P557)每一代人担负历史赋予的责任,才能推动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2](P345)增强历史主动,才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时代的弄潮儿。“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11](P462),创造新的历史是增强历史主动的逻辑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创造新的历史才能超越历史。

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特征

习近平的历史思维具有明显特征,主要体现为基于大历史观,实现了历史与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历史思维与制度建构的统一、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的统一。

习近平倡导运用大历史观审视历史,要求“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11](P489)。他的历史思维是运用大历史观认识历史、洞察历史的典范。习近平联系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来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五百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八十多年奋斗史来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选择和正确道路,联系百余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习近平在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能置于历史的长周期进行定位。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时,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9](P425),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人类思想史上进行的评价。在论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时,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2](P238)这些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史得出的结论。习近平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1](P132)。这些都是基于大历史得出的结论。

历史是昨天的现在,现在也将成为历史,历史和现在曾经是未来,又都指向未来,历史与现在未来是相通的。习近平历史思维实现了历史与现在未来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4](P61)历史联通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历史可以认知过去、认识现在、预测未来。在习近平看来,“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12](P538)。这是历史研究功能的表达,凸显了历史对现在、未来的启迪作用。在习近平看来,认识中国要将历史和现在未来结合起来,“中国有着五千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4](P62)。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可以把握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认识中国共产党同样要将历史和现在未来结合起来,习近平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1](P377-378)中国共产党历史能启迪现在、观照未来。在论及把握国际形势的方法时,习近平对正确的历史观进行了解释。在他看来,“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10](P177)。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也要将历史、现在和未来有机结合起来。

习近平历史思维既从理论上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又通过制度化方式表达对历史的敬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国家举行纪念活动,表达对抗战历史的尊重和敬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表达对烈士的尊重和缅怀;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国家举行公祭活动,表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哀悼。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2024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对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主要方式、领导体制和保障监督等问题作出规定。这些举措实现了历史纪念、历史学习的制度化。

习近平历史思维既立足于中国历史分析、解决问题,又放眼世界历史,为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历史启迪和借鉴。在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时,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6](P55)这是基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对毛泽东作出的客观评价,既具民族立场,又有国际视野。在论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时,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大国崩溃或者衰败,其中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权威丧失、国家无法集中统一。”[10](P107)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强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阐释创新发展理念时,习近平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2](P490)这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对创新作用的定位。通过回顾16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带来的产业变革及世界面貌和格局的变化,习近平具体诠释了创新发展的重要性[2](P158)。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习近平对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2](P166),“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2](P570)。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历程和趋势来阐释我国对外开放和开放发展,也就有了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

四、习近平历史思维的功能

习近平历史思维的结构和特征,决定了其功能的多元性,既开阔了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视野、增强了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又促进了历史性难题的解决、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彰显了历史的功能和价值。

习近平历史思维强调从历史出发,以历史作为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遵循历史逻辑、历史规律,能确保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实践探索、道路选择能延续历史脉络、承接历史传统,保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习近平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1](P457)基于历史思维,习近平在阐释现实问题时,总是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寻找资源,大量引用传统的名言、警句、诗文、典故表达自己的观点,赋予传统表达新的内涵。如此,既有利于现实问题的阐释和解决,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习近平历史思维为话语建构提供了历史支撑,增强了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历史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基于历史而建构话语,增强了话语的穿透力和可信度,容易赢得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概括,“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11](P86)。如此,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诠释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时,习近平指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长期领先世界。纵览历朝历代,农业兴旺、农民安定,则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农业凋敝、农民不稳,则国家分裂、社会动荡。”[1](P48-49)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家,农业的发展与国家兴衰、政权更替密切相关,将历史经验和教训呈现出来,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面临系列历史性课题,如何跳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即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12](P141)。习近平认为,历史周期率“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10](P102,103)。习近平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解决历史性难题指明了方向。

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载体,基于历史思维,习近平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他看来,“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2](P87)。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是保存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文化基因、蕴藏着人民智慧、传承着千年记忆、养育着一方百姓,是中华民族的乡愁所依、文脉所系、底蕴所在。在城市建设、乡村开发的过程中,习近平要求用“绣花功夫”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以留住记忆、留住乡愁。

习近平历史思维彰显了遵循历史逻辑、总结历史经验、洞察历史规律、把握历史方位、增强历史主动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蕴含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习近平基于历史思维而提出的关于中国现在、未来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基于历史思维而提出的关于国际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主张,彰显了历史逻辑、历史经验、历史规律、历史方位和历史主动的作用。

总之,习近平历史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方法、认识方法,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实践方法,体现了他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评价历史的基本思路。在论及领导干部治理能力、领导水平时,习近平明确要求提升历史思维能力。新时代领导干部提升历史思维能力,要求学习中外历史、熟悉中外历史,对历史抱持尊重、敬畏的态度,从历史细节入手、从历史大处着眼认识历史、评价历史,善于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吸取智慧,并将历史思维、历史眼光、历史智慧转化为治理能力和领导水平。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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