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种“契合性”的观点是一种新的历史发现。由此，既能深刻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又可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显然，这样一种契合性本就存在，只是身在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原来没有这样一种充分的文化自觉。在新的问题意识下，放眼历史的长时空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作为一种隐而不彰的暗合性，不仅是有高度的，而且是丰富的，并一直在形塑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演进，特别是昭示了马克思主义随同西方的各种思潮一起涌入中国后为何最终能脱颖而出，并逐渐落地生根，亦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何以能行。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缘的历史语境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但在明清以后逐渐走向衰落，所谓衰落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中西文化的全面交锋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但中西文化的碰撞从很早就开始了。比如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在晋见皇帝的礼节上，双方就发生了一次直接的冲突。英方坚持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中方则坚持行三跪九叩礼。从表面看这是礼节上的小问题，实际上却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异同。是时，中国对外国人仍以“夷”看待，视自己为“文明”，称外国为“蛮夷番邦”。而对于英国等西方国家来说，其正处于世界殖民时期，显然把自己看作“文明”，而称东方国家为“野蛮”。马戛尔尼考察中国后就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到底谁是“文明”，谁是“野蛮”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明”和“野蛮”只是存在于各自的认知中。也就是说，根据彼此的价值系统，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文化上仍坚信自己优越于西方。因为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周边民族不止一次入主中原，在文化上却都被“同化”，不得不采取中原王朝的一整套方式进行治理，即认同中国的正统文化。所以，中国的士大夫深层次心理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然而，在中西交锋过程中，随着中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及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加深，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开始痛苦地认识到，中国不但在战力上不如西方，而且在文化上落后了；不得不承认自己为“野蛮”，而认他人为“文明”。这一认识给中国士大夫的心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李鸿章称当时中国的遭遇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重要的是，中西文化的关系由此发生了逆转。起初，西方强迫中国接受其文化，强迫中国按其方式交往，而在中国意识到西方文化更先进以后，则开始主动去拥抱和吸纳西方文化，由是产生了两种思想潮流。
一是反传统的潮流。起初，先进的士大夫认为中国的技艺器物落后了，因而反对空谈“义理”，重现实之用。其后，维新派进而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削弱君主的权力，增加民权或绅权；革命派则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君主政体。到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儒家思想，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鲁迅称纲常伦理为“吃人”的礼教；吴稚晖主张把线装书扔进茅坑；钱玄同提倡废除汉字。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如此批判，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衰落了。自五四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民的心目中渐渐地成了落后的、过时的东西，甚至成了“封建”的代名词。
二是向西方学习的潮流。起初，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长技”，即“器物”文明，洋务运动便是这一阶段的集中体现。其后，进入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阶段，其集中体现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是想通过改良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辛亥革命则是企图用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到五四前后，则发展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明，主张以西方的标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有人形象地提出：要把一个孔子式的头脑变成一个柏拉图式的头脑。向西方学习的一步一步深入，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典型体现就是“尊西崇新”：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凡是新的就是好的。这从晚清以后的一些名词和用语也可看出来：维新、新学、新民丛报、新文化、新青年、新潮、新民学会、新道德、新文学。所谓“新”都或多或少地与“西”沾点边，说到底还是以西为贵。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正如邓实所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当时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观念更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
正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仰，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才一起涌入中国，比如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这里要探讨的是，在如此众多的新思潮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脱颖而出赢得了普遍信仰，并最终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自然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魅力有关，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学说在中国人心目中失去了理想地位，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产生的最新、最好的学说，逐渐受到青睐。十月革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真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威力，称苏联的建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然而，这只是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获得普遍信仰，可能还有一个以前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原因，就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天然的亲和性。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性
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及行为习惯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形式上或特质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亲和”，这种“亲和”至少有如下6个方面：
1.关于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而中国传统思想中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中国传统的各家文化大都没有终极关怀。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中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意思是人死后到哪里去？现实能感知的世界之外有没有神灵？这些问题不去管它。东汉王充的《论衡》更是体现了一种较系统的无神论。再如，古代知识界常讲的一句话：读书人不信鬼神！因而，当近代先进的知识人接触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显然会有一种难得的思想共鸣。
2.关于改造世界与经世致用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明确声称其主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也就是努力在当世实现个人的幸福。这正是中国传统所讲求的。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其最大的特征即“经世致用”，注重“践履”，追求在现实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只有“内圣”落实到“外王”才有意义和价值。传统中国养成的“国民常性”同样重视亲身的体验：“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3.关于群众革命
马克思讲过，旧的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新的阶级要有先进政党领导，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列宁也讲过，当统治阶级统治不下去、被统治阶级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生革命。而中国人对群众革命并不陌生。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几乎每一次王朝更替都是通过农民起义即群众革命实现的。当人们深受压迫，感到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便揭竿而起：造反！因此，在20世纪早期，当频遭厄运的中国人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深得人心，其内心固有的革命情愫一下子又被激活了。
4.关于精神支柱
中国自古就有“圣人传统”和“经学传统”，儒家思想独尊，人们安身立命皆由此出，皆以此为准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正统思想崩溃，人们失去了传统的精神支柱，精神中枢空缺，而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唯一正确性”“真理性”，与传统儒学具有同质性，正好填补这一空缺，代替儒家成为人们新的精神支柱。
5.关于经世、治世的路径
儒家主张要经营天下，必须先修身，修身是入世的路径，同时通过修身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从而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说，中国有一种“以思想治国”的传统。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注重个人修养，注重“思想建设”，提倡先公后私，要求人们以共产主义道德修养作为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曾讲到，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统一思想”或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治党”进而“治国”的一种主要理路。
6.关于理想社会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描绘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而中国自古就有大同社会的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显然，两者有很大的一致性。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后来，他又说道：“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许多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带着大同社会的理想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潜在的、天然的亲和性或契合性。1925年，郭沫若富有想象力地设想马克思与孔子的会谈，对这种亲和性或契合性进行了说明：
——啊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呀！马克斯先生，你来得真难得，真难得！你来到敝庙里来，有什么见教呢……
马克斯说：我是特为领教而来。我们的主义已经传到你们中国，我希望在你们中国能够实现。但是近来有些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不同，所以在你的思想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我便来直接领教你：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和我的主义怎样不同？而且不同到怎样的地步？这些问题，我要深望你能详细地指示……我就先作一番谈话，谈谈我的主义罢。不过我在谈我的主义之先，不得不先说明我的思想的出发点……我们既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当探求的，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这一点我和许多的宗教家，或者玄学家不同，这一点我要请问你：究竟你的思想和我是什么样……
（孔子说：）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不过你要想目前的世界适合于我们的生存，那么要怎样的世界才能适合，要怎样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生存得到最高的幸福呢？你定然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的。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你问我的理想的世界吗？好啊，好啊，你真问得好啊……我是有一个至高至远的理想的世界，我怕是一个顶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生存在这里面，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这样的社会能如是实现了的时候，那岂不是在地上建筑了一座天国吗……
——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你请让我背一段我的旧文章给你听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不是和你的理想完全是一致的吗？
——啊，是的！马克思到此才感叹起来：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会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这几段想象性的对话非常生动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的相通性。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也曾指出，“认为人类由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未来社会主义的五阶段论，使人想到了公羊派有关‘大同’的末世观点”；“在所有的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无疑距离中国思想之基本方向最近”。这种相近、相通和相合，颇能解释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的演进。
三、现代思想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林林总总的学说思想，到1930年代初化约为三大“主义”鼎足而立，上海《民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显然，新月派所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可以说，当时鼎足而立的思想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这样一种局面是五四以后思想界冲突分化、重新聚合和彼此自立的结果。这三大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相对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在人员、派别和纲领上都不甚清晰。加之，“实在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都是千人千面，很难一视同仁”。因此，自由主义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代表的也是一种松散的、若有若无的政治力量。其中，胡适应该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早在1926年，他在一封信中就这样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他似乎既崇尚自由，又倡导自由主义。1935年，他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同年底，他在致汤尔和的信中又说，当年陈独秀被驱出北大，是“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如果陈独秀不是丧失了其教授的“地位”，就不会“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而变得“十分左倾”，以致最终投向革命。考之于胡适五四前后的思想言论，似未曾见提倡过自由主义，至少还没有用过“自由主义”一词，所以，也就谈不上存在一个“北大自由主义者”群体。这说明即使是当事人也很容易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
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概念和思想特征是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胡适等人在批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构了一套自由主义的社会发言模式及行为规范。在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早期关系阶段，自由主义者往往主动进攻三民主义者；而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关系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主动挑战自由主义者。正是在主动挑战和被迫应战的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征才日益凸显。进入1930年代，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逐渐在他认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认。1931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干部彭康指出，“胡适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正是在他认和自认的基础上，在各种思想交融、碰撞和竞争的进程中，胡适的自由主义者身份逐渐获得“公认”，从而使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在一些人看来，自由主义很难从中国传统资源里获得支持，因为中国根本缺乏必备的心理和社会基础。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可能远不如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三民主义而论，按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其来源之一是“因袭”的“吾国固有之思想”。从他晚年诠释的三民主义来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固有之思想”的内容。比如，他特别提倡要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可以自然强盛”。孙中山去世后，三民主义经过戴季陶的诠释，则“完全”变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从某个角度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正是把“固有道德”融进了三民主义之后，才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传统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国民党的成功，已很难考量。但是，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自孙中山晚年始越来越亲近传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3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实践层面和文化领域，更是推行了一系列的“复古”运动。按胡适的说法，“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走上了“拥护本国固有文化”的道路，而国民党的“党治”确也明显地有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子，从其官员升迁的方式到其政策政令的发布，大都给人以“古已有之”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国民党说的是新名词，办的是现代事，用的却是旧工具。
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最初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再受挫，而在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排除其“糟粕”，即转化成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才走向了康庄大道。但是，在内容上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联系，二者的“亲和”体现在要素即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及行为习惯上。
自由主义在中国传统中根本找不到其位置或因素。尽管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人曾论证中国的“自由传统”，但是他们最终未能从中国传统中发掘出自由主义。比如个人主义等理念和制度，不但在传统里找不到相应的联系，甚至还与之相悖。不过，自由主义虽然与中国传统相左，但在中国提倡自由主义的人似乎并未摆脱传统。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在于“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提倡自由主义，所走的大致就是类似“立言”之路。胡适从五四时期倡导新思潮，到1930年代撰写政论；从做国人的“导师”，到做“政治的引路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后人往往根据政争和已知的结果，使本来复杂的思想分明对垒趋于简单化，特别是容易以对立、斗争的眼光审视各种思潮流派，不仅夸大了不同思潮之间的差异，而且忽略各种思潮之中普遍的意识和认知。激进与保守便是观照近现代思想史的一种普遍视角。其实，近代以来，“激进”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真正的“保守”并没有市场，即使被指保守者也往往暗藏激进。维新、革命、“左”倾、进步和近代化等几乎成为绝对不可动摇的价值，可谓群趋如潮，无论哪种力量都有意无意地持之在身和追逐不已，这自然推动近代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
换个角度，如果平实地考察历史上的思想派别，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在众说纷纭中也有共同的思想资源，也有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甚至化为无意识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如此观照，思想史研究似乎可以改变条分缕析、划派标牌的简单做法。同样的学说在此处和彼处，对于不同的人或群体，其被认同的程度、被选取的方面以及产生的效力，都是大相径庭的。拂去蔽障，回归本相，则可发现对立中也有“同一”。比如，在近代中国，无论何种思想，其背后都有或隐或显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1930年代以后，虽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鼎足而立，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自觉不自觉地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思想界，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比如，自由主义者胡适敏锐地指出，“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对这种“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胡适显然十分感慨。他似乎并不认同，但又感到很无奈，不得不面对思想界的这种事实。实际上，他自己也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后来曾说“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所谓“一班知识分子”自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就那时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来讲，对马克思学说去之唯恐不尽，有不少人甚至因“马”字而生罪。但是，在国民党主办或控制的报刊上，马克思学说常常被自觉不自觉地提起或运用。比如，唯物辩证法、社会形态的演进及社会主义的趋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等，这些本来属于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时隐时现，甚至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并不是完全禁忌的。这特别能体现马克思学说的深入程度，也反映了一个未能引起充分注意的历史悖论：政治上的敌对未必能改变思想上的趋同。不无讽刺的是，国民党内被看成理论家的戴季陶、叶青、陶希圣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马克思学说的洗礼。如此情势，在具有“以思想主政”传统的中国，谁胜谁负大概早已成定局。
四、契合性产生的历史影响与启示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正确的三观，显然是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三观。那么，为什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益处呢？实际上，习近平揭示了长期以来理论界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命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有相通性。正是这种亲和性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传统紧密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种亲和性亦是五四以后中国人在各种西方政治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潜在的、无意识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是带着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向西方学习的。这一方面促使马克思主义能够较快地“中国化”，另一方面使中国人往往以传统的形式和内容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具体来说，这种情况至少带来了两种结果：
一是显性的结果，即在实践上迅速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历时仅28年。这种成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结合。毛泽东曾指出，中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革命。农民革命是中国固有的，可谓“中国文化”中的非正统文化即革命文化，而无产阶级领导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最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革命文化的结合，由此迅速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二是隐性的结果，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反封建的深度。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反封建就是党的革命目标之一。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反封建的历程中，一直比较注重反封建主义外化的代表和象征，比如最初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1949年之后则要“破四旧”。封建主义的象征和代表逐一被打倒、摧毁了！但人们头脑中的一些封建主义因素挥之不去，并且有可能作为无意识潜藏起来，很容易导致其在不自觉的行为中难以摆脱封建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治思想方面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
这种情况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在思维领域应该时刻警惕封建主义的复活，同时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点。封建主义在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往往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即使到了今天，它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另一方面，传统中有诸多优秀精华，比如讲求“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再如以仁爱精神规范社会关系。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说，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往往是一种通病。人们常常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反对传统；要保留传统，则不能实现现代化。其实，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一方面传统中存在着适合现代的内容，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其本身也可变成现代性的资源；另一方面，即使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成果，也需要传统的嫁接。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思想同样是如此。在过去的一定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被嫁接到传统文化不好的方面，而在今天新的建设时期，应当特别注意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中优秀的内容相结合。
二是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原典，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启蒙思想体系中脱胎而出的，是在启蒙思想广泛信仰的基础上产生的，即有着坚实的、根深蒂固的启蒙思想基础。当然，中国也经历了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此间“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但封建性的东西根深蒂固。即便到了今天，党员干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在许多方面也都是与封建思想相关的。
2014年，习近平在《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一文中专门针对“封建思想”的典型表现，讲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就是封建主义在当今党员干部身上的一种典型表现。考诸近年落马的中高级官员，普遍存在拉帮结派、裙带关系、家族腐败、不信马列信鬼神、为子女敛财、骄奢淫逸、家长制作风、讲排场搞攀比等封建性行为。这说明，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特别警惕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在思想领域，仍有必要反对头脑中不自觉的封建主义残余。由此，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相结合，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
以纵深和宏观的历史长时空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正统思想备受批判而西方文化备受崇信的语境中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各种外来思潮，渐趋于一枝独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有类似的隐形的“种子”。以他山之石批判传统，本身就体现了传统中固有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否则批判也无以发生。再者，无论对传统进行何等激烈的批判，都是无法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除它的。而以现代为参照对传统的理性批判，使传统中潜性的资源得以张扬，并在无意识中开始发挥作用，孜孜以求新的载体，最终在马克思学说中实现凤凰涅槃，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最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换个角度看，也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层土壤，才使其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44年7月，毛泽东对英国记者斯坦因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有外国研究者发现，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历史上的“典故”同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相合相应的因素，大概就无法被用来阐述“共产主义”并使之“通俗易懂”；如果中国人头脑里没有相感应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则不会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也颇能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何以能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其中，“日用而不觉”是文化“土壤”的一种形象表达，可称之为思维倾向和模式上的“暗合”或“无意识融通”。
五四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后来曾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在此之列。新中国成立前夕，钱端升就明显地感受到，“这些新来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体现着中国人的所有美德，而且同时也是非常马克思化的”。这可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最生动的写照，亦恰如“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认知：“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定位。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结果。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展现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初步自觉。毛泽东论述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这种自觉的理论成果。1943年，在中共中央作出的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中还特别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然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不断实践探索的过程，亦是一个不断理论探索的过程，并不是一次结合得好就代表永远结合得好。后来，在毛泽东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曾出现偏差，“左”的思想背后有不少是传统思想如平均主义等因素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两种结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这两种结合。结合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结合不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遭遇挫折。其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不仅体现在一些结构形式上，而且还体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同类项。大体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结构上有着亲和性，而在“思想精髓”与“思想精华”方面有着契合性。这种亲和性与契合性有的是思想背后的无意识习惯、难以自觉的精神嗜好、不可名状的“形而上”需求，是“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融通”；有的则是有意秉持的并积极追求的“共同价值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自然而然地推动着二者的结合。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性的认知日益清晰，“第二个结合”便逐渐走向了高度自觉的阶段。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这种相结合的高度自觉尤显得意义重大。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