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新近出版的《师友记》共收文50篇，以讲稿、序跋、书评、杂记等形式，分别记述了30余位师友的学术人生，也顺带回顾自己40年来的学术经历。《师友记》中的学者的言传身教、道德文章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作者莫砺锋从私人交往、阅读和记忆出发，表彰师友学问的同时，也记录他们在生命沉浮中的心史轨迹，塑造更为真实饱满的学者群像。作者坦言自己性情沉静，拙于“交际”，或许正是沉静少言的性格和饱经风霜的阅历，使他惯于从“人”的立场出发，立体平实地观照师友的学术与生活，反思现行学术体制的症候。
学者首先是具体的“人”，无法摆脱饥饿贫困、生离死别、世态炎凉的困扰。作者和友人林继中教授因杜诗研究而成为学术同道，并一致认为青年时代忍饥挨饿的经历使他们更容易走进杜甫，领略其诗歌的艺术魅力（《从水仙花说到林继中》）。学者也是有限的个体，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时代洪流的冲击，他们很难置身事外，在极端情况下，学者、师者的身份标签反而会为自身招致莫须有的罪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师友记》从不同角度记述程千帆、沈祖棻这对“文章知己、患难夫妻”在风雨如晦的年月中所经历的至暗时刻和温馨日常，使读者看到时局裹挟之下的人性扭曲，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吴志达、周勃两个武大学生不畏时乱，对程千帆仍以“老师”相称呼的义举，使读者体察到动乱时局中的人性微光。在《沈祖棻的最后五年》一文中，作者借由沈祖棻的日记和诗词，既向读者展现沈祖棻日常生活的萧条和无奈，也揭示“夫妇之爱、师长之恩、朋友之好”在其晚年精神世界中的厚重分量。沈祖棻的意外离世，对程千帆先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程千帆）他多次说，沈祖棻是个好女人，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的苦，我对不起她”（《千帆先生与南京大学》）然程千帆先生并未沉浸于丧妻之痛，而是通过深度整理沈祖棻的遗著，详细笺注《涉江诗词》，回顾与沈祖棻的多难人生，表达深沉哀婉的相思之意。程、沈夫妇一生多难，但他们始终敢爱敢恨，坚持真理，不仅在生活上相濡以沫，在性情人格方面也相得益彰，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儒家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与生俱来的道德理性，以“仁”为内核的道德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古代学人常常视道德为学术的根基，学者的道德修养某种程度上决定其学术格局。程千帆先生曾感慨：“作为一个学者，作学问当然是要紧的，但更重要的是做人！”（《珞珈山下的哀思》）在《师友记》中，学者的私德与学问往往交相辉映。如《缅怀老师的老师》中的刘永济先生，《私德、师德与公德》中的唐圭璋先生，《对一位蔼然长者的琐忆》中的孙望先生，他们无不是学问精严的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又皆是深于用情、笃于道义的君子，刘永济先生的谦虚谨慎、宽厚待人，唐圭璋先生的古道热肠、深情绵渺，孙望先生待人接物的温和谦逊等，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格气质的塑造影响，为学和为人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统一。
正因此如，学者们相信读其书可以识其人，真正的学者将个人著述视为不朽的名山事业，而非争名夺利、沽名钓誉的工具，透过学者的著述可以照见其人的学问和性情，管窥一代学术的风气。莫教授通过阅读师友的著述文字，体察师友的学术品格与道德风采，也表达对当代学术风气和评价导向的担忧。例如，王水照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宋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关键人物，作者透过《王水照文集》的编选体例和内容选题，把握王先生“会通唐宋”的学术造诣、敏锐高远的问题眼光和谦退平和的人格魅力，进而回顾王先生与宋代文学学会筹建、发展的渊源脉络，再次印证了学者的学术品味与其道德品格的正向关联。著述体量不是衡量学术成就的唯一标准，只要言之有物，片言明义的“小品”也可以获得学界的认可，成就学者的不朽名声。作者在《小书大学问》中重点围绕《读常见书札记》《诗词蒙语》两部“小书”，介绍周本淳先生的治学旨趣和学术成就，“这些文章无论长短，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有充足的文献依据，确实是‘采铜于山’的结果”，与此同时，作者也表达对“巨著”涌现时代的学术质量的担忧。
然而，学者身处特定的学术氛围，其学术著述又不得不受到主流评价的影响。早在1995年，作者便敏锐察觉出，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界，似乎存在重文献整理而轻文本分析的倾向，“对于作品本身进行文本分析，一般都认为不容易得到良好的学术成果”（《传经与传道》），尤其是以诗词选注、选译、选评为代表的普及读物，很难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作者本人一向秉承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既重视学者目录、版本、校勘、笺注等文献功底，也强调文本赏析、艺术评价、理论建构等阐释功夫，因此，他认为考据与批评、研究与普及应该互为补充，不宜强分优劣。《师友记》中的刘学锴先生、林继中教授无疑是将文献考据与文本分析、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相结合的典范。二人早年皆有过文献整理的经历，在此基础上，又都投身于唐诗经典的普及工作之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莫教授指出，学者的任务不仅是学术创新，还包含传承文化的使命，要让更多的民众领略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精神遗产，专业的学者以研究的态度编纂面向民众的选本和讲义，必将提升当代经典文化普及的质量和意义。相应地，传统以学术著述、期刊论文为主的评价标准也应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以激发广大研究者的工作热情，这同样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使《师友记》呈现学术批评、学风建设的现实意义。
学术之路向非一马平川，其间总是伴随着欢欣与苦闷，政治环境、学术风气和评价导向等“外部变量”增加学术研究的不确定性。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应具备强烈的主体意识，随波逐流，曲学阿世，能够博取一时的荣誉，终非正道。作者立足学者的主体性，通过回顾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认为环境的眷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传统文史研究更注重日积月累和钻研不懈的意义。《师友记》中的学者的才性阅历、思想性情、学术旨趣不尽一致，但他们普遍对学术抱有敬畏之心，以淡泊的态度抵御外界诱惑，凭借过人的毅力投身于各自的研究领域，笔耕不辍，最终成就“充实而有光辉”的名山事业。《幽燕之士钝如槌》追记于北山先生教授两个班的高中语文，课后趁夜深人静，奋笔疾书，编纂《陆游年谱》，甫一定稿，便继续投身《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的编纂工作。《不息故健，仁者必寿》回顾周勋初先生的治学经历，周先生年轻时曾一度因病辍学，而年近八秩反而精神矍铄，出版《馀波集》《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宋人轶事汇编》《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文心雕龙解析》《唐诗纵横谈》等著作。在作者看来，周先生晚年学术的再度辉煌与其早年的孜孜以求不无关系，从1960到1974年间，他先后完成《九歌新考》《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高适年谱》《韩非子札记》等著作，研究涉及文学史、批评史、文献学和思想史等多个领域，初步展现打通文史哲的恢宏气象。前辈的榜样，同道的砥砺，激励后来的学者在各自园地里持续深耕，勇于超越旧我，开拓新的学术畛域和事业高峰，正如巩本栋教授在荣退仪式上发表的感言，“以退休为新的学术起点，努力前行，做出成绩”（《我的师弟巩本栋》），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学术研究已经超越了职业范畴，而成为人生的信仰和意义的源泉，《师友记》向读者昭示以下事实：优秀的学人并非天生地造，而源于主体自强不息的长期奋斗。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时代之学者也有一时代之心史。记录师友的故事是回望传统的表现，但回望传统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有识于当下，更有待于将来。
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文学研究的演进最终落实于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充分尊重“人”的有限性，激发“人”的主体性，才能推动文学研究的传承创新。时至今日，尽管学术体制日新月异，但学术圈外的民众仍以为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不食人间烟火，工作清闲，生活优越，这种“滤镜”在某种意义上遮蔽学术研究的不确定性，忽视了学者承受的生活压力和工作负荷，自然也就消解研究过程中的苦闷和辛酸。《师友记》正是一部以“人”为本的学林漫话和学者心史，立足人作为“有限的主体”的事实，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学术的多元思考合而为一，既如实记录学者的生活遭际、命途轨迹和心史历程，更努力发掘优秀学者的道德修养、主体精神和学术成就之间的潜在关联。从这一角度而言，《师友记》不仅可以为学术同道提供资闲谈的学林掌故，还可为身陷内卷困局的青年学者提供破局的思路，为学术圈外的民众感受文史研究工作的艰辛，管窥学者的私人生活提供视角。
（作者系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副教授。本文刊发于《博览群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