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先生著《朱熹文学研究》初版于2000年，读者求购不得，商务印书馆遂于2023年将此书选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以嘉惠学林。二十多年来，这部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之所以常读常新，散发着无尽的学术魅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截断众流，绕开历代关于朱熹的大量论述，直接以朱熹本人的论著为研究对象，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朱熹在理学宗师光环下的文学家面目。全书将文艺学与文献学、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精密结合，精义迭现，在方法论方面颇具启示性。
一、 截断众流：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相适应
作为宋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已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这一点，既可见之于林庆彰主编《朱子学研究书目》所载录的1900-1991年间两千多种与朱熹有关的研究著作，亦表现为学界对朱熹学术思想的不同层面如诠释学、知行观和易学等研究现状的总结[1]。然而，朱熹的文学家形象一直晦而不显。千百年来，由于程朱理学长期被尊为官方哲学，理学的非文学和反文学性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强化。于是乎，遮蔽朱熹文学成就的因素其实来自理学与文学这两个看似对立的阵营：理学的提倡者以哲学眼光误读朱熹文学，理学的反对者则脱离历史情境苛求朱熹。因此，在现代读者和朱熹的文学面目间，横亘着一道由理学与文学的恩恩怨怨筑成的障碍。少数学者曾经尝试着肯定朱熹的文学成就，但因为难以摆脱理学与文学二元对立的思路，仍然未能正确认识朱熹的文学建树。
为了解决这一类似“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困境，莫先生决定搁置上述历史重负，“力图根据朱熹自己的活动（稍及其同时代人对他的评判）来复原他作为文学家的本来面目”，这一研究视角无疑具有截断众流的意味，为该书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其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的做法，首先表现在该书的结构上。全书分为朱熹的生平及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诗经学、楚辞学、《韩文考异》等七章，前四章为朱熹文学总论，后三章分析朱熹文学批评的个案。显然，此书是遵循文学家研究的惯例，围绕朱熹的文学业绩展开论述的。从文学作品和论著出发的研究视角，不仅意味着对一切出于理学立场的偏见的颠覆，而且动摇了理学与文学的对峙状态。
其次，在考察朱熹的文学活动时，作者从时间跨度上证明朱熹对文学著作的喜爱贯穿其一生。换言之，作者不仅指出“朱熹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是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和注释”，而且通过梳理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的成书过程，凸显上述文学活动的旷日持久，从而以文学活动的时间跨度来体现朱熹对《诗经》、《楚辞》和韩文的痴迷。具体说来，作者在以下三方面的论述值得注意：一，莫先生论证《诗集传》的撰写大约始于淳熙四年（1177），而其修订则一直持续到庆元五年（1199）即朱熹去世前一年。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反复强调朱熹从怀疑《小序》到公然抛弃《小序》的过程颇长，朱熹生前对《诗集传》的修订一直在持续。二，该书又论述了朱熹《楚辞集注》动笔很晚而相关的楚辞研究早已开始，并且，在完成《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之后，朱熹又着手编撰《楚辞后语》和《楚辞音考》，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即庆元六年（1200）还在与巩仲至的信中述及《楚辞音考》的撰述意图，朱熹对《楚辞》的关注可谓死而后已。三，作者梳理《韩文考异》的成书，也提出了其“编撰过程长达四年以上”的看法。以上论述着力彰显诸著的成书时间之长，显然意在表彰朱熹治学谨慎、厚积薄发的学风，又在客观上勾画出朱熹一生钟爱文学、对《诗经》、《楚辞》和《韩文》爱不释手的风貌，恰与该书聚焦于朱熹文学业绩的框架桴鼓相应。
再次，与重视朱熹文学活动的时间跨度相类似，作者还从诗歌创作的频率来分析朱熹的吟兴，比如，在南岳唱酬中，朱熹于二十天中作诗四十八首，其后的归途中更是每天多达三、四首，且朱熹从幼至老都吟咏不绝，此类论述都着眼于文学创作的密度以凸显朱熹作为文学家的风貌。
最后，作者还从朱熹的形象气质中窥探其文学家面目。《朱子语类》卷一〇七载：“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记，举辄成诵。微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每爱诵屈原《楚骚》、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已。”据此，作者敏锐地体会到“读了这段话之后，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正是一位富有文学情趣的学者形象吗？”的确，这一描述使人联想起明清之际的文学评点家金圣叹述及其友王斫山曾如是想象王羲之的生活状态：“斫山每语圣叹云：‘王羲之若闲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细数其须，门生执巾侍立其侧，常至终日都无一语。’圣叹问此故事出于何书，斫山云：‘吾知之’。”[2]朱熹目不转睛地观看山水草木的样子，像极了王羲之终日细数庭花的风貌，双方皆带有浓郁的文艺气息。
搁置朱熹文学的历史评价而专注于其文学活动，这一做法有助于避开理学宗师之桂冠的光环，因而最有利于拨开一直以来笼罩着朱熹文学成就的迷雾。寻求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是莫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尤其重视的层面之一。莫先生曾经指出：“关于方法的眼光，就是解决一个问题，要选择什么方法来解决。方法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方法本身的好与坏，主要体现在方法对于研究题目符合不符合、恰当不恰当。”[3]与此相关联，莫先生常提及朱熹借用大慧宗杲的寸铁杀人之喻来“总论为学之方”。《鹤林玉露》卷七：“宗杲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文公亦喜其说。”莫先生曾从不同层面来论述“寸铁杀人”的含义（详下），其中之一是从“只要击中要害，很小的武器就能发挥效用”这一本义出发，引申出“方法一定要跟你的研究对象契合、适用”的主张。莫先生对“寸铁杀人”之喻的这一解读，揭示了“从其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这一研究视角本身受惠于朱熹学术思想，因而与“朱熹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天然的贴合。
二、壁立千仞：发掘朱熹文学的独特性且攻克相关难题
从朱熹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该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揭示了朱熹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复杂性及其内在联系。同时，朱熹文学的独特性往往涉及到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若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难题，而作者凭借着深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与敏锐的文学鉴识力，总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地将研究推向深入。
强调朱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和创新性，是与朱熹文学的本质特征相一致的学术追求。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朱熹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已从多方面论述了朱熹善于独立思考、富于疑古精神的倾向。与此相适应，作者层层递进地阐述朱熹诗文的独特个性和文学批评的创新性。正如莫先生《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一文所指出的：“就象优秀的诗人总是具有独特的风格特征一样，优秀的学者也应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该书揭示了朱熹将诗情与理趣融为一体、无意求工的清远诗风和平正畅达的散文等文学特征，着力论证上述特征都是朱熹文学戛戛独造的层面。就文学批评而论，作者一再阐明朱熹之说的独创倾向，比如，朱熹赞赏陶渊明诗，指出“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该书认为此说与苏轼“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有所不同，比黄庭坚“渊明直寄焉耳”更为清晰，又受到杨时“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一说的影响，但语意比后者更为显豁（第150-151页）这段论述对比朱熹的“渊明诗平淡”说与苏轼、黄庭坚和杨时的类似说法之异同，揭示出朱熹之说既准确又显豁的优点。概言之，“朱熹此说与苏轼、黄庭坚对陶诗的推奖是分不开的，但朱熹不但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表述得更加明晰。”
在深入发掘朱熹文学独创性和个性的同时，作者不避繁难，对于朱熹文学中容易混淆、难以辨明的若干问题，以庖丁解牛的方式，批大郤，导大窾，游刃有余地切中问题的要害。比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在阐述朱熹理趣诗创作的成就时，层层剥茧地阐明了朱熹理趣诗与其他理学家的区别、朱熹哪些诗作称得上真正优秀的理趣诗以及朱熹擅长写理趣诗的内在原因。其中最具启发性的论述有以下几点：一，邵雍《闲行吟》、程颢《秋日偶成》等理学家的吟风弄月之作的主要宗旨是表达对某种人生哲理或道德境界的体认，朱熹对这类诗歌的欣赏并非从文学价值出发，而是品味诗中蕴含的圣贤气象。二，朱熹《栖贤院三峡桥》等写景诗追慕苏轼相关诗作，已跳出理学家体道证圣的窠臼，转而表现审美愉悦。三，写好理趣诗的必要条件是擅长思辨，充分条件是诗人具备形象思维的高超能力。换言之，真正优秀的理趣诗必须“把精警、微妙的哲理寓于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实现哲学思考和文学表现的完美结合”，因而苏轼备受关注的理趣诗《题西林壁》和《题沈君琴》中，只有前者堪称优秀。同样，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和《春日》通过展示生动的画像来启迪读者领悟哲理，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造成了所写之理的模糊性和无限性”，概言之，由于“含义如此丰富，表现如此蕴藉”，这两首诗洵为宋代理趣诗的上品。莫先生的这些精彩论述折射了理趣诗的境界也有类似“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和“看山还是山”的高下之分。由于作者确立了写好理趣诗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和《春日》等作的文学成就及其奥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的论述。
以上论述不仅层层深入地揭示了朱熹理趣诗的本质特征，而且向读者阐明如何鉴别理趣诗的高下这一聚讼纷纭的学术难题。此类当行本色之论，若非对诗歌艺术有敏锐的感悟，是不可能说得如此亲切的。
三、 每射破的：精准把握朱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莫先生曾经评述程千帆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两次赞誉其结论的准确，如云：“无论是撰写完整的文学史论著，还是进行个别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都不能离开史的意识，否则就难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更不能准确地揭示所论对象的价值和意义。”又云：“在弄清从‘体物’到‘禁体物’的发展过程以后，论文便对‘禁体物’的意义和局限作出了准确的评判。”由此可见，在研究文学史论著和作家作品的历史意义时，“准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鹄的，而追求“准确”的主要途径不外乎实事求是地加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与客观公允地揭示研究对象的得失尤其是局限。莫先生在《朱熹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版）的《重版补记》中自谦云：“（拙著）对朱熹学术精神的归纳尚称准确”，从其对已有朱熹文学研究成果的评骘来看，对于“准确”的追求也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对于清代王懋竑认为朱熹《韩文考异》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或庆元四年（1198）之说，作者指出：“我认为王懋竑的两种说法都欠准确”，因此，莫先生依据朱熹《与方伯谟》等书信及相关的疾病和科举信息，得出了《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五年的结论，可为定谳。
在力求结论准确方面，莫先生的别具手眼之处在于始终采取多维而非单一坐标来对朱熹文学加以定位。“要相对客观准确地评价历史事件，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将各种可能的因素全面地、合理地分解为一些基本维度，形成一个多维网格系统，或多维坐标系统。”[4]对于朱熹的文学气质、风格和成就，作者虽然推崇备至，但始终将评价建立在尽可能精确的多维坐标之上。
一，从文学成就而论，作者设立南宋理学家之文和文学家之文两重坐标，既申论朱熹文学优于其他理学家，又承认其文学创作和理论难以摆脱理学家的局限。具体说来，一方面，作者认为朱熹在南宋理学家中文学成就最高，因而他赞誉朱熹“是宋代最倾心于诗歌美的理学家，是一位真正合格的诗人。”（第65页），又云：“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素养最高的人”（第31页），还称赞朱熹《栖贤院三峡桥》等作云：“朱熹此类诗作的价值在宋代理学家诗中是卓尔不群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作者将朱熹的文学成就与宋代文学大家相比较时，作者的分寸感尤其恰到好处。比如，在论述朱熹的感时抚事之作与陈与义、陆游等人的爱国主义诗歌的成就相当之后，作者话锋一转，非常审慎地承认此类诗作在朱熹只是一度为之：“可惜朱熹后来日益沉潜于诚意正心之学，不大再写此类题材了，但是这一度出现的慷慨激昂之音毕竟是不容忽视的。”（第50页）又如，作者比较朱熹《栖贤院三峡桥》与苏轼同题诗作云：“也许朱熹的诗在艺术水准上尚与苏诗相形见绌，但在美学意味上则甚为相近。”（第58页）可见，即便赞誉朱熹的诗作与苏轼桴鼓相应，作者也缜密地将“艺术水准”和“美学意味”分而论之。另一方面，莫先生多次论及朱熹文学作品和观念的不足之处，比如，承认朱熹《困学》、《克己》等诗作体现其理学思想而文学价值不高：“然而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们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的”（第48页）；又如，作者批评朱熹有关苏文的看法云：“如果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说苏文‘华艳’、‘伤于巧’是不合分寸。这是朱熹所不可摆脱的理学家思想的局限所致。”（第144页）值得注意的是，以朱熹散文而论，莫先生虽然援引清人洪亮吉“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一说，指出后人将朱熹散文的成就与陆游诗歌等量齐观，但作者仍然公允地承认朱熹《宁庵记》等文“是理学家所认可的载道之文应具的风貌”（第102页），因而篇末得出“他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古文作手”的结论，可谓顺理成章。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先生对朱熹散文的评价甚至比清人洪亮吉更为谦抑，这不仅是对于研究对象“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更是由于作者为讲求立论精准而有意识地适当克制自己对于朱熹散文的好尚之情。
二、从文学气质而言，作者一方面指出朱熹的诗“离‘诗人之诗’较近而离‘道学之诗’较远”（第55页），另一方面敏锐地捕捉到朱熹灵魂中的文学家心态与理学家心态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从字面上看，“离‘诗人之诗’较近而离‘道学之诗’较远”的判断与“朱熹是宋代最倾心于诗歌美的理学家”一说相比，似乎对朱熹文学的定位稍有分歧，实际上，前者就朱熹的文学气质和心态而言，后者主要着眼于朱熹的文学成就。与此相关联，该书发前人所未发，多次揭示朱熹心灵深处的文学家趣味和理学家倾向两相交战而互有胜负。作者指出，朱熹对诗歌创作，时有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心态，与这一矛盾心态相契合，朱熹的理学趣味与文学爱好“两者战于胸中”，输赢不定，有时是诗人朱熹占了上风，比如，莫先生指出朱熹《武夷棹歌》组诗“与理学家朱熹没多少关系，它们是诗人朱熹以活泼的诗心摹仿民歌而写成的天籁之作”（第81-82页）；又如，对于朱熹《百丈山记》，作者赞誉道：“朱熹散文中经常充溢的实用功能就完全让位于审美功能了，一向被压抑着的艺术才华得以充分发挥。若仅仅从文学的角度着眼，我们真遗憾朱熹不是个单纯的文士，要不然的话，他该留下多少像《百丈山记》一样的佳作啊！”（第92页）在此，作者喜见朱熹的审美气质占了上风，几乎笔歌墨舞。即便如此，作为一位追求结论准确的严谨学者，作者也承认有时候理学家的朱熹更为强势，因而“朱熹的一部分诗作是与北宋理学家的诗如出一辙的”（第45页），又如，朱熹对韩愈、苏轼文章的贬责，其实质是“理学家朱熹的观点而不是文学家朱熹的意见”（第125页）。此类论述洞察朱熹的心灵世界，“有时简直是与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5]，既是“用心灵的火花去撞击古人”[6]的感性思维，更是以动态坐标精密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理性思维。
莫先生曾经赞誉程千帆先生与张宏生老师合作的《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一文“所作的比较的实质是把所论对象置于整个文学史的座标中进行定位”，显然，莫著《朱熹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推进体现为多维坐标的运用。比如，在分析朱熹《客舍听雨》和《试院即事》的诗歌风格时，作者采用“陶、谢诗风”和“韦应物诗”的双重坐标，一方面点明《客舍听雨》“暮景含余清”一句源自谢灵运《游南亭》“密林含余清”以及全诗的朴素风格与陶诗类似，另一方面着力论述朱熹两诗的直接效仿对象是韦应物诗，其原因不是局部的、表面的字句借鉴，而是整体的、内在的风格神似。为了充分论证这一点，作者又分析朱熹对韦应物诗的评价，指出朱熹对韦应物的多样诗风独取“闲淡自然”一路，通过比较朱诗与韦诗的意象和情感以论证两者在闲淡自然风格上的相似，并进一步说明两诗的内蕴不同但“淡泊而未至于枯寂的情趣却十分相似”。以上论述在“陶、谢诗风——韦应物诗”这一主要的多维坐标之外，又架设了“韦应物诗的多样性面貌——韦诗闲淡自然的风格”、“语言——写景”、“颜色—光线—声响”、“字句借鉴——整体风格”、“内蕴——情趣”等辅助性的多重坐标，从而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朱熹的“清远诗风”及其艺术渊源。
四、 感知合一：以“两点论”研究古代文学的典范之作
众所周知，程千帆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倡将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的“两点论”，这一方法也可以表述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重”。在“朱熹文学研究”这一课题中践履这一方法论，可说是再合适不过。莫先生《朱熹文学研究》堪称以“两点论”研究古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方面，该书重视文学研究逻辑和文献学研究中的感发意义，尤其富于启发性。
《朱熹文学研究》一书的问题意识、结构和语言都体现了将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的努力。其一，作者在《重版补记》中回忆道：“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长期被教科书说成轻视文学、排斥文学的理学家其实是一位文学大师”，换言之，南宋理学家朱熹文学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就同时具有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融合与冲突。其二，就结构而论，该书的前四章考察朱熹的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就问题本身来说偏于形象思维，但作者在具体研究中处处强调“逻辑”（详下）；该书第五至七章研究朱熹对《诗经》、《楚辞》和《韩文》等典籍的整理，《重版补记》指出“这是朱熹毕生事业的最大成就，是他对传统文化作出的最大贡献”，可见作者对朱熹的文献学成就赞不绝口，与此同时，作为朱熹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朱熹的典籍整理研究的论述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于文学感发性的关注。其三，在语言方面，全书以精警的逻辑分析为主，同时穿插着一些优美的赏析。比如，作者品鉴朱熹效陶渊明《游斜川》诗曰：“情感上虽有欢愉与惆怅的变化，但心情相当平淡，变化也很舒缓，一切都是襟怀的自然流露。”（第71页）正是由于这些赏析文字，作者的结论即朱熹对陶诗“在理性的论析中含有感性的把握”就格外令人信服。又如，作者解读朱熹《武夷棹歌》云：“岩船之古老使诗人兴时光迅速之叹，数声柔橹也使他悟得万古寂寞之心”，类似神来之笔无疑有助于读者领悟朱熹理趣诗的高妙之处。
从“两点论”的角度来看，该书在逻辑思维方面的突出之处是提示了文学研究的不同层面都存在着合乎逻辑的关系。如果说作者在分析朱熹的政论文、学术著述和文学理论时赞誉其逻辑上的优点乃顺理成章，那么论述朱熹诗风和文风时关注其中的逻辑，就可谓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了。一方面，作者赞誉朱熹《壬午应诏封事》“在逻辑上具有不容辩驳的力量” （第84页），又褒奖朱熹《读唐志》“逻辑上滴水不漏”（第89页），还指出“在朱熹的文学理论中，反对过于讲究形式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第127页），凡此都切中要害地阐述了朱熹的逻辑思维与其文学成就、文学倾向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分析方回论朱熹诗的艺术渊源往往仅及陈师道这一问题时，作者指出前人尚未注意到方回对黄庭坚和陈师道有所轩轾，朱熹对黄、陈的态度又与方回很相似，于是作者得出以下结论：“所以朱熹诗风与陈师道较接近，是合于逻辑的文学现象。”（第75页）此说实质上揭示了诗风异同问题上的逻辑联系，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莫先生先后援引“寸铁杀人”之说（第91、95页），赞誉朱熹《百丈山记》、《记孙觌事》切中要害、探骊得珠的文风，足证逻辑性也是衡量文风的重要尺度。
同样，作者在有关朱熹的经典注释的研究中强调暗示和联想，这正是在文献学研究中重视感性思维的表现。在分析朱熹对于《诗经》“兴”的解读时，作者的以下阐述尤其值得注意：“既然‘兴’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演化过程，它的内涵就一定十分丰富，其性质也一定比较模糊，任何过于明确的定义都可能对它造成削足适履的损害。”（第238页）这一说法使人联想起作者对理趣诗的“模糊性和无限性”的论述，可见作者实质上是从文学手法和形象思维的角度理解“兴”的本质。又如，莫先生在肯定朱熹对屈原《九歌》的忠爱之情的解读时指出：“因为屈原在《九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之情，只是一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暗示或联想”（第261页），这一洞见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九歌》的形象思维的妙处，与程千帆先生《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的以下论述相呼应：“世之诵此诗者，设于李唐一代之贡举制度与其习俗，所知甚悉，则吟讽之际，联想必多，感兴亦自然深厚。”作者在论述朱熹的经典诠释时多次提及的“模糊性”，正与感兴深厚的文学追求互为因果。
综上所述，《朱熹文学研究》在研究思路上截断众流地搁置千百年来理学与文学的恩恩怨怨，直接从朱熹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来还原其作为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作者在着力发掘朱熹文学创作和理论之独创性的同时，阐明何为“真正优秀的理趣诗”等聚讼纷纭的学术难题。全书通过对多维坐标和动态坐标的综合运用，力求准确地把握朱熹的文学成就和文学气质，其中的分寸感令人钦佩。此外，莫先生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密切结合，剖析了朱熹文学研究中的多层逻辑关系，在考察朱熹对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中强调暗示、联想和模糊性，堪称以 “两点论”研究古代文学的典范之作。
注释：
[1] 参见耿芳朝《近三十年朱熹诠释学研究述评》（《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姜文华《近二十年来朱熹易学思想研究述评》（《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和唐陈鹏《朱子知行观研究综述(2008-2018)》（《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2]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四《借厢》夹批、卷五《请宴》总评，《金圣叹全集》贰，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913、956、957页。
[3] 莫砺锋《功底与眼光》，《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12期。
[4] 刘洁民《数学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94页。
[5] 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6] 程千帆先生《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82页。
>原载《名作欣赏》2025年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