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1949—），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兼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莫砺锋文集》十卷。
○黄伟豪，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莫老师，非常感谢您于百忙之中拨冗接受这次访谈！您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无论在现代中国教育体制上，抑或在古代文学学科上，都是历史转折过程的亲历者与见证人。请问您能谈谈这一经历如何影响到您本人的治学道路，以及整个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吗？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照抄苏联的，所谓“副博士”学位就完全是从苏联引进的。由于当时整个教育都不太正常，研究生培养也是时断时续，所以严格地说，新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才逐步正规化、制度化的，博士生培养也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我正巧遇上了这个时期，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博士生。我1966年高中毕业，正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止招生，两年后就下乡插队去了。在农村种了十年地，到了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我当时正在安徽农村，就考进了安徽大学外文系的英语专业。一年以后，我提前考研，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在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匡亚明校长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国家正在制订学位条例，不久就会颁布实行，并鼓励我们成为首批硕士和博士。果然，为期两年的学习尚未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就颁布了。1982年年初，南京大学开始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二十多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资格的博士生导师，但是学校考虑到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不宜把步子迈得太大，所以在全校遴选了十位德高望重的博导，每人只招收一个博士研究生，来为今后的博士生培养积累经验。我的导师程千帆教授也在学校遴选的十位博导之列。由于那次招生具有试点的性质，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考，而是在本校已经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中选拔。于是，我就成了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1984年10月，我在南大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这只是一个巧合，并没有特殊的意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南大中文系只有程先生一人具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由于当时学位制度刚刚施行，如何培养合格的博士，大家心中都没数。程先生也不例外，他日夜思索这个问题：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呢？为了有一个参照标准，程先生从图书馆借来了外国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已经公开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仔细阅读，比较揣摩。十来本博士学位论文读完后，程先生才心中有数。于是他邀请本系的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在我毕业以前，系里没有招收第二个博士生，所以在将近三年的时期内，整个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在负责指导，于是我接受了非常全面、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说实话，我在攻博期间真是“吃尽苦头”，但是那种严格的训练让我受益匪浅。我没有在中文系读过本科，学习古代文学完全是半路出家，而且开始读博时已年过而立，能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完全应归功于程先生和指导小组的老师，换句话说，应该归功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博士点。当时的培养方式还没有严格的制度化，比如说导师们为我设计的学位课程都采取专书研读的方式，没在教室里授过课，也没有学分的规定。那种培养模式有点像匠人带学徒，一切都是手把手地教，不像现在这样一切都严格按照章程来进行。我觉得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学科范围内，那种培养模式还是有其优点的，这个模式基本上规定了我日后的治学道路。至于对整个学科来说，当然各个学校、名个导师都有不同的培养路数，很难说有多大的影响。
○您师承自程千帆先生，而程先生师承自黄侃，黄侃又师承自章太炎等人，从中似乎看到有一条很清晰的学术渊源与师承脉络，即“章黄学派”或“东南学术”。这种学风如何对您打下烙印？又为何在当今学术研究领域显得尤为重要？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与成立于1888年的南京汇文书院所开设的国文课程，而1914年9月由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设立的国文预科班和国文专修科则是我院的直接源头。南大文学院的学术传统则发轫于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学者所建立的“东南学术”。章黄学派与东南学术两者有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就“东南学术”来说，它的最大特色是理性、持重、稳健的学术品格，她在追求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特别重视人文关怀，在倡导新文化的同时非常强调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进入新时期以后，程千帆先生在治学精神上继承了东南学术的传统，也有其个人的独特风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考证与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两翼，前代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精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绝少往来，甚者至于互相轻视，唯我独尊。精于考证的学者常常觉得专搞批评的人流于空疏，而长于批评的学者则往往认为专攻考证的人陷于烦琐。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大概是当代第一人。程先生的研究工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一部《程千帆全集》正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范例。程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证性质。他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他所作的研究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从来不发凿空高论。也就是说，程先生的学术研究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而不是不痛不痒的清谈。程先生在学术上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这种学术理念。由于当代学术界在学风上难免有浮躁、空疏的缺点，而程先生的学术理念恰好是针对这些缺点的一帖良药，所以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千帆先生是如何教授学生的？他是如何上课的？在和先生相处的过程中，哪些场景或画面一直让您念念不忘？
●程先生本人绝对是位“教学名师”，讲课时神采奕奕，语言流畅生动，更重要的是他总是采取启发式的讲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非常注重方法论的训练。我听的两门课都是研究生课，先生更加重视培养我们的学术能力。比如“杜诗研究”课，他提出许多问题让我们思考，同时也提出新的观点让我们体会。他前后两次讲这门课，我与师弟张宏生便在他的启发和引领下深入思考杜诗，并各自与他合写4篇论文，最后结成一集，便是《被开拓的诗世界》那本杜诗论文集。当然，先生教导我们的主要方式是到他家去座谈，每两周一次，每次半天，雷打不动，那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立雪程门22年，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如在目前。最难忘是他临终之前的场景，我在《好老师，好学生》这篇短文中有所记载：“今年6月1日，即程先生突发脑梗塞住进南京脑科医院抢救的第16天，也就是先生去世的前2天，程丽则师姐从医院打电话催我快去，说程先生正在不断地喊我的名字。我匆匆赶到先生的病榻边，他已不省人事。过了一会，他喃喃地说了几句难以听清的话，突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相当清晰地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先生牵挂着黄季刚先生日记的出版，因为这部日记虽然早已由程先生整理完毕，且已在出版社排版，但尚未印出，这是先生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事情。要知道，由我负责编辑的十五卷本的程先生的全集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最后的一批校样早已寄回出版社，程先生在人生的最后瞬间不问他本人全集的事，却念念不忘黄季刚先生的书，这绝不是出于偶然。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程先生对老师们的敬慕之情，就类似于这种感情。应该说，程先生的一生在学术和教学两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他是完全无愧于他的各位老师的。然而程先生自己却总是为自己没有能光大师门学术而自愧、自责。在尊师重道这个方面，程先生堪称典范。身教重于言教，我后来曾为程先生主编过两套全集，便是继承程先生精神的一点体现。
○您在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学术训练。先生对学生有哪些要求，让您受益终生的是什么？是否对您留校后指导学生也产生了影响？
●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按理说他完全能够胜任对我的指导。但为了让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能受到更严格的培养，程先生特地专门成立了一个指导小组。刚才说过，我在读博期间“吃尽苦头”，但诸位先生的严格训练确实让我受益终生。程先生一生中最多的心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他在遗嘱中有一段话：“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当时程先生曾让我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份遗嘱上签名，我看了这几句话，大为震撼：程先生是公认的优秀学者，但他竟然把培养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要！我留校任教后努力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程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首先就是要有认真的态度，要对学生负责，绝对不能误人子弟。我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也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与学生讨论，我现在也是每两周一次跟我的研究生座谈，讨论他们读书中遇到的问题，一谈就是半天。程先生经常引用《庄子》中的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闻一多解释说：“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一曰薪。”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根红烛，其自身发出的光辉是其学术成就，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文化的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使之生生不息。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一根红烛。
○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常被人称为“程门弟子”，这个名称在学术界已经被看成一个优秀的学派。您认为一个学派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其持续的发展和学术创新应如何维持？如何防止学派因近亲繁殖、因循守旧而走向窄化，失去创新的动力？
●所谓“程门弟子”，其概念非常明确，就是程千帆先生培养的一批学生，他们中的多数成员都在南大文学院任教，但也有几位是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工作。至于把“程门弟子”称作“学派”，这是南大以外的某些学者的说法，我们自己从未承认过。程先生生前是不许我们说“程门学派”这个词的，他认为自己远未达到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程度，他说过：“要想成为一个学派的宗主，不但需要才气，还需要福气。”显然他不认为自己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不想谈什么学派，我只能就“程门弟子”这个群体来说说个人的看法。程先生治学也好，培养学生也好，都是着眼于文化传承的大局。所以程先生培养学生时绝无门户之见，他深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经常教导我们要重视兄弟院校的学术传统，要多向兄弟院校的老师们请教，也要认真聆听本系的周勋初等先生的教诲。所谓“程门弟子”，决不是一个自设籓篱的学术群体。我们的学术理念其实与许多兄弟院校的同仁们并无二致，比如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研究和问题意识，在成果形式上重视单篇学术论文，等等。如果一定要说自身的特点，那么大概有两点：一是形成了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文学与史学沟通的治学路数；二是学术视野比较开阔，比较重视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现在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员，除了程先生的及门弟子之外，还有程门的第三代弟子多人，有几位同仁虽然来自其他院校，但大家的学术理念相当接近，关系也很融洽，是一个声同气应的学术群体。我们的学术理念虽然比较一致，但具体的研究范围或主攻方向则是充分尊重个性的，学科从来不要求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研究目标，也很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课题。近年来我们新开辟了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研究领域，都已渐成气象，便是一个明证。我认为只要大家都有真诚的学术追求，一个学术群体是不会因循守旧的，因为学术研究本身便是不断求新的过程。
○自跟随老师您治学以来，我注意到您对于“学者”“学术”的真正含义，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似乎都有着您自身独特的看法。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个人看法吗？
●《汉语大辞典》关于“学术”一词有八项义项，其中比较符合现代人认知的有学问、学识、学说三项。《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则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但是到底专门或系统到什么程度的学问才能称为学术，其界线仍较模糊。而且根据我与理科学者或社会科学学者的接触，他们对学术的理解与我们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必须把讨论的范围限定于人文学科。但即使如此，大家的见解仍是歧说纷纭。历朝正史的人物列传把学者分成儒林、文苑、道学三类，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圈子，身兼数任者有如凤毛麟角。北宋程颐认为学术可分成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和儒者之学。到了清代，姚鼐进而提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虽说“同为不可废”，但从史实来看，好像清代学术史上最享盛名的乾嘉学派最擅长的工作只是“考证”，乾嘉学术从而被后人称为朴学或考据学。至于“义理”与“文章”二者，即使没被彻底否定，也是被束之高阁了。这种倾向一直延伸到现代，最重要的体现便是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他们掌控着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最高话语权。史语所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名称中不包括文学，古人所说的文章之学已被明文排斥在外。我们的学科，即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史语所的评价标准中是不算学术的。这种对辞章之学的轻视当然并非史语所独创，而是由来已久的学术偏见。史语所的独创之处在于，他们又将是否采用西方学术方法也树为标准，著名学者钱穆著作等身，但由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学者，对西学比较陌生，傅斯年就对其极为轻蔑，声称“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以至于钱穆直到晚年才被评上“中研院”院士。史语所在1949年迁台后已经失去了在大陆学界的话语权，但其影响至今尚存。事实上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少数人的专利。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各行其是可也。所以学术评价的事情，最好不要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不但文科与理科迥然相异，就是文科内部的各个分支，也是各有特点，绝无统一规范可言。我认为所谓的学术共同体，最好是限定在较小的学术范畴之内，大家才能有共同语言。否则的话鸡同鸭讲，根本无法对话。
○您曾经提到研究生如果要从事古代诗词研究，首先要学好古典文献学。您认为最近几十年中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你能能具体谈谈个人在这方面的看法吗？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近几十年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实证性研究，包括文献整理与史实考据都得到加强，而且成绩喜人。而以前那种“以论带史”的宏观概论式研究比较少见了。文献史料研究的最大功绩当然是古籍整理，例如一些“全”字头的总集，像《全宋诗》《全宋文》都已出版，以前有关材料散见各书，搜集非易，现在一书在手，就掌握了全部的文献资料。这方面的成就有目皆睹，不用我多说。下面从南大的情况入手，说说文献学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属于两个二级学科，但是在南大我们视它们为一个统一的“两古学科”。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特色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程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个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说法虽异，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当年与程先生一起领导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对上述理念心领神会，程先生的观念成为整个学科的共同理念。三位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并亲自动手做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此外，三位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也十分重视文献学的训练，自从1979年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以来，这门课程30多年从未间断，业已成为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传统课程之一，一届又一届的同学们从这门课程中得到了文献学方法的严格训练。
重视文献学会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水平，举一个例子。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现代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唐诗名篇，清末王闿运说它是“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先生誉之为“诗中的诗”，关于它的分析文章已有数十篇，很难再有新的阐发了。但是程先生又写出一篇关于《春江花月夜》的好论文，他首先从文献学入手，考察了《春江花月夜》在历代总集或选本中入选与否的情况，发现在明代以前，除了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之外，现存的唐宋元文献中都不见此诗踪影，而《乐府诗集》又是对乐府诗不论优劣一概收录的，所以仍可断定明代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此诗。而自从明初高棅《唐诗品汇》选入此诗，特别是李攀龙《古今诗删》入选此诗之后，它就成为重要唐诗选本的必选之作了。历代诗话中的情形也与之类似。这些均说明《春江花月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从明代才开始提升的。程先生这篇论文的重点并非对作品自身的阐释、评价，而是对其影响大小之变化的过程的考察，以及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文学史意义的揭示。此文就是文献与文艺并重的范例，因为它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历史文献材料的全面掌握和梳理之上。我本人也写过一篇论文，指出《唐诗三百首》中选录的署名张旭的《桃花溪》一诗其实不是唐诗，而是北宋书法家蔡襄的作品。虽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两种新编《全唐诗》都已接受我的观点，把这首《桃花溪》从唐诗中剔除了。我认为这对读者准确阅读唐诗显然是有益的。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科，有别于理工科，似乎较为个人化或个性化——不但偏向于独立著述，而且着重个人的长期积累。但是时至今日，原先的自由探索和个人兴趣主导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受到挑战，更强调集体攻关和面向国家社会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式，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这两种研究方式之间应如何协调？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学术研究很难与国家社会重大需求相联系，所以我们的研究还是要以自由探索和个人兴趣来主导。当然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因为在当代的人文学科内，集体课题已经蔚然成风，文史研究也不能例外。50年前，布罗代尔就指出：“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数量，简直呈井喷状增长。不要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是某些专门研究方向，例如唐诗研究、《红楼梦》研究，以一人之力要想及时读完所有新发表的研究著述，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以集体之力量来完成一个项目或一部著作，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但我总觉得关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最好还是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为好。因为这种研究格外需要学术个性，格外需要灵心慧性的独特感悟和截断众流的独到判断，而不是众人拾柴，然后拼合组装成的资料长编。我热切盼望学界中出现梁启超、陈寅恪和钱穆那样的学者，能够举重若轻地从浩繁的文献和复杂的现象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笔则笔，削则削”，写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著作。
当然，某些特定的学术著作，比如中国文学史，情况也许有点不同。应该由个人还是集体来撰写文学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邱燮友早就说过：“个人编写文学史，可能到刘大杰、叶庆炳为止，以后应走集体合作的途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已有一百多年的历程，从鲁迅、刘半农到台静农、钱穆、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文学史的撰写改以集体编著为主要形式。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最流行的、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到了上世纪末，则章培恒和袁行霈分别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也都是集体编著所成。究竟是个人独著好，还是集体编著好？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用作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也许后者更加合适。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穷尽文学史各个分支的内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况且对于现在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教材更容易理解或讲解，也更容易得出考试所需的标准答案，这无疑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当然如果要论学术价值，要引导读者进行独立的思考，从而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这样的功能只有前者才能承担。例如前几年出版的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个人著作，它虽然只是一部根据讲义编成的残稿，却包蕴着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其价值远胜于许多完整无缺的同类著作。可惜那个时代已经远离我们了。当台静农等人研究文学史时，学术积累毕竟较少。如今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来文献整理的成就突过前代，我们能读到的古代作品比前人更多；二来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虽然其中颇多泡沫，但精粗杂陈，不通读一遍又怎能知道你的想法是否与别人重复？所以我同意邱燮友的看法，今人不宜再以一人之力撰写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而只宜撰写断代史或文体史，最好的做法是像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闻一多写《唐诗杂论》那样，或者像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写《普勒的〈大自然的雄伟〉》、伏狄卡写《现代捷克散文的开始》那样，只对某个文学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至于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则用作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比较合适。
○您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诗意人生”这个概念。您能具体谈谈这个概念的含义、实践方式和现代意义吗？
●我所说的诗意人生，不是从海德格尔的哲学观念而来，而是在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时体会出来的。中华先民具有独特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他们不需经过宗教的繁复仪式便能把平凡的现实人生进行升华，使之进入崇高的境界；他们不需要经过形而上学的繁复思考便能领悟人生的真谛。中华文明历经的数千年发展过程已经证实了这种可能性，19、20世纪的西方现代思想也从反面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显然包含着对基督教神学长期遮蔽人性的批判。海德格尔则认为必须扫除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整部形而上学史的迷雾，才能揭示存在的真正本质。所以从原初开始便很少受到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思考的双重遮蔽，未必不是中华民族在领悟人生真谛上的独特优势。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并升华进入诗的境界，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庄子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他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绝对自由，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质享受这一点上则与儒家殊途同归。儒、道两家相反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的诗意把握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儒、道两家对人生的态度，学者或称之为艺术的或审美的人生观，我觉得不如称之为诗意的人生观更为确切。由于诗歌的性质是文学的而非逻辑的，诗歌的思维方式是直觉的而非分析的，诗歌的语言是模糊多义的而非明晰单一的，诗歌的意义是意在言外而非意随言尽的，所以它更能担当起思考并理解人生真谛的重任。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六位文学大家，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诗歌创作也各自成家，但他们都以高远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处的实际环境，他们的人生便是诗意人生。阅读他们用生命写出来的好诗，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这六位诗人都是我愿意交谈的对象，根本不需要学会穿越，因为他们的作品长存于天地之间，陆游说得好：“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读李杜诗》）我们随时可以通过读诗来与他们交谈。
○对于中国古代诗词，您曾提到无论是阅读，还是研究，都应该“感”字当头。从这一点上说，似乎与程千帆先生一脉相承。您能谈谈程先生在这方面对您研究的影响吗？如果说，研究者阅读古代诗词需要“感”字当头的话，那末，这种读法在分析古代诗词作品时有什么好处？您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吗？
●我的话就是从程先生那里来的。程千帆先生说过，研究文学要“感”字当头，阅读作品受到的感动是文学研究的原初动力。我平生有两段比较集中的读书经历，前一段就是我下乡插队务农的十年，后一段是我跟随程先生读研的五年。从学术来看，当然是后五年更重要，那五年中我在程先生的严厉督导下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但要从“感动”的角度来说，倒是十年农村的读书更加值得怀念。插队十年，青春黯淡无光，读书便是那段艰苦岁月中惟一的亮点。是读书滋润了我的心灵，是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几十年后回忆往事，那段经历仍然难以忘怀。当年我所以爱读古典作品，真正的原因是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独自在举目无亲的农村种地，前途无望，我的心情十分苦闷。而古典文学中的好作品，多数就是抒写心中哀怨的。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觉得古人并不遥远，我并不孤独。那十年中我的读书毫无功利目的，也无实际裨益。当时全社会流行读书无用论，当我在农余或雨天捧起书本时，善意的否定劝阻与恶意的冷嘲热讽不绝于耳。我的读书生活时断时续，忽此忽彼，杂乱无章，漫无头绪。由于没人指导，我读书时根本不知何谓学术规范，也绝对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但是由于书少，每本书都会仔细咀嚼，根本不计时间成本。这样读书的好处是可以从容不迫地涵泳、体会，所收获的是内心的感动与人生的启迪。我曾在被狂风刮去屋顶的茅屋里望着满天寒星度过漫漫冬夜，受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伟大胸怀的强烈震撼。我也曾在风雨连天的春夜默诵李后主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感动得近乎销魂。虽然十年中我的书源少得可怜，简直像时断时续的涓涓细流，但毕竟是源头活水，它的注入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清清水塘。我从书中结识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人，他们屈尊走进我的茅屋，与我促膝谈心，引我走上正道。我在少年时代的人生理想原是当科学家或工程师，后来却选择钻故纸堆，从此将灵魂安顿在少陵野老与东坡居士所属的唐朝宋代。长达十年的茅檐读书经历，便是我人生转折的最大契机。光阴迅速，十个寒暑转瞬即逝。当年我在茅檐下读书所获得的那份感动，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这不但体现在我的《莫砺锋诗话》中，也反映在《杜甫评传》之类的学术著作中。
○您有到美国、韩国访学的经历，也曾评述过欧美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请问您对中、外学者在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方面的异同有什么看法？从您本人的经历来看，您认为西方的文学理论或其它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学者的古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方法论上的启迪吗？
●现代学术都具有国际性质，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我本人与少数汉学家有交往，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我1986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与他交谈过几次。1987年我回国后编选了一本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论文集，书名叫《神女之探寻》，在选目上征求过他的意见，还请他与了一篇序。后来直到2009年北大庆祝建校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们才再次见面。近年来宇文才开始到中国访问，我们南大也请他来讲过两次学，但没有机会细谈。我认为宇文所安是欧美非华裔的汉学家中研究中国古诗最优秀的学者，著作很多，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的也有好多种了。他的研究方法比较新颖，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是国内对他的评价似乎过于拔高，可能是震于哈佛大学教授的威名吧，我有点不以为然。我曾写过一篇长篇书评，评宇文的两本成名作——《初唐诗》和《盛唐诗》，我认为书中的硬伤较多。我对他关于古诗的一些判断也不能认同，比如他认为唐代诗人中王维的水平比李杜更高，又如他认为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不如“悠然望南山”，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当然，观点不同不影响学术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宇文所安的著作并不一味地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他是注重文本细读的，不过有时求之过深，未免产生过度阐释的缺点。总体上我还是很佩服宇文所安的，我的书架上就插着好几本他的著作，时常拿下来翻阅。
我认为我们与西方汉学家进行交流时，既要重视他们运用的新方法，又不能对之过份崇拜。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否则再好的方法也只能是花拳绣腿。我非常赞赏朱熹的话，当然他也是引用一个禅师的话头，就是“寸铁可以杀人”。只要功夫过硬，便可以一剑封喉。反之，即使十八般武器轮番上阵，也不能制敌于死命。《水浒传》里的九纹龙史进，一根棍子舞得风车般地转，但是王进用木棒一挑，史进便“扑地望后倒了”。为什么？因为史进的武艺是花拳绣腿，没有实战功用的。如今有些论文贴满了新理论、新术语的标签，话说得云笼雾罩，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那是学术界的花拳绣腿。我认为方法自身无所谓新旧，也难分优劣，一定要与具体的问题相联系才能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传统的文献考订、字句分析等等都是好方法，它们远未过时。有人说传统方法现在都不行了，只有引进西方的新方法、新观念才有出路，那是方法论的神话。我1986年到哈佛访学，当时国内学术界有人提倡所谓的“新三论”，弄得大家心神不定。临走前程先生让我到美国后了解一下所谓“新三论”的情况。没想到事实上美国学界并不用什么“新三论”，那只是少数中国学人臆想出来的。当然我并不排斥西方文艺理论，乃至西方的哲学理论、文化理论，只要真正有利于解决问题，我们何乐而不用呢？我在哈佛一年，编译了《神女之探寻》，收录的十多篇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论文，有三篇是我自己翻译的。宇文所安在为此书的写的序言里明确指出“西方的批评自身也决不能保证提供新的见解”。宇文的著作如今在中国非常红火，其实大家也应该读一读他为《神女之探寻》所写的序言。
○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请问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民国时期的人文学术研究？就中国语言文学的百年历程而言，今天的学术研究相较于民国时期，有哪些进步和不足？
●长江后浪推前浪，学术总是要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从一般的规律来说，今天的学术必然会超越民国学术。但是近现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有时候非学术的因素过于强大，对学术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以至于在某些方面使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我认为，一味地追慕民国学术，或简单地否定民国学术，都是有失偏颇的。民国学术的最大亮点是出现了一批学殖深厚、个性鲜明的大师级人物，比如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如今的学界未见可与比肩者。但是如论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水准，那当然还是今胜于昔，在某些具体的研究方向上已经远迈前贤。毕竟如今的学人是在前代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不可能没有进步。
“中国语言文学的百年历程”的内容太丰富，我没有能力予以评说，我只能谈谈自己稍为熟悉一点的文学史研究。历史学科本来就具有当代性，任何分支的历史都应不断地重写。早在21世纪初期，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提倡“新史学”时就说过“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编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所以我们应该用比较完好的、比较正确的历史，来代替已经陈旧的历史”。话说得平淡无奇，却是不易之论。文学史所处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学，又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就更加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重新编写文学史，才能体现其当代性和主体性。正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样，一代也应有一代之文学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大家对前人的文学史著作多有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有时甚至把这种影响说成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论述大多采取依次罗列作家和作品的章节结构，而忽视了对文学发展脉络也即史的线索的揭示。上述两点也常被简化为“庸俗社会论”和“作家作品论”两句话，对此大家的看法相当一致。既然已经看清了缺点，那么它们的对立面当然就是应予肯定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给予更正确的解释，同时应对文化、社会心理等其他文学背景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更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流程给予最大的关注。我们还应该放弃罗列作家、作品的拼盘式结构，而把理清文学发展演变的线索作为主要的论述方式，等等。
然而，正像俗话所云，“空说容易动手难”，要将这些明白清楚的观念付诸实践，却绝非易事。试以后一点为例。早在20世纪40年代，钱基博就已指出：“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可是文学史的线索不像数学中的曲线那样，可以用图象或公式精确地表示出来。文学史的轨迹是一条乃至数条没有一定规律的、时断时续的曲线，要想用文字把它表达清楚，首先应把一些最重要的轨迹点确定位置，也就是要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有充分的论述，并把它们放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然而仅仅有几个孤立的点尚不足以体现曲线的全貌，于是又必须兼顾构成文学整体风貌的次要作家、作品，并理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即使仅仅在一种文体的范围内已很难兼顾无遗而又主次分明，更何论包含形形色色、互相影响、演变又不尽同步的诸文体的通史型文学史！即使是一些次要的问题，真要创新的话也是举步维艰。比如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是撰写文学史时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的大多数文学史都是按朝代来分期的，大家对此啧有烦言。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的不满是有充足理由的。文学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性，怎么会和封建帝王改朝换代正好重合呢？早在上世纪30年代，胡云翼在《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就已说过：“有许多人很反对用政治史上的分期，来讲文学。他们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说文学的变迁往往不依政治的变迁而变迁。”郑振铎等人还写过专文讨论此事。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假如不按朝代，那么按什么标准来分期呢？有人说按世纪，可是公元的世纪仅有距离耶稣诞生整百年的意义（况且宗教史家认为耶稣并不是诞生于公元元年），它与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又会有什么内在的因果关系？近二三十年来，文学史界有一种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大家都渴望着在总体水平上有所突破，写出超越前人著作的新著来。但是这个目标至今未能实现。学术探究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也永远处于不断变革、不断前进的过程之中。
○您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特别注重普及教育，能谈谈您这项工作背后的理念吗？此外，您是在古代文学普及工作中成就比较突出的学者，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和普及工作的关系？
●我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走上普及工作的道路的。在2004年以前，我一直固守在南京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岗位上，心无旁鹜，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是几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将较多的精力转移到普及工作上来了。首先是2004年我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我缺乏行政才干，又不愿敷衍塞责，当上系主任后顿时陷入烦冗事务的重围，心烦虑乱，连早就选定题目的一篇论文也久久未能动手。烦恼了两个月后，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无法静下心来撰写论文，何不随意写些轻松、散漫的文字？于是我用一年时间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内容是与喜爱古典诗词的朋友谈谈我读诗的感想。诗话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认为此书起到了推荐古诗的作用，这使我深感欣慰。
其次是我走上央视的“百家讲坛”。2001年，南大庆祝百年校庆。校方与央视联系，由“百家讲坛”栏目组到南大来录制几个老师的讲座。我在南大的逸夫馆以《杜甫的文化意义》为题做了一个讲座，后来分成两讲在“百家讲坛”播出。到了2006年，“百家讲坛”的两位编导专程到南大来请我去讲唐诗，还答应让我可以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去讲，也无需事前提供讲稿供他们审阅。于是我在“百家讲坛”以“诗歌唐朝”为题一连讲了14讲，节目播出以后，应听众朋友的建议，我把讲座的内容编成《莫砺锋说唐诗》一书，于2008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印数多达10万册，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我又为“百家讲坛”讲了白居易的专题，根据记录稿整理成《莫砺锋评说白居易》一书，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经过上述活动，我对普及工作的意义加深了认识。从事古代文史研究的学者的活动局限于大学或研究机构里，研究成果仅见于学术刊物或学术著作，与社会大众基本绝缘。其实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古代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从而获得精神滋养。身为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又在古典文学专业领域工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古典诗歌的普及方面做一点工作。近几年我把较多的精力投入普及读物的撰写，2019年出版的《莫砺锋讲唐诗课》荣获“中国好书奖”，让我备受鼓舞。如今高校的学术考评体制，往往片面强调学术论文。但我觉得对于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更应该强调文化传承。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开山祖师，但是孔子自许的格言却是“温故知新”和“述而不作”。他以韦编三绝的精神钻研《易经》，他整理《诗经》，“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朱熹一生著述丰富，但他倾注最多心血的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和《诗集传》《楚辞集注》，反复修订，死而后已。我们应该学习孔子、朱子的榜样，将传承文化视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我们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校勘、笺注等文献整理，还是分析、阐释等文本解读，其共同目标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掌握古代文学。学者当然应该坚持“板凳不厌十年冷”的精神，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把自己束缚在学术象牙塔内。我们应该分出部分时间与精力从事普及工作，为社会大众编写有关古代文学的普及读物，包括作品选注和常识介绍，让大众都认识到古代文学的重要价值。我们这一代人，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有过知青经历的，被“文化大革命”耽误掉一二十年的人，从整个学术史来说，只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者。我们要把从老师那里耳提面命了解到的传统传给学生一辈，薪尽火传，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近年来我比较热心于普及工作。我近年的著作中，自己比较喜欢的并不是《唐宋诗歌续论》等学术著作，而是《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和《诗意人生》。这几本书都是我认真撰写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学术著作少，但它们不能算是“学术成果”，不能用来填写南大的“工作量表”。《莫砺锋诗话》的内容都是老生常谈，我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说说自己阅读唐诗、宋词的感受，为什么觉得它好，为什么受到深深的感动。这本书出版以后，读者还比较喜欢。我以前出了书从来没有读者给我写信，这本书出版以后倒收到好多读者来信，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有意义的。《漫话东坡》也是一样，我从各个方面谈我对于东坡的感受，我希望向大家介绍一个活生生的东坡居士，说说他在风雨人生中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思，我相信这才是古代文学的当代意义之所在。其实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有这个责任，因为既然古代文学这么美，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她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呢？为什么要把教学活动局限在大学围墙之内呢？我觉得只有让广大的读者接受她，才证明你这个结论是对的。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都不来阅读，你说她怎么美，怎么好，有什么意义？现在大家都强调要加强素质教育，好多学校把它片面地理解为吹拉弹唱，但素质教育更重要的内容应是传统文化，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开始知道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从小就知道唐诗宋词是多么优美。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大家来炒一下就完事了的，这需要长时间的坚持，长时间的积淀。说到底，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学术研究与普及工作其实是相倚相成的，要是没有前者作为基础，就无法把后者做好；要是没有后者，前者就会脱离社会与现实。我在中学里本是喜爱数理化的，后来鬼使神差没能如愿当上工程师，现在反倒以钻故纸堆为职业，我只希望能为继承传统文化做一点菲薄的贡献，这就是我的职业理想。
>原载《文治春秋》第一卷（2024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