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宗教问题｡任继愈先生是首先在中国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系统地观察､硏究宗教问题的学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观察､硏究的结果，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宗教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所以宗教硏究只能用历史说明宗教；第二，虚幻性和荒谬性是宗教神学特有的本质，所以宗教硏究必须批判神学；第三，宗教神学的虚幻性和荒谬性将广大人民群众置于愚昧的境地｡因此，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是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硏究宗教问题的学者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无神论
【作者简介】李申，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宗教问题，学界一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谈论宗教问题，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一天就开始了｡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系统地研究宗教问题，则是从任继愈先生开始的｡所以，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对于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的世界三大宗教，“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一般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
任继愈先生那几篇“凤毛麟角”的文章，是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宗教问题的开端｡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不仅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观察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对宗教问题进行过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此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在他们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构成了一个持论正确､结构严谨､覆盖全面的基础丰厚的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任继愈先生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也就是说，在任继愈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观察､研究的成果｡在一段时期里，一些宗教学学者只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宗教观，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宗教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正确的｡
任继愈先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了多少工作，有他的著作为证，也有他所建树的各种事业为证｡本文只谈谈他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观察宗教问题，都观到了什么｡
一､用历史说明宗教
毛泽东《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要点，被任继愈先生概括为八个字:“研究宗教，批判神学”｡怎样研究宗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任继愈先生的观点是：用历史说明宗教｡
2000年，南京大学宗教学系成立，任继愈先生在成立大会上发言的题目是《宗教与宗教研究》｡后来，这篇讲话被收入自选的《竹影集》,题目修改为《用历史说明宗教》｡次年，即2001年，他为即将出版的《宗教小辞典》写“绪论”,这篇绪论也被收入《竹影集》,并且也被命名为《用历史说明宗教》｡两篇文章用了同一个名称，可见任先生是把它作为宗教研究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
所谓“用历史说明宗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表明，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宗教和哲学､道德等一样，都只是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它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只能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出发，才能正确地说明它们:
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也是一种全新的宗教观｡
依据“用历史说明宗教”的宗教观，任继愈先生指出，脱离了原始状态的人文宗教，都要构建两个世界，并宣称现实世界中遭受的苦难能够在超现实的彼岸世界中得到补偿｡然而，关于两个世界的说法，不同的宗教之间不仅各不相同，而且还有各不相同的补偿方式和途径｡这些不同的说法形成了不同的教义和理论｡这些说法的根据，都不是什么神的指示，而是现实利益关系的表现:“它是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一面镜子……是现实生活曲折的反映｡”所以，“我们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说明宗教”。
任继愈先生研究最深入､致力最多的是佛教｡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但其发展壮大却是在中国｡研究者都清楚，中国的佛教和古印度的原始佛教，有着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些差别是如何造成的？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是中国僧人没有恪守佛教本来的教义｡那么，中国僧人为什么敢于变动原来的教义？不少研究者只能归于中国僧人的不忠诚｡然而，在任继愈先生看来，是中国的现实造成了佛教教义的变动｡从印度传来的佛经很多，而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的只有其中的少数｡聪明绝顶的梁启超曾解释说，那被广泛接受的是因为译文的优美｡然而，同样是优秀翻译家的手笔，甚至译文更优美的佛经，却并不被广泛接受｡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马克思的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流派｡中国佛教的不同流派命运也各不相同｡从唐代后期开始，中国佛教几乎是禅宗的一统天下｡这也只能用马克思的“理论的实现程度决定于对理论的需要程度”来解释｡
二､批判神学
“批判神学”,是毛泽东《关于加强宗教的研究》中的原话:“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句话，当然不是说研究宗教的目的只是为了写好哲学史和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对任继愈先生已经发表的那几篇研究佛教的文章的回应，因为任先生那几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宗教的文章中，就有对佛教神学的批判｡
首先是《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这篇文章｡文中指出，东晋以后佛教才正式以佛教哲学的姿态出现｡它和玄学，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封建伦理思想密切结合，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以僧肇为代表的般若学派，以歪曲事实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来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从而诱导人们无视现实的苦难，出家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寻找幸福｡以道生为代表的､宣称人人可以成佛的涅槃学派，则是向人民群众兜售廉价的天堂门票，目的也是让人们忍受现实的苦难，把希望寄托于死后那虚幻的幸福｡
继该文之后，任继愈先生先后撰写了关于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四大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的研究文章｡
在《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中，任继愈先生指出，该宗的领袖人物，从慧文､慧思､智开始，就充分运用了大胆演义的手法｡不管有没有佛教经典的依据，只要是符合他们主观需要的观点，就被纳入他们的哲学体系｡特别是后来湛然的“无情也有佛性”,在佛教经典上找不到任何根据｡在这里，是“用历史说明宗教”的原则，揭开了天台宗教义的真正基础｡天台宗的教义，从所谓“定慧兼修”“止观并重”,到“因缘和合”“三谛圆融”“一念三千”,都是以各种方式抹煞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把一切烦恼的根源归结于个人的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从而教人安于命运，培养人们的奴才人格｡
在否认客观世界真实性方面，禅宗更加极端｡传为惠能所写的“本来无一物”的偈言，更是广泛传播｡他们认为真实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自己的“内心”和本性｡他们宣称，“识心见性”,即可成佛｡其他的一切，心认为有，它就有；心认为无，它就无｡坚信自己的内心，就可以摆脱苦难｡这样，禅宗就把否认客观世界真实性的教义发展到了极端，也把摆脱现实苦难的途径简化到了极端，因此得到更加广大的信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信奉｡同时，也把佛教教人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的奴化思想发展到了极端｡禅宗认为，他们的教义是绝对真理，要认识这套真理，不能靠感觉､经验､逻辑推理等通常的认识手段，也不能靠语言文字｡他们主张“悟”:悟，就是佛；不悟，就是凡夫｡至于如何叫作悟，怎样能够悟？那只能靠你自己去悟！因而他们要达到的“明心见性”的明，实际上是一种惑，是神秘主义｡禅宗后来在“如何叫悟，如何能悟”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和教派纷争，也是他们主张的神秘主义认识手段的必然结果｡
这里列举的任继愈论述天台宗和禅宗的文章，仅仅是他在宗教研究中批判神学的两个事例而已｡更多的是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阅其著作｡
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世界观，和宗教的有神论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无神论者可以和有神论者和平相处､做朋友，为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共同事业一起奋斗｡但无神论和有神论的世界观，是无法调和､无法和平共处的｡讲无神论而不批判有神论，就不是真正的无神论；宣称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宗教而不批判神学，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这个问题上，那种照猫画虎的所谓客观性，只能是有意无意地做了有神论宣传的工具｡
三､宗教神学的虚幻性和荒谬性
佛教研究，是任继愈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宗教问题的开始，也是他研究宗教问题的代表作所在｡这个研究成果，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因为这个成果，使他成为由毛泽东提议而建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于是，他不仅领导全所甚至全国的宗教研究，同时也开始了他对宗教问题的全面考察｡其代表性成果，就是他的《宗教学讲义》｡这本著作是他给北京大学宗教学专业学生的讲课记录，在他逝世以后才出版｡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份记录没有整理完毕｡然而在这仅存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任继愈先生对宗教问题的全面看法｡
《宗教学讲义》开始第一句话，是解释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宗教学: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社会现象，宗教学是研究宗教产生､发展及其消亡的规律的科学｡宗教本身不是科学，它是站在科学的对立面，是反对科学的｡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宗教，这种研究就是科学｡
把“宗教”与“科学”联在一起，许多人似乎难以理解｡任继愈先生解释说，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比如说梦话､撒谎，都不是科学，但它们是科学如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就通俗易懂地说明了宗教学作为研究宗教的科学的学科性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任继愈先生说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对宗教的准确定位，从而和那些把宗教仅仅当作一种“文化现象”的说法，划清了界限｡而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把宗教说成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过是一种护教､媚教的挡风帽｡
任继愈先生接着指出:“西方资产阶级也有宗教学这个名称，这是从中世纪神学沿袭下来的｡神学是从宗教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名称一样，但不是一回事，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宗教学划清了界限｡遗憾的是，虽然新中国的宗教研究是在毛泽东批示的指导下广泛开展起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并不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是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宗教学｡任继愈先生这段话，也是把自己的研究和西方资产阶级宗教学划清了界限｡因此，如果有人把任继愈先生说成是“中国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就是要混淆这个界限｡
在《宗教学讲义》中，任继愈先生特别谈到了当时广泛流行的所谓“宗教五性说”｡不少人把这五性即“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说成宗教的本质｡他指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除了这五性以外，还有一个阶级性｡在他看来，这五性加上阶级性，“是专就宗教作为社会现象的社会群体来说的”｡用宗教研究者爱说的话来说，这里说的仅仅是宗教作为社会组织的特性｡然而，宗教最本质的东西，则是它的教义即宗教的理论建树，这是宗教的灵魂｡而这个灵魂，乃是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意识形态，宗教还有幻想性､直观性､排他性､渗透性，这四种性质，有它思想运动的规律｡前六种特性是宗教和其他上层建筑共有的，后四种是宗教独有的｡
而在后来《关于宗教与无神论问题》的论文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所以具有荒谬性､消极性｡”因为“宗教是用虚幻的方式来反映社会存在，它的反映好像镜子，但照出的影子是歪曲的”｡所以不可能不是荒谬的｡
由此引出的，就是如何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他援引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又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阐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
在这段话后面，任继愈先生解释道:“宗教的社会作用与认识论的错误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的｡从认识论方面看，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的反映；而从社会作用看，它起麻醉作用､鸦片烟的作用｡”
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判断，最近几十年里，宗教学界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然而，不论争论者持什么态度，要想否认宗教的麻醉作用是困难的｡问题在于，在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宗教是否还保留着鸦片烟的作用？任继愈先生的回答是：是的｡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保留着它的鸦片烟作用｡
他论证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过来的｡在一个时期甚至长时期里，不可避免地要保留着旧社会的痕迹，比如某种限度内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我们不能认为外国资本家热心到中国来办厂､办企业，资本家的性质就改变了，不能说资本主义性质与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区别，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个差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不容混淆｡”同样道理:
宗教的本质，欺骗性､麻醉性，不会因为进入社会主义而改变｡但今天没有必要过多地或随时随地地讲宗教是鸦片烟｡不讲不等于说宗教的性质已经改变，也不等于说宗教不具有鸦片烟的本质｡正如我们今天不讲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工人，并不等于说外国资本家不是来赚钱，而是完全出于发善心､无私地帮助我们搞“四化”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正确地执行宗教政策｡
任继愈先生的论述，明确而坚定｡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好，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也是好宗教，不再具有鸦片性质”的人们，如果还是共产党员，如果还愿意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旗帜下从事宗教研究，在任继愈先生的论述面前，应该反省，应该感到脸红｡
在关于宗教是不是鸦片的争论中，有人不无恶意地推论道，这么说，宗教信徒就都是吸毒分子，而宗教职业者就都是鸦片贩子了｡这些话，可以说没有一点学术含量，而只能说是恶意的挑拨｡
共产党人和宗教信仰者､宗教职业者打交道包括合作奋斗，不只一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了共同的解放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任继愈先生说:
教徒与非教徒､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有共同的基础｡这就是爱国主义､建设“四化”的共同基础。
国家富强了，宗教信仰者､非信仰者，都能得到好处｡政治､经济利益的一致是主要的，信仰方面的差异是次要的｡这是社会生活的实际，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不会讲出什么“吸毒分子”之类的话来｡所以任继愈先生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武装我们的头脑，正确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任继愈先生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主张｡
四､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
1963年底，毛泽东批示要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任继愈先生任所长｡筹建工作尚未完成，“文革”开始｡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宗教所的宗教研究工作才正式开始｡鉴于当时有神论泛滥的情形，在任继愈先生的努力下，1978年底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然而，学会成立后不久，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生了如何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学术界有人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实际上，这是一次以任继愈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界与以数位宗教领袖为代表的宗教界关于要不要宣传无神论的争论｡这些宗教领袖的代表人物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刊物上发表论文，认为宣传无神论会影响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并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条款｡宪法修订时最终采纳了这些宗教领袖的意见｡这就从顶层设计上给无神论宣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不久，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工作日益困难，于1987年停止了活动｡随后就进入“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时期｡
任继愈先生认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宣传无神论，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了一块重要的阵地｡于是，1997年，在无神论学会停止活动十年之后，任继愈先生重建了中国无神论学会｡两年后，1999年，在“FLG”xie教包围zn海的紧急关头，任继愈先生携中国无神论学会的负责人向d中央呈交了关于“flg”情况的报告｡不久，“FLG”xie教被取缔｡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无神论的声音第一次有了自己专门的阵地｡四年后，2003年，任继愈先生又带领中国无神论学会的负责人，向党中央建议加强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建议很快得到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认为宣传无神论与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矛盾，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胡锦涛的批示，不仅给无神论的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也给多年前关于宣传无神论会不会妨碍党的宗教政策做了定论｡从此以后，“无神论无人讲”的局面逐步扭转，无神论的声音一步步得到了加强｡
然而，要不要宣传无神论，党内外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普及，就是宣传无神论｡比如，讲了天为什么下雨，普及了相关的科学知识，人们就不会再相信什么雷公电母｡
针对这个论调，任继愈先生曾指示我们认真学习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其中说道: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有神论的信仰，决不仅仅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有神论数千年来积累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处处对应的｡所以列宁要求共产党人，要告诉群众“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这些年来的实践也再次印证了列宁对实际生活的深刻洞察，证明用“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宣传无神论的必要｡
也有人认为，如果是宗教信仰者，他们听到无神论就反感；如果是无神论者，你也用不着宣传｡总之，宣传无神论是没用的，不必进行｡对此，任继愈先生回答说，企图一下子就消灭有神论，让宗教很快消灭，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有些人幻想“消灭疾病”,不过是妄想:
但是，我们发挥医学的作用，把现有的医院办好，提高医护质量，是可以使许多患者消除疾病､恢复健康的……通过教育､实践，使若干人放弃唯心主义，接受唯物主义，不但不是幻想，而且是事实｡
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但对于个人的信仰来说，是可以改变的｡无神论的教育工作做得好，可以使较多的人赞成无神论，使信神的人逐渐减少｡这是可以做到的，是我们现在应该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
近几十年来，无神论宣传经历的一个突出案例，就是揭露特异功能的本质｡
五､反对有神论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热潮兴起于1979年，四川的一位小学生为赢得同学的几支香烟，就声称自己可以耳朵认字｡这本是旧社会庙会上几文钱就可以学到的小魔术，但当时吸引了不少科学家､新闻记者甚至党的高级干部，认为这是科学的新发现，是中华大地的“一声春雷”｡
从此以后，各种特异功能现象就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从耳朵认字到眼睛透视，从眼睛透视到意念移物｡不久，四川一位医生宣称自己可以发气治病｡有人声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仅凭肉体就能向外发出具有巨大能量的“气”｡这种“气”,可以远隔千里万里给人治病，可以击落飞机､导弹｡于是，特异功能又和这种所谓的“气功”结合起来｡二者结合之后最典型的事件，就是有一位气功大师声称在两千里外发功，使清华大学实验室内的化学物质发生只有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发生的化学变化｡《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实验，并刊登了主管科技的副总理以及大科学家们的贺电｡这样神奇的事件，不仅震动了中国，也传到了世界各地｡而在反对者看来，所谓“特异功能”不过是一种魔术；外气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气功”是假的，并称之为“伪气功”｡
反对特异功能和反对伪气功的人士，起初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以及与他们联系密切的有识之士｡因为在他们看来，特异功能和伪气功都是违背科学原理的，都是“伪科学”｡为了壮大反对伪科学的队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两科联盟”｡两科联盟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学术讨论会，任继愈先生积极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在自然科学家们看到特异功能是伪科学的地方，任继愈先生凭借自己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原理以及多年积累的宗教学知识，看到的是新有神论的泛滥｡所谓“特异功能”,就是宗教学里所说的“超自然力”｡而超自然力，就是“神”才具有的能力｡因此，那些被吹捧为最新科学现象的特异功能，不过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于是，就在特异功能和伪气功最为猖獗的20世纪90年代，任继愈先生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并联合反对伪科学的自然科学家加入学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揭露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现象的虚妄｡就在无神论学会重建前后，那些特异功能､气功大师们，纷纷自称为神｡有的称自己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有的称自己是“佛子”,有的说自己可以让太阳放慢速度，有的称自己可以把人培养成神，而他自己是神们的领袖：超级大神｡最后粉墨登场的，是一个叫李洪志的，宣称自己是比耶稣､释迦牟尼都更加伟大的神，可以把人们带到另一个光明幸福的世界｡他创建的组织就是被定性为xie教的“FLG”｡揭露“FLG”xie教的本质，是任继愈先生领导的中国无神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观察宗教问题的重要成果｡
粉碎“FLG”xie教不久，应《人民日报》之邀，任继愈先生发表了《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文章，其中副标题是《谈科学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意义》,文中指出:
当前国际上重大的事变提醒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愚昧也要挨打；在愚昧的基础上，也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因此，我们在努力脱贫的同时，必须进行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那就是努力“脱愚”｡只有整个民族摆脱愚昧，才能真正地脱贫｡摆脱愚昧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
文章发表以后，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杂志都全文或部分转载了这篇文章｡其中“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这里说的“愚”,就是相信有神论，包括相信特异功能和伪气功｡不少人不赞成把相信有神论说成愚昧｡他们说，有些科学家也相信宗教，相信有神论，难道他们也愚昧吗？是的，科学家是聪明的，而且一般说来，是少有的聪明，是传统所说的人中龙凤｡然而，在特异功能盛行的日子里，不少科学家､甚至知名的､泰山北斗级的科学家也相信特异功能｡正是由于他们的相信和支持，才推波助澜造成了近二十年的特异功能热，并且结出了“FLG”这个恶果｡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聪明还是愚昧呢？
在科学发展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人物｡在进化论的发现方面和达尔文齐名的博物学家华莱士，晚年竟然相信起招魂术｡曾经发明了阴极射线管的著名物理学家克鲁克斯，晚年竟痴迷地相信神灵降临的灵异事件，甚至为巫婆神汉们的骗术推波助澜｡
再往上追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秦皇､汉武，加上唐宗，你可以赞扬或者批评他们的政治措施，但谁都不能说他们愚昧｡然而他们却拜倒在方士的脚下，倾全国之力去找不死药｡那位唐宗还真的吃了不死药，导致拉痢不止，英年去世｡纵观他们的一生，是聪明还是愚昧？
任继愈先生解释说:
所谓“专家”,只有在他专业内才是专家，跨出本专业，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属于他的领域的学问，他并不比别人高明｡
这就是说，他和别人一样，在专业以外同样可以是愚昧的｡甚至由于他把主要的精力用于科学，用于专业，在生活和社会经验方面，可能比平常人更加愚昧，更加容易受那些骗术的欺骗，相信有神论的宣传｡这也是传统社会中的读书人被称为“书呆子”,被普通人认为傻气的原因｡
人类自诞生以来，酿造的最大的愚昧事件，就是造一个神，然后拜倒在神的脚下｡历史上宗教的统治，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曲折甚至无奈｡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无神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不断弱化有神论的影响，广泛宣传无神论的观念，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特别是教育青少年，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目标，是每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研究者的责任｡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