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历届政府对台政策长期秉持战略模糊的审慎取向，然而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对台战略迅速走向战略清晰。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对台战略突变的根源值得探究。在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下，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威胁认知显著强化，并在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评估中提升对台战略优先级。高市早苗的错误知觉、自民党内部权力结构、日本战略界与社会层面对台湾问题的倾向，以及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台政策的历史惯性，共同推动日本形成进攻性的国家威胁认知，进而形成激进集中型的对台战略取向。高市内阁的对台战略转型，不仅冲击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还给东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关键词：高市早苗政权/ 日本对台政策/ 新古典现实主义/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洪云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上海 201620）。
原文出处：《东北亚学刊》(津)2026年第3期 第64-86页
标题注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课题(24JDDYZX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区域国别研究”专项课题“东亚地缘变局下日韩涉华舆情风险研判与上海差异化人文交流策略研究”(2025VGB006)。
外交政策突变一般指一国在特定外交议题上突然转向，且往往发生在领导人更迭初期。①以美国为例，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重视同盟体系对霸权护持的作用，并强调“同盟是美国最大的资产”。然而，随着特朗普二度执政，美国对待同盟的态度出现了“交易型”转向，将盟友视为最具交易和掠夺价值的对象。②又如，东盟国家虽然是对冲理论的主要实践区域，然而在阿基诺三世、杜特尔特以及现任的马科斯政府执政期间，菲律宾的对美外交政策一直在追随与疏离之间反复摇摆。③针对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历届政府的对台政策中，战略模糊一直是主流。即便在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之后，“台湾有事”虽成为日本对外运用军事力量的主要想定场景之一，但日本对于“台湾有事”以及“存亡危机事态”的界定仍存在相当大的模糊空间。然而，在高市早苗任首相后，日本对台政策发生了突变。
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称，如果中国在统一台湾问题上“伴随武力行使”，则“构成对日本生存形成威胁的‘存亡危机事态’”，“届时日本会行使集体自卫权”，④彼时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仅半个月。尽管前首相石破茂等人指出“日本历届政府一直避免在台湾问题上下断言”，⑤但高市早苗坚称其“发言遵循历届政府的见解”。⑥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是对安倍“台湾有事”论的极大突破，使日本在对台政策上进一步迈向战略清晰。在当前美国国内新一轮“弃台论”兴起的情形下，日本对台政策事实上相较美国已更为激进。与已有研究不同，笔者强调体系结构压力与国内政治的复杂作用。事实上，对外政策的调整一般是渐进式的，尽管从表征上看对外政策的突变往往在领导人更迭后发生，但究其深层逻辑却是“量变引发质变”的结果。这也要求研究者进一步明确体系结构压力作用于国内政治，进而影响对外政策转型的机制。
一、日本对台政策的分析路径
国内外学界对日本对台政策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当前，此类研究已有诸多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研究路径。
第一，以体系环境变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指出，日本对台政策是日本对国际体系的认知所派生的产物，并强调日本对台政策受制于美日同盟的大框架。⑦随着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美国对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安全互动进行“双重规制”，即在支持日本与台湾地区强化安全互动的同时，又设定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免打破台海地区的均势。⑧日本也随之加大“以台制华”的力度以配合美国与中国大陆开展战略竞争。⑨日本前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原信克将日本对台政策置于日本对中国大陆大战略的框架之下，他认为当前中国大陆面临良好的战略环境，得以将战略资源集中投射至东海方向。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由于先岛诸岛等日本领土毗邻台湾地区，因而“台湾有事”有可能演变成“日本有事”，日本需加强危机管控。⑩由于认为“台湾有事”将对日本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部分日本学者主张通过“反击能力”建设以增强威慑力，力求在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11)日本东海大学讲师、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潮匡人则主张通过“核共享”增强对中国大陆威慑，以避免“台湾有事”。(12)
第二，以国家单元层面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其核心论点是日本虽在对台政策上力有未逮，但仍具备很强的自主性与明确的战略路线。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廉德瑰与东亚国际关系学者利夫等人从历史角度阐述了日本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一中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日本理解和尊重但不直接承认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进而使日本能够与台湾地区长期保持非官方关系。(13)日本与台湾地区共享“民主”身份，以及社会文化的渗透等因素，使二者关系提升至所谓“名义上的非官方”层次。深圳大学台湾法律研究所副所长黄继朝认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并未完全追随美国，而是适时地采取多元对冲策略。(14)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诺布尔认为，虽然日本通过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等行为加强对台非正式关系，但仍坚持“一中政策”并反对“台湾宣布独立”。日本这种政策路线源于日本对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不同的风险评估，而这又使日本与美国共同“协防”台湾的意愿受到质疑。
第三，聚焦于国内政治维度的分析路径。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的研究往往倾向于以日本首相为中心。例如，陈友骏、邱宇鹏等分别关注安倍晋三以及石破茂时期日本对台政策的转型。(15)其原因在于，日本首相的政策理念并非仅代表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而往往与日本保守政治路线的变动有关。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添谷芳秀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对安全议题的态度转变以及保守派势力话语权的扩大等因素，直接影响日本对台政策选择。波兰著名日本研究专家扎科夫斯基研究缘何自民党历届政府对台湾问题产生不同的反应，并指出领导人的政策偏好以及党际政治生态等国内政治因素发挥重要作用。(16)相较之下，鉴于日本对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记忆及特殊情结，中国大陆的日本研究界也十分关注“亲台派”之于日本对台政策的影响。(17)
但是，既有研究关于日本对台政策突变的解释仍有不足。首先，有关研究往往聚焦于单一视角。日本对台政策并非呈现单一且线性发展的逻辑，例如冷战结束后，尽管日本在体系环境变动的影响下，威胁认知日益增强，但是在2016-2018年期间，其对台政策保持一定克制，为此，需要从综合性视角考察当时的政治情境，近年来有关研究开始在这方面做出学理贡献。(18)其次，相关研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特殊性重视不够。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需同时对国际和国内做出回应。其首相就任之初，一般不存在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此时的对外政策更有可能是对体系环境做出的回应。这种对环境的认知，往往是经其国内变量“过滤”的产物。笔者将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尝试对高市内阁对台政策突变的根源进行学术探讨。
二、突变的根源：修正式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框架
新古典现实主义发端于罗斯1998年在国际关系领域期刊《世界政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强调外交政策研究需要“找回国家”，进而将研究从体系结构回落至国家单元层面。(19)此后，里普斯曼、托利弗以及洛贝尔等人将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体系化，阐释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解释外交政策生成方面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的优越性，并探讨诸如决策者认知、国家资源汲取能力、利益集团等中介变量。(20)然而，新古典现实主义也面临一些学术批判，包括称其混淆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以及未有效论证体系自变量与国内中介变量之间关系等。(21)尽管如此，新古典现实主义通过简约的理论框架解释复杂的外交政策，仍具有可行性。在变量选择上，根据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与整合，笔者抽取以体系结构压力为自变量，以领导人意象、国内政治博弈、精英-社会共识、战略文化为中介变量的解释框架(见图1)。需指出的是，既有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更多地关注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忽略了体系结构压力的作用，有一定还原主义研究的倾向。唯有对体系与国内两方面的因果链条进行全面分析，才能真正做到跨层次研究。此外，鉴于日本在二战前曾为崛起国的特殊性，(22)笔者结合大战略理论以及海洋国家的地缘政治特性，扩展本研究的效力。
图1 修正式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参照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自制。参见：Norrin M.Ripsman,Jeffrey W.Taliaferro and Steven E.Lobell,“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Academic,May 1,2016,https://gffggc7dd8f49abfc4979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ook/6274?login=false[2026-02-07]。
(一)自变量：体系结构压力
体系结构压力对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作用。一是国家在体系环境中所处的位置，这决定了该国是否会基于自身的地缘空间以及与他国互动关系扩张军备生产，进而消耗本可以投入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二是国家在体系环境的无政府状态下，体系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对其维持安全的作用，这取决于该国对后者支持的理性研判，否则会陷入战略迷思。需指出的是，应当注意国际体系与地区体系的区别，无论是在冷战中后期抑或当前阶段，东亚地区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并不同步，这也是日本的威胁认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所在。
1.体系位置
国家所处的体系位置分为侧翼与中心，不同的体系位置会塑造国家外部战略环境的包容性或约束性。但若依照地缘特征划分，又可分为陆海复合型国家、陆地国家、海洋国家三类。由于陆海复合型国家往往面临天然的地缘劣势，同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陆海两难选择，这将导致有限的战略资源分配分散，进而使该国陷入战略失焦的困境。(23)相较之下，海洋国家在战略试错的容错率上会相对更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海洋国家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不同于陆海复合型国家在陆海两个战略方向存在张力，海洋国家可以将国家资源根据战略需要投射至特定的方向。与此同时，海洋国家会强调本国作为海洋国家的属性以及海洋战略的价值，并且更多地重视海上通道的重要性。(24)
第二，在国家关系方面，海洋国家排斥陆上霸权，以免均势被打破，进而导致威胁认知增强。(25)尤其是，海洋国家在体系环境变动方面更为敏感，如果有国家同时具备陆海复合型国家、周边大国和崛起国三重身份，海洋国家会倾向于寻求组建遏制型联盟以提升外部制衡能力，同时扩充军备以增强内部制衡能力。
此外，如果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权力转移趋势加快，且海洋国家是霸权国的盟友，则会加大海洋国家对崛起国的遏制力度，甚至采取战略冒险的举动。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以及权力转移的趋势显现，日本对华认知也出现了范式转移。(26)
2.外部支持
近年来，国内学界有研究认为东亚地区呈现两极化竞争趋势。(27)对于前沿支点国家，其面临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地区性两极对抗，如果崛起国是周边大国而霸权国是较远盟友，其战略环境面临很强的约束性。在此背景下，前沿支点国家会采取何种生存策略，取决于霸权国是否从外部提供支持。这种外部支持既包括实际获取的物质支持，也包括霸权国释放的安全承诺。(28)基于“自主性-安全”交易的实证分析，当不对称同盟中的弱国表现出较强的可靠性，则强国更有可能支持前者的诉求。(29)霸权国的支持依据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实施“延伸威慑”。“延伸威慑”的核心是通过军用核合作对潜在敌对国实施战略威慑，从而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军用核合作具体包括建立“核同盟”、境外核部署、核共享以及核潜艇合作，(30)能够极大程度地改变地区均势，是核大国能够向盟友释放的最昂贵信号。
第二，举行联合军演。前沿支点国家通过联合作战训练等军事演习，提升国家间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又可避免陷入与崛起国的直接对抗。(31)
第三，签署联合声明。签署联合声明往往伴随着首脑外交，并间接表明国家间存在精英-社会互动基础，进而提升了这一信号的可信度。(32)
(二)中介变量：国家的威胁认知
体系结构压力会塑造国家的威胁认知。然而，威胁认知的形成与演变既有体系结构压力的作用，还受国内政治维度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其中，领导人意象可直接导致威胁认知的强化，而国内政治博弈、精英-社会共识与战略文化则起到辅助传导作用。
1.领导人意象
领导人意象作为国内中介变量，直接影响国家威胁认知的生成及强度，但领导人意象受其成长经历、先前经验及个人性格影响，可能产生错误知觉。(33)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杰维斯提出，决策者在解读信息时受到“诱发定势”的影响。简言之，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决策者会倾向于只根据接收信息时自己的关注对象来解读，“诱发定势”达到一定强度，便会产生错误知觉。(34)错误的威胁知觉会产生不合实际的安全感，使决策者产生错误的威胁认知，低估或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并实施不符合实际的安全政策，进而反过来威胁国家安全。(35)
2.国内政治博弈
国家的对外政策同时也是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普特南曾就国际谈判议题，提出双层博弈模型(Two-Level Games)，指出决策者在国际谈判中同时面临来自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压力，即国际谈判的协议必须获得国内批准，而国内政治博弈亦会反过来塑造谈判策略。(36)具体到日本的国内政治博弈，则需注意日本国内政治的特殊性。不同于经济外交政策，涉及安全议题的日本对外政策主要是长期控制政权的自民党内部博弈的产物。
3.精英-社会共识
美国政治学家施韦勒提出两组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变量，分别是精英共识与社会共识，(37)笔者将二者合并为精英-社会共识。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精英圈层主要是首相官邸、外务省、自民党尤其是外交部会的官员，以及可施加间接影响的智库、学者以及社会团体等。(38)此外，国内社会是对外政策能够顺利实施的土壤，因此对外政策实则是社会共识的产物。具体到日本社会，近年来，国民对外交政策的满意度，也成为是否投票支持自民党的衡量指标之一。(39)
4.战略文化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斯奈德最早提出战略文化这一概念，强调特定国家在历史上关于安全议题所形成的共有信念，会塑造其战略理解与政策选择，即会认为理应选择某些战略路径，而将其他路径排除在外。(40)笔者接受中国学者秦立志关于战略文化的定义，即战略文化是对一国战略思维与历史行为高度抽象的概括，是理解战略动机与目标的关键；它同时包含物质基础与观念认知，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交集；它还对国家较长时段的某类重复性战略行为发挥自变量作用，对具体的战争与和平案例起中介变量的作用。(41)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理解日本战略文化还需关注日本的扩张传统及其曾经作为侧翼大国的崛起国历史记忆，尤其是后者，尽管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当前的日本仅是中等力量强国，(42)但若忽视这一点无法有效解释当前日本进攻性对外政策的来源。
(三)因变量：外交政策
体系结构压力经过国内政治的中介变量过滤，最终塑造国家的外交政策偏好及政策选择。当前，面对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大国竞争，日本认为来自体系结构的压力陡增。作为海洋国家，日本企图建立遏制型联盟以增强外部制衡能力，同时修改《日本国宪法》以提升内部制衡能力。与此同时，保守右派与强硬派色彩兼具的领导人上台后，放大体系结构压力并形成错误知觉。而国内政治博弈、精英-社会共识、战略文化三个因素共同促成日本在对台政策上陷入战略迷思。
三、高市内阁对台政策突变的过程
(一)体系结构压力
1.日本对所处的体系位置研判
日本作为典型的群岛国家，在自然禀赋方面受限，这使得重视海上通道成为其国家安全的重要诉求。冷战中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多达170枚具备核打击能力的SS20中远程弹道导弹，并在鄂霍次克海常态化部署了潜艇部队。此时日本担心本土面临苏联跨海攻击的风险，因此将战略重心置于东北方向，并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以缓解战略压力。(43)进入21世纪尤其是第三个十年后，中国已经成长为东亚地区最具主导性的核心力量。2023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表示，中国已经崛起为能够在多方面与美国开展战略竞争的经济超级大国，尽管美国仍维持着全球最大的军事力量，但已经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44)而实际上，中国对外政策的韬光养晦、奋发有为(45)以及更有作为，(46)可以说是陆海兼顾、战略克制的大战略，(47)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拓展伙伴关系网络，(48)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
然而，日本基于自身所谓威胁认知，认为已然面临严峻的约束性战略环境。2013年，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中提出，“围绕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更趋严峻。”(49)2022年末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明言，“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并将中国定位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50)日本强化威胁认知，认为中国向东海及太平洋海域投射海上力量，在区域拒止和制海能力两个维度，日本已与中国产生战力代差，由此加剧战略焦虑。(51)
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原信克认为，日本的对华大战略应当同时包括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日本可以借“印太战略”联合“志同道合”国家，其论断的实质是利用中国所处的地缘特点实施战略围堵。(52)为此，近年来日本实施“准联盟”战略，(53)试图联合印度和澳大利亚以及东盟乃至欧洲国家，通过构建针对中国的遏制型“准联盟”体系增强外部制衡能力。与此同时，自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二任期以来，日本实施包括构建“反击能力”在内的大规模军事扩张计划，以提升内部制衡能力。在高市早苗上台以前，日本的防卫费及其关联经费已达到9.9万亿日元的规模(54)，且自2022年末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公布后，防卫费年均增长1万亿日元。(55)此种军事扩张易使高市早苗对中日实力对比产生误判，进而增大了其采取战略冒险行为的可能性。
2.日本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评估
在冷战中后期，日本认为尽管来自苏联的现实威胁与日俱增，但基于美国的较强安全承诺，降低了威胁认知。(56)鉴于这一历史惯性，在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形势下，日本依旧通过多种形式评估美国对日本安全承诺的可信度。
第一，美日“延伸威慑”。美日曾在冷战时期签署四份“核密约”，涵盖核运进、核部署、朝鲜半岛“有事”状态下作战行动等多项内容。(57)随着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核禁忌思潮趋弱，美日“核共享”已成为日本战略界的热议话题。例如，虽然岸田文雄、石破茂内阁都否定美日“核共享”，但多位美日政府高官言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由美国在日本本土进行核部署的必要性，甚至考虑将使用核武器纳入“台湾有事”背景下的作战想定场景，进而刺激日本政界拥核呼声高涨。(58)
第二，美日联合军演。近年来，美日联合军演的次数增多，除了展示美日同盟的战略协作之外，传递威慑信号亦是主要目的。例如，2025年9月，美日在冲绳县石垣市管辖区域举行联合军演，参演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使用最新部署的新型陆基反舰导弹系统“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NMESIS)。(59)石垣市距离台湾地区仅约200公里，此次联合军演明显针对中国大陆。
第三，签署联合声明。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依赖信号传递，而将这一信号予以落实的重要方式是签署联合声明。早在2024年4月美日首脑会谈期间，两国便将美日同盟升级为“全球伙伴关系”，并发表题为《面向新时代的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60)2025年2月，石破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签署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提出“追求美日关系新黄金时代”的主张。(61)在10月28日美日首脑会谈中，继任首相不久的高市早苗延续了石破茂的主张。美日虽未在此次会谈签署联合声明，但特朗普依然表态称，“美日是最坚固的盟友，且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62)
基于上述讨论，不难发现，美国的安全承诺使日本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对华战略上趋于强硬。
(二)进攻性的国家威胁认知
1.高市早苗的领导人意象及其对台湾问题的认知
高市早苗的成长背景及经历深刻影响其政治理念。与1993年同一年当选众议院议员的安倍晋三、岸田文雄等人成长于传统世袭政治家庭不同，高市早苗出身于普通的工薪家庭。1996年，高市早苗加入自民党，然而在自民党内高市属于另类。一方面，高市最初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当选且无政治根基，在彼时派阀色彩浓厚且世袭议员比例较高的自民党内并不受重视。另一方面，高市兼具女性议员及前新闻主播双重身份，这在保守色彩浓厚的自民党内，多被视为对日本社会传统女性角色的挑战。(63)在此氛围下，在高市看来，要想在自民党内崛起，须展现激进鹰派政治理念，(64)才有可能得到自民党内主流派以及基层党员的认可。
学界一般认为，在2024年日本各大派阀宣布解散之前，从派阀力学的视角来看，自民党内存在泾渭分明的两股政治势力，分别是稳健导向的保守自由派和鹰派色彩浓厚的保守右派，前者以“平成研究会”(源自田中派)和“宏池会”为代表，后者则主要指“清和政策研究会”(简称“清和会”)。(65)高市在加入自民党后选择加入“清和会”。2006年，“清和会”的重要骨干安倍晋三出任首相，高市得以首次入阁，自此成为安倍晋三的紧密追随者。高市在修宪、国家观、民族主义立场以及经济主张等方面，深受安倍晋三主张的影响，(66)包括高度认同和支持安倍的“台湾有事”论。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尤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进一步清晰之后，高市早苗受到“诱发定势”的影响，称中国大陆对台政策是“建立海洋霸权”的一部分，并叫嚣所谓“日台联合防卫”。(67)与此同时，鉴于特朗普的口头承诺，以及近来驻日美军将新型反舰导弹系统部署至距离台湾地区不远的冲绳县石垣市，高市便放大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支持日本的可信度。与此同时，高市的行事风格进一步强化了“诱发定势”的影响。从国际政治心理学角度看，高市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一般持有明确的执政目标，但易被权力所累。(68)即使拥有专业的首相官邸幕僚团队，也难以完全理解或接受专业意见，这一点在日本高强度的国会答辩情境下更容易暴露出来。
2.自民党内派阀之间的“权力转移”
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便存在保守自由派与保守右派之间的路线之争。在冷战时期，除鸠山一郎、岸信介等少数保守右派政治家担任首相外，多数首相由田中派(后经由“经世会”演变为“平成研究会”)和“宏池会”的派阀领袖出任。虽然田中派在田中角荣以后当选首相的派阀领袖较少，但该派长期与“宏池会”合作并支持该会政治家出任首相，两派共同压制保守右派。受此影响，彼时日本在对外政策上秉持稳健主义路线。(69)
2001年“清和会”出身的小泉纯一郎当选首相，尽管如此，“平成研究会”仍是自民党内最大派阀。然而，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平成研究会”遭到沉重打击，连带“宏池会”的势力亦受到影响。与之相对，小泉所在的“清和会”迅速崛起，自民党内的主导权开始由保守自由派转向保守右派，(70)日本的内外政策也逐渐趋于右倾化。
随着安倍晋三于2012年二度出任首相，日本政权在呈现“自民党一强”的同时，自民党内也呈现“安倍一强”的趋势，“清和会”成为自民党内最强派阀，安倍的政治理念也在塑造着“清和会”的对外政策偏好。随着安倍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清和会”成为自民党内激进对台政策的先锋。亦需指出的是，“清和会”与日本最大亲台国会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之间存在成员重叠，该会会长古屋圭司虽在短暂加入“清和会”后长期以无派阀议员身份活动，但在修宪以及台海等诸多议题上与安倍持相近的立场，也是保守右派的一员。(71)
在2023年的“派对券”丑闻中，岸田文雄借机将“清和会”与其他派阀一同解散。石破茂上台后，日本政坛一度出现保守自由派回归的趋向，在其执政期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保持相对战略克制。然而，随着高市上台，萩生田光一等“清和会”成员大量重新回到内阁及自民党核心层，(72)自民党在台湾问题上日趋强硬，并随之影响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的转变。
3.日本战略界及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知
近年来日本自民党对华威胁认知及焦虑日趋强烈，并外溢至在野党及战略界，进而推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形成强硬共识。
以当时仍为在野党的日本维新会为例，2023年8月2日，时任该党党首马场伸幸在窜访台湾时称，“台湾的和平就是日本的和平”，并表示将尽力促成日本提升威慑力。(73)在更早的2021年4月，时任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在多次发言中将台湾地区称为“国”“岛国”，尽管该党发言人随后称“本党并不认同台湾是一个国家，只是在表达方式上容易引起误解”，(74)但也能从侧面反映立宪民主党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召集人松田康博的观点影响很大，他声称，“中国自清朝以来在对台政策上存在‘施琅路线’，即可以将国家的外缘由东南沿海扩展至台湾，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一旦两岸实现统一，则存在以台湾为‘桥头堡’进一步对外扩张的倾向。”(75)他的这一观点助推了近年来日本国会涉台湾问题的讨论。
与此同时，近年来日本民众对台湾问题态度的变化亦需关注。2024年10月，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77.7%的受访者表示因日本“可能遭受攻击而感到不安”。(76)而具体到地区层面，2022年5月，《朝日新闻》与《冲绳时报》的某项联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访者对被卷入“台湾有事”感到“极度不安”，另有41%的受访者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安”。(77)这种忧虑与日本战略界精英在台湾问题上存在联动，为日本政府在对台政策上趋于强硬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4.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台政策的战略惯性
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突变与日本的战略文化传统及其衍生的战略惯性密切相关。日本被视为海洋国家，并且一度执行“轻军备、重经济”的“吉田路线”。(78)但缘何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不久，仍潜藏扩张军备的图谋？这需要我们重视日本大战略从战前到战后的连续性。
事实上，日本在二战结束前并非典型的海洋国家，而是大陆依附型海岛国家，存在强烈的向大陆扩张的倾向。(79)日本国家资源的有限性令其试图向地理毗连地区扩张。明治政府的元老山县有朋曾在1890年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上提出，“国家实现独立自强有两条路，一是守护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是指国家的疆土，利益线则是指与主权线的安危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和军事的要诀只存在于此二线基础之上”。(80)利益线并非静态不变，而是伴随日本的军事扩张动态演化。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中获胜，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被纳入日本的利益线范围。(81)在其后的40年间，随着日本作为侧翼大国崛起，台湾地区成为日本跨洋权力投射的重要节点，同时被日本视作维系本土安全与东北亚区域霸权的重要保障，进而成为日本界定威胁来源的依据。
尽管二战结束之后台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但日本在战前的崛起国阶段曾长期殖民台湾的历史记忆仍持续影响着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事实上，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日本希望与美国明确“相互防卫义务”，还是1969年美日提及“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的联合声明，抑或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都显示日本仍将台海的均势能否得到维系，视作界定其安全利益是否受到威胁的重要依据。
尽管如此，在进入21世纪以前，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相对审慎与克制，但近年来愈发走向战略清晰。2005年2月19日，美日两国首次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将台湾海峡列为“共同战略目标”，但仍寻求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82)但是，自安倍晋三二度执政后，随着保守右派掌控自民党主导权，日本战略界在台湾问题上整体趋于激进，具体表现为国家领导人不避讳言及“台湾有事”，同时日本自卫队也开始探讨介入台湾问题的具体事宜，(83)这令高市早苗感到在国会公开将“台湾有事”与“存亡危机事态”相关联的时机已趋成熟。
(三)高市执政后日本激进集中型的对台政策取向
在2025年11月7日高市涉台发言之后，日本国内有观点认为高市“不慎失言”，多位国会议员要求她撤回前述发言，以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84)正如前首相石破茂于11月26日在东京都演讲时所言，“如果断绝了和中国的关系我国还能够存续吗”，(85)直接指明了日本难以承受中日关系急转直下甚至向中国释放战争信号的战略成本。
2025年11月26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称，“日本已根据《旧金山对日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所有权利，(因此)无权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86)12月3日，她在参议院继续答辩，提出“关于台湾，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是与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一样，这一立场没有任何改变”。(87)高市试图通过国会答辩塑造已经撤回11月7日涉台发言的表象，然而，“无权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即意味着“台湾地位未定论”，高市早苗并未做出任何妥协。
高市内阁坚持在台湾问题上对抗中国大陆的强硬立场。首先，在同盟层面，2026年1月26日，针对“台湾有事”，高市在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中称，“如果美军遭受攻击，而日本什么都不做就逃回，日美同盟便会崩溃”，(88)这种表态是针对美国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呈现的“战略收缩”态势，意在巩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从而主动塑造美国的对台政策。其次，解禁对日本实现军事扩张的法理限制，竭力提升日本军事能力，增强对中国大陆的内部制衡。一是突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进而实现拥核。自2025年12月以来，日本政府包括小泉进次郎等政要多次提及制造或引进核潜艇的必要性，防卫省下设的“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相关专家会议”也提交报告，从技术层面验证可行性，如此日本便可从过去的“潜在拥核”转向“现实拥核”。(89)二是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高市以日本可能被卷入周边冲突为由，决定于2026年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同时制定新的防卫费增长额度，进而提升日本在潜在冲突情境下的持久战能力。(90)三是强化西南诸岛的“反击能力”。在冲绳(琉球)，日本决定在2026年将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至师团，将下辖部队由一个联队扩编至两个联队，人员规模由2500人扩充至3000人。(91)2016年以前，日本在西南的先岛诸岛即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尚未部署自卫队。目前，日本自卫队在宫古岛部署了第七高射特科群以及第二岸舰导弹中队，导弹部队人员共计约400名，(92)在石垣岛部署第348高射中队以及第三岸舰导弹中队等作战人员约570名(93)。2026年2月24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日本将在2030年前后于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94)鉴于与那国岛是日本距离中国最近的岛屿，日本明显存在将该岛作为“前进作战基地”进而威慑中国的意图。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对日本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已趋于下降。在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后不久，特朗普便要求其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大陆，这令日本政府感到存在“被抛弃”的可能性。(95)2026年3月，高市早苗访美，与特朗普会谈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关键矿产合作等经济层面，并未在联合声明中提及美日“共同协防台湾”等事项，可见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持有较为审慎的态度。(96)总体而言，与石破茂时期的战略审慎相比，高市内阁的对台战略无疑更为激进，并且呈现激进集中型的趋势，即认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日益增大，与此同时，日本与韩国的矛盾在美国的调和下有所缓解，因此自视可以将主要战略资源集中于同中国大陆围绕台湾问题的对抗，并意图采取组建遏制型联盟、扩充军备乃至战争挑衅的战略手段。鉴于日本历史上存在先发制人的战略传统，以及日本近年来发展的“反击能力”同样存在先发制人的想定场景，(97)也不排除日本采取战争挑衅手段。然而，日本在当前的财政状况下，将战略资源大幅向安全层面倾斜亦可能引发战略安全与经济目标之间的失衡，进而陷于战略透支。
四、结语
剖析日本对台政策突变的深层逻辑，有必要进行综合性解释，对此，国际关系中层理论以及大战略等分析工具可提供更多的学理支撑。
随着高市早苗领导自民党在第51届众议院选举中胜选，日本势必在对台政策上延续激进态势，从而对即将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对台湾问题的定位造成影响，危害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在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呈现霸权选择性收缩态势，希望日本承担更多的同盟责任以遏制中国崛起，而在日本国内反军事主义规范日趋衰弱的背景下，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保守右派群体有可能以台湾问题为杠杆，谋求全面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当前，高市内阁正在推进以“自卫队入宪”和创设“紧急事态条款”为主要内容的修宪进程，并将2027年视为推动修宪的关键节点。日本在将“台湾有事”与“存亡危机事态”以及行使集体自卫权相挂钩的同时，还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严重冲击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走向对抗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印太战略”引入域外国家介入台湾问题。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面对日本谋求打造遏制型“准联盟”体系，需要继续秉持谋势思维，适时积势蓄势谋势，有效应对日本对台政策突变，主动形塑中日关系及中美日三边关系，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注释：
①参见查雯、李响：《外交政策突变原因探究》，《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第75—76页。
②参见洪云鑫、黎开朗、华浩男：《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下美日同盟的演进与转向》，《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2期，第56—77页。
③Alvin Camba,"From Aquino to Marcos:Political Survival and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Vol.12,No.1,2023,pp.9-31.
④「第219回国会 衆議院 予算委員会 第2号」、衆議院、2025年11月7日、https://gffgg98d0eb764e46401f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821920251107002.htm[2026-02-07]。
⑤「石破前首相、高市首相に苦言『台湾問題の断言これまで避けてきた』」『每日新聞』、2025年11月13日、https://gffgg7175b417d50e4bd2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20251113/k00/00m/010/411000c[2026-02-07]。
⑥「高市早苗首相、台湾有事で『存立危機事態』答弁撤回せず『政府の従来の見解につた』」『産経新聞』、2025年11月10日、https://gffgg646620e364944e1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20251110-IUO2YLO3YVNEHPKFXIWE7K4A3M/[2026-02-07]。
⑦参见张云：《日本对台湾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第73—94页。
⑧参见黄继朝：《新世纪初期美国对日台安全关系的“双重规制”作用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2期，第128—139页。
⑨参见蔡亮：《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以台制华”政策研究》，《日本学刊》2024第5期，第62—88页。
⑩兼原信克『日本の对中大戦略』PHP研究所、2021年、182-197頁。
(11)田岡俊次『台湾有事：日本の選択』朝日新聞出版、2023年、99-105頁、139-144頁。
(12)潮匡人『台湾有事の衝撃そのとき、日本の「戦後」が終おる』秀和システム新社、2023年、210-213頁。
(13)参见廉德瑰：《关于中日间台湾地位问题的“1972年承诺”与中美日“三角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1期，第17—26页；Adam P.Liff.,"Japan,China's Taiwan and the 'One China' Framework after 50 Years," The China Quarterly,Vol.252,2022,pp.1066-1093。
(14)参见黄继朝：《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1期，第54—76页。
(15)参见陈友骏：《安倍政府对台政策思维及日台关系走势》，《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3—148页；邱宇鹏：《石破茂政府在中美博弈中的战略选择与涉台政策分析》，《中国评论》2025年第7期，第98—104页。
(16)Karol Żakowski,"A Neoclassical-realist Analysis of Japan's Stance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5,No.2,2023,pp.6-24.
(17)参见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黄大慧、金肖丰：《政治右倾化与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演变》，《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50—76页；廉德瑰、兰锡：《日本“亲台派”的蜕变》，《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9期，第33—38页。
(18)Mong Cheung,"Assessing Japan's Taiwan Policy:Systemic Clarity,Political Survival and Bureaucratic Prud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4,2025,pp.416-431.
(19)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2.
(20)Norrin M.Ripsman et al.,"Neoclassical Realist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Norrin M.Ripsman,Jeffrey W.Taliaferro and Steven E.Lobell,eds.,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58-79.
(21)参见冯伟：《不是所有的国内变量都是中介变量——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0期，第109—137页。
(22)S.C.M.Paine,The Japanese Empire:Grand Strategy from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the Pacific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p.178-188.
(23)参见吴征宇：《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理论机理与政策选择》，《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第65页。
(24)参见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3页。
(25)Zhengyu Wu,"Classical Geopolitics,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41,No.6,2018,p.798.
(26)参见王广涛：《从权力转移到范式转移——“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日本对华认知演变》，《日本学刊》2021年第S1期，第134页。
(27)参见阎学通：《两极化比单极化和多极化都现实》，中美聚焦网站，2015年4月20日，https://gffgg75200f467989411b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oreign-policy/20151031/1543.html[2026-02-14]。
(28)参见秦立志、付腾浩：《地区性两极格局中前沿支点国家的生存战略选择机制》，《东北亚论坛》2025年第2期，第29—30页。
(29)参见陈拯、王川：《自主性与安全的权衡：日美围绕冲绳问题交涉的演进》，《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6期，第109—124页。
(30)参见尹晓亮、张嘉钰：《日美“核同盟”的谱系演进及内在逻辑》，《日本学刊》2023年第4期，第40—71页；程志寰、李享：《同盟分歧背景下美国境外核部署的逻辑》，《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2期，第148—184页；岩間陽子『核共有の現実—NATOの経験と日本』信山社、2023年；李彬、李享：《AUKUS核潜艇合作如何冲击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4期，第3—28页。
(31)参见洪云鑫、华浩男：《日本对东南亚军演外交的逻辑：一项分析折中主义的解释框架》，《日本研究集林》2025年第1辑，第52—70页。
(32)参见曹德军：《首脑外交中的廉价信号传递及其可信度识别》，《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131—154页。
(33)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51页。
(34)同上书，第206—210页。
(35)参见张清敏：《安全感：国家安全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2期，第60—85页。
(36)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pp.427-460.
(37)Randall L.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2,2004,pp.168-170.
(38)Karol Żakowski,Beata Bochorodycz and Marcin Socha,Japan's Foreign Policy Making:Central Government Reforms,Decision-Making Processes,and Diplomacy,Berlin:Springer,2018,pp.16-29.
(39)浅野良成『賛同·許容·傍観された自民党政治』有斐閣、2024年、64-66頁。
(40)Jack L.Snyder,"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Rand,September 1,1977,https://gffgg13d27feef4854676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ubs/reports/R2154.html[2026-02-14].
(41)参见秦立志：《战略文化、安全困境与俄国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决策偏好》，《俄罗斯学刊》2022年第3期，第49—50页。
(42)「激動する世界、日本はさらにミドルパワー外交の展開を添谷芳秀さん」『朝日新聞』、2026年1月15日、https://gffgg49eafdccb6d24865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ASV1G1V4LV1GUPQJ002M.html[2026-02-14]。
(43)佐藤晋「ソ連の脅威のグローバル化と中曽根内閣の对応」『二松学舎大学東アジア学術総合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44号、42頁。
(44)Anthony H.Cordesman,"China's Emergence as a Superpower," CSIS,August 15,2023,https://gffggb44b7a88830a4f8f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nalysis/chinas-emergence-superpower[2026-02-14].
(45)参见徐进、杜哲元：《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3期，第1—32页。
(46)参见《王毅：2026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更有作为》，外交部网站，2025年12月30日，https://gffgg9c53642c97484d29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12/t20251230_11790360.shtml[2026-02-14]。
(47)参见秦立志、谭皓宇：《地缘位势、安全感知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25年第3期，第139—167页。
(48)Avery Goldstein,"An Emerging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A Neo-Bismarckian Turn?" in G.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3,pp.57-87.
(49)「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内閣官房、2013年12月17日、https://gffgg2c1a80662b774e27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2026-02-14]。
(50)「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内閣官房、2022年12月16日、https://gffgg2c1a80662b774e27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html[2026-02-14]。
(51)参见张晓磊：《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动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3期，第83—84页。
(52)兼原信克『日本の对中大戦略』PHP研究所、2021年、134-139頁。
(53)参见洪云鑫、李翊馨：《“小多边主义”抑或“准联盟”：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再定位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25年第5期，第1—17页。
(54)此处的关联经费还包括其他文职部门和防卫相关的预算。
(55)「防衛関連予算、GDP比1.8%に上昇 2025年度」『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4月15日、https://gffggee45fc560b9943ee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DGXZQOUA143B80U5A410C2000000/[2026-02-14]。
(56)Nicholas D.Anderson,"Anarchic Threats and Hegemonic Assurances:Japan's Security Production in the Postwar Er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7,No.1,2017,pp.101-135.
(57)参见尹晓亮、文阡箫：《日本在无核三原则下的隐蔽诉求——基于日美核密约的解读》，《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5期，第33—38页。
(58)「非核三原則見直し『核共有も検討を』元政府·自衛隊高官が提言」『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6月2日、https://gffggee45fc560b9943ee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DGXZQOUA312E90R30C25A5000000/[2026-02-14]。
(59)「石垣に米最新兵器日米共同訓練、国内初展開」『琉球新報』、2025年9月17日、https://gffgg078c5be235f94261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litics/entry-4622288.html[2026-02-14]。
(60)「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未来のための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外務省、2024年4月10日、https://gffggedc1d32772814491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mofaj/na/na1/us/pageit_000001_00501.html[2026-02-14]。
(61)「日米首脳会談共同声明の全文」『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2月8日、https://gffggee45fc560b9943ee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DGXZQOUA07EBY0X00C25A2000000/[2026-02-14]。
(62)「高市首相、トランプ氏と初会談『日米の新たな黄金時代つくりたい』」『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10月28日、https://gffggee45fc560b9943ee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DGXZQOUA2310R0T21C25A0000000/[2026-02-14]。
(63)参见尹月：《日本女性从政困境的实证分析——一个基于供需理论的视角》，《日本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263—290页。
(64)「『女の時代』の矛盾を体現する高市氏 保守がガラスの天井破つた理由」『朝日新聞』、2025年10月21日、https://gffgg49eafdccb6d24865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ASTBN0PNDTBNUTFL00NM.html[2026-02-14]。
(65)参见廉德瑰：《日本保守政治的现状与走向分析》，《日本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第1—9页。
(66)高市早苗『美しく、強く、成長する国へ。—私の「日本経済強軔化計画」—』、ワツク、2021年；高市早苗『日本を守る強く豊かに』、ワツク、2021年。
(67)「高市早苗氏が台北で演説、日台の安保協力強化呼びかけ『互いに防衛力強くせねばならない』」『産経新聞』、2025年4月28日、https://gffgg646620e364944e1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20250428-6V4SCUP7JBJ4BG42W6LTFL7TS4/[2026-02-14]。
(68)参见詹姆斯·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赵广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2页。
(69)芹川洋一『宏池会政権の軌跡』日経BP日本経済新聞出版、2023年、8頁。
(70)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央公論新社、2017年、9頁。
(71)「『無派閥で活動するには』考えた末、作つ た議連は40以上…古屋圭司·元国家公安委員長」『読壳新聞』、2025年7月26日、https://gffgg9098a39ecf054db2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litics/20250725-OYT1T50108/[2026-02-14]。
(72)「高市首相『裹金議員』7人を副大臣·政務官に『適材適所』らしいけど…旧安倍派に『見返り』感ミエミエで」『東京新聞』、2025年10月23日、https://gffgg5cba68f1c2d9442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444305[2026-02-14]。
(73)「中国念頭に『抑止力を高める』維新の馬埸代表、台湾総統と会談」『朝日新聞』、2023年8月2日、https://gffgg49eafdccb6d24865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ASR827DSSR82UHBI07.html[2026-02-14]。
(74)「台湾を『国』『島国』立憲·枝野代表が繰り返し言及」『朝日新聞』、2021年4月13日、https://gffgg49eafdccb6d24865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ASP4F6QS2P4FIIPE01V.html[2026-02-14]。
(75)松田康博·福田円·河上康博『「台湾有事」は抑止できるか：日本がとるべき戦略とは』勁草書房、2024年、6-7頁。
(76)「第17回メデイアに関する世論調查調查結果がまとまりました」、新聞通信調查会、2024年10月13日、https://gffggc47e05a7dad54333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oshirase/%e7%ac%ac1%ef%bc%97%e5%9b%9ee3%83%a1%e3%83%87%e3%82%a3%e3%82%a2%e3%81%ab%e9%96%a2%e3%81%99%e3%82%8b%e4%b8%96%e8%ab%96%e8%aa%bf%e6%9f%bb%e3%80%80%e8%aa%bf%e6%9f%bb%e7%b5%90%e6%9e%9c%e3%81%8c%e3%81%be/[2026-02-14]。
(77)「台湾有事、巻き込まれる不安『大いに感じる』44%朝日冲縄調查」『朝日新聞』、2022年5月12日、https://gffgg49eafdccb6d24865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ASQ5D5254Q54UZPS004.html[2026-02-14]。
(78)保城広至「『吉田ドクトリン』論再考」、松浦正孝『「戦後日本」とは何だつたのか：時期·境界·物語の政治経済史』ミネルヴア書房、2024年、303頁。
(79)参见杜哲元：《日本海：中国对日地缘战略新转向》，《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1期，第91页。
(80)山県有朋「外交政略論」『山県有朋意見書』、忠臣蔵データベース、2026年3月5日、https://gffgg9918832d05c64795h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_nihonsi/siryo/0951_1000/0990.htm[2026-03-05]。
(81)千々和泰明「『米日·米韓両同盟』と『極東1905年体制』—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日米安保70年目の視点—」『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ブリーフイング·メモ』、2021年7月号、4頁。
(82)「共同発表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外務省、2005年2月19日、https://gffggedc1d32772814491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mofaj/area/usa/hosho/2_2_05_02.html[2026-04-26]。
(83)参见吴怀中：《日本图谋军事介入台海态势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6期，第69—88页。
(84)「岡田克也氏『まずい、と思つてすぐに話題を変えた』高市早苗首相から『台湾発言』が飛び出した瞬間」『東京新聞』、2025年11月21日、https://gffgg5cba68f1c2d9442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450561[2026-02-14]。
(85)「中国大使館、石破前首相『中国の考えを理解し尊重。変え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をX台湾問題」『産経新聞』、2025年11月28日、https://gffgg646620e364944e1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20251128-7A2NJXV5DFAM5FLCOZOHCBLCIQ/[2026-02-14]。
(86)「第219回国会 国家基本政策委員会合同審查会 第1号」、衆議院、2025年11月26日、https://gffgg98d0eb764e46401f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8821920251126001.htm[2026-02-14]。
(87)「第219回国会 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の答弁の撤回に係る認讖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参議院、2025年12月12日、https://gffggeea3636157084c47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etail?minId=121915254X00720251203¤t=4[2026-02-14]。
(88)「高市首相、台湾有事『逃げれば日米同盟つぶれる』米軍戦鬪時に言及」『日本経済新聞』、2026年1月27日、https://gffggee45fc560b9943ee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DGXZQOUA26ANU0W6A120C2000000/[2026-02-14]。
(89)「『歷史的転換点』国民·榛葉氏、『小泉家3代』に触れ原子力潜水艦保有を問う 参院委」『産経新聞』、2025年12月17日、https://gffgg646620e364944e1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20251217-AAHHBPWJXBHVPDPR6L5EIP5ZCE/[2026-02-14]。
(90)「高市首相のやりたい安保政策が全然はつきりしていない防衛財源、核保有…これでは『白紙委任』状態で」『東京新聞』、2026年1月30日、https://gffgg5cba68f1c2d9442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465315[2026-02-14]。
(91)「对中シフト、進む『要塞化』自衛隊増強着々と—冲縄戦80年、強まる地元警戒感」、時事ドツトコム、2025年6月22日、https://gffgg363683952c964abd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jc/article?k=2025062200311&g=pol[2026-02-14]。
(92)藤本かずのり「南西諸島で進む自衛隊の武力強化宮古島の実態を視察しました」、日本共産党、2025年4月24日、https://gffggecda297737004835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5/04/24/054756[2026-02-24]。
(93)布施祐仁「石垣島で粛々と進む『日米軍事一体化』衝撃の裹側！美しきリゾート地『ミサイル要塞基地』に」、現代ビジネス、2024年9月11日、https://gffgga77dfa04c95a40f8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136703?imp=0[2026-02-14]。
(94)「小泉防衛相、冲縄·与那国島へのミサイル配備は『2030年度』」『每日新聞』、2026年2月24日、https://gffgg7175b417d50e4bd2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20260224/k00/00m/010/066000c[2026-02-24]。
(95)Esra Tekin,"Trump Urges Japan to Soften Its Rhetoric on Taiwan after Call with China's Xi," Anadolu Ajansı,November 26,2025,https://gffgg3086f82c836942cb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americas/trump-urges-japanto-soften-its-rhetoric-on-taiwan-after-call-with-chinas-xi/3755140[2026-04-26].
(96)「首脳会談、成果文書の4分の3占めた重要鉱物米国の脱中国構想とは」『朝日新聞』、2026年3月21日、https://gffgg49eafdccb6d24865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ASV3N2DS1V3NULFA005M.html[2026-04-26]。
(97)「『敵基地』への先制攻撃も可能に想定される二つの事態とは」『朝日新聞』、2022年12月16日、https://gffgg49eafdccb6d24865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ASQDJ5QCNQDHUTIL00V.html[2026-0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