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本不是学术新领域
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一直以来，当我们以质性研究方法从事个案研究时——它们通常以某个区域或某个社会单元为实证调研的对象，大多也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说明案例的代表性或典型性。也就是说，你的个案研究能够说明更大范围的社会（如国家或某些普遍的群体）的问题吗？又或者你的研究发现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吗？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疑问，似乎也是近年来史学界一些地方史研究者正在面对的问题。这不免引发我的好奇，并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
新世纪来，史学界以“地方”(或“区域”“地域”)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了，除了历史地理学历来有“分区而论”的传统，区域经济、地方政治等的历史，尤其是地域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精彩纷呈。以我的门外之见，这一学术现象背后的历史脉络，应该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史志两个领域的一些变化有关。
给地方史研究带来影响的一个变化，是区域史作为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在国内史学界得以逐步确立。其中如施坚雅（G.W.Skinner）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法国年鉴学派、日本明清史学界的地域史研究、以及西方新文化史等等，从多方面影响了史学的范式转变。
另一个变化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地方修志工作。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级政府曾动员并组织了地方志的编修、出版。这与邓小平的直接倡导有关。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纂修地方志”的提议，随后有胡乔木等的进一步呼吁。那以后“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于1981年正式成立（1985年更名为“中国地方志协会”，2012年更名为“中国地方史志学会”），全国性地方修志工作由此正式启动，各省/市的修志机构直接隶属于省级党委或政府的厅（局）级常设机构。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变化，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能看到的地方志如清代及民国初期的地方志，主要是由地方士绅们组织，虽然有地方“修志局”等机构存在，但从资金筹集到社会协同等，主要是地方社会力量推动的结果。这一方面延续了历史上士绅文化的传统，同时也以清末民初地方社会逐渐形成、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为历史背景。在明清以降市镇聚落发达的江南地区，士绅群体除了投入组织化的“市志”“县志”编撰工作外，还出现有较为普遍的士绅个体为乡镇修志的现象。那些自下而上形成的地方历史文献在8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被重新整理出版。
这些变化看上去顺理成章。不过我们多少会有疑问：在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里，“地方”在中国的主流史学中存在吗？如果存在，它们是以什么形式呈现的？另外，那些“区域”与“国家”“全球”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区域史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国家内部的社会多样性、以及更为细致深入地理解社会的深层结构及变化机制等等，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此外我还注意到，近几年一些研究区域史的学者正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区域”中发现“大历史”？
进入21世纪，曾经困扰上一辈学者的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等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问题基本上不再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思想顾虑。自施坚雅提出从区域的脉络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起，区域史研究成为学者们试图加深理解国家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在“区域”中发现中国“大历史”——区域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展望》，《光明日报》2024年05月06日 14版）
这样的问题，既涉及到了地方史学术意义的可能性，也涉及到了研究者的理论抱负。这不能不让我回想到80年代前后的一些学术现象。笔者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在苏州大学（原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更名）学习历史学，其时的苏大属于地方性大学，我所师从的段本洛先生和董蔡时先生两位导师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苏南经济史和苏州地区的太平天国史等（那时苏大中国近代史硕士点实行双导师制，本人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主导师是段本洛教授）。然而那时的史学界，都公认他们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自己以及我们这些学生也不觉得自己是在从事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事实上苏州大学历史系在80年代初另外成立有一个“苏州地方史研究室”，由几位苏州市区本地生源的大专班优秀毕业生专门从事苏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
回溯那时的史学界，在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不少学者是以实证史学为方法、并以地域社会为对象，而学者们探讨、论证的，则往往是涉及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普遍理论等等的“大学问”。
学术与志业
今天的年轻学者及学子，或许会认为在70年代前的几十年中，史学研究主要就是以阶级理论为指导、以宏大叙事为风格，而很少实证的地方史研究。如上所述，在我70年代末开始的求学时代，无论是老师们口口相传的学术传统，还是我们在课堂上和书本中接触到的知识体系，当然还有师生们的研究方向，区域史研究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明清史、近代经济史，还有那时候在政治史据主流地位的农民战争史，地方史都是重要的学术领域，如苏南/江南史研究领域，不仅积累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也曾被赋予“大历史”的意义。
就我有限的史识和学术记忆而言，与明清苏南/江南地区紧密缠绕的史学议题中，有两个命题，曾涉及到了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否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大问题：一个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有资本主义萌芽”？另一个是“太平天国革命是否推动了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围绕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是否已经形成有资本主义萌芽、它们是出现于宋代还是明清时期的问题，研究者们对于明清苏南工商经济史、手工业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尤其如柴德赓等教授在苏州发现的清雍正十二年《苏州府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作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劳资关系的直接物证），被认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传统手工业已经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亦即明清中国已经形成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史实。而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推行的经济政策，以及对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也是系里一代代师生曾长期投入的研究。据我所知，江苏师院历史系还曾于50~60年代组织师生深入苏南城乡地区，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实地调研。
这样一些史学命题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中的意义复杂性，以及它们在今天史学界的实际展开状况，都不是我能够妥当一点地介绍或评论的。但是，我们的老师们，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那几十年中是如何探索可以安身立命的学术道路的？这确实是我面对这些年学界生态的变化，时不时会想起的问题。
江苏师院的前身东吴大学早在1927年就设立有历史系，后在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过程中，仅保存了一个“历史专修科”。1955年重新创建历史系，首任系主任是著名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在今天看来也许稍有点让人意外的，一是柴先生在北京先已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55年何以来到苏州主持创建一个地方高校的历史系；二是作为陈垣先生最重要的学术传人之一，柴先生长期从事历史古籍的考据研究，尤其精于目录学和文献史料学，到苏州后却迅速投入了苏州地方史的研究（1964-1966年曾由教育部借调至北京协助陈垣点校新、旧《五代史》）。除了发现《苏州府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并论证了其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重要历史佐证的意义外，他还曾撰写有《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等论文。柴先生这样的研究实践，是基于怎样的学术目标？最近我读到北京师大史学史学者的研究，约略了解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时代背景下新的理论阐释体系，在柴先生既有30-40年代见证旧时代的衰落、并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等前因，也是他50年代初“参加政治学习、社会实践活动，并且配合自我检讨等方式”后，所发生的观念之变化。（方美美、张涛《柴德赓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史学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自80年代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被介绍进来，“以学术为志业”（“学术作为志业”）在学界已是广为传播的一个词语。在韦伯看来，学术研究不仅充满风险亦即不确定性（包括应对生存压力的不确定性和实现价值目标的不确定性），它还是需要从业者具备献身精神的一种职业——研究者惟有以“痴迷”“狂热”的身心投入，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就。也就是说，以学术为职业，需要从业者视工作本身为一种“天职”，同时还需要研究者兼具高度的价值认同和强烈的探索兴趣。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无不身处于具体的社会时空，他们的职业系统依附于具体的社会系统/国家体制，他们个体的价值规范的确立和转变，亦受到大时代的制约和影响。在时代的波动中，学术作为人的“志业”，它的冒险性，并不会因为你通晓了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或掌握了某种万能的“觉今是而昨非”的能力就必然能规避的。
区域社会研究的“超越性”课题
相较于“学术作为志业”，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中，“学术志趣”似乎是一个更为普及的概念。不过在我看来，那其中包含的研究者对学术理念的认同，与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的兴趣，有时也是难以两全的要求。当然，如果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是以“与个人生命史相关联的地方”为研究对象，那很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有利条件——对于家族故土、个人出生成长的家乡，或在精神生活史中刻有特殊印记的地方，人们极可能抱有深切的关心和持久的探究兴趣。
也就是说，相对于那些因为要探索普遍社会的演变规律或论证某些理论而进入地方史领域、区域研究的学者而言，前者更可能生发并维系强烈的研究动力。事实上，今天的学者也有了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而研究自己熟悉的地域社会的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学术路径，包括人类学、地域社会学、城市史等的学科理论和调研方法——这些其实也是今天一些学者据以自重的学术正当性。
说起来，一花一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从研究作为个体的人，作为共同体的家族，到研究国族或人类，虽然研究对象的单元有大小，但它们各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相关的研究也各有其意义空间，并不必然存在地位优劣、份量轻重之区别。但是，当研究者进入到一定的学术语境，那么，如何将基于个人心理/精神层面的对自身或自群体的探索兴趣，转化为分析普遍行为模式或社会机制/原理等的专业工作，如何在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中拓展理论等等，都将是研究者面临的课题。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具备社会/历史的想象力，以及对普遍人性及其行为、或对整体社会等的研究能力。而当学者以地方为研究对象时，还需要研究者对个人和血缘/地缘共同体的情感、记忆、认同等保持自觉，尤其具有对各种地域局限和学者个人的阶层/族群等立场的超越性。所有这些，应该是研究者试图从“小地方”发现大历史的学识条件、专业规范。
而这样一些课题，无论是由国家研究而切入区域研究，还是反过来从地方史中发现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所需要的学术热忱的维持和对自身立场的超越，应该都是我们的老师们早就深切地体味、并艰辛地实践过的吧。在我的印象中，青年时代在昆明经历过学生运动的段本洛老师，一直对思想史抱有强烈的兴趣。近几年我见有不少学者在重新发现并强调郭嵩焘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而我记得在段老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开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课上，郭嵩焘还有王韬等人的理论的历史重要性，一直是他特别强调的（可惜那时的我懵懂而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的历史思考）。虽如此，讲一口云南官话的段老师在几十年中却一直深耕于苏南地区的工商经济史、手工业史研究，是这个领域的重要奠基人。80年代开始他还投入了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无疑，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命运，始终是他的学术关注点，那里面寄托有他的人生价值。
董蔡时老师是江苏常州人，长期研究太平天国史、湘/淮军历史和晚清政治史。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所造成的生死离乱在江南地区有许多社会记忆，包括不少士绅纪录有亲历的人间悲剧。这样的社会背景多少会影响到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认知，就如人们常提及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作品中呈现的关于“长毛”的地方记忆那样。然而清史、近代史领域研究太平天国的当代著名专家中，恰有好多位是苏南籍学者（如戴逸、蔡少卿、祁龙威几位先生还同为常熟籍人士）。他们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农民革命对既有封建体制的冲击是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如今不少学者眼里，那样的学术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或意识形态局限性。然而认真拜读他们的研究，我们当能注意到，他们的研究多以深入细致的、对各类地方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为方法，“阶级理论”在其中往往也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研究者真诚认同的严肃的理论范式。涉及到地方情感，事实上，我在课堂上和日常交流中，也一再听到董蔡时老师提及有关太平天国的地方记忆，那其中不仅有恐怖的“长毛”，还有疯狂掠夺的湘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转折时期，从他们那一代学者的研究中，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学术“超越性”的追求。当然，今天回忆起来，我尤其感佩他们历经沧桑而依然能够持续地冲破观念束缚和学术桎梏的精神韧性，还有对年轻学者开拓学术新空间的全力托举。
说回到苏州地方史、以及苏南/江南地域史研究。作为东南历史名城的苏州当然不是一般的小地方，而江南社会史研究更是海内外学术界倍受注目的领域。与本文的标题相关联，在这儿我还想提及两项研究。一项是由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所开拓的苏州商会史研究。章先生原是辛亥革命史大家，而上世纪80年代初，他“慧眼识珠”地发现了苏州商会档案对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随后章先生与几位学生一起，由历史大议题进入苏州地方史，同苏州档案馆深度合作，在整理出版档案文献的同时，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在史学界不仅被认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还为学术界运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提供了实证基础。
另一项是马俊亚教授的地域社会史研究。马俊亚是段本洛老师的学生，在段老师的长期指导下从研究近代江南经济史入门，逐渐进入区域比较研究和淮北社会史研究。他的代表作《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的学术贡献已经受到学界公认。在这儿我想强调的是，“从自身所在的地区出发去研究历史”，他不只在淮北历史中发现了学术大问题，在对地域社会生态的调研过程中，他的研究更呈现了富于学术勇气的种种超越性。从中我看到了导师们的史学理论、学术风格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方面他自己也有相关的介绍，参见《马俊亚谈被牺牲的“局部”》上海书评 2024年1月28日 12:34 上海）。
由此也感慨，今天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者如果意图在地域社会研究中发现“大历史”、探讨“大问题”，那当代中国曲折的学术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正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当下学术生态、思考如何超越时代及各种理论范式的局限性的重要历史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