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认知资本主义本质是基于知识积累和认知劳动剥削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知识资本主义成为其在知识生产领域的具体表现。对此，激进左翼发起了致力于信息开放的反认知资本主义斗争，从创立“著佐权”到“极左著佐权”，从展开平台合作主义到开放合作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此基础上，知识社会主义重新审视知识生产，力图破解知识资本主义自我指涉的结构性困境，建构关切公共利益的思想共同体。
【关键词】认知资本主义 知识社会主义 “著佐权” 平台合作主义
作者刘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数字化浪潮和知识革命纵深发展，以知识为核心的非物质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基于知识积累和认知劳动剥削的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成为资本主义在知识时代的新形态。而认知资本主义的深入布展又催生了知识社会主义（knowledge socialism）。在认知资本主义背景下，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权力技术的新变化与人的生存困境？对此激进左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展开了何种形式的反抗斗争？马克思及其后继批判理论家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理论指引？知识社会主义的建构方案又是否具有可行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如今资本主义新形态与社会主义新思潮，更好地洞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就研究现状而言，目前国外学界对认知资本主义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具有影响力的主题包括对认知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阐释、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剖析认知资本主义，并延展到认知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女性化等议题。其中，知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认知资本主义的新方案的观点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在国内学界，认知资本主义研究始于2016年，近些年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认知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布当的认知资本主义理论，以及认知资本主义语境中的阶级概念、劳动价值理论、剥削理论等具体议题。但整体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认知资本主义的研究仍较为不足，对知识社会主义的探讨则更为缺乏，而本研究围绕从认知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斗争过程展开剖析，试图对认知资本主义和知识社会主义进行理论阐释和解读。
一、认知资本主义：基于知识积累的资本主义新形态
认知资本主义以知识积累和认知劳动剥削为基础，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精神政治权力技术的运作机制。在此背景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样态，而这正是知识社会主义的理论起点。
（一）知识积累与认知劳动剥削
整体而言，认知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知识积累和认知劳动剥削的资本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历史上继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之后的第三种主要形态。认知资本主义理论主要由布当（Yann Moulier-Boutang）、维塞隆（Carlo Vercellone）等学者系统阐述，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和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论述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认知”一词强调了资本与劳动关系性质的变化以及资本积累所依赖的所有物形式的转变。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以殖民掠夺等原始积累的霸权机制为基础，工业资本主义离不开物质资本积累和曼彻斯特式大工厂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而认知资本主义则立基于非物质资本积累和知识经济的驱动，这种新形式适应了后福特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竞争加剧的时代。
为了准确定义这一资本主义新形态，布当指出需要将积累方式、生产方式和对活劳动的特殊剥削方式三个维度结合起来。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工人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却自由得一无所有，不得不把自身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而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本应归工人所有，却被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这正是资本主义“等价交换”掩盖下剥削的秘密。认知资本主义一方面立基于非物质资本积累和对认知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它通过精神政治的权力技术让自由与剥削合而为一，从而将剥削推向极致。
一方面，认知资本主义以被私有化的知识等非物质资本积累为基础。在认知资本主义下，“积累的对象主要由知识构成，知识成为价值的基本来源，也是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场所”。然而知识的价值并不源于其天然稀缺性，而是正如高兹指出，完全来自从制度上或事实上对获取知识所设置的限制，赋予知识价值的稀缺性在本质上是人为的，其源于某种“权力”暂时限制知识传播和管理知识获取。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表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依赖于全社会在历史进程中共同积累的科学与知识，这些知识实质上是社会性的公共资源，但认知资本主义却通过知识产权、数据垄断等一系列精密的系统化手段推进了知识的私有化和商品化，这不仅招致了科学研究愈演愈烈的利益导向，更阻碍了知识自由流动与社会整体创新的发展。
另一方面，认知资本主义以认知劳动剥削为核心机制。认知劳动与“非物质劳动”概念密切相关，拉扎拉托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产商品的信息与文化内容的劳动”，哈特和奈格里进一步将其解读为“创造非物质产品，如知识、信息、交流、一种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并认为认知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认知劳动理解为运用自身知识、信息处理与创造力等认知资源和能力来创造非物质成果的劳动形态。由于注意力、灵感、背景知识的积累等要素无法被简单计时量化，因此不同于以劳动时间为价值尺度的抽象劳动，认知劳动更难以衡量，这也使得认知资本主义实现了剥削的伪装与强化，使其得以扩展到主体运用认知能力的整个生命活动，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愈发隐蔽且难以抗拒。
因此从本质上看，认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表征着资本主义权力技术逐渐转向“精神政治”（Psychopolitik）。韩炳哲指出，福柯曾明确将生物政治学与资本主义规训模式相关联，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尤为重要的生物政治学是有关肉体的，但当下正处于从物时代向非物时代的过渡，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也日益呈现出非物质与非肉体的趋势。当人的认知能力、创造力等非物质越来越作为生产要素被纳入资本逻辑时，这表明资本主义权力技术也逐渐由肉体政治向精神政治转变。人的知识和创造力是开放且无边界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对非物质要素的利用也是没有上限的，“为了提高生产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在这种意义上，认知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这一权力技术深入布展的表征样态，人对资本的从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
（二）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新变化
随着知识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认知资本主义下也呈现出新的对立形态，这种变化蕴藏解放的潜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阐释了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从属形式：形式从属与实际从属。前者是指“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形式”，表征着资本对劳动控制权确立的开始；而后者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实际从属的逻辑尤其表现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分工的发展倾向于尽可能否认劳动的认知维度，将其转化为劳动的反面：机械和重复的活动。在机器体系中，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占有，“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可以看到，随着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推进，劳动者越来越丧失主体性而沦为生产资料的工具，在“资本使用劳动”的过程中“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日趋严重，资本对劳动的宰制愈加深入。
然而，随着人的认知能力、创造力在认知资本主义下愈发受到重视，在维塞隆看来，工业资本主义特有的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传统对立，如今在认知资本主义下让位于一种新形式的对立，即资本的死知识与劳动的“活知识”（living knowledge）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置换对应于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而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这在本质上又是形式从属。但与旧时工匠的实践知识不同，如今分散的智力的“活知识”不能通过深化斯密的劳动分工逻辑来“征用”——这一逻辑在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劳动组织原则中达到了顶峰——这种“征用”只能以降低劳动力的总体教育水平为代价，而如今教育水平被视为国家财富和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维塞隆进而指出，在认知资本主义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呈现为两种逻辑的对立：一方面是资本积累的逻辑，它试图人为执行价值规律，因而具有越来越强的寄生性，甚至阻碍知识传播和积累；另一方面是总体工人（collective worker）这一新形象的逻辑，即其大脑中蕴藏的全部社会积累知识的分散性智力掌握着对生产条件和社会目的进行自我管理的全部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共产主义定义为一种现实的运动，通过这一运动知识社会将把自身从资本主义逻辑中解放出来，并释放植根于知识自由流动与“一般智力”民主的经济形态中所蕴含的解放潜能。
概言之，作为以知识等非物质积累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新形态，认知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权力技术越发向精神政治转变。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资本逻辑对人的剥削愈加深入，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新变化也蕴藏解放的可能，而这正是知识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点。
二、反认知资本主义斗争：“著佐权”与平台合作主义
在认知资本主义下，非物质资产通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并为私人所垄断。对此不少激进左翼展开了信息开放和版权领域的斗争，力图探索打破认知资本主义信息垄断的路径，而这也为知识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实践佐证。
（一）《远程共产主义宣言》：从“著佐权”到“极左著佐权”
在西方左翼的视域中，现行的著作权（copyright）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文化领域的集中表现，对此有左翼活动家提出创立与其相对立的“著佐权”（copyleft）来促进资源共享、保障用户自由，另有激进左翼呼吁回归马克思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立场，将“著佐权”进一步发展为“极左著佐权”（copy-far-left），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才能有效抵抗资本主义对信息开放成果的掠夺。
首先，以“著佐权”为核心的自由软件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果，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扬德里奇（Petar Jandrić）在《后数字的知识社会主义》一文中系统梳理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史。1985年，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在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公告上发布：“如果程序的用户拥有以下四项基本自由，该程序即为自由软件：第一，为任何目的而运行程序的自由；第二，研究程序运行方式并对其进行修改，使其按照个人意愿进行信息处理的自由，开放源代码是实现的前提；第三，重新发布该软件副本的自由，以便帮助他人；第四，向他人发布自己修订版本的自由，使社会全体都可以受益，开放源代码是实现的前提。”为了从法律上保护这四种自由，斯托曼进一步提出了“著佐权”概念。要使一个程序具有“著佐权”，首先要声明该程序受著作权（版权）保护，再增添发布条款，这种法律手段赋予每个人使用、修改、重新发布程序代码或由其衍生的任何程序的权利，但前提是发布条款保持不变。因此，代码和自由在法律上是不可分割的。专利软件开发商利用著作权剥夺用户的自由，而斯托曼则利用它来保障用户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这一名称被颠倒过来，从著作权变为“著佐权”。
在此背景下，自由软件运动的理念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首先，非营利组织“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于2001年成立，为软件以外“著佐权”原则的应用提供了法律框架，而如今“知识共享”许可已在出版、教育和商业等领域普及。在学术界，发起于2018年的“Plan S”学术出版倡议影响力不断扩大，它要求由公共或私人拨款资助的研究成果必须在开放获取期刊或平台上发表，旨在推动学术成果一经出版即可免费阅读。而在商业领域，“GitHub”自2008年成立以来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代码开放共享和协作平台，而后在2018年被微软收购，如今微软也向公共领域发布了大量代码。这意味着伴随信息共享和版权领域斗争的深入开展，开放性也逐渐被意识形态领域的各方所接受。对此扬德里奇指出，尽管微软公开了代码，但它对知识的垄断仍在持续推进，并制造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随着社交网络发展，免费软件逐渐被用于对人类劳动的占有，斯托曼的开放梦想在如今算法和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几乎完全被资本主义攫取。同样，拉塔（Donatella Della Ratta）也认为，现实中的共享经济并未实现“知识共享”创始人的原初设想，即在团结和非货币交换理念下运行的经济，而最终可能与商业企业共存而形成“混合经济”（hybrid economy）。“知识共享”组织旨在促进更灵活版权制度下的内容交流，但如今其项目却被商业公司合法收集和利用。可以看到，尽管反垄断的信息共享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突破，但也面临着信息开放成果被资本主义侵占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激进左翼克莱纳（Dmytri Kleiner）主张重拾马克思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呼吁通过创建“极左著佐权”和“风险共产主义”（venture communism）来保护左翼斗争成果、构筑生产性公共领域。
一方面，他分析了资本主义掠取斯托曼“著佐权”成果的原因，并基于此主张创立“极左著佐权”。克莱纳基于《共产党宣言》撰写了《远程共产主义宣言》（The Telekommunist Manifesto），试图效仿斯托曼在现有著作权立法基础上创立“著佐权”的做法，主张利用股份公司、租赁协议、版权许可等资本主义方式来提升参与斗争的经济能力。尽管“著佐权”促进了公共软件资源的形成，但当这种模式被重新应用于艺术和文化领域时仍存有问题，而反对知识产权的声音正源于这两个领域。为了寻找一种更能抵制资本主义侵占的概念，克莱纳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一种更激进的“极左著佐权”构想以代替斯托曼的“著佐权”概念。在克莱纳的视域中，“著佐权”是阶级斗争的手段，而为了使其真正成为一种革命工具，它必须成为“极左著佐权”，必须坚持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这种意义上，“极左著佐权”许可不限制商业使用，而是限制非公有使用。作品本身必须成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供其他公共导向的生产者使用。只要作者保留用自己作品赚钱的权利而阻止其他基于公共资源的生产者这样做，其作品就不能被视为公共资源。“极左著佐权”应当为遵循公有制的生产者制定一套规则，而为基于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的生产者作出另行规定。在此背景下，工人可以凭借对共同财产的劳动投入来赚取报酬，而私有财产所有者则不可能通过剥削他人来牟利。值得注意的是，要使“极左著佐权”真正产生影响，必须将其置于包含多元生产形式（如文化与物质生产）的新兴工人经济语境中。由此在“极左著佐权”许可下，工人所有的印刷合作组织可以自由复印、分发和修改公共资源，但私人出版公司则被禁止自由获取。在这一意义上，“极左著佐权”尽管限制了所有权的再分配，但仍与“著佐权”一样共享自由的本质——它仅禁止榨取公共资源，而非禁止丰富公共资源。在克莱纳看来，相较于“极左著佐权”，“著佐权”的非商业模式既阻碍了基于公共资源的商业活动，又未能有效遏制雇佣劳动剥削，后者要通过财富分配变革才能解决，而这种变革又依赖于工人经济的推动。
另一方面，克莱纳呼吁构建“风险共产主义”，这为独立生产者提供了分享共同生产性资产的组织，使之前只与创造非物质价值相关的生产形式得以扩展到物质领域。克莱纳明确指出，“著佐权”的核心创新是促使著作权制度转向反对自身。“著佐权”有效利用了对知识资产实施特权的现有机制，借助著作权许可赋予的权力来保证所有人的使用权，并要求将这种自由传递下去。同样，“风险共产主义”要求将这种自由扩展到物质生产性资产。通常而言，公司是控制生产性资产的主要组织，而“风险共产主义”也基于一种公司形式，即风险公社（venture commune）。但风险公社具有独特性质，使其能够成为工人革命斗争的有效工具。它拥有所有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这些资产构成了一个由集体和独立的同侪生产者共同持有的股票。具体而言，公社本身归全体工人所有，每位成员只持有一份股份，而这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可以看出，克莱纳进一步推进了斯托曼的资源开放实践，“将数十年来关于信息和知识自由的斗争焦点从无形的比特和字节重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资料的优先地位……从关注软件转向关注硬件”，以便更好地抵制资本主义对开放成果的侵占。在这种意义上，“风险共产主义”为“极左著佐权”的推行奠定了经济与组织基础，通过为工人提供生产设备等物质资产使其有能力自主生产，而不依赖于资本家；而“极左著佐权”又为“风险共产主义”提供了制度框架，确保非物质资源只能被工人所有的企业或集体商业使用，而不能被私人资本滥用。整体而言，二者同为阶级斗争的手段，旨在组织生产以增强开展阶级斗争所需的经济力量，从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综上所述，纵观从“著佐权”到“极左著佐权”的发展，其核心是与认知资本主义在信息开放和版权领域的愈加深入的斗争，激进左翼越发意识到要有效保护非物质的开放性成果，仍需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只要生产者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他们就无法完全保留自己创造的财富而从政治上改变社会，因此重中之重是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二）平台的非资本主义实践：从平台合作主义到开放合作主义
除了投身于与版权的抗争，另有左翼人士聚焦于非物质积累的渠道——平台，并展开了从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到开放合作主义（open cooperativism）的一系列构想与实践。
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曾提出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概念，并认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找到了一种大规模可占有的新原料：数据。平台利用数据与算法不断深入推进非物质传播与积累，为认知资本主义提供具体的实现途径。现实中，平台越来越成为企业的主导组织方式，企业可以基于此实施数据垄断并进一步提取、分析、使用和出售相关数据。扬德里奇进而指出，爱彼迎（Airbnb）、优步（Uber）等公司利用平台这一自动化在线系统，将住宿、交通等服务的提供者与需要此类服务的用户建立联系，以换取高额费用。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对各方都有利：平台抽离了用户和服务供应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用户可以获得更低的服务价格，服务方也能更容易地获取赚钱机会，而平台所有者则赚取中介费。然而在实践中，平台公司却成为食利者的美梦。平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平台经济不仅削弱了对劳动者的传统保护机制，劳动者普遍面临过度剥削、低薪与福利缺失，而且平台对数据的贪婪需求也意味着侵犯隐私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
面对平台资本主义无法规避的问题，平台合作主义应运而生，其核心要义是由员工、用户或利益相关方共同拥有和治理数字平台，旨在替代以“共享经济”为名的资本主义平台。首先，针对平台资本主义的主流应对措施如罢工、修改法律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个别平台在许多国家已被禁止或受到严格监管——尽管如此却无法带来根本改变。基于此背景，受克莱纳坚持工人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启发，绍尔茨（Trebor Scholz）在纽约新学院发起了“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主张为所有人优化数字经济生态，并基于民主所有权和治理等合作原则为平台资本主义提供替代方案。依据绍尔茨的阐述，平台合作主义的理念主要包含三大部分：首先，接纳技术，但希望以不同的所有权形式使用技术，坚持民主价值观——从这一意义上说，平台合作主义是有关结构性变革的，本质上是所有权的变革；其次，平台合作主义强调团结，平台可以由工会等合作性组织拥有和运营；再次，平台合作主义以重构创新和效率等概念为前提，着眼于惠及所有人而非只为少数人谋利。在此基础上，绍尔茨提出了平台合作主义的十项原则：集体所有制、体面的薪酬与收入保障、透明度与数据迁移性、欣赏与认可、共同决策的工作、保护性的法律框架、可转移的工人保护与福利、防范专断行为、拒绝工作场所的过度监控、离线的权利。以“Groupmuse”这一美国平台合作组织为例，合作数字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Cooperative Digital Economy）的报告显示：它已通过组织逾10000场家庭音乐会来支持音乐人，已覆盖7座城市，共计3000名表演者参与，吸引65000名观众到场。仅2019年，纽约表演者收入达84861美元，旧金山达76533美元，平均每场演出收入分别约为146和170美元。可以看出，虽然其活动能否发展至产生主流影响的规模仍有待考察，但现实中的平台合作主义已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些成就都清晰表明了平台在非资本主义实践中应用的可行性。
而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开放合作主义重构并发展了平台合作主义，力图将同侪生产与共享资源相融合，将传统合作组织局限于服务地方扩展至全球公共领域。在平台合作主义的基础上，鲍文斯（Michel Bauwens）等人又提出了开放合作主义的构想，他们完全支持更广泛的平台合作主义运动，但并不满足于其一定程度上孤立的合作方案。他们指出，软件、知识、硬件及制造领域的新型协作生产模式为创建一个全新的自主性生产公地带来了巨大希望，但遗憾的是，这种开放合作成果往往被企业侵占并出售，而这些企业的榨取式商业模式未能对公共领域进行再投资。由此形成一个悖论：在开源软件或硬件的同侪生产中，共享许可越趋近共产主义理念，实践本身却越突显资本主义特征。在这种意义上，与“极左著佐权”相似，开放合作主义的诞生同样源于对反资本主义斗争成果被资本主义攫取的担忧。基于此，开放合作主义者呼吁，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全球的对抗性经济体系（counter-economy），使基于公地的同侪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成为完整且自主的生产模式。相较于传统合作组织，开放合作组织更关注整合非物质资源，从而为其他开放合作组织和公益协会构建多方面的数字公地。与此同时，开放合作组织立足本地生产，但始终关切全球议题并组织行动。在他们看来，2014年在厄瓜多尔制定的《公地转型计划》（The Commons Transition Plan）是一套全面支持基于公地的同侪生产的公共政策，力图改变厄瓜多尔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长期从属地位，建构一种依托无限非物质资源而非有限物质资源的经济模式。尽管此提议由于受制于政治博弈并未正式实施，但它是厄瓜多尔突破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政策框架的一大重要尝试，不仅超越了地方语境，更具有全球意义。可以看出，相较于平台合作主义对组织形式的强调，即平台是否被共同拥有和治理，开放合作主义则进一步注重价值取向，即平台是否面向公共资源、是否推动全球公共利益，这种对非物质公共资源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与知识社会主义的呼吁不谋而合。
整体而言，无论是“著佐权”还是“极左著佐权”、平台合作主义抑或开放合作主义，尽管他们公开而坚决的反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目前在主流社会中所占比重较小或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成果具有根本的变革性，很大程度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而这也正为知识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三、知识社会主义：破解学术异化与关切公共利益
（一）超越知识资本主义：破解自我指涉的结构性困境
认知资本主义时代下知识的作用愈发凸显，其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推动了“知识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后者成为认知资本主义在学术界及其知识生产领域的具体形态。
知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为知识生产而生产的自我指涉的体系，学术生产的异化趋势愈发显著，呈现出封闭性、自循环性、高度形式化的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种形式，具体表现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在库普弗曼（David W. Kupferman）看来，异化劳动的这四个规定愈发适用于描述如今学界的知识生产，尤其当下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崇创新、注重期刊影响因子以及更多更快地发表文章，而非切实关注思想的发展。知识资本主义甚至不需要思想，只需要对已有主题进行无休止的变体再生产。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看到学者与自身知识劳动的异化、学者与知识生产过程的异化、学者失去其类本质（学者与学术共同体割裂开来），以及学者之间的相互异化（尤其表现在学者被迫在以学术平台的浏览量、点赞量为标志的声誉经济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关注出版物中真正表达的思想，学术知识的生产根据被引用的次数而非其优劣来衡量。究其根本，这是一个为知识生产而生产的系统，学界成为自己出版物的最终用户——甚至如果没有人愿意引用，他们就会自己引用。同样，学界的商品化还体现在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商品化，客户满意度（对应教学满意度）和市场消费率（对应选课率、论文引用率等）也已成为衡量教学科研绩效的通用标准，精确的测评系统与金钱驱动的竞争性分配系统挂钩，对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评估和奖励。在这种意义上，市场导向的知识资本主义不仅造成学术异化，使知识生产走向自身反面，人被知识反噬而趋于异化，而且由于其主要依靠销售信息和数据来维持自身运作，只关注如何将知识商品化，而忽视了知识的真正价值，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思想解放与创新。
面对知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症结，彼得斯（Michael A. Peters）提出构建知识社会主义，将其视为替代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资本主义的方案。知识社会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彼得斯2004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知识社会主义与学界》一文中，他将知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围绕知识政治展开的新型斗争，这些斗争直接涉及学界，并与知识经济学、传播学转向以及知识和信息政治占主导的新兴国际知识体系息息相关。在《知识社会主义：同侪生产的兴起——共治、协作与集体智慧》（2020年）一书中，知识社会主义又被进一步定义为一种基于共享、合作、协作、同侪生产和集体智慧的新型全球集体社会，它与后数字化密切相关，生发于知识经济和知识资本主义之中却对其实现了反抗与超越。可以看出，不同于侧重知识经济，强调知识产权制度、人力资本开发、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知识资本主义，知识社会主义强调自由开放的信息和知识，将重点转向承认知识及其价值最终植根于社会关系，并旨在为公共利益推进知识发展。
概言之，知识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认知资本主义在知识生产场域的具体形态，知识资本主义内在的结构性困境昭示着知识社会主义建构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二）建构知识社会主义：关切公共利益的思想共同体
面对知识资本主义自我指涉的内在困局，如何从知识资本主义过渡到知识社会主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的思想为左翼视域中知识社会主义的展开描摹了理论图景，具体呈现为“普遍危机”“大拒绝”“反抗的布局”。
其一，“普遍危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源于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的毁灭性循环。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变得一无所有，加之资产阶级对不断扩大的社会剩余的贪婪掠夺以及利润率的下降，一切将不可避免地动摇资本主义，这正是贫困化的“普遍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掌控，将以一种类似于崛起的城市资产阶级通过改革和革命战胜封建主义的方式结束。随着在线商务逐渐取代线下交易，知识资本主义驱动的市场正在掏空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国家财富所需的商业文化，企业倒闭、就业不足等危机愈发严重。尽管对个人行为的实时追踪数据推动了知识资本主义普遍危机背后的巨额利润，但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对所有人进行普遍剥夺以提取有价值的数据正是转向知识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关键之一。当被数据化的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作为自在阶级，且具备转化为自为阶级的物质能力时，便能在认知资本主义面临普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集体与个体的方式终结自身被剥削的数据化不稳定生存状态。
其二，“大拒绝”。对马尔库塞和新左派而言，即使只是短暂片刻的集体反抗也有望通向自由，因此应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拒绝知识资本主义的条框，从而进行深入改革或决定性革命。在强制服从的制度下，另一条可能性出路是断然拒绝支付或提供任何事物。人们可以要求将数据据为己有、获得合理的数据使用费，或要求将所有数据完全社会化以服务于集体，抑或共同“大拒绝”认知资本主义强加的订阅、管理等条件。具体而言，创建颠覆性的微型网络、全职转入“暗网”、抵制人工智能在社会各领域的强行植入，这些都是具有拒绝主义黑客倾向的可行手段，有助于将知识引入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模式中。
其三，“反抗的布局”。葛兰西探讨工人委员会和意大利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实践哲学”，这一观点强调了工人在工厂、城市等层面的集体组织的重要性。基于此，他们可以在不同行业、地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作为“有机知识分子”领导革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后期的毛泽东、恩克鲁玛等先驱，他们先锋性的见解与才能被视为反资本主义抗争中推动民众进步的关键，因此建设“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在知识社会主义建构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构建知识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真正为人而非为作为商品的知识写作，重新审视知识生产的价值，建立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思想共同体。在库普弗曼看来，为了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影响，知识社会主义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不仅要为生产社会知识创造条件，还要让这些知识有更多受众。知识社会主义必须超越学术界的精英主义和封闭系统，以避免成为再生产知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术语。换言之，要停止自说自话并为非学术受众写作，创作人们能够找到并真正阅读的文章和书籍，为此作者必须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相反，用晦涩艰深的语言写作是因为作者实际不是在为任何人写作，而是在为作为商品的知识写作——为算法而写作，而非为人写作。此外，结构改革也亟需推进，要用不同的方式衡量知识生产的价值，用社会影响而非纯粹期刊影响因子来评判。这种对知识价值的重估也有助于重新审视并改进大学和整个研究工作的目的。真正的思想共同体不应以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和公共利益私有化为基础，而应植根于以服务社会为优先而非从社会中谋利的知识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下知识的功利性和封闭性是知识社会主义的关键之一。
再次，通过创建“世界知识银行”（World Knowledge Bank）等实现知识的民主社会化以构建知识社会主义。如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知识商品化正在破坏实现全球知识共享的技术可能性，这要求人类社会要开展反霸权项目，其核心是以知识的民主社会化为特征的知识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立“世界知识银行”来促进知识普及与共享。具体而言，“世界知识银行”项目旨在建立全球公共图书馆，为所有人免费提供知识，致力于成为全球人类知识范式的社会宝库。它将对突破现有知识库局限、应对现实挑战的知识项目进行招标，也将寻求获取私有知识并向全世界免费发布。在这种意义上，“世界知识银行”旨在推动世界从国家间竞争与私有资本知识产权持有者之间的对抗格局，转向以全球国家合作为基础的伙伴关系，通过知识的共享使各国得以发展各自版本的可持续自给自足模式。可以看到，这一构想是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下零和博弈的彻底摈弃和对社会主义新发展模式的积极开拓。
整体而言，尽管知识社会主义的现实起点与具体演进难以得到切实规划，但以上思想实验和理论建构都是对摆脱资本逻辑的宝贵探索，为全球知识自由流动提供了新的制度与实践可能。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认知资本主义的困境，激进左翼展开了信息开放和版权领域的斗争，但其信息开放成果被资本主义掠夺的现实也让他们意识到回归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资料优先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新的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在这一意义上知识社会主义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不可否认，要将知识社会主义从理论呼吁扩展到持续的行动方案仍极具挑战：一方面，知识社会主义的落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平台，如何与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平台相竞争、如何面对保守势力的数字遏制是无法避免的难题；另一方面，知识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亟需新的制度框架以保障知识开源，这要求制定支持去中心化和协作共享的一系列配套法律政策等，建构知识社会主义道阻且长。概而言之，知识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认知资本主义的反抗与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层层交锋中如何以公共利益为旨归、突破知识生产的资本逻辑，是数字时代下人们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