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遗产保护：考古成果转化传播的重要底色
故宫属于活态使用、古今重叠、整体开放的宫殿类遗产，考古工作无法采用大面积揭露、长期露天展示的常规模式，“最小干预、微创发掘、见面即停、拼缀复原”的考古理念，契合考古成果转化的活态遗产保护需求，形成 “发掘—保护—展示—传播” 一体化的特色路径。
活态遗产保护下的考古转化，重点是不破坏遗产本体、不影响开放运营、最大化留存历史信息，同时让公众直观感知地下遗存价值。十余年来，紫禁城考古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果，如东城墙明早期基址的发掘，是首次在紫禁城内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明代早期城墙墙基、原始地面地下夯土基础。隆宗门西侧元明清遗址发现叠压关系明确的元明清遗迹，堪称故宫“三叠层”，对研究紫禁城元明清三代和北京城中轴线变迁，乃至紫禁城历史及中国古代建筑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断虹桥桥头西南侧考古，清理出散水、地面，砖砌墙体，夯土层、灰土层等遗迹，对断虹桥的建筑年代、元大内中轴线、紫禁城中轴线及外西路格局演变等提供了新资料。又如，在宝蕴楼咸安宫西配殿发现了明早期建筑基础、清早期西值房遗址及清早期散水遗迹等。在已开展考古发掘和信息提取的紫禁城内31个地点中，诸多关键遗存，均因处于开放参观区域，在完成最大化地信息提取后需及时回填，无法提供长期原位展示。
这一现实倒逼考古成果的转化跳出实物永久陈列的传统思路，转向现场临时展示、数字复原、标本陈列、学术解读相结合的模式，既坚守活态遗产保护底线，又高效实现价值传播。该转化模式区别于一般遗址博物馆的展示逻辑，是基于活态遗产特性的自主探索，也为同类古今重叠型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
考古现场转化：活态遗产的沉浸式传播
考古现场是文化遗产价值最直接的载体，故宫依托活态遗产空间，推行“边发掘、边展示”的现场转化实践，让公众近距离接触考古全过程，成为价值阐释最直观的方式。
慈宁宫花园东院考古现场开放。2014-2017年，慈宁宫花园东院考古发掘出土保存较好、规模宏大、工艺考究的明早期宫殿建筑基址、明后期排水沟、清代中期铺砖地面等。经综合研究和方案论证，团队在遗址区中间搭建木栈道、设置说明牌与讲解标识，开放约670平方米发掘区域，使公众可直观观察明清建筑磉墩、地基结构，首次近距离看到紫禁城地下营建遗存。这种原位临时展示，无需大规模改造场地，契合活态遗产最小干预原则，同时将抽象的宫廷建筑营造技艺转化为可视可感的实物遗存，实现考古过程的公众化普及。
造办处遗址半开放现场展示。造办处旧址明清建筑考古遗址揭露元明清三代建筑基址，是印证紫禁城宫廷工艺与建筑演变的关键实物资料。自2020年底考古发掘启动以来，该区域尝试“边发掘、边展示”的半开放模式，面向专业人员、大中小学生开放考古现场参观、田野考古实践等研学、科普、学术交流活动。参与者聆听考古人员现场讲解地层叠压关系、建筑构件信息，在划定区域实操田野发掘与文物修复。这种定向展示既避免大量人流对遗址的影响，又为专业学习与公众科普提供精准渠道，让活态遗址成为 “可触摸的考古课堂”。
目前，造办处遗址的现场展示方案正在深化设计，计划在有限的遗址空间内铺设栈道、规划流线，向观众呈现造办处遗址元明清三代的历史沿革与空间变迁；通过现场复原、展示装置与互动装置，引导观众在互动中进一步参与和深度了解重点遗迹和重要文物背后的故事。借此区域，同步展示紫禁城考古的理念、方法与相关成果，满足公众对紫禁城内考古以及紫禁城地下历史的探索需求。此类现场转化，既打破“考古结束再展示成果”的传统模式，让考古过程本身成为传播载体，又为活态遗产提供可复制的技术方案，贴合活态遗产动态保护、可持续利用的要求。
展览转化：考古成果的系统化博物馆呈现
展览是考古成果博物馆转化的核心形式，故宫考古结合自身发现，通过合作展、出土标本外展、独立专题展等形式，将零散考古发现整合为体系化的价值阐释内容。
合作展。明代御窑考古成果对比展和考古新成果展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政府的合作项目。数年来，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将故宫宫廷旧藏、南大库瓷器埋藏坑出土的明清御窑瓷片，与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器物联动，推出系列对比展览。曾先后举办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成化瓷器对比展”“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嘉靖万历瓷器对比展”等，完整呈现御用瓷器从生产、甄选、入宫到废弃的全链条，展览以实物标本为核心，搭配地层剖面图、工艺解析图，避开宏大叙事，聚焦瓷片拼接、窑具对比、款识辨识等具体细节，让观众理解宫廷用瓷制度的考古实证，实现专业价值与公众认知的衔接，为推广考古成果及普及馆藏御窑瓷器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五洲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是国家文物局主导下，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展览，意在向公众展示“一带一路”十年之际，中外联合考古的相关成果。该展览展出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朱尔法（Julfa）遗址出土的中国青花瓷、青瓷、德化白瓷等，将中阿多次联合考古发掘成果及时呈现给观众，展示了中国考古的自我审视与比较视野，以及考古成果的跨单位、跨文化的转化传播。
出土标本外展。出土标本跨馆展示将造办处遗址出土的元代琉璃建筑构件，外借至国家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参展，以小型标本为载体，在不同场馆阐释紫禁城与元代宫廷、大运河文化的关联，拓宽考古成果的传播场景。故宫与相关单位联合展示了考古成果的跨单位、跨文化的转化传播，让单一考古发现融入更广阔的文化价值阐释体系。
独立专题展。丝路考古成果专题展以中乌联合考古成果为基础，举办《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图片展），受客观条件限制采用“文物图片+数字全景”形式呈现。展览通过高清文物图像、出土场景复原、考古工作纪实，解读中乌两国2015-2018年联合考古的阶段性成果。这个展览“不仅深层解构了中国文化中的外来因素，更是践行‘一带一路’国家政策中文化先行的重要举措。”展览配套360度数字展，观众可在线查看文物细节、虚拟逛展，让境外考古成果突破空间限制完成传播，同时亦探索了考古展览“线下+线上”的转化模式。这是故宫博物院成立考古机构以来，由故宫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第一个专题考古成果展，体现了故宫考古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考古”，“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自觉担当”。
“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聚焦造办处旧址五年考古成果，围绕地层叠压信息、建筑基址遗存、宫廷手工业遗物，系统阐释元明清五期遗存演变与清宫造办处工艺细节。展览采用1:1真实比例复原造办处遗址的标志性地层标本，以1:3的比例模拟造办处遗址的地层切块，生动呈现明早期建筑基础“千层糕”式碎砖夯土层的历史遗存与营建技艺，首次通过器用、饮食、娱乐等相关遗物，还原紫禁城中普通匠役的日常生活。展览摒弃宏大历史叙事，以考古实证还原宫廷营造与匠人劳作的真实图景，让观众从残件、磉墩、瓷片、工具等细微遗存中触摸历史温度。展览坚守活态遗产“最小干预”原则，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学术支撑，用剖面模型、实测线图、出土标本直观呈现遗址价值，兼顾专业严谨性与公众可读性。展览推出后广受好评，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广泛报道，形成良好社会反响，原定三个月展期应观众需求延长一个月。据不完全统计，近60万人次观众走进展厅，从一砖一瓦、一器一物中读懂紫禁城的营造智慧与匠人匠心。
相较于宏大叙事，本次展览更注重以细微之处传递文化温度。不刻意渲染历史功绩，而是聚焦考古现场的地层叠压、出土器物的使用痕迹、手工业遗存的工艺细节，讲述大众可共情、可理解的“匠人故事”“营造故事”“生活故事”。实现“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注重观众体验与情感共鸣，让文化遗产从遥远的过去，成为连接当下生活的精神财富。这种以小见大的阐释方式，让文化遗产价值不再悬浮于理论，而是落地于可感知、可共鸣的具体遗存，真正实现以考古成果滋养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故宫依托活态遗产保护理念，以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为重要实践，走出一条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价值传播路径，为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可复制的微观样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作为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年的一大实践，该展览印证：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既需要体系化的学术支撑，更需要贴近人心的表达。立足活态遗产保护特色，以博物馆转化为桥梁，用细微实证讲好历史故事，以凡人匠心触动大众情感，才能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扎根社会、服务人民。这既是故宫考古的实践经验，也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的可行路径。
数字与公共活动转化：学术价值的大众化传播
除现场与展览外，故宫考古通过数字制作、公共讲座、大学生实践、媒体科普等形式，让专业考古知识转化为易接受的公共文化产品，完善价值传播的多样路径。
在数字考古内容创作方面，主要是联合数字部门制作《紫禁城·天子的宫殿——地下寻真》虚拟现实（VR）短片，对隆宗门三叠层、东城墙基址等回填遗址进行三维数字复原，还原地下遗存的空间结构与营造工序。该作品作为科普内容，既解决活态遗址无法原位展示的痛点，又以沉浸式数字体验，帮助公众理解古今重叠型遗产的层叠演变，成为活态遗产价值阐释的创新载体。在造办处考古成果展览中，现场设置两台数字互动屏，内置考古现场高清照片、遗址线图和虚拟现实（VR）模型，观众既可以宏观浏览元明清不同时期遗址的分布，又可以点击放大遗址区域细节，深入了解明清紫禁城建筑营建基础工艺与结构。
这种数字展示与现场互动相结合的模式，突破传统文物展陈 “只能看、不能进、难参与”的局限，以科技手段破解活态遗产保护与展示的固有矛盾，在坚守“最小干预”原则的前提下，将不可见的地下遗存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数字形态，它既完整保留考古学的学术严谨性，又以轻量化、可视化方式降低理解门槛，实现学术价值与传播效能的统一，也让考古成果的博物馆转化更贴合活态遗产保护理念，成为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创新实践。
在公共考古与学术普及领域，开设故宫考古名家系列讲座，邀请学界专家走进故宫，普及考古专题知识，推动考古知识大众化。组织青少年参与到造办处遗址考古发掘的实践中，由一线考古人员讲解考古工作流程和方法，指导青少年开展田野发掘、文物修复和问题研究，让公众了解考古工作的真实过程。联合开展“粤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考古实践项目，组织高校考古文博专业学生参与遗址测绘、标本整理、资料录入等基础工作，聚焦具体遗址的地层分析、器物辨识、保护难题，摒弃空泛理论，促进粤港澳青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将考古转化与专业人才培养结合，加深青年的文化传承认知，让青年群体成为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
此外，参与《考古公开课》等媒体栏目，以造办处遗址、南大库御窑瓷片等具体发现为案例，用通俗语言解读考古发现的价值，将紫禁城地下埋藏的历史秘密转化为大众易懂的文化内容，实现专业考古知识的广泛传播。这些活动以具体考古实例为核心，将学术研究转化为讲座、实践、视频等多样形式，让文化遗产价值阐释跳出专业领域，真正落地为公众可参与、可理解的内容。
考古成果博物馆转化的实践反思
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交叉点，是在“历史上人类文化遗存的保存和传承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十年来，文化遗产学与故宫考古的实践充分证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中国实践、融通古今中外、服务国家人民。将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是遗产申报的终点，申报的目标是确保遗产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管理，造福于今世后代。在活态遗产保护框架下，故宫考古成果的博物馆转化仍存在提升空间，也为文化遗产价值阐释提供务实思考。
其一，现场展示时效性不足。多数关键遗址因保护要求需快速回填，临时展示周期短，公众难以持续获取信息，需进一步完善数字存档、定期科普更新机制。其二，转化形式有待创新。当前以标本、图片、视频为主，互动性、体验性不足，可结合活态遗产空间，开发小型沉浸式体验点、考古研学手册等轻量化产品。其三，成果发布节奏需加快。考古资料整理与公众传播存在时间差，需通过阶段性成果发布会、科普短文、短视频等形式，及时回应公众对考古发现的关注。这些问题不仅是实践层面面临的挑战，而且是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人民论坛》杂志2026年第9期
作者：故宫博物院考古部研究馆员 张晓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