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主动捅破泡沫和泡沫自然破裂的后果一样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1 次 更新时间:2025-11-18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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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进入专栏)  

 

理论上讲,无论泡沫是怎么破裂的,其经济后果应该都是一样的。这就像一棵树,风吹倒还是人砍倒,其物理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对比1990年代初主动捅破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和2008年市场引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就会发现前者无论在危机时间的长度,还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方面,后果都严重得多。

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间,日本央行连续五次上调贴现率,从2.5% 飙升至6.0%,大幅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使得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成本大幅上升,抑制了市场的投资和投机需求。1990年3月,大藏省银行局向金融机构发出总量控制的行政指令,要求金融机构供给不动产行业的贷款增长不得超过总贷款增长率,直接切断了开发商的资金链,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供应大幅减少,房地产价格失去了持续上涨的动力。房地产泡沫破裂。

2004年起,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从1%升至5.25%(2006年),次贷违约率从2005年的1.5%飙升至2007年的10%以上。大量违约房贷被银行收回拍卖,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房价从 2006年峰值开始暴跌,2007-2009年美国平均房价下跌超30%,许多家庭陷入“负资产”(房贷余额超过房屋市值)。

相比日本,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似乎要大得多。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因 CDO亏损倒闭,被摩根大通收购;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因无法偿还债务申请破产(史上最大破产案),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地震”;信贷紧缩与经济衰退:银行因资产缩水不敢放贷,企业融资困难、裁员潮爆发,美国失业率从2007年的4.6%升至2009年的10%,经济陷入“大萧条” 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美国和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一个主要差别,就是美国加息是为了抑制通胀,房地产泡沫破裂是宏观调控的次生结果;而日本加息的目标就是要打压房价,刺破房地产泡沫。这一差别导致了美日两国完全不同的危机响应。

2008年3月,美联储果断突破常规权限,向包括五大投行在内的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并从2009年开始,在2010年和2012年连续三轮量化宽松(QE)。9月,联邦政府宣布接管“两房”,同时拿出高达1820亿美元救助AIG 。财政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向金融体系注入7000亿(后上调至8500亿)美元。

反观日本,1990年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但大藏省1992年居然还推出地价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同时将短期交易所得税率提高至 10%。这些原本是在经济过热时为了抑制投机制定的政策,却在市场下跌时推出,结果直接导致投资者恐慌性抛售,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下跌。为应对银行业危机,1997年修订《存款保险法》;次年国会通过《金融功能稳定法案》,出台新《日本银行法》,增强央行独立性,对房地产下滑始终采取放任态度。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2009年日本重新采取零利率政策;2010年10月,日本央行开始低速扩表,直到2013年4月日本才开始激进扩表。此时距离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过去20多年!

不同的危机响应,带来的后果也不同。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严重衰退后,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经济开始迅速复苏。实际房价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第4年便触底,第9年即超过危机前水平。新屋销售和私人住宅投资等指标也在短短几年内重新回升。

而日本经济则陷入长期低迷,GDP增长缓慢,通缩问题严重,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实际房价调整耗时19年才见底,到2022年也才恢复到峰值水平的71%。无论新屋销售、新开工还是地产投资等指标都经历了漫长的调整期。由于大量不良贷款导致银行业危机爆发,金融无力支持日本产业参加全球竞争,日本不仅完美错过互联网时代,原本领先的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也逐一被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赶超。

对比美日可以看出,泡沫是怎样破裂的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破裂后的政策应对。如果果断救市,即使危机更严重的美国,也可以迅速止血,走上恢复的道路;反之,如果优柔寡断、首鼠两端,即使一开始并不严重的日本,也可能小病拖成大病,错失救市的最佳窗口。

那么为什么美国和日本救市会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这就要回到本文一开始的问题,泡沫的是怎么破裂的。日本泡沫破裂本来就是加息的目标,作为始作俑者,指望政府立刻转向救市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危机越不严重,就越不可能。因为决策者根本不认为泡沫破裂是一个问题。同样是加息,美国是为了打压通胀,泡沫破裂后经济开始转为通缩,救市就成为自然的政策选择——而且危机越严重,救市的力度就越大,愈后效果就越好!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主动捅破的泡沫和自然破裂的泡沫之所以后果完全不同,不是因为泡沫破裂的方式,而是因为泡沫应对的方式。日本之所以拖延了足足二十年才开出正确的处方,并非日本没有合适的政策工具,而是因为主动捅破泡沫的人由于年龄的原因,在物理上离开了决策的位置。如果当年日本有完善的问责机制,让错误政策制定者离开决策位置,日本本可以不用遭受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因此丧失“国运”)。

最后,本文引出一个新问题,泡沫破不破裂对于增长重要吗?有没有可能泡沫的形成和破裂本来就是增长的一部分?也许对于增长而言,泡沫破裂就像人生病一样正常,真正重要的不是不会得病,而是是否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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