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美国身份政治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反歧视、争公平的社会权利运动，其在参与美国主流政治体系过程中衍生出族群、性别、性取向三大核心议题，并以此重塑美国政治格局。为因应美国政治生态演变、夺取选战胜利，民主党积极发掘身份政治潜能，推进身份政治议程，赢得身份政治话语权和主导权。当代美国身份政治实践虽有一定社会进步意义，但也产生了加剧政治分裂和社会“部落化”、消解西方文明秩序等负面影响。特朗普2.0借助“白人身份政治”叙事上台执政，且有针对性地逆转民主党身份政治议程，导致美国政治生态陷入新一轮不确定性之中。
关键词：美国政党 民主党 身份政治 平权行动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指个人或群体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等共同利益或认同而开展的政治活动。身份政治参与者认为，无论个人还是群体，身份赋予其独特视角和经验，因而有权代表自己或所属群体发声，反抗其所遭受的社会不公，争取平等权益。“身份政治”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期，随后卷入社会运动潮流，尤其深嵌民主党的社会改良政治议程。借助民主党的政治运作，身份政治参与者公开宣扬其理念主张，明确提出社会平权的要求，持续改变和重塑美国政治生态，直至在当下公共政治场域大行其道，对美西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身份政治的源流
美国是以移民为主体的国家，其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是族裔间的差异。建国初期，美国的身份政治相对简单。经过两个多世纪演进，美国身份政治内涵越来越丰富，外延也日益多样化，呈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盎格鲁—撒克逊宗教文化群体与其他族群的分野初现。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建国叙事的重大关切之一就是美国人的身份问题。1789年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均提到的“人”或“人民”并非普世概念，而是专指欧洲白人男性及其后裔，甚至不包括女性。这源于美国国家创建的独特历史。最早移居美洲大陆的族群是反抗英国国教压迫的英国白人清教徒，他们在“新世界”开疆拓土、建立家园，践行宗教自由。清教徒把英国国教视为堕落的“巴比伦”，将自身等同于与上帝立约的“新以色列人”，而美洲大陆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则被归为应被驱逐的“亚玛力人”。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法典》首次对“陌生人”（stranger）和“自由人”（freeman）作出区分：只有有财产且遵守当地宗教法规的“有教养的”或“体面的”白人男性清教徒才能成为“自由人”，拥有选举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印第安人、黑人、契约仆役均被排除在外。女性在美国建国初期则被建构成依附父亲或丈夫的“虚拟”存在，其政治身份主要体现为作为“共和国母亲”担负白人种族繁衍的职责，而非独立权利主体。由此，北美大陆最初移居者群体通过宗教、法律等手段，建立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宗教文化特权和政治主导地位，确定了美国人的身份标准和主流意识形态，用以测度或“驯化”外来事物。在基督教文化与白人群体占绝对优势的历史环境下，陆续到来的其他族群和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始终面临被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同化或边缘化的压力。美国身份政治雏形开始显现。
第二，以非裔为主的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身份议题凸显。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865年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1920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赋予妇女选举权，美国身份政治问题开始扩大到黑人和女性。20世纪50至60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兴起，美国社会中的身份权利意识迅速觉醒，各种弱势或边缘群体如黑人（非裔美国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LGBT）、印第安人（原住民）、穆斯林、拉美裔移民以及亚裔移民等，都高举“身份”旗帜，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他们宣扬所属群体的独特性，尤其强调其“受压迫”“受歧视”的历史，掀起多场社会权利运动，要求国家公共政策和社会政治生活必须考虑到每个少数或边缘群体的独特身份及诉求，甚至应该予以特殊对待。
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会权利运动潮流中，从身份角度思考问题的条件已臻成熟，“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开始从自身所属群体的尊严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每场运动都代表此前不被看见、遭到压迫的人，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视而不见心怀怨恨，都希望内在价值得到公众承认。由此诞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身份政治”。身份政治一经“正名”，便迅速整合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主流文化和新左派运动，重塑美国政治话语体系，并衍生出族群、性别、性取向三项核心议题。1977年，女权主义组织“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发表《康比河公社宣言》，要求专属于黑人、女性、同性恋者的群体认同，完整表达了身份政治运动的核心关切，推动身份政治正式走入美国公共生活。
第三，身份政治内涵外延的扩展及其在选举政治中的兴盛。身份政治既与传统的利益集团政治不同，也有别于早期民权运动和“承认政治”。它不要求某个特定群体融入主流群体或得到主流群体承认，而是强调其他主流或非主流群体必须尊重某个群体的独特性。早期的民权运动致力于寻求法律上的平等对待，非但不拒绝主流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不试图改变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破坏美国社会凝聚力，反而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建国原则，“为非裔美国人社群和整个美国提供了建设性的道路”。进入21世纪后，由于大批拉美移民涌进美国，最初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身份政治扩大演化为白人同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的身份政治，同时又与性别、性取向、宗教、堕胎、环保、移民等问题交织，导致其理念和诉求均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美国大选中，身份政治运动突飞猛进，冲淡阶级认同，进一步凸显族群、性别、性取向等认同，甚至反向激发主流白人群体的身份权利意识，有可能催生一种针锋相对且破坏性极大的白人身份政治，从而严重削弱美国社会共识。
显然，身份政治一开始就将主流建制（包括主流白人群体及其主导的机构等）作为他者和对立面，以凝聚共识并设定自身政治运动方向。就具体诉求而言，当代美国身份政治运动聚焦四大目标。一是倡导历史上处于弱势或受歧视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等）享有专属的权利保障与平权措施，以纠正历史不公与现实的不平等。二是主张在某些具体情况下，给予弱势群体优先权或特殊对待，以实现事实或结果的平等。三是提倡主流社会接受和尊重多元文化，承认每个特定群体都有独特的文化认同，反对将其强制同化为主流文化。四是在现实政治层面，主张政府采取积极的立法行动和行政干预，甚至通过司法判决，以支持保障特定群体的各种权益。由此，身份政治成为有能力影响和改变当今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驱动因素。
民主党与当代美国身份政治的互构
美国身份政治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社会种族、性别、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多样性在公共政治领域的直接体现。在现实政治中，美国身份政治实践主要围绕政党政治竞争展开。民主、共和两党围绕“身份”进行政治博弈，利用“身份”进行选民争夺，试图从不同路径寻求国家认同和国家建构。历史地看，自南北战争结束后，民主党迫于重建以来选举政治的巨大压力，逐渐转型蜕变，积极倡导非裔等少数或弱势群体的经济社会权利，赢得身份政治话语权和主导权。
第一，进步主义身份政治议程的萌发。随着南北战争结束，美国重建进程开启，战时发展起来的军工产业和技术革新引领新一轮工业化进程，迅速积累起巨大物质财富，从而开创了所谓“镀金时代”，以及共和党作为黑奴“解放党”的政治主导时期。但与此同时，美国政治腐败丛生，经济高度集中，社会千疮百孔，触发了始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政治改革进程。进步派反腐败反垄断，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扩大政府职能，以改善工薪阶层、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社会处境、提高民生福利。民主、共和两党原本都有进步主义者，分别以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威尔逊胜出，其上任后即落实经济及政府改革措施，民主党因而成为进步主义大本营。
威尔逊的进步主义改革着重以“制度重构”和“群体赋权”为突破口，在联邦和州层面推动选举制度改革和反托拉斯立法等议程，并把“国家”塑造成可直接干预市场、保护个体权利的仲裁者，淡化了传统上以地方、宗教划线的身份忠诚。这些举措削弱了既有政治经济寡头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客观上为工人、小农场主、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移民等“新社会成分”提供了现实可感的收益和“进步受益者”的政治参与身份。由此，威尔逊改革不仅重塑了国家—市场—个人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集体身份坐标和政治话语资源，更首次触及现代身份政治的内核。
第二，平权行动对身份政治的助推。经济大萧条发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总统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民主党在全国政治层面建立优势，向提高政府权威、加强国家干预、推进阶层与族裔平权等改良目标转型。罗斯福任内实施“新政”，开启美国史上最全面的国内立法进程。罗斯福“新政”大幅扩充政府架构，推行促进就业、扩大工会权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进步改革措施，着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改革举措增进社会福利、壮大工会组织，回应了中下层民众诉求，尤其是对非裔等少数族裔产生极大吸引力，为民主党打造了稳固的组织根基和选民基本盘。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社会权利运动风起云涌，各种边缘群体纷纷在政治上发声，主张与自身特定身份相连的特殊权利，要求得到社会尊重和认可。民主党主流派乘势而为，秉承进步主义改革传统，发扬罗斯福“新政”精神，提出“伟大社会”构想，并通过立法或行政干预将其落实为具体政策。1964年7月，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废除法律上的隔离，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籍的歧视，促使社会对种族平等的认识发生变化，为1965年《投票权法案》和后续平权行动政策等扫除障碍。1965年《投票权法案》废除歧视性投票做法，不仅关乎授予和保障非裔等少数族裔投票权，更涉及废除根植于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几代系统性权利剥夺，从根本上重塑美国政治格局。
在民主党主政下，无论是“新政”还是“伟大社会”，其政治实践的本质是通过立法行动或行政干预，实行以配额制或定额制为形式的旨在“纠偏”的平权政策，在招生、就业、升职、培训中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保留一定名额，追求一种“补偿性正义”，以此确保“政治正确”，并回应身份政治的诉求。美国平权行动起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公平就业、废除军队种族隔离等行政命令。1963年6月，肯尼迪总统在第11114号行政命令中正式提出推进平权行动的要求，即消除在涉及联邦资助事业的雇用问题上，由于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族裔背景而发生的歧视性行为。1965年9月，约翰逊总统签署第11246号行政命令，取代肯尼迪时期的第10925号与第11114号行政命令，落实《民权法案》关于平权行动的法律规范，为平权行动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应用和诠释奠定法律基础，标志着平权行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无论支持、反对或调整，美国历届政府都要在这一问题上表明立场。身份政治由此实质性进入美国公共政治空间。
第三，DEI议题的兴起与身份政治的内嵌。经过里根和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的缓冲回调，以及克林顿政府第三条道路的优化强化，平权行动在政治实践中逐步演化为DEI，即多样性（Diversity）、平等（Equity）和包容性（Inclusion）。DEI是在美国身份政治背景下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构建理念。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后，美国开始在政府、高校、企业中施行该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DEI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到不同群体，并开始涵盖性别、性取向和宗教等更多差异性议题，关注重点也从“融合”变为“推进多样性”。进入21世纪，DEI逐渐演变成美国各大公司的核心业务价值，并随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传播到全球，从而在美国主流政治话语中获得更大影响力。
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非裔总统，标志着民主党多元文化主义政治议程在21世纪迎来新高潮。奥巴马执政后，采取多种措施为身份政治造势，推动一些少数群体快速扩张，甚至创造新的群体。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2016年5月发布的“厕所令”。该行政命令力求保障跨性别学生升学时的隐私权，并要求全美使用联邦教育经费的学区和高等学校允许跨性别学生在就学过程中按照其认同的心理性别使用卫生间、参加相关体育比赛、入住学生宿舍等。尽管在全美引发强烈争议并立即招致司法挑战，但奥巴马政府仍着意将DEI发展成一种实质上与多元平等包容相悖的新身份政治，并试图以此重建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拜登政府上任后秉持“政治正确”立场，以联邦补助为杠杆，继续大力推进DEI相关议程和项目。拜登政府视DEI为美国的核心价值，力图把联邦政府机构打造成积极践行DEI的典范。就职首日，拜登共签署15项行政命令和2项指示，其中关于种族问题的第13985号行政命令《通过联邦政府促进种族平等和对服务欠佳社区的支持》，撤销特朗普第一任期旨在废除奥巴马政府“厕所令”、打击批判性种族理论并中止种族多元化培训的第13950号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部门和机构寻找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的方法，以推进种族平等与多元化。之后，拜登又陆续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指示相关联邦机构采取措施，纠正联邦政府过往歧视性住房政策；改革监禁制度，消除私人对刑事司法领域的不当影响；谴责美国境内针对部分少数群体的种族歧视和仇外排外心理等。与此同时，拜登组建了美国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内阁。从性别角度来看，包括其本人在内的26个内阁成员中，女性有12位，男性有14位，女性成员的比例大幅提高；从种族和民族的角度来看，白人阁员有13位，涵盖拉丁裔、非裔、亚裔、印第安原住民的非白人阁员有13位，各占一半。从性取向角度来看，性少数群体（LGBTQ+）在拜登政府内阁和其他联邦机构中也不乏其人。
除了在社会政治层面采取行动外，拜登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提升教育和商业领域的DEI程度。一方面，美国学校利用拜登政府的专款，采取对少数族裔降低成绩录取或为其预留配额等优惠政策，落实DEI承诺。另一方面，美国企业通过DEI培训“创造积极的工作场所文化”，为女性领导层、少数族裔员工和退伍军人设立资源小组。拜登政府将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与DEI“捆绑”，规定半导体制造商若想获得美国政府及其下属机构资助，必须满足DEI要求。
在美国政治生态演变过程中，民主党率先认识到非裔等少数族群和性少数群体身份政治的潜能，并通过一系列立法或行政干预措施，积极主导和推进身份政治议程，成功整合这些群体，形成民主党选举政治联盟，最终构筑起边缘身份群体选民，如拉丁裔、非裔、亚裔、性少数群体等对民主党的压倒性支持。同时，作为身份政治的重要主体，边缘身份群体对民主党投桃报李，主动参与民主党政治序列。在周而复始的政治周期轮转中，身份政治群体不断为民主党筹集竞选资金，进行政治动员，优化竞选策略，提供政策灵感，乃至直接推出政治候选人，从而大幅增强了民主党的竞选势头和政治动能。
当代民主党身份政治的影响
从观念到运动，当代民主党身份政治具有反对歧视不公、争取社会平等的积极意义。但身份政治假“政治正确”之矛，攻击并动摇美国传统政治秩序根基，使美国公民身份认同甚至国家认同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由此产生更为突出的负面影响。
第一，身份政治易于造成政治分裂，加剧政治极化。政治极化通常指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和两极分化。这种极化导致政治辩论对立、共识减少以及党派间敌对情绪加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治极化持续加重，民主、共和两党在种族身份议题上的分歧日渐加深，以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达到“超级极化”程度。与政治极化相伴随的是两党选民极化，两党选民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党认同越来越清晰、一致和强烈，双方在社会伦理、政治价值和重大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愈加对立。之所以如此，身份政治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两党精英及其基本选民均倾向于从身份而非政策方案质量的角度看待公共政策问题，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议题简单归结为身份差异，回避严肃的政治辩论，从而降低了公共政策质量。自奥巴马政府至当前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国会屡屡出现严格按党派立场划线的分裂性投票局面，造成议案或法案议而不决或政府“停摆”。
第二，身份政治导致社会“部落化”。身份政治支持者高举多元文化主义旗帜，坚守“政治正确”戒律，标榜少数群体在经历、语言、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强调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隔离、对立和冲突。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权利运动到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身份政治寻求标新立异，使人们局限于“一种自我转向”的封闭小圈子，拒绝接触和了解圈外的人和事。身份政治的这种社会碎片化功能建构了“美国是一个由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组成的马赛克”的观念，强化了美国各种少数和边缘群体的传统、意识和历史经验，推动形成不同且外在于美国公民身份认同的族群认同，从而在美国社会造就所谓“新部落主义”，对美国公民身份造成严重冲击，威胁美国社会共同体的团结和统一。
第三，身份政治激进化助推政治暴力，解构美西方文明秩序。在西方政治文化观念中，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运行有赖于一个共同的根基和理性辩论的空间。历史上美国政治文化是在白人文化和种族主导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美国人公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就在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而身份政治却直接冲击甚至消解这些“陈规旧律”。身份政治推崇多元文化主义，拒绝被主流文化同化或与之融合，并鼓噪族群或种族社区的多样性与分离倾向。在此新视角下，美国不再是一个享有统一民族认同的国家，而是由那些具有根深蒂固族群特征的群体所构成。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身份政治对美国社会的这种离散化影响，本质上是在解构西方文明。解构主义者鼓吹提高各少数族群和文化群体的地位、影响及法律保障，却把美国化的主张谴责为“非美”思想，以此将“合众为一”的美国信念重新诠释为“一含众多”。在政治实践中，身份政治主体趋于激进化，无意进行理性对话和辩论，甚至选择极端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从“黑人的命也是命”掀起的全美暴力抗议浪潮，到以言论激进著称的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遇刺，无不彰显出身份政治的阴暗面。
结语
过去半个世纪，特别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身份政治议题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大有从边缘走进乃至替代主流之势，对社会变迁、政策制定、公共舆论和个体思维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几乎重塑了美国政治辩论的传统模式，使身份和文化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然而，身份政治盛行掩盖不了其内在的社会腐蚀作用。作为“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身份政治本质上是有局限的和狭隘的。它以特定方式诠释或维护某种“身份”，只关注特定群体或特定群体中的某个个体，导致各族群之间离散、分裂和对立，甚至造成对美国白人群体的“逆向歧视”，侵蚀基于共同价值的美国公民身份认同，阻碍社会共同体的构建、维系和巩固。特朗普式白人民粹政治不但与身份政治一样不能解决美国政治顽疾，还可能加深社会分歧，造成更大内耗。由身份政治引发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问题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2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