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论郭沫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12 次 更新时间:2023-07-28 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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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进入专栏)  

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这作者致生特别兴趣,这样在读者也一定有的。

从“五四”以来,十年左右,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若是我们把每一个在前面走路的人,皆应加以相当的敬仰,这个人我们不能作为例外。

这里有人可以用“空虚”或“空洞”,用作批评郭著一切。把这样字句加在上面,附以解释,就是“缺少内含的力”。这个适宜于做新时代的诗,而不适于作文,因为诗可以华丽表夸张的情绪,小说则注重准确。这个话是某教授的话。这批评是中肯的,在那上面,从作品全部去看,我们将仍然是那样说的。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邀求一点另外东西。

诗可以从华丽找到唯美的结论,因为诗的灵魂是词藻。缺少美,不成诗。郭沫若是熟习而且能够运用中国文言的华丽,把诗写好的,他有消化旧有词藻的力量,虽然我们仍然在他诗上找得出旧的点线。但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压迫作为反抗基础而起的向上性与破坏性,使我们总不会忘记这是“一个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泪”,也有自承的“我是××主义者”,还是天真。因为他那时,对社会所认识,是并不能使他向那伟大一个方向迈步的。创造社的基调是稿件压迫与生活压迫,所以所谓意识这东西,在当时,几个人深切感到的,并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是冤屈,那倒好办,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啖饭的地方,天才熄灭了。看看创造社另外几个人,我们可以明白这估计不为过分。

但郭沫若是有与张资平成仿吾两样的。他虽然在他那初期创作中对生活喊冤,在最近《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两书发端里,也仍然还是不缺少一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但他谨慎了。他小心的又小心,在创作里,把自己位置到一个比较强硬一点模型里,虽说这是自叙,其实这是创作。在创作中我们是有允许一种为完成艺术而说出的谎骗的。我们不应当要求那实际的种种,所以在这作品中缺少真实不是一种劣点。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在鲁迅先生一方面,我们是都相信那中年人,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这脸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这脸上又各可以寻出一点远宗的神气,一个鼻子,一双眉毛,或者一个动作的。)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长处不是这样的。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绝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的一个人。可佩服处也就只是这一点。若在创作方面,给了年青人以好的感想,它那同情的线是为“思想”而牵,不是为“艺术”而牵的。在艺术上的估价,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一个随手可拾的小例,是曾经在创造社羽翼下成长的叶灵凤的创作,就很像有高那大将一筹的作品在。

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这个天生的性格在好的一个意义上说是很容易产生那巨伟的著作。做诗,有不羁的笔,能运用旧的词藻与能消化新的词藻,可以做一首动人的诗。但这个如今却成就了他做诗人,而累及了创作成就。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废话在诗中或能容许,在创作中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损失。他那长处恰恰与短处两抵,所以看他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

废话是热情,而废话很有机会成为琐碎。多废话与观察详细并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对于观察这两个字,是从不注意到的。他的笔是一直写下来的。画直线的笔,不缺少线条刚劲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笔用到恰当一件事上。描画与比譬,夸张失败处与老舍君并不两样。他详细的写,却不正确的写。词藻帮助了他诗的魄力,累及了文章的亲切。在亲切一点上,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对比,是在任何时翻呀著呀都只能用那朴讷无华的文体写作的周作人先生,他才是我所说的不在文学上糟蹋才气的人。我们随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写,那糟蹋文字处,使我们对于作者真感到一种浪费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他形容的地方都有那种失败处。凡是对这个不发生坏感的只是一些中学生。一个对于艺术最小限度还承认它是“用有节制的文字表现一个所要表现的目的”的人,对这个挥霍是应当吃惊的。

在短篇的作品上,则并不因篇幅的短,便把那不恰当的描写减去其长。

在国内作者中,文字的挥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然而茅盾的文章,较之郭沫若还要较好一点的。

这又应当说到创造社了。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那原因,委之于训练的缺乏,不如委之于趣味的养成。初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据地而猛烈发展着的创造社组合,是感情的组合,是站在被本阶级遗弃而奋起作着一种复仇雪耻的组合。成仿吾雄纠纠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恶骂,以及同样雄纠纠的郭沫若新诗,皆在一种英雄气度下成为一时代注目东西了。按其实际,加以分析,则英雄最不平处,在当时是并不向前的。《新潮》一辈人讲人道主义,翻托尔斯太,做平民阶级苦闷的描写(如汪敬熙陈大悲[1]辈小说皆是。),创造后出,每个人莫不在英雄主义的态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题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样子,话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他们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从一点伟大的自信中,为我们中国文学史走了一条新路,而现在,所谓普罗文学,也仍然得感谢这团体的转贩,给一点年青人向前所需要的粮食。在作品上,也因缺少理智,在所损失的正面,是从一二自命普罗作家的作品看来,给了敌对或异己一方面一个绝好揶揄的机缘,从另一面看,是这些人不适于作那伟大运动,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认真的一点平凡的顽固的力。

使时代向前,各在方便中尽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时代年青人,以及同情于年青人幸福的一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群力推挽的一件艰难事情。在普遍认识下,还有两种切身问题,是“英雄”、“天才”气分之不适宜,与工具之不可缺。革命是需要忠实的同伴而不需要主人上司的。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讲的。在文学手段上,我们感觉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因为我们总不会忘记那所谓创作这样东西,又所谓诉之于大众这件事,在中国此时,还是仍然指的是大学生或中学生要的东西而言!对于旧的基础的动摇,我们是不应当忘记年青读书人是那候补的柱石的。在年青人心上,注入那爆发的疯狂的药,这药是无论如何得包在一种甜而习惯于胃口那样东西里,才能送下口去。普罗文学的转入朝弄,郭沫若也缺少纠正的气力。与其说《反正前后》销数不坏,便可为普罗文学张目,那不如说那个有闲阶级鲁迅为人欢迎,算是投了时代的脾气。有闲的鲁迅是用他的冷静的看与正确的写把握到大众的,在过去,是那样,在未来,也将仍然是那样。一个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蹋文字,同时是为无数读者珍惜头脑的一件事。

郭沫若,把创作当抒情诗写,成就并不坏。在《现代中国小说选》所选那一篇小品上,可以证实这作家的长处。《橄榄》一集,据说应当为郭全集代表,好的,也正是那与诗的方法相近的几篇。适于抒情诗描写而不适于写实派笔调,是这号称左线作家意外事。温柔处,忧郁处,即所以与时代融化为一的地方,郁达夫从这方面得了同情,时代对于郭沫若的同情与友谊,也仍然建筑在这上面。时代一转变,多病的郁达夫,仍因为衰弱孤独倦于应对,被人遗下了,这不合作便被谥为落伍。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养到自己精神向前,但是,在茅盾抓着小资产阶级在转变中与时代纠缠成一团的情形,写了他的三部曲,以及另外许多作家,皆在各自所站下的一个地方,写了许多对新希望怀着勇敢的迎接,对旧制度抱着极端厌视与嘲弄作品的今日,郭沫若是只拿出两个回忆的故事给世人的。这书就是《我的幼年》同《反正前后》,想不到郭沫若有这样书印行,多数人以为这是书店方面的聪明印了这书。

《我的幼年》仿佛是不得已而发表,在自由的阔度下,我们不能说一个身在左侧的作者,无发表那类书的权利。因为几几乎凡是世界有名作者,到某一个时期在为世人仰慕而自己创作力又似乎缺少时,为那与“方便”绝不是两样理由的原故,总应当有一本这样书籍出世。自然从这书上,我们是可以相信那身在书店为一种职业而说话的批评者的意见,说这个书是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一个职业批评家,他可以在这时说时代而在另一时再说艺术,我们读者是有权利要求那时代的描画,必须容纳到一个好风格里去的。我们还有理由加以选择,承认那用笔最少轮廓最真的是艺术。若是每个读者他知道一点文学什么是精粹的技术,什么是艺术上的赘疣,他对于郭沫若的《我的幼年》,是会感到一点不满的。书卖到那样贵,是市侩的事不与作者相关。不过作者难道不应当负一点小小责任,把文字节略一点么?

《反正前后》是同样在修辞上缺少可称赞的书,前面我曾说过。那不当的插话,那基于牢骚而加上的解释,能使一个有修养的读者中毒,发生反感。

第三十七页,四十二页,还有其他。有些地方,都是读者与一本完全著作相对时不会有的耗费。

全书告我们的,不是一时代应有的在不自觉中生存的愚暗自剖,或微醒张目,却仍然到处见出雄纠纠。这样写来使年青人肃然起敬的机会自然多了,但若把这个当成一个研究本人过去的资料时,使我们有些为难了。从沫若诗与全集中之前一部分加以检察,我们总愿意把作者位置在唯美派颓废派诗人之间,在这上面我们并不缺少敬意。可是《反正前后》暗示我们的是作者要作革命家,所以卢骚的自白那类以心相见的坦白文字,便不高兴动手了。

不平凡的人!那欲望,那奇怪的东西,在一个英雄脑中如何活动!

他是修辞家,文章造句家,每一章一句,并不忘记美与顺适,可是永远记不到把空话除去。若果这因果,诚如《沉沦》作者[2]以及沫若另一时文里所说,那机会那只许在三块钱一千字一个限度内得到报酬的往日习惯,把文章的风格变成那样子,我们就应当原谅了。习惯是不容易改正的,正如上海一方面我们成天有机会在租界上碰头的作家一样,随天气阴晴换衣,随肚中虚实贩卖文学趣味,但文章写出来时,放在××,放在×××,或者甚至于四个字的新刊物上,说的话还是一种口音,那见解趣味,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处处是拙像蠢像。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原载1930年《日出》1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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